近代以来，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而卓越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方文化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形成了各自的文化观点。毫无疑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由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原则，体现了鲜明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因而从根本上塑造和改铸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主线层面清晰地影响和左右着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为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对的是，“东方文化派”却拒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原则，一味地“保守中国传统文化”，这使得他们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独特体认，但这种独特体认总是处于一个封闭的圆圈之中，他们的文化主张难以与实践和时代保持共振共鸣，从而缺乏创新动力。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今天，必须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东方文化派”之间的根本分歧，认清中国文化前进的动力源泉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真正守住中华文化根脉，呈现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更好地弘扬中国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通过对水源地六年的监测数据进行分析，考虑到水源地为河流，因此不对总氮进行评价。2016年水源地各月水质处于Ⅲ类～劣V类，水质波动明显。如果采用湖库标准对总氮进行评价，各月均为劣V类。水源地（不含总磷）各月水质仍然处于Ⅲ类～劣V类，水质波动明显。分析多年数据可以看出，水源地每年的5～10月份（丰水期）水质较差。

一、实现传统文化的革命性变革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文化究竟是什么？这一对文化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决定对文化的态度和处理方法。毛泽东对文化的基本观点是：“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毛泽东把文化界定为“社会和政治的反映”，并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反映，十分清晰地揭示了文化的三个重要方面。一是，不能离开经济、政治抽象地谈文化，尤其不能离开经济、政治抽象地谈文化的优越性。这显然抓住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更新的切要问题，因为当时包括梁漱溟在内的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完全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里摆脱出来，仍然抽象地认为“东方文化”是优越的，这成为近代中国文化更新的重要障碍。二是，既然文化是“社会和政治的反映”，并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反映，那文化就不是完全独立的，文化不但要反映政治、经济，而且要随政治、经济的变动而变动。时代在革新，文化也必须革新，文化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三是，文化和经济、政治表现为表里关系，文化不能独立存在，文化的实质和内里是经济、政治。一定的文化服务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因此，文化革命和近代社会革命是二而一的问题，不存在一个纯粹的文化革命，并且社会革命才具根本性。

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认为没有社会的彻底更新就不会有文化的彻底更新，“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文化的落后不是文化自身的落后，而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落后的表现而已。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首先不应该是“挽救”的问题，而应该是对其进行革命的问题。同时，毛泽东坚持认为，不是文化危机导致了社会危机，而是中国社会危机导致了文化危机，因此，把中国传统文化新生的努力放在文化自身的改良框架内是没有希望的，中国文化革新只有放在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革命的框架中才会有出路。

而同一时期的梁漱溟则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③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虽然梁漱溟也认为“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但这里的“社会构造”并不是社会的经济或政治，而是“种种伦理关系”。可以看出，梁漱溟的文化定义大大泛化了文化的概念，具有强烈的“唯意志论”和“文化决定论”倾向。梁漱溟的文化观也清晰地揭示了三个问题：一是，梁漱溟认为文化就是个体和国家赖以成立、赖以生存的东西，文化与人和国家是二而一的关系，相应地，文化的命运就是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二是，正是由于文化就是“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和“一切无所不包”，因此，文化就不能只包括有形的器物，它还包括“伦理情谊”“人生观念”等无形的东西，文化包括经济、政治等物质现实世界但又超越物质现实世界，文化世界与现实世界并不完全一致。三是，文化和经济、政治不可分割、互为表里，经济、政治里面都有文化，并且经济、政治最后都集中表现为文化，因此，文化更为根本、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能反映和体现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特点和文明程度，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实质上是文化的竞争。

要塑造中华民族新文化、坚持文化自信，就必须反对盲目西化，坚持民族特性。在这个方面，二者似乎有一定的一致性，但在实质上却有根本的区别。梁漱溟对近代以来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革新家”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批评洋务派“截蔓摘果”，批评维新派、革命派“与这东方化夙养的国民是何等的凿枘不入”④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页。，他也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新派”“还略不知拣择的要原盘拿过来”⑤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4页。。在梁漱溟看来，这些“革新家”的通病是因为不了解西方文化，尤其不了解东方文化造成的。他们学习西方“似受了药力的兴奋” ⑥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3页。，带有有很大的盲目性。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长处，是西方文化不能替代的，遭受危机的西方文化只有“转入”这一路向才能得救。不同于梁漱溟从文化本体层面展开的说理和争辩，在反对盲目西化和坚持民族性上，毛泽东比梁漱溟直接的多，他对“言必称希腊”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他强调共产党人建构的新文化必须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必须“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从总体上来说，梁漱溟反对盲目西化，是以“东方文化”在根本上优越于西方文化为前提根据的，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和实践之间的巨大脱节，拒绝对传统文化加以革命性的改造和创新性发展，这里梁漱溟体现的仍然是文化的保守主义；与梁漱溟不同，毛泽东反对盲目西化，却是以努力实现中国文化的更新为前提的，他主张用时代和实践的力量推动和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使之焕发新的生机，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梁漱溟所持观点虽然不完全对立，但分歧亦显而易见。前者坚持革新传统文化，主张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但并没有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比如毛泽东曾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而梁漱溟坚守传统文化，主张对传统文化必须继承，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比如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有“幼稚、老衰、不落实、消极和暧昧”五大病，梁漱溟也承认中国有些文化已经沦落为“吃人的礼教”，他甚至讽刺守旧派只是一些“陈旧古董而已”。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一贯而明确：一方面，对西方文化，梁漱溟肯定其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价值，坚持认为“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批评无条件的承认”③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6页。；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梁漱溟坚持要“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④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页。。当然这并不是说，前后两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其实在批判地继承和“批评的重新拿出”之间，确实隐藏着诸多不同，比如后者坚守的很多“文化精华”，可能恰恰是前者认为要剔除的封建糟粕，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理应转入的路向，也可能恰恰是前者认为应该避免的路向。历史已经证明，梁漱溟“批评的重新拿出”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跳出封闭的小圈子，不能从根本上把中国传统文化导入新局面，只有共产党人的“批判继承”的文化方法和开辟的文化发展路向，才能塑造中华民族新文化，推进人们坚定文化自信。

二、塑造中华民族新文化、坚持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目标

即使在革命战争时期，文化建设还不是革命的核心任务时，毛泽东也坚信，经过革命改铸的中国文化一定能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占据领先地位：“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如果说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前途是基于一种革命理性判断，并努力在实践中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创造条件、环境和力量的话，那么，梁漱溟则只是在学理和逻辑上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地位展开具体而详细的论证，他从“人生需求”这一哲学层面把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分为“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三个时期，并在对中国文化的理路和特点进行详细的剖析之后得出结论：“此新中国文化之路，也就是世界文化转变之所趋向。我们固要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而他们不领取中国的长处，世界人类更无从得救。”③ 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显然，梁漱溟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未来前景和世界地位是十分乐观的，但这种乐观缺乏现实的力量支撑，过多地体现为一种纯粹的逻辑演绎，只有在毛泽东建立的现实力量的基础上，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未来前景和世界地位才能变为现实。

对于文化上的奋斗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比梁漱溟明确的多：“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必须指出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主张从根本上变革中国传统文化，但这绝不是说，共产党人主张隔断中国文化传统，忽视对中国文化优秀资源的发掘和发扬。相反，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在实现传统文化革命性转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中国文化特点和文化规律，从而把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真正建立在科学、健康的轨道之上来。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或者忽视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规律，都不能塑造中华民族新文化：一方面，没有中国社会的彻底革新，中国传统文化就缺乏更新的土壤和动力源泉，“东方文化”就会陷入死循环和自我辩护，就不会有梁漱溟所坚信的“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页。；而另一方面，不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梳理，不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特长，不遵循新旧文化更替的规律，就难以精准地割除旧文化的弊端，难以找到新旧与中西文化的结合点，从而也难以实现真正的文化革新。

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认为文化的存亡绝续也是民族的存亡绝续，中国社会的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近代中国集中呈现的经济、政治危机，深层次折射的也是文化危机，因此，挽救中国的关键和不二法门就只能是挽救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把文化的命运与国家和个人的命运等同和连接起来，因此，在文化观上就不难理解，梁漱溟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梁漱溟不可能采取激进的态度和激烈的革命手段推进文化更新，而极力主张通过重新振兴传统文化和兴办教育来推进文化更新，从而避免因文化这一“根本”的动荡而引起思想的混乱和社会秩序的动荡。梁漱溟的文化观以及他对中国文化出路的设想，显然遮蔽了时代和实践的巨变，无法看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真正原因，这不但阻碍中国社会的革命性进步，也阻碍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和实践巨变发生联系，把文化封闭起来，企图脱离时代和实践来实现文化的发展更新。

整个求解过程：先对所有边界节点压力赋予边界条件，任取全部内节点的压力值作为第一次近似值然后逐行沿着油膜起始边到终止边计算内节点，凹槽内节点油压以供油压力Ps作为近似值。所有内节点计算完后可得到比上一次精确些的油压分布这样经过ξ次迭代后可得到精度较高的油压分布从而终止迭代过程。

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急需拿出应对方案的时代，以上两种文化观以及它们对传统文化的处理方式，必然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激烈的论战。毫无疑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比梁漱溟更加深刻地把捉到了时代的脉搏和文化更新发展的内在力量，前者的革命实践也比后者的“文化救国”实践更有效、更彻底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毛泽东的文化观必然成为塑造中国文化的主导因素和决定因素。

针对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企业应实行定员定岗的岗位工作责任制。将企业控制成本的工作责任落实到涉及工程建设项目的每一个人身上。例如：负责合同拟定和管理的部门要与业主和各级部门做好合同内容的沟通工作，明确合同各条款内容。对存在争议的部分要及时作出有效的沟通。施工内容或者材料价格变更时要及时与业主沟通，划分好责任。施工人员对施工工艺和施工设备进行统一的管理，确保施工工作正常有序的进行。这样将责任细化分配给各个岗位的工作者，不仅可以增加施工工程的工作效率，也可以有效的将责任与成本结合起来，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

三、文化要在时代要求和自身活力之间保持合力

从文化的创生和更新来说，时代要求对文化的改铸更具根本性，没有脱离时代的纯粹的文化发展。“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离开鲜活的时代，抽象地谈论文化的优越性，或一味沉浸于文化的自我逻辑演绎，文化就会丧失活水源头而走向封闭。从根本上讲，解决重大文化危机的出路也只能从时代革新中去寻求，而不能从封闭的文化体系中寻找，任何回避和脱离时代要求的文化救赎之路都难以走通，梁漱溟的保守主要体现在这里。他把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出路，主要放在对传统文化的学理分析和逻辑推演上，在很大程度上，他有意或无意回避时代的深刻变化，把一个时代问题，变成一个学术文化和纯粹的文化问题，因此，梁漱溟经过“周密”的论证，最后得出世界未来之文化竟然是“孔子的道路”，并认为通过“再创讲学之风”就可以达致“孔子的路”这一结论，是毫不奇怪的。我们也可以预见其必然失败的结局。时代总是变动不居的，而文化却总是相对稳定的，二者存在着矛盾，破解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文化应力求向“时代精神的精华”方向演进，而不是相反，在当前尤其不能“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4页。

从根本上讲，“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然而文化在时代要求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新时代道路的开辟也并不是通过“消灭”旧有文化实现的，相反，文化在时代巨变面前一定会发挥它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8页。时代的变迁总是需要一定的文化提供配合和支撑，因此，文化对自身的审视、调整，无论对文化自身还是时代要求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那种认为文化完全是时代附属物的观点，实质上是取消文化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主张通过彻底“取消”旧有文化的方式实现文化更新和应对时代变迁的做法，既无法开出新的文化，也无法有效地应对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一经产生，就在形式上取得了相对独立性，因此，时代问题并不一定直接就是文化问题；同样地，文化问题也不一定直接就是时代问题。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最明显的体现是它在形式上实现了自我整合、自我演绎的能力，以及观照、影响时代的能力。并且，文化的生命力，除了时代和实践的激发之外，文化鲜明的独特性、逻辑上的自洽性、提炼时代精神并把它纳入自身体系的能力等，也是其生命力的重要体现，而正是文化这种形式上的自我整合、自我演绎能力，使得文化总能沉淀一些十分稳定的文化精髓和形成独特的理路，一种文化如果失去其精髓和独特理路，这种文化就会从根本上丧失自身，从这个层面上说，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路和精神实质进行探寻，对唤醒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和内在生命力，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有价值的。

而在网络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上市公司在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要合理的应用各种信息及手段，转变信息披露模式，提升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保障信息披露的透明性。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文化的新时代，从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文化观的论争和批判中，可以得到的历史启示是，中华文化的构筑要始终把时代要求和文化自身活力结合起来：一方面，文化应积极回应时代问题，要根据时代变化勇于变革创新，要敏锐地把捉时代精神精华并把它纳入自身的体系之中，文化要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动、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同时，文化自身要活跃起来，要通过自身沉淀的文化精髓和独特理路审视新时代、影响新时代、引领新时代，并通过自身的运行逻辑、表现方式把时代和自身演绎出来、呈现出来，文化自身要有蓬勃的活力和形式上自我塑造、自我延伸的能力。只有这样，时代和文化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文化才能站在时代的前沿演绎自身生动的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