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1853年5月20日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评论，是马克思最早运用政治经济方法分析世界形势问题的文章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形势理论的形成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形势理论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并对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补充性意义。

以某纯电动汽车为研究对象，以传统汽车设计思路为基础，根据设计目标确定了动力系统的相关参数。介绍了动力性系统参数的相关计算要求，确定了各个部件参数。在设计逻辑门限控制策略以及双向DC/DC转换器的基础上，搭建了纯电动汽车动力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数学模型。在ADVISOR环境下对某纯电动的车动力系统进行了仿真，仿真结果验证了设计方案的各项指标的合理性。结果也表明电机在较高工作效率区间工作且电池具有良好的充放电特性。为纯电动汽车动力性能设计提供了一种高效可行的方法。

其中：a点的价格接近新进入成本，容量小于目标容量；b点的价格为容量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不能覆盖的成本，其容量略大于目标备用水平；c点的价格一般为一定比例的b点价格，其容量一般要大于一定比例的目标备用水平。其中a、b、c点的取值经常进行调整。

一、世界形势研究的新方法和新立场

伴随15至17世纪大航海运动和贸易航路的开通，有着强烈传教热情的欧洲传教士也扩散到了世界各地。欧洲传教士在热情传教的同时，还把其他世界尤其是东方的资料回传到西方。这些带有很明显传教士叙事色彩和东方文化的资料，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西方学者借此开启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这便是欧洲历史上的东学西渐潮。① 参见郑朝红：《16—18世纪“东学西渐”重探：动因与启示》，《贵州社会科学》2014第5期。典型的代表如伏尔泰《论各民族的风格与精神》、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加特策尔《世界历史要览》等。他们热衷于对东西方的不同国情，比如地理环境、民风习俗、社会建制、国家民族的一般历史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并从动机上考虑人类历史的一般性情况，以便更好地改良甚至设计欧洲的建制和未来。这个阶段的欧洲社会和学者对世界及其形势的认识，处于一般性描述、国情比较和动机学的认识阶段，静态的认知视角非常明显，尚未能对世界及其形势问题做出动态的和关联性的分析。① 参见马俊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第6期。在形势分析方面，值得注意的还有从事经济活动研究的学者，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了殖民地对欧洲的繁荣带来的影响，法国重农学派对英法贸易交换中比较优势的研究和利用等。他们的研究，是以欧洲国家及其内部相互交往为中心的经验性论证，对资本的分析限定于欧洲及其明显控制的范围内。随着启蒙运动逐步走向完成，原来的东学西渐潮流已被淹没或日渐式微起来，欧洲进步观和欧洲中心论的叙事成了主流。黑格尔不仅是欧洲历史性进步观的代表，还是欧洲中心论叙事的典型。与丰富的传教士东方叙述和静态的国情比较分析不同，黑格尔依据其思辨体系和历史哲学把人类不同区域文明抽象为相应的精神性类型，然后依次纳入到其认定的野蛮落后—文明先进的发展梯度中。② 参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106页。这样，原本带有空间性色彩的东西方比较研究，被时间性色彩的东西方比较研究置换，而丰富的具体的描述性和比较性认识，也被黑格尔抽象的精神类型所象征和凝固，从而东西空间之争，转变为古今时间之争，具体的描述性或比较性认识，转变为抽象性的和发展性的认识。在黑格尔这里，欧洲文化和精神便是世界文化和精神的中心，除了欧洲中心论，黑格尔甚至进一步主张德国中心论。③ 参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338页。马克思站在黑格尔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了上述研究在方法和立场上的缺点，《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对此有着清晰的表述。

第一，马克思在辩证规律的基础上，为世界形势的分析奠定了经济活动的认知基础。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思辨体系和历史哲学中辩证规律的普遍有效性，但却批判地指出黑格尔思辨体系的虚构性特征，马克思写道，“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9页。。马克思一方面大胆地把黑格尔发现的辩证法及其规律引入到世界形势分析中，把看似宏阔稀疏和没有联系的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放到了一起；另一方面则把中国与欧洲、东方与西方关系的分析，紧密地投向经济活动领域上来，这不仅克服了黑格尔思辨体系虚构性的缺点，还为世界形势的分析奠定了经济活动的认知基础。

第二，马克思使世界形势问题的历时性分析具体化。① 汪晓莺、蔡东伟：《共时性与历时性统一：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向度》，《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年第11期。马克思对世界形势研究的历时性具体分析，在两个方面比较突出：一是历时性的连锁反应规律的具体化，例如，在分析中国爆发十几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时，马克思便运用了这个历时性的连锁反应律进行论证，马克思认为英国的鸦片战争和鸦片贸易不仅使清政府权威受损，让中国被动与世界发生联系，还让中国外贸出超和资本外流持续和加剧，进而引发了中国内部危机，最终形成了持续性的强大的起义革命，这点论证很好地呈现了东西方联动的历时性连锁反应；一是历时性经验规律总结上的具体化，在危机和革命的关系上，马克思写道：“欧洲从十八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这便是对历史经验的规律总结，并使规律总结凝聚为一种可为实践的策动和相应局面处理的现实指导。

第三，马克思的世界形势理论是东西方共同在场的理论，是非中心论的世界图景认识和世界形势理论。③ 参见叶险明：《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第1期。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马克思运用“两极相逢”“对立统一”的规律，把东方和西方、中国和欧洲置入同一个在场。这个方法视角，比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更为宏大和全面，也比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图景更为平坦客观和完整全面。从理性认识的角度讲，我们对世界的分析要尽量客观，减少主观臆断；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进行世界形势分析时，应该摆脱中心主义思维的束缚和限制，防止中心主义思维视角带来的认识偏见和认识盲区。虽然黑格尔有着极为深刻的思辨思想体系和极为宏大的历史哲学，但持欧洲中心论的黑格尔从主观臆断出发裁定东方社会的历史地位。在世界形势问题的分析和认识上，黑格尔便失足于欧洲中心论而陷入偏见和成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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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当时东西方历史境遇下的政治经济活动的基本分析，《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为新的世界形势分析奠定了科学的和完整的分析框架。我们先对这篇文章的基本结构进行梳理，以便厘定出马克思是如何为世界形势分析建构一个通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的。

马克思不仅把鸦片战争和鸦片贸易对中国政局到社会发展各方面形势的影响简明扼要地呈现出来，还进一步地对形势及其未来发展做了总结——“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1～112页。一般地讲，革命产生于群众不满足于政权的压迫而转向组织化的反抗行为，革命往往意味着统治者出现了政权性的危机，组织起义军从事推翻原有政权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剧烈的革命行为，但是为革命制造广大人民群众基础的直接原因则是社会经济和生活基础的解体。近代中国社会解体进程很大程度上源起于鸦片战争和鸦片贸易。在鸦片贸易及其体系下，近代中国所处的形势是，对外将进一步卷入与世界接触，对内则走向解体的进程，清王朝处于统治性危机中。

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形势分析奠基

第四，马克思的世界形势理论拥有明确的内在理路。与一般性的描述、国情比较和动机学的偶然性和外在性分析不同，马克思把世界形势分析的基础奠定在政治经济活动上，拥有了明确的内在理路。相比于国情描述记载下的静态的单纯的认识，马克思的世界形势分析，因为有了政治经济活动的深刻理解，以及在此政治经济活动分析的基础上建构的认知模型，而具有动态化、关联性、奠基性、综合性的且非中心化的特点。而且，马克思并非简单地把东方和西方置入一个分析场域中，而是依靠内在逻辑联系使东西方各自形势之间的关联在理论上得到清晰而严密的阐释，这种研究方法远远地超越了主观臆断的和牵强附会的认识偏见，并克服东西方比较文化研究的理论盲区。

对外贸易是一种国际化的经济活动，是世界其他活动的基础。对外贸易及其相关项（包括贸易品项、贸易战争、贸易资本的流动情况）作为世界形势联动的纽带，是马克思分析世界形势的基础框架。当时的中国和欧洲的大宗贸易有：欧洲列强对中国输入鸦片和工业纺织品，中国对欧洲主要输出农产品茶叶。② 参见郭卫东：《棉花与鸦片：19世纪初叶广州中英贸易的货品易位》，《学术研究》2011第51期。马克思从国际贸易和贸易战争的角度，对中国阶段性革命出现和发展的原因，做了系统的梳理和解析。

如果按照这种世界形势演化下去，那么进一步的世界形势局面便是欧洲革命以及各种武力战争。从市场需求供给不平衡，到商业危机，到财政危机，到革命和武力战争局面，而战争将重新塑造新的秩序，这是马克思所发现的欧洲或世界形势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样的一般规律依然不够——按照这个一般规律，世界形势发展被一般性的演化空间约束，并以一般性的结果出现。如果是这种一般性的世界形势发展下去的话，欧洲将陷入危机之中。但是这种欧洲视角是不全面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为世界形势发展预留了其他可能的演化空间。

这需要从欧洲视角转换到世界视角来看世界形势发展的演化空间。在马克思看来，欧洲列强有能力依靠武力和战争，维持对其有利的国际贸易秩序，转嫁危机于世界其他区域以缓和西方内部矛盾和危机。这是西方在形势发展下的行动逻辑。而作为欧洲工业国家代表的英国便是缓和欧洲危机、维持西方秩序和利益的“先发”者。英国对此行动逻辑有着充分的敏感。从西方的角度看，转嫁危机，是世界形势发展的演化空间的自然延伸。

第五，马克思的世界形势分析具有综合性演化认识的特点。从理论方法的特征看，与自然世界的进化论和人类世界历史分析的进化视角不同① 参见L.特利隆：《再论马克思与达尔文》，张春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143期。，世界形势分析需要更为贴近于演化的视角处理。演化视角不排除进化论视角，演化中可以出现进化，也可能出现退化，这中间有一个人类的实践、选择和决断把世界历史和世界形势衔接起来的环节。中心论和进步史观往往掩盖或忽略了形势问题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其中中心论还容易从地域中心论扩展为人种中心论、文化中心论，滋生傲慢与偏见，人为地为认识分析制造障碍，扭曲形势演化的分析。马克思的形势分析克服了中心论和进步史观。马克思从欧洲不列颠的历史经验看趋势演化，进而转到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的判断上，不仅克服了中心论视角的偏见，而且呈现了趋势演化复杂性的一面。

对中国形势进行分析后，马克思顺势转向欧洲形势问题的分析上来。英国作为当时欧洲先进工业国家的代表和国际贸易主动供给的一方，对市场繁荣和危机的经验要敏锐得多，英国所处形势对当时的欧洲具有代表性。作为形势发展象征的繁荣和危机，其出现的规律总结是什么？马克思把以英国为代表欧洲列强的繁荣和危机置于国际市场供给和需求关系的考察中。如果国际市场需求缩小或增长速度缓慢，为了维持繁荣而扩大的工业供给将无处可销，作为主动供给一方的英国或欧洲的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这表明，是走向繁荣还是走向危机，这个动态的世界形势发展过程，内嵌在世界贸易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与动态展开中。供给方需要扩大市场来维持繁荣，而这种扩大市场的行为，如果处理不好，将会以竭泽而渔的市场扩大行为破坏需求端，最终反过来影响到供给的不可持续性。需求方需要减缓这个破坏性解体进程，扭转资本持续外流失血的局面，这需要改变供给结构和基本面，否则破坏性解体进程将加速进行。供给一端和需求一端的不平衡性发展，都将加剧危机。马克思运用外贸数据表明，中国茶叶贸易和欧洲鸦片、工业纺织品贸易向着不平衡的方向发展下去，国际的资本流动是不均衡、畸形和脆弱的。在这种不均衡、畸形和脆弱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联动中的中国形势和欧洲形势随之而来的局面将是中国革命将把普遍危机转递予欧洲并形成欧洲革命风潮。

马克思把繁荣、危机、解体、革命等形势发展置于国际贸易发展及其平衡性与否的分析上，这种对世界历史叙事和世界形势的分析是过去所没有过的。从国际贸易发展及其影响来考察人类社会或者某个国家未来的趋势进程，比如从贸易发展及其相关项的影响角度分析经济、财政、社会、精神等活动，分析世界层面的繁荣的到来、危机的出现、社会解体的进程、革命的爆发和持续等，是马克思在新的历史阶段下为世界形势分析所奠定的基本叙事框架。马克思的世界形势理论框架还得到了实证性数据的证实。从国际贸易发展及其资本流动与均衡的考察来分析世界形势，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形势理论的内在理路。

三、世界形势发展的演化空间和行动逻辑

从中国视角看世界形势演化的预留空间，虽然清政府也试图减缓政权性危机和革命的爆发强度，试图扭转中国社会的解体进程，并从根本上改变鸦片贸易这种不利的国际贸易体系，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已经深刻地卷入鸦片贸易体系的清朝中国，并没有能力挑战和改变西方“秩序”。这不仅是因为清朝中国从上到下普遍处于腐化麻痹的状态，中国人民的起义反抗缺乏理论和认识自觉，中国社会发生解体和官僚腐败而缺乏凝聚力，还因为西方拥有足够的武力，靠战争甚至支持中国内部革命威胁强迫清政府，让清政府屈服于西方的贸易秩序下。很显然中国对世界形势演化处于麻痹且尚未觉醒的状态，清政府在世界形势层面上的行动逻辑是不清晰的，至少清政府没有很好且清楚地运用西方的内部矛盾和中国局势对西方的影响，来为自己争取利益。当时的清政府仅从自身的利益考虑和其视野分析而给出相应的行动和策略。

马克思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围绕国际贸易分析而展开，其对世界形势发展的演化空间的认识也随着国际贸易局面演化的认识而展开论证。马克思指出，鸦片贸易产生的中国解体进程让中国的市场需求减少，这将使西方在国际贸易基础上建立起的繁荣不可持续，所以西方需要以自己的“秩序”维持在中国社会鸦片贸易体系。西方当然不是为了恢复和建设中国，西方给中国带去“秩序”的目的是为了“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西方所需要的“秩序”是更大程度地在中国获取“做洋货生意的特权”，西方所带去的“秩序”只会加大西方对中国财富抽吸的力度，而不是为了恢复中国社会。欧洲采取的措施，亦将激起中国的反抗和对外国人的仇视，进而更进一步地激起中国内部反抗清朝王权和贵族的统治。西方采取对外建立秩序的措施，是以围绕国际贸易来展开的，这便形成了对欧洲或西方立场视角而言的形势发展的演化空间的约束。

清政府面对鸦片贸易体系所导致的危害性局面，采取了如下几点措施；一是在军事上对付革命起义以化解自身的政权性危机，二是“减轻税捐，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准额外加征”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以纾解民困，减缓社会解体的进程。在马克思看来，中国对世界形势产生巨大影响的措施是围绕国际贸易展开的，这方面的措施才具有关键性意义。清政府“禁止鸦片贸易”、推动“排外政策”或者“有意在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的行为，将对世界形势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很显然，清政府采取措施反抗鸦片贸易，将严重威胁西方“秩序”。在需求侧清政府的反抗下，作为供给侧的西方，将因市场需求不足而陷入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进程中。

对象 举行过“校园行”活动的8所高校在校大学生共2057名，其中1977名学生进行定量的问卷调查，80名学生进行定性访谈。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机关都有食堂，只要不是家大口阔的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就餐，简单省事油荤足，即使困难家庭乡下来客了也会到食堂打一两个荤菜招待客人，那些客人回去后不把吃食堂的油荤嚼得干干净净决不会停嘴。

其一，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清政府面临统治能力的信任性危机。鸦片战争使得清王朝“声威扫地”，“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0页。。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上的失败使得其政权的统治力在形象上受损，这也让人民群众看到清政府色厉内荏的一面。其二，鸦片贸易使中国资本大量外流，窒息中国经济活力。清王朝因为鸦片战争而国门大开，中国被迫卷入更大规模更为不利的鸦片贸易和世界联系中。西方对中国的鸦片输出因鸦片战争的胜利而急遽扩大，鸦片贸易改变了东西方贸易过程中资本流动的方向，银源枯竭意味着清朝财政收入严重减少，而且清朝社会将面临基本经济活动血脉严重失血的局面。鸦片贸易正是清朝中国货币流失的原因，它窒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这必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其三，鸦片贸易输入的鸦片具有腐蚀性效果。鸦片的腐蚀性效果让清朝官僚阶层出现精神性危机和伦理危机，使清朝官僚阶层无法有效地运转其体制以克服危机：鸦片不仅从精神上让清朝官僚阶层完全腐化，鸦片的麻醉性效果还腐蚀了封建统治的父权伦理基础；在封建伦理基础瓦解、精神性联系丧失的情况下，清朝官僚阶层的协作能力必然大为降低；鸦片还有肉体麻痹的效果，让群众处于沉睡麻痹的状态，增加了中国社会觉醒的难度。其四，西方工业纺织品贸易摧毁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市场和鸦片贸易扩大相伴的，还有英国工业纺织品对中国的输入，这从根本上威胁着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不同于工业经济依靠机械大工业为人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经济活动提供商品，自然经济是一个“土生土养”的经济，自然经济中的衣食住行依赖于自然条件下的生产。英国工业纺织品对中国大规模的输出，必然严重破坏当时中国自然经济及其生活的基础——“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痛苦，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1页。。其五，战争赔款给清政府带来财政危机，清政府不得不把财政危机转嫁给民众。在鸦片战争及其贸易的影响下，清政府不仅陷入危机中，中国社会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亦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马克思还为世界形势未来发展的认识提供了充分的演化空间。对形势分析而言，单纯的内在理路是不够的，单纯的内在理路还不足以成为形势发展的充分论证。形势分析不仅要依其内在理路参与到现实世界的充分性评估当中，还须为形势的发展预留演化空间，并为当下的实践活动提供可行的操作空间和应对方法。在一个完整的形势分析当中，形势演化或形势发展所预留的空间，以及参与形势发展相关方的时下和未来可能的行动与决策逻辑，都需要得到充分的论证。理想的形势分析，意味着人的实践活动被充分理性化和自觉化。

在东方和西方、中国和欧洲都面临危机和革命威胁，同时中国又作为弱势一方的情况下，清王朝对西方秩序的反抗和挑战很可能会以屈服甚至与西方勾结的结果出现。清朝官僚和满洲贵族为了缓解政权性危机维持自身统治，与能够用武力威胁和颠覆清王朝、但又不希望清王朝过快解体、而把危机传导到自身的西方列强，是可以取得一定谅解，并达成勾结的。这种谅解和勾结，对西方而言，是为了维持西方秩序、自身的贸易利益、西方的繁荣和转嫁危机，对清政府的王朝和贵族统治而言，则是能够有效维持自身统治。当然中国和欧洲依然存在着矛盾，清政府和中国社会肯定试图改变和打破鸦片贸易，扭转对中国极为不利的世界贸易体系，而西方列强也绝不会轻易允许中国颠覆对其有利的国际贸易体系。从弱势的清王朝看，暂时的勾结、谅解甚或合作，亦是形势演化的自然延伸。

7.1.1 苗期猝倒病：苗床严格消毒，方法同上。底水浇足后，基本不大浇灌，出苗后喷施75%百菌清600倍液，或64%杀毒矾500倍液，每7～10天喷一次。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确实表露了世界形势演化的另一个可能结果——清王朝屈服在西方秩序下与西方列强苟合以延缓世界性的革命危机。这便是马克思为世界形势演化研究所预留的空间，这使我们在这个演化空间中能够充分理解各方的行动逻辑。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最后一段充分展示了世界形势发展的演化空间和行动逻辑——有能力维持和主导西方秩序的英国，还在进一步地加大贸易供给并期待繁荣；有能力参与和角逐西方秩序主导权的法国，则采取了垄断措施以应对危机和扩大利益；俄罗斯则准备在危机中打劫西方秩序和欧亚两头，等等。显然欧洲各方或对世界形势演化有着自己明确的算计，或以自身利益考量被动地应付世界形势演化，各方都以相应行动来支持和推动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化。

人才的教育培养实践周期较长，需要通过理论教学活动奠定基础能力，在实践活动中积累经验并提高实践能力。现阶段部分中小微企业在人力资源构建中更加注重短期利益，忽视人才培养及人才储备的重要性，并未将人才培养工作作为企业长效发展的主要目标进行规划。中小微企业将与高等院校的教育合作视为发展负担，未正确认识到企业与高等院校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及价值。因此，中小微企业对于与高校教育融合的忽视，将会失去技术更新及产业优化调整的机遇，错失与高等院校在智力合作空间中的合作机会。

四、研究马克思世界形势分析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留下了关于世界形势分析的大量文章，它们不仅具有理论的价值，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的理论体系的认识有着很好的补充性意义，同时，对分析时下世界形势、现实生活和实践任务有着明显的指导意义。

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形势分析和研究，于我们认识马克思所写的体系化的理论著述，具有很好的例证性和补充性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形势问题研究评述的文章，多发表在报纸评论上，数量庞大。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大量通信也是和世界形势的发展有关，这方面研究评述将更为庞大。这些研究评述往往篇幅不大，具有明显的即时性特征，显得比较丰富和庞杂。我们对之进行学习的时候，往往需要把这些研究评述划分为不同的板块。对这类即时性形势分析的一般性认识是很不统一的，这些即时性评述的主题和内容的连贯性和关联性、风格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认识方法相对统一性等方面尚未获得充分挖掘。相比于体系化的研究著述，马克思的形势分析的文章因其丰富性，反而显得灵活和富有教益。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形势问题的论述，对其他方面的学习具有明显和重要的补充性意义。体系性的研究著述和即时性的研究评述，可以更好地结合起来，以服务于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马克思的世界形势分析和研究为认识和实践活动留有充分的理性空间。认识的教条化倾向与线性思维和理论的封闭性约束有很大的关系，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具有克服形而上学的科学特性。马克思的世界形势研究不仅有内在理路作为基本约束，还为趋势的演化预留了充分的空间，从而行动逻辑及其策略选择既受一般规律约束又具相对开放的选择性特征，这可以有效解除形而上学封闭的或线性的思维桎梏。马克思世界形势分析的预留空间和行动逻辑，保证了实践依然有着充分理性化的约束，而不至于枉顾一般的规律和常识，同时又明确了实践活动可以改变既定的生活处境和原有的认识，通过实践或行动的选择给予充分的理性化准备，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实践的过程中更好地克服教条。马克思的世界形势分析展示了人类实践的充分理性化的必要和必然，为认识留有充分的理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