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②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这也就是说，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根本灵魂之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来源之一。“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借鉴的同时，也十分强调这种借鉴是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而不是照抄照搬，“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当今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组成就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世界“大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③习近平：《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2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59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大同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大同，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如25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孔子就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所谓大同，就是指生产资料共有，人们之间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剥削压迫、平等和睦相处、各有所得所乐。老子则勾勒了一幅没有欺压，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蓝图。孔子、老子的大同思想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表现出对远古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和追恋，并对中国历代思想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的康与之虚构了一个与封建等级制度根本对立的“计口授田”、人人耕桑、自食其力、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景象。到了近代，中华民族的大同思想又不同程度地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纲领。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破除国、级、种、形、家、产、乱、类、苦九界，实现 “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既无专制之君主，亦无民选之总统”的“大同之世”。近代民主革命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扩充自由、平等、博爱于全人类，大同盛世则不难到来。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中华民族不仅是胸怀远大理想的民族，而且是一个理想执著、为理想献身的民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虽有局限性，但是，浸润在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充满真正的公正、公平和天下大同的崇高理念与精神，则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必然归宿，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根据规范要求，对于算例中选取的某型动车组而言，轮轨垂向力的限值为170 kN；轮轴横向力的限值为56.26 kN；脱轨系数的限值为0.8；轮重减载率的限值为0.8。在不同会车车速工况下进行数值仿真，得到车辆的动力学响应，选取每种工况下动力学性能最差的轮对响应曲线，将其与安全性限值绘于图8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正当其时。这顺应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呼声，占领了人类发展理念的道德高地，就可能在世界范围之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引领世界和平、发展和合作的潮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还明确指出：“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根本上说，依靠世界各国人民，这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现实根本路径。

面对上述十分难得的机遇和十分严峻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指出：“人类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人们为了争权夺利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这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危机。另一种是，人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这就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作出正确选择，共同开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③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2月2日。这也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义与宗旨，是为了避免人们为了争权夺利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的恶性灾难，是为了争取和确保人们顺应时代和平与发展潮流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我们深知，最终构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十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全球仍然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对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反映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必须解决的问题”①习近平：《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②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强调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强调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面对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兴起与全球治理危机，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不断发展完善，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核心理念，体现着中国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生命力，在全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实际行动不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二 “以和为贵”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他把中国发展和世界共同发展有机结合，从古代丝绸之路汲取营养，创造性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中国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创建了新平台，为国际合作开辟了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顺应并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呼吁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建立客观反映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人类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难题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以和为贵”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今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厚历史渊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友好相处、互助平等的精神，既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其对外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在先秦时期尚无近代意义上的中外关系可言，但其有关谦下、仁和的思想都是十分宝贵的。老子所说：“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可能是最早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胚芽。孟子提出的“交邻国以道”、“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等思想，则体现了他的“仁政”理论。秦汉以后，对外交往逐渐频繁。汉代统治者主动采取了通西域的对外政策措施。西汉重要的哲学家董仲舒主张“洽四国”。唐代对外关系也有很大发展。唐高祖李渊明确主张，对周边邻国应“尽抚育之方”、“宏仁恕之道”。明代对外关系也有新的进展。明洪武初年曾任左丞相的李善长提出，对东西洋诸国“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清中叶以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积弱积贫，帝国主义乘机入侵。鸦片战争中杰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力主抗敌禁烟的同时，仍然主张对洋人“分别良莠”，对真正友人加以保护，行区别对待之策。孙中山则更明确主张，作为大政方针，应“持和平主义”，“用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轨者，用战争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国家之间，立约遣使，誓以永好，即无约无使之国，亦以礼相处，不复相凌”②《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页。。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对外友好相处的。互相之间即使有了不同的看法和争端，也总是首先采用平等协商的和平办法去解决，“化干戈为玉帛”。在13世纪末叶，客居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由衷地赞叹中华民族的和平主义精神。在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其《十六世纪的中国》一书中感佩地指出，在这个几乎有无数人员的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不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于自己的政府，拼命贪求别人的东西。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渡边秀方也认为，世界诸民族中大概再没有中国人那样渴求和平的了，他们很少对别的民族从事侵略的攻战。从这种传统美德里，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渊源。在推进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同样应遵循这一精神。

三 实行“开户牖”与更加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页。

实行“开户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有人误认为中华民族历来闭关锁国，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孙中山先生早就指出：“开放主义，我中国古时已行之。”①《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2页。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总是以博大开放的胸襟，采撷异域的文明之果，同时也把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早在公元前2世纪，被誉为“东方哥伦布”的张骞便开通了经西域通往中东、欧洲的“丝绸之路”，建立了中国与西方诸国经济文化的联系。之后，唐玄奘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中华民族的友好使者走向世界；与此同时，唐宋之时，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国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中国与世界各国掀起一次又一次经济文化交流的热潮。明末以后，西方文化较多地传入中国。为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与合理因素，中华民族的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开展学习、介绍、传播西方文化的工作。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悉心研究并积极译介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便是这方面的典型。值得注意的是，进入18世纪后，西方的商品、科技、思想、文化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渗透扩张，特别是随着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涌进来的。关于如何正确对待西学，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发表了大量见解和看法。有人主张“严海禁，闭关自守”，有人极力美化西方文化，主张全盘照搬。鸦片战争时期爱国士大夫集团的重要成员魏源编写了《海国图志》，对强国御侮之路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他特别强调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主张“不必仰赖于外夷”，但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晚清时的姚莹、包世臣、冯桂芬、王韬、张之洞等都纷纷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甚至改造中国政体等主张。孙中山则更明确主张对欧美取“开放态度”、“开放主义”、“开放政策”。他还明确提出，应“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但决不是“全盘搬过来”，应以东方文化、中国文化为基础，学习欧美的先进科学技术，用以自卫、自强和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主张对外开放。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里的外国，是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美国调查机构称中国网民患有“坏消息综合症”的比例为62%，与世界平均值41%相比高出21%。这一症状的背后，隐藏着互信缺失、生活无望和内心焦虑。

威武不能屈，这是民族繁荣、实现大同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世界大同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但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只要有阶级压迫和根本利益冲突的存在，战争就不会消失。晋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难也。”中华民族在充分认识战争是人类深重灾难的同时，又把战争分为“不义”和“义”两种。“不义”之战即侵略战争，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所不齿。《管子》一书指出：“夫兵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老子主张“不以兵强天下”。墨子也主张“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但是，对“义战”即反侵略战争，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则坚决支持，并认为正义战争对人类社会起着积极作用，所以主张积极做好义战准备。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深感维护国家统一是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中华民族对危害国家统一的内部叛乱、分裂行为和外部颠覆行径都进行了坚决英勇的斗争。了解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优良传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当今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反对外来干涉、实现内地与台湾统一的坚强决心。维护祖国统一和实现世界大同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国家和民族才能强大、繁荣和发展，才能有效抵御大国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侵略和颠覆，建立真正合理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全球经济文化的发展，才能为最终实现世界大同逐渐创造和积累足够多的物质和文化文明。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景是明确的。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按照中共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②《中美元首出席中美企业家对话会闭幕式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互利双赢》，《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1月10日。。我们坚信，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必将展现其多彩多姿的新局面。

四 “威武不能屈”与决不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1945年，联合国之所以成立，一方面是人类深刻反思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并试图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的共同心声，是防止大国强国寻找借口对小国弱国滥用武力、维护世界和平及安全的保障；另一方面，也是苏联及其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和反殖民、求独立的一切国家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结果。《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不使用武力侵害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部分。世界上某些大国很少提及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的理念，并特别提出“一国优先”的理论。这实质上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新的表现。我们应该更多地争取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团结更多的国家和各国人民。全球治理，包括经济政治等一系列治理，都应力争放在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的框架之内。任何大国和大国集团都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不能代替联合国的作用。

社论中的读者称呼语主要包括“我们(包含受众)”、“中国人民”、“全国各族人民”等，其中“我们”占了90%以上，而“中国人民”、“全国各族人民”并不会让读者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体现了社论作者从读者的角度来审视语篇，积极邀请读者介入语篇，从而调动读者积极性的意图。读者称呼语主要分布于语步3、语步4和语步5中，语步5中出现的标准频次较高。因为语步5用于号召受众，使用包含受众的“我们”并配合使用祈使动词“让”，“让我们”可以明显地拉近作者和读者的心理距离，协调语篇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显著地彰显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意愿。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特点。因此，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实行开放政策，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更不能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否则就必然落后甚至挨打。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又都必须结合各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坚持趋利避害的原则，有所取舍，而决不能照抄照搬，否则也会最终危及自己的生存。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开户牖”思想给予我们的启迪，对我们今天正确参与和推动全球化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被推为百代论兵之祖、千古武学之圣的孙子在2500余年前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在当今世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结论并没有过时。冷战结束以后，局部战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战争仅是改变了形式而已。枪与炮的战争形式转化成为了意识形态战、经济金融战、规则规制战和高新科技战等等，军事实力和霸权则一直是它们的有力后盾。

2012年1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军要深刻认识军队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军事斗争准备的龙头地位不动摇，全面提高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6页。2017年8月1日在纪念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十分明确指出：“必须始终聚焦备战打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安不可以忘危，治不可以忘乱。我们捍卫和平、维护安全、慑止战争的手段和选择有多种多样，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明确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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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台湾、南海以及朝鲜半岛等一系列涉及我国重大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亮明立场，划出底线，敢于斗争，有力捍卫了我国的核心利益和正当权益，极大振奋了党心军心民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和认同。这也为我们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战略保障。

职业教育主要培养面向企业一线具有较强实践性和职业性的技能型人才，要求教师不仅具备专业理论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实践能力。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新情况的出现，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总量不足、培养机制不完善等，因此，有必要分析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