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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新闻话语观与融媒传播实践

更新时间:2009-03-28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缔造者之一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其新闻话语观与新闻实践对党的新闻传播事业居功至伟。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解放事业从城市到乡村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也从当时新闻传播事业相对发达的中心城市长沙、北京等地,辗转至媒介传播条件原始简陋的穷乡僻壤甚或居无定所的行军征途。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掌握新闻话语的主动权与主导权,形成了具有鲜明实践性和革命性等特征的新闻话语观。当下,深入考察毛泽东新闻话语观的实质与特征,总结毛泽东新闻话语观与融媒传播实践的经验,对发展融媒时代党的新闻传播事业和加强舆论宣传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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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新闻话语观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毛泽东新闻话语观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回答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就本质而言,毛泽东的新闻话语观是毛泽东对新闻话语的根本看法,包括对新闻话语的性质、内容、形式和功能等方面的看法。毛泽东的新闻话语观是毛泽东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新闻观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所以毛泽东新闻话语观具有丰富的内容。

就性质而言,毛泽东的新闻话语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它是在融合马克思主义话语资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资源以及西方进步文明话语资源的基础上,联系当时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十分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并作为一种话语资源融入了新闻工作中,成为毛泽东新闻话语的灵魂。而中国优秀统文化的核心是语言,自近代开始的白话文运动,本身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所承载的中国优秀文化价值观念,也一并渗透并融铸于毛泽东的新闻话语中。自近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后,西方进步的文明也以种种方式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民主、平等、公正、自由等价值观念为毛泽东等进步的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并通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改造后融入到新闻话语之中。就内容而言,毛泽东强调新闻话语必须反映最新的社会实情,真实表达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底层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情况,反映人民的利益和呼声。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话语体系是话语主体的价值、地位和权益等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意义表达系统。一定话语主体的话语体系,实质上是反映主体的价值观念、社会地位、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等生存条件的意义系统。因而,马克思主义认为,新闻话语总是反映一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他将新闻事业与党的事业统一起来,强调新闻的党性以及新闻话语的意识形态性。毛泽东的新闻话语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密切关联,具有丰富的内容。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明确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就形式而言,毛泽东特别强调反对党八股,主张新闻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报道人民自己的事,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就功能而言,毛泽东认为新闻话语要表达事实和真理,服务于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革命与建设实践。

单位用水量和水胶比的确定:单位用水量及水胶比根据《铁路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TB10005-2010)的设计要求和以往经验,初定基准配合比单位用水量为140kg/m3,水胶比为0.28,调整试配配合比水胶比分别为0.27和0.29。

熟悉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传播环境,并灵活创新融媒传播实践,这样,长征才真正成为“宣传队”和“播种机”,中国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冲破地理环境、乡村社会的封闭和国统区的封锁,逐步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所知。

第一,全媒体时代,增强新闻传播公信力,避免“塔西佗”陷阱的根本保障在于人民的利益诉求得到切实维护。首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质要求,也是全媒体时代打造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平台的最高谋略。伴随网络建设高速发展,媒介融合、全媒体传播、融媒时代……一系列新鲜概念纷至沓来,不少媒体人、媒介单位或多或少都有些无所适从,甚至害怕被淘汰,这实质上是长期脱离群众、习惯于机关衙门作风所导致。不能深入群众,不熟悉全媒时代传媒语言的发展变化,也不能熟练运用和灵活创新信息传播模式,同时更没有意识到传、受互动是了解民情、民意的最新渠道,因此既不自信、也不他信。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指出要迈开两脚多走走,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召集明了情况的开个会,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坚持群众路线,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粉丝”1000万的背后——打造微信舆论阵地的新新“新华体”》一文谈到,新华社“刚刚”之所以被刷屏,既是因为小编熟谙网民表达、对传统媒介语言的突破,也是因为后台互动,增强了黏着性,与网民同气连理陈子夏:《“粉丝”1000万的背后——打造微信舆论阵地的新新“新华体”》,《中国记者》2017年第8期。。其次,党的话语自信正来自于人民的认同。毛泽东新闻话语的成功传播,不仅仅在于话语自身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更主要是这一话语体系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维护了觉醒的人民大众的种种权益,从而更具合法性地维护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媒介话语体系的传播。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新闻话语说到底也只能是话语,其传播效度最终要受到实践的检验和制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到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从2017年度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来看,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新闻事件总能在短时间内燃爆舆论场,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舆情涉事主体若是倾听民意,实事求是维护群众利益,信息公开、透明,往往容易形成社会共识,增强社会公信力,扩大传播效果。

其次,毛泽东新闻话语具有鲜明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属性,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新闻话语始终坚持表达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意义,为人民的解放和自由而鼓与呼。与孙中山等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将受众定位于社会的中上层不同,毛泽东与觉醒了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将新闻话语的受众定位为广大民众,揭露民众遭受各种强权侮辱、损害的真实状况,呈现出民众的“受动性”与“制约性”,指出民众联合是历史变革的根本力量,从而鼓动民众焕发出主体的、自觉的革命性力量。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青年毛泽东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深刻地反映了千百年民众遭遇的精神和肉体的种种压迫。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毛泽东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自觉地使报刊(媒介)变成党的喉舌,与民众始终保持着不间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反映和干预革命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新华社等的指导中,多次强调要反映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和正在发生的革命运动与斗争状况。印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坚决反对新闻与老百姓实际生活和实际心理需求相脱离。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报纸媒介切实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宣传机构。毛泽东同志亲自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了上百篇新闻稿件,被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

第二,毛泽东新闻话语观时时刻刻主张和践行传播者与受众在语言的能指、所指和意指方面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内,信息的编码和解码之间是相互融通的良性关系,这是其新闻话语融媒传播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简言之,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与西方现代化大生产紧密联系、具有世界视野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如何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各地域、各阶层和各民族等不同文化的认同问题。作为毛泽东新闻话语在传播方面遭遇的不同文化语境、不同话语体系的问题,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新闻话语基本内容作为信息“编码”,被人民大众准确有效地接收和“解码”,并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关键。

将渗流区域Ω离散化,剖分为m个互不相交的单元体e,单元含有M个节点,取插值函数为Ni,则单元体内任一点的水头表达式为:

二 毛泽东新闻话语观指导下的融媒传播实践

第三,高度的为人民服务意识是融媒传播成功的根本保障。一言以蔽之,只有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务实而灵活地采取各种民众适应和接受的传播手段,写出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新闻话语。融媒传播不单单只是学会技术的有效利用,更指一种传播理念,这种传播理念的本质在于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深入到群众中,才能全面体察受众可理解、可接受的种种传播方式以及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才能灵活创新融媒实践,解决种种语言障碍与文化鸿沟的问题,展开针对性、有效性传播。毛泽东指出,要“注意各部分的游民生活和性质之不同”、依照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只有扑下身子深入到人民实践中,体察人民之疾苦,切实为人民服务,才能够与老百姓的话语体系融为一体,实现革命话语的传递,并创新各种融媒传播条件,真正实现传播的时效、实效。

毛泽东具有鲜明的现代传播意识。报纸,就是当时的“新媒体”,毛泽东创建《湘江评论》,借助报纸宣传劳工革命。运用今天的话来说,《湘江评论》在当时是粉丝无数,毛泽东创立的“激情体”文章无论在可读性还是传播性上都秒杀掉其他多家新闻刊物。创刊号首印2000份旋即售罄,再加印2000份又迅速卖光,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很大影响。即使后来《湘江评论》被军阀查封,毛泽东作为“特约记者”在诸如《大公报》等的知名报刊上写文章,相关媒体特意注明“本报忝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足见“新媒体人”毛泽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革命根据地和长征途中,只要条件稍微允许,就积极建立报社、电台和广播等,借助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传播革命话语。

第一,毛泽东新闻话语的融媒传播途径极为灵活且接地气。毛泽东既有效地利用了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又结合不同的信息传播环境,因地因时制宜创新传播形式、方法和手段,成功展开劳工革命的新闻宣传动员。

因为转战大江南北,物质极度匮乏,再加上敌方封锁,中国共产党长时期缺乏相对稳定的宣传环境,且传播环境异常复杂。民众和军队士兵很多根本不认识字;沿途跨越不同省份不同地区,途经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军队战士也来自五湖四海,互相之间语言不通,既有地域方言的障碍更有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字的阻隔;同时存在着不同话语体系的差异,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话语体系经常格格不入。据此,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新闻传播话语采用了灵活、多变的融媒传播手段。从传播场地来看,凡是群众可能接受信息的场合,如山崖石壁、大树枝干、门板墙头、村头村尾等都可看到新闻话语的传递;在发行渠道上,毛泽东也对当时的邮寄等问题提出了技术方面的要求;传播形式上,采用刷大幅标语、绘制漫画、革命歌谣、群众大会等等可以利用的一切传播媒介展开宣传,这其中既包括群众和战士已经熟悉习惯的信息接受形式,也创新了现代表演、化装宣传等新的信息传播样式。毛泽东非常鼓励传播形式的创新,比如在1929年10月的《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指出了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

毛泽东早期的重要活动当追溯至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当时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等,在激进的新文化运动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展开马克思主义传播和革命实践。换言之,毛泽东的新闻话语建设从一开始,就自觉贯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与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国家前途休戚相关;同时,当时的中国已经被迫卷入世界市场,因此,毛泽东的新闻话语就具有深邃而宽广的世界历史性视野,反资本全球化、争取民族独立和人的解放是其本质内涵,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再次,毛泽东的新闻话语观具有世界历史性视野,最广泛地、也是最深刻地动员了最广大人民的参与,最终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对一切敌人的胜利。毛泽东新闻话语的深刻性体现在对时代及其发展趋势的把握上。他以“全球观”来为中国革命定位,认为中国革命受世界环境与中国社会状况的双重制约。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就已经被动地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中国革命的性质已经转换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早在江西瑞金时期,《红色中华》就已放眼世界,报刊设有“国际风云”、“世界零讯”、“国际时事”等板块,关注着世界每一个犄角旮旯的动向,拒绝做井底之蛙。1955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页。。新华社由此开启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进程,一大批驻外分社纷纷建立起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实践中遭遇的文化传播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毛泽东始终主张在与人民群众的实际交往中,逐步理解、接受、学会并能灵活使用受众的信息编码和解码方式,使不同的话语体系发生碰撞、交流和融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话语的宣传。首先,在传播语言上,毛泽东和共产党每到一处,都注意了解和学习地方语言,以受众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形式展开传播。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提出要下决心实地跟老百姓学,“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提倡语言大众化,要写老百姓都能听得懂、喜闻乐见的作品。不仅要学会老百姓语言体系中对具体日常事物,如土地、房屋和牛羊等能指形式表达,还要学会理解群众深层次的物质和文化诉求。其次,从新闻话语内容来看,毛泽东讲要与老百姓多聊聊猪、白菜、庄稼收成等群众关心的民生话题。引用列宁怎样做传单,告诫宣传工作者要注意如实反映群众实际的困难和受压迫生活,并且提出相当的维护群众权益的政治要求,才是实际地做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宣传,“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再次,毛泽东认为实际行动更是有效的宣传模式,实际行动的符号学意义是“润物细无声”。“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给予俘虏优待和人道主义的尊重是对敌军宣传、扩大革命影响的极有效方法。作品中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现实生活中要把共产党人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实际地体现出来,这是对群众、对战士,也是对敌人做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根本有效方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日常行动贯彻,以及对群众实际生活的帮助和党群关系的融洽,构成庞大的符号能指系统,其所指则是共产党的集体形象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内涵。在此基础上,才能讲得清楚进而让受封建宗法制影响的受众逐渐接受“解放”“同志”和“干部”等等现代语词的具体能指和所指,才能理解和接受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

由此,党的新闻舆论宣传的“编码”和“解码”之间既非话语霸权主导下的被动接受,也不是对抗解码状态,而是处于协作互动的良性关系,群众焕发出自主、自觉的历史创造力,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就这样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

毛泽东新闻话语观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一新闻话语观指导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融媒传播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当时所处历史语境十分复杂,从中心城市的报纸、早期广播,到山区、乡村的口口相传(甚至有民族语言、方言的障碍)等传播条件极为有限,但就其时效来看,毛泽东和党的新闻话语广布人心,从国际到国内、从国统区到革命区、从大城市到偏僻村野,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新闻话语融媒传播的成功实施,得益于其灵活而接地气的融媒传播途径、传播者与受众相互融合的良性关系以及高度的为人民服务意识。

三 几点启示

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即讯息”,但其一个基本前提是:能够以受众为中心,从受众接受信息时效出发,才能实现新闻话语的有效传递。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结合人民的进步和发展,展开识字、扫盲和现代文艺演出等各种形式的苏维埃文化教育,提高民众的信息接受能力,进而塑造了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今天,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新闻话语,进一步加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首先,毛泽东新闻话语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性,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揭示历史的本质,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解放发声,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毛泽东的新闻话语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马克思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呼唤和鼓动人民起来为解放而抗争,自觉地把报纸(媒介)看成人类社会解放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他以磅礴的激情喊出了当时历史最深处的呼声,一时之间人们竞相传颂《湘江评论》,甚至声动京城。当时中国理论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李大钊认为《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这种主观的激情召唤既组织起了民众,也遭到了敌对者的仇恨和其他不同意见者的攻击。但是,正如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所述,“即使恶劣的激情渗入报刊”,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而这种激情的“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药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毛泽东在对中共新闻工作的实际指导中,多次强调新闻真实及其力量,借助客观的、实际的社会调查和新闻调查把变革历史的本质力量显现出来,有力地向群众宣传和组织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二,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网络全球化时代打造新型舆论宣传平台的重要保障,也是根本目标。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纵深,意识形态之间的纷争借势互联网等传播手段,内外紧密关联。一直以来,西方国家试图凭借网络资源霸权和传媒中心话语优势,巩固和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地位,为资本全球化开疆拓土。因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回击国外丑化民族形象、诋毁中国现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从而增强新闻传播力的重要保障。同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也是对毛泽东新闻话语世界历史性视野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根本目标,为世界各国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人类共同价值,形成强大的话语支持。

顺应电气化的发展趋势,盖瑞特在60多年涡轮增压技术积淀的基础上研发的电动涡轮增压技术非常独特和领先。电动涡轮增压器内部集成了高速电动机,效率更高。在发动机起动的时候,电动机驱动增压器就立刻能够高速运转,发动机1 s之内即能达到90%的最大转矩,大幅减少涡轮迟滞,同时在废气能量过剩的时候还能够进行能量回收。

实验方法:如图1所示,在两个支撑物A、B的上方放一块弹性演示板,当中间不放重物时,可以看到弹性演示板平直无弯曲。当用手在弹性演示板的中间用力下压时,可以看到弹性演示板的中部明显向下弯曲。这可以形象地说明压在木板上的力是压力。然后在弹性演示板的中间放一重物,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所以,压力与重力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第三,培养造就一支新闻舆论工作队伍,提高大众媒介素养。全媒体时代,信息瞬时传播、传受界限模糊,党要切实管好和领导好新闻舆论宣传,强化新闻的党性原则,就要培养造就一支新闻舆论工作队伍,更要提高大众媒介素养,引导党员、干部和群众借助新媒体随时发声,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自觉传递。毛泽东特别注意新闻宣传者的理论素养和实际工作能力,亲自参与了宣传队伍的具体组织建设;同时号召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成为宣传家。毛泽东指出:“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新闻工作者既是现实意义的话语传播者,也是党和人民的各项工作的实际组织者与参与者;并且不仅宣传部门和宣传工作人员,而且每一个共产党党员、每一位社会主义公民,都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话语的实际宣传者。《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谁建群谁负责”,正彰显出人民参政、议政的民主建设意识,是毛泽东新闻话语观在全媒体传播时代的新发展,净化网络空间是社会主义公民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当负载量较小时,涂层中纳米粒子在紫外光照射下所产生的电子-空穴对的数目也相对少,不足以使废水中的甲基紫充分光催化降解;当负载量太多时,单位面积上纳米粒子数目太多会阻碍紫外光与涂层中纳米粒子的充分接触反应,从而降低纳米光催化涂料的光催化氧化效果.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新闻话语观与融媒传播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服务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在话语内容建设上始终与群众休戚相关;确保了无论处于何种传播环境,总能灵活创新畅通传播渠道。毛泽东的新闻话语观与融媒传播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传播领域的中国化发展,对于当今媒介化社会建构和建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媒介话语体系,打造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平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李燕,赵士发
《毛泽东研究》 2018年第02期
《毛泽东研究》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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