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维先行于实践智慧的方式并非仅仅表现为“雄鸡一唱天下白”，它同样基于对过往生活的反思和对当下世界的批判。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乃是哲学思维先行于实践智慧的重要象征。

一、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之相互嵌入的原始发生

任何哲学理论都是植根于生活实践的，要么是对实践问题的哲学解答，要么是对价值问题的哲学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来的艰辛探索让人们进一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沿着思想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两条进路去追寻这一问题的答案。这就是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真正的相互嵌入过程的历史开端。

（一）价值哲学的兴起与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追问与追寻

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哲学的意义上，既是反思的、批判的，又是建构的，而这三种诉求均奠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向每一个人提出的理论难题和实践困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人们试图从哲学高度反思和批判贫穷的根源、寻找摆脱贫穷的道路。这在当代中国哲学系统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即在唯物论和认识论之外嵌入了价值论的视野。实践是检验一个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这个命题，实质上是一个价值论命题，表面看似乎是在寻找证明一个认识是否正确的根据与标准，实质上是在寻找何种正确认识才能指导社会主义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但更为深入而复杂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实践？谁的实践？于是问题就变成了：把谁的实践、把实践的什么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把动机、过程还是结果作为标准？这种追问的一个思想成果就催生了价值哲学或价值论的兴起。价值哲学的兴起在哲学上的意义就在于，在原有的哲学体系中建构了一个价值论维度。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由外向内的嵌入过程，而是原本就应该有价值哲学这个部分，现在不过是把它开显出来而已。至此一个相对完备的哲学系统就被建构起来了，这就是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而哲学系统的这三个领域、三个维度正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三个学科视野。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价值哲学研究在两条道路上展开：一个是学科自身建设，一个是社会价值问题研究。前者需要回答以下问题：究竟什么是价值？是从主体方面还是从客体方面去界定价值？价值的主体是享用者还是供给者？学理上的学术成绩突出地表现在标志性成果的问世：《世界的意义——价值论》（李连科，1985）、《价值论—— 一种主体性研究》（李德顺，1987）、《价值与价值观研究》（杜齐才，1988）、《价值哲学》（王玉梁，1988）、《价值学引论》（袁贵仁，1991）。在致思范式上，主体主义和结构主义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其中主体主义的致思范式具有长久的哲学意义，因为价值哲学如果没有了主体维度也就没有了赖以进行界定和断定价值的前提。同时，主体主义致思范式的坚守与贯彻为价值哲学进入教育学、经济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提供了理论支点。而对社会价值问题的研究要求回答：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究竟以怎样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观念基础？于是一种力求回答现实价值问题的文化哲学迅速发展起来。

（二）文化哲学的兴起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观念基础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在经历了约10年的历程之后，将一个重大哲学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即拿什么样的文化体系作为支撑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基础和制度保证？文化哲学的兴起就是积极回应和回答这一问题的理论努力。文化哲学的兴起与发展也充分体现了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双重变奏，即相互嵌入的过程。在这种双重变奏中，对现实问题的感悟与追问具有逻辑上在先的色彩。这种追问就是，怎样的文化体系才能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发展方向？这种追问沿着学术讨论和政治追问两条道路充分展开。首先是政治的追问。这种追问既是对政治的追问，也是政治性追问。前者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政治性质的回答，即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手段还是目的。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乃是最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在1978年3月28日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看他的劳动的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而要解决贫穷、贫困问题就必须发展生产力，找到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经济组织方式，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种经济组织方式。“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创造财富、分配财富、实现经济平等，无疑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但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平等也同样重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的回答，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坚定信念便是一种政治性的追问，这种追问表现出了高度的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是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完美统一。

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早在明代就已屡见不鲜，开始慑于中央政府文字审查的严厉性，其汉译活动仅限西洋科技，无损传统文化稳固的中心地位。但随着大清帝国的没落，西方列强日益希望利用传教士的语言沟通能力，借传译现代人文社会理念之机，摧毁被殖民地区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同时实现西方文明的形象构建(image construction)。

整体性思维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是全球化视野。全球化、世界化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向人们走来，无论是全身心地拥抱，还是全方面地拒斥，都不改变由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现代性的生成和全球化的到来。人们必须用理性的态度正视它，用科学的立场重视它。

从哲学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观念基础的追问，表现为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的“文化热”乃是文化哲学发轫、发展的思想背景。而在文化哲学的讨论中，出现了三种主张：“国粹派”“西化派”和“革命派”，与此对应的文明理念则是“黄色文明”“蓝色文明”和“红色文明”。事实上，文化哲学中的“派别”之争，不过是实践中的文化困境的理论呈现。时至今日，文化焦虑症依旧弥漫在人们的心中。文化哲学与实践中的文化困境保持着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微妙关系，一些学者热衷于各种文化体系的纯粹比较，以致“比较哲学”一时间成了时髦之学；而一些学者则专心于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之真正观念基础的追问与建构。而要完成这一实践任务就必须优先在学理上构建起一个自恰的、前提牢靠的文化哲学体系。据不完全统计，中外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不少于160多种。经过一段“定义战争”之后，这种持续不断的毫无实质内容的争端令人生厌，人们尝试着从类型学意义上探讨文化，将文化划分为思想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显然，器物文化不能成为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观念基础，那么作为观念基础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该是怎样的类型并具有何种内容呢？如果执着于文化哲学的学理性讨论，而不顾及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与论证，那么就难以就以何种观念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观念这一基础问题做出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有机统一意义上的解答。21世纪初的几年里，理论形态的文化哲学转向了实践形态的文化哲学研究，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经过热烈而激烈的学术探讨，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逻辑体系，这就是三个层次12对范畴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三个层次的核心价值观分别对应着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和个体发展之观念基础。一个好的社会一定是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公正的社会，也一定是富足的社会，一个高度文明和具有较高素养的社会，这个社会有利于每一个人过上一种整体性的好生活。

[2]Diqi Yang,Tingting Jiang,Pengfei Lin,Huatao Chen,Lei Wang,Nan Wang,Fan Zhao,Keqiong Tang,Dong Zhou,Aihua Wang,Yaping Jin.Apoptosis inducing factor gene depletion inhibits zearalenone-induced cell death in a goat Leydig cell line[J].Reproductive Toxicology,2009.

（三）对政治“是其所是的东西”的哲学追问：政治哲学的理论旨趣与实践诉求

与当代中国40年的观念与实践的双重逻辑同步，中国的当代哲学也经历着元哲学与应用哲学（领域哲学）的双重变奏。哲学研究中的元哲学探讨，如对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语言哲学、意志哲学、行动哲学的探讨依旧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与元哲学不同的另一种路向也被全面地开辟出来，这就是应用哲学或领域哲学，如价值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都是这种开创性工作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而应用哲学的发轫、发展也充满了内在的客观逻辑。一如社会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基本领域构成那样，社会也遵循着三个层次的价值逻辑：经济领域中的效率与公平、政治领域中的正义与平等、文化领域中的自由与幸福。然而，历史并不总是按照人们设想出来的“理想类型”进行运转，相反，历史总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之不完满的组合中进行。那么如何使得三个领域相对独立、“得其所得”呢？社会哲学的兴起正是试图从哲学高度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努力。它用“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这一分析框架，认为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社会转型正是“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历史过程。这就向哲学提出了一个亟待充分认识和深刻论证的问题，即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好的政治，权力的运行逻辑是怎样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的兴起正是回应这种实践之价值诉求的理论成果。一如价值哲学和文化哲学充分体现了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有机统一那样，政治哲学更是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统一。由此决定，政治哲学便沿着两种路向展开其自身的逻辑。一种路向是理论探讨，即如果一种能够解释事实继而指导实践的政治哲学，其自身就必须是经得起检验的严密的逻辑体系。在最初的几年里，政治哲学研究主要是译介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思想体系，总体倾向是学术大于思想，转述大于论述。另一条路向是实践的运行逻辑，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引发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是一场经济革命，一如西方起始于15世纪末而成熟于18世纪下半叶的经济革命那样，由此而引发的政治体制改革乃是一场政治革命，它要对过往的政治观、权力观、政治情感、政治习惯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而逐渐成熟和完善起来的政治学、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开始实现实践论转向，探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日益变化中的政治事实，自觉地实现了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有机统一。

当代中国的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发轫与发展同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同步进行的，其间充分地体现了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双重变奏。对这种双重逻辑的哲学追问，并不仅限于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和政治哲学这三种形态，除此还有社会哲学、经济哲学、环境哲学和心灵哲学，等等。如果说，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和政治哲学集中地呈现了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之相互嵌入的原始发生，那么在共时性与历时性有机统一的坐标下，在目的之善与手段之善高度统一的诉求下，这种相互嵌入的双重变奏、双重逻辑该具有怎样的形态呢？

二、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之双重变奏的当代形态

如果说，我们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呈现了40年来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相互嵌入的演进逻辑，那么我们现在必须以第一人称的名义直面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之双重变奏的当代形态。哲学是以追问的形式探讨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的理论形式，而这种探讨完全是用概念即范畴的形式完成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这样被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凌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第一条道路是回溯论，从40年后的双重变奏回溯到40年前的逻辑起点；第二条道路是生成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当回溯论和生成论交织在一起，便成了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之双重变奏的当代形态问题。

3.作为全局性问题的价值观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产、学、研层面都积极推动中药产业现代化，总体上看，中药产业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同时也应看到，作为我国传统产业，以中药产业现代化为主要内涵的产业升级仍然比较缓慢，面临诸多障碍因素。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产业链、价值链和技术推动力层面。

（一）哲学视野中的问题域

对40年后的当代中国进行哲学高度上的反思、批判与建构，最为要紧的事情乃是对当代问题域做出准确的确定和确证，对这些问题的原始发生做出令人满意的论证。根据问题的性质与产生作用的程度，可分为基础性问题、根本性问题和全局性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恰好对应着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而这三个社会领域又集中体现着三个层次的价值和价值观，即效率与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

案例分析法，即通过分析一篇或多篇典型的学生习作来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并指导学生进行修改。案例分析法的实施流程大致为：

1.作为基础性问题的效率与公平

洛克在《政府论》下卷、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下卷的结尾处都讲到了“政治社会”和“文明社会”的重要性，它们是高于过往社会类型的新型社会形态。在现代性场域下，政治的力量更是获得了根本性的或核心性的地位。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政治所推动、由供求规律所调节、由市场配置完成的社会运动过程。无论是初始性资源的供给，还是条件与环境的配合、社会财富的总分配，都是借助政治制度和体制完成的。于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平等就借助社会的形式和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本质便是正义与平等的矛盾与冲突。简约地说，正义倾向于普遍化要求，平等指向于差别诉求，没有正义原则的社会就一定没有平等的社会，而有正义原则却未必有平等的结果，这便是阿马蒂亚·森和纳斯鲍姆难题。正义着眼于前提和过程，而平等指向于过程和结果。给出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制度安排，只是一种形式正义，亦即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和机会充分且持续“享用”这个制度安排。然而，形式正义并不就是实质正义。无论从天赋地位还是从自致地位着眼，每一个人并不具有相同或接近的把握同一种制度安排的能力。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0年的历程，充分证明了正义与平等之间充满着极其深刻的复杂性和冲突。在日常意识和日常语言中，先富与共富的矛盾正是正义与平等之冲突的具体呈现。

再次，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性把握。“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实际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的三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文明；人与自己的关系，精神文明。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反映了社会领域的所有方面。事实证明，只有从整体性意识出发才能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

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快速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基础性问题。而就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本身而言，在其近五百年的历史流变中，也经过了不同形态的历史演进，或许市场经济作为狭义的经济组织方式，无论与何种制度相结合，都有它自己的基本法则，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绝不仅仅是一种创造财富的方式，而是被嵌入在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之中的组织方式。于是，经济作为人类所有活动中最为基础的活动领域就始终贯穿着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更加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矛盾关系。人类一直孜孜以求于一种能够快速积累财富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便是人类找到的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然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设置，无论在其前提、过程，还是在结果上都涉及正当性问题。在初始性的制度安排中，决策者如何进行制度设计，直接决定着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经济命运”。但人们只是着眼于如何快速积累财富，那么确定一个理论在向所有人开放的市场中，依照自由原则和平等交换原则，在供求规律指导下，进行资源配置，无疑是最有效率的。然而这本身就是一种相对正当的市场游戏，因为在初始性制度安排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制度的优先性和优益性，亦即帕累托相对为优原理的合理性问题。其结果便是，在反复进行的市场游戏中，未能享受到制度优先性的人群会持续地处于边缘和弱势状态，于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逐渐呈现出来，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市场经济的建制和发展，却越来越少地享受到财富积累所带来的成果。部分利益领域化、财富集团化和地位固定化现象的出现，违背了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诉求。于是，如何充满实践智慧地解决经济领域中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就成了基础性的问题。

当我们以第一人称论述这一双重变奏的当代形态问题时，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就充分体现了它的建构性原则。把这个原则扩展开来就变成了理论高度上的要求和问题深度上的诉求。面对风云变幻的现代化运动、充满风险的现代性、矛盾与冲突相互交织的全球化，人们必须用哲学思维才能把握它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其所体现的是理论上的高度。当人们用哲学思维把握当代生活世界时，其所给出的不是意见和情绪、常识和知识，而是理论和思想。而理论和思想是面向问题自身的沉思及其成果，如此一来，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双重变奏就集中体现为对当代生活世界之基础性问题、根本性问题和全局性问题的发掘与把握，以及整体性意识和复杂性思维指导下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合理解决。

1.观念形态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

国家层面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是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个人层面则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观，是实现社会层面和公民个人层面价值追求的根本保障。只有国家富强起来了，才能为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才能为广大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提供力量支撑；只有建设好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才有可能为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供根本政治条件，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只有建设好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才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每个人生活得才更有尊严、更加体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才会真正成为每一个公民的自觉行动；只有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会有安定团结有序的社会生活，才能为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创造有利环境，才能使每一个人在安居乐业的基础上实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追求。

限制排污总量是根据核定的水功能区水域纳污能力，考虑水功能区现状达标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及区域经济技术水平综合确定的允许进入水功能区的最大污染物排放总量。

当我们把作为基础性问题的效率与公平、作为根本性问题的正义与平等、作为全局性问题的自由与幸福有机整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历史画面时，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蓝图就被刻画出来了。然而，最为困难的则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之善与手段之善，答案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问题。

（二）实践哲学视阈中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

一如前述，专门从事哲学思想的创造和传播的人，通常并不直接从事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但他们的哲学会以理论和知识的形式影响政治家和公共管理者。于是，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完美结合就成了决定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哲学基础。40年的实践活动史和观念发展史充分证明，只有真正实现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有机统一，一个真正实现效率与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的道路才能被开辟出来，这就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

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制度，何以成为先进的制度？最为根本的是它致力于实现一个自足的、自恰的价值观体系。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核心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来理解：

认识是实践的前提，没有正确的认识便没有正当的行动。观念形态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集中表现为整体性思维、复杂性意识和矛盾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理性认识、总体把握和价值判断，这些认识、把握和判断并未仅仅着眼于某个方面、某个层次，而是一种有机的整体性的认识。

（1）整体性思维与复杂性意识的完美结合

分词是自然语言处理（NLP）中文本处理的基础环节和前提。与以英文为代表的拉丁语系语言相比，中文分词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因为自古以来中文的词语之间均没有自然分隔。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中文分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算法，例如基于字符串匹配的分词方法、基于统计的分词方法和基于理解的分词方法，等等。

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实际可操作性，要考虑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以及可收集性，数据最好是统计部门在同一时段按同一口径、同一标准收集的公开资料。

其次，共时性与历时性结构的统一。当代中国处在世界性的现代化与中国的现代化的交汇点上，因此只有树立整体性意识才能准确和正确把握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

2.作为根本性问题的正义与平等

整体性意识所反映的是复杂性思维。思维的复杂性程度与社会的复杂性是对应的。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无论是在夺取政权的阶段、建设社会主义阶段，还是在发展社会主义阶段，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社会关系结构，都是复杂的，没有复杂性思维就绝不可能解决复杂性问题。

我校的校本武术操的教学中让我深感肢体语言的力量。校本武术操三段一共46个动作，通过肢体语言的教学学生很快烂熟于胸了。小学中段年级的学生对于专业的武术动作名称的理解难度较大，比如老师说“马步冲拳”等专业术语时学生只能一脸茫然，无论用口语怎么表达也不容易让小学生理解，肢体语言让学生通过看知道并理解了武术操的动作名称，同时抓住小学生模仿能力强的特点，我把小学中段两个班级进行对比教学，一个班级直接运用肢体语言进行教学，另一个班级我按照动作名称进行教学，对比发现运用肢体语言教学的班级学生很快就能掌握该套校本武术操。

复杂性思维对应着复杂性事实。首先，观念与道路的复杂性。人类始终孜孜以求于建构理想社会的理念与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在观念上陷入危机，实践上陷入困境。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的历史前途，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学者更是尖锐批评和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到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又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变成了世界性的难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找到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世界意义。然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绝不能犯主观主义和简单思维的错误，必须理性地看待当代中国的问题与困境。

采用CCK8法检测各组AGS细胞在不同时间点的增殖情况，如图2所示，与NC组相比，在转染后24 h时SI组AGS细胞增殖能力无明显改变(P＞0.05)，在转染后48 h和72 h时，AGS细胞增殖能力明显受到抑制(P＜0.01)，各时间点NC组与C组AGS细胞增殖能力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2）矛盾规律与矛盾意识的高度契合

矛盾是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相互差异甚至相互对立的事物之间、各要素之间可能是不可兼得的，也可能是相互转化的。矛盾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决定了人们必须树立矛盾意识。我们不应该制造矛盾、激化矛盾，但必须正视和重视矛盾。

矛盾又是特殊的，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不能认识和把握具体的事物。矛盾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普遍性，决定了人们必须树立矛盾意识；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必须树立矛盾分析法，分析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综合起来，矛盾的观点就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经过近40年的努力，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实现了财富增长。但是，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仍然存在。

2.实践形态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

一如4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从未停止过，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体制的改革稳妥推进，但个别利益集团的形成，影响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实现政治权力和行政职权的合理分割与正当使用，从源头上阻断权力滥用的可能。其次，在权力和职权运行过程中，加大监督和评估力度，使权力的运行过程始终处在法律、纪检和群众舆论的监督之下。再次，在结果的意义上，依照人民主体理论，依照劳动优先原则，多层次、多领域地分配社会财富。且在实现平等的道路上，越来越注重整体意义上的平等及其实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