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治理理念是我们党与时俱进的产物

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是党和政府顺应中国社会经济变化趋势由社会管理这一概念发展而来的。社会管理这一概念最早于1998年正式出现在国务院的官方文件中，国务院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使用“社会管理”一词作为政府基本职能的官方用语。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首次在党的报告中正式使用“社会管理”一词，将其视作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工具。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作为国家职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有力体制保障。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倡议研究其发展规律，完善理论体系和有关政策法规，整合资源，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200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重申健全社会管理格局的指导思想和提出促进就业等要求。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健全社会管理格局的指导思想上，提出创新体制、整合资源、健全社会组织，推进社区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等要求。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在健全社会管理格局的指导思想上，具体提出完善信访制度，维护群众权益，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重视管理和监督安全生产，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要求。2008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公民和社会组织要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2008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系。2009年9月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社会管理列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需要提高的执政能力之一。2010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突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不断加强社会管理的法律、体制、能力建设。2011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文化体制改革的角度再次重申了对社会管理的重视。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对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法律建设、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使用“社会治理”一词，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变化，提出了系统、依法、综合、源头治理的新要求。201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法律制度建设的要求。201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工作重点是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1］。201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我国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干部队伍，落实各级公共责任提供了制度保障。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这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论述，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等重要论述是中国今后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指导思想。笔者认为，习近平同志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论述是建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上的。

二、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重要论述阐析

学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研究成果颇多，最系统、最全面、最权威的解读当属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魏礼群同志2017年8月7日在《光明日报》上刊发的文章。文章认为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人民中心论、民生为本论、公平正义论、法德共治论、体制创新论、不忘本来论、群众工作论、基层重心论、总体安全论、党的领导论等［2］。笔者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重要论述进行了梳理归纳（见表1）。

 

表1 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重要论述简表（节选自党的十九大报告）

  

人民中心论民生为本论公平正义论法德共治论体制创新论不忘本来论群众工作论基层重心论总体安全论党的领导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核心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接受人民检验［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国际镁肥研究所所长张福锁，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徐晓君，中国农业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华，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农业绿色发展学院副教授侯勇，德国K+S深圳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郭延亮，中华合作时报社编委、中国农资传媒执行总编辑孙立新，国际镁肥研究所博士鲁振亚，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研究员吕世华等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与300余名美丰核心客户欢聚一堂，共同针对行业内的热点话题进行交流。

习近平同志“民生为本”思想的核心是：解决民生问题是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之道。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关乎国运。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之策，是人民群众福祉之根基［2］。

习近平同志“公平正义”思想的核心是：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强调问题导向，健全社会公平保障制度，通过经济建设走共同富裕道路，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通过改革让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成果中真实体会公平正义［2］。

习近平同志“法德共治”思想的核心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发挥法治的规范、服务和保障作用，发挥德治整合社会意识作用，使二者在社会治理中相互补充促进和完善［2］。

习近平同志“体制创新”思想的核心是：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完善机制创新，关键在体制创新，要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2］。

习近平同志“总体安全”思想的核心是：统筹国土与国民安全，统筹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

习近平同志“群众工作”思想的核心是：社会治理工作本身是服务群众的工作，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也是最基础性的、常态化的根本工作［2］。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

习近平同志“不忘本来”思想的核心是：继承创新中华传统美德和优秀文化，不忘本来开辟未来，特别是重视传统文化在家庭、家教、家风上的教化引领作用［2］。

习近平同志“党的领导”思想的核心是：党的领导水平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风政风好转能够带动社会风气的净化与好转，培育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2］。

六、七十年代的陕西延安梁家河，还是黄土高原上一个贫瘠荒凉的村落，刚满十五岁的习近平来到这里，插队落户。黄土高原土地荒凉，缺粮缺油，只能用粗粮充饥，而且还经常断炊。由于住在窑洞，炕上有很多跳蚤，常把人叮出一身红点。这些对于从城市来的青年们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不过，习近平从不叫苦叫累，他的坚韧不拔，快速适应环境的能力赢得了村民的一致赞扬。

三、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治理思想重要论述是对中国传统治理思想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中国人有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治理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因为我国传统的治国理政经验具有较强的精神激励性、动态延续性、民心凝聚性、创新功能性，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不忘本来论的现实体现。在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中，人民中心论、民生为本论、公平正义论、法德共治论、体制创新论、不忘本来论、基层重心论、总体安全论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深厚的人文给养。

学术研究的自觉是现代学术的应有品格之一。20世纪末，“世纪末情结”与学术自觉追求的交互为用，催生相当一批意在学术回顾与前瞻的研讨会、座谈会、笔会、论文和专著。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也是如此，诸多前辈时彦均对未来学术发展擘导深切，既望殷殷。这对新世纪的学术发展是有益的。转眼十年过去，21世纪头十年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到底进展如何？早先的回顾与前瞻对当下的学术研究是否真的发挥鞭策和引领作用？未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又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或曰强化？本文谨依据与古代小说研究关系密切的《明清小说研究》期刊，对这些问题略作检讨和思考。

（一）习近平同志体制创新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治理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智慧，这正是不忘本来论的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可归纳为“无为而治”“内圣外王”“寓治于教”“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隆礼重法”“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尊贤任能”“兼爱互利”“经邦济世”“廉政勤政”等等。

习近平同志提出体制创新，在发展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基础上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费孝通先生提出“熟人社会”的乡土中国社会关系概念来解释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即血缘关系是基础、对等回报是原则、移情换位思考是方法、礼仪教化是手段、构建仁爱社会是目标。我国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遵循“皇权不下县”的原则，国家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渗透和基层乡村秩序的维护都依托于士绅治理和道德体系，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乡村能人即村庄精英的角色和作用进一步凸显［4］。同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也是儒家“经邦济世”思想的体现，儒家修己达人的信条和理想鼓励了人们献身社会、治理社会的精神。

寓言的标题本来就要求短而精，如果照着原语的标题直接翻译，译语的标题就变得繁琐，不仅违背寓言标题的本身要求还会不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读过《伊索寓言》英文版，都知道当中的寓言标题大都是简洁的名词或者名词性短语。所以，译者将原语的信息大多删去，只留译代表核心内容和思想的“疑”。

（二）习近平同志继承、深化和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调一切为了人民，时刻倾听人民呼声，牢记以人为本，时刻回应人民的期待，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切接受人民检验。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科学论断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我国古已有之“民本思想”的深化和弘扬［2］。《尚书·五子之歌》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特别突出体现重视对人民群众的爱护，主要包括：以德治国，君主民本，重民、以民为贵，亲亲与尊尊同体并用，提倡仁者爱人等思想［5］。

（三）习近平同志实现了法德共治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结合

习近平同志“基层重心”思想的核心是：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注重提升城乡社区的服务和管理能力，因为城乡社区是基础、是矛盾多发地、是问题产生的根源［2］。

法德共治主张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化中关于“隆礼重法”“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寓治于教”等思想中，例如，周先进、周文宇、张露指出荀子“隆礼重法”，主张“礼”（人文、仁治、以德治国）与“法”（法治和依法治国）并举，通过“礼”来调整社会规范，依靠“法”强制约束社会关系［6］。法家主张“一断于法”，强调法律的权威性，摒弃执政者的主观喜好。儒家具有由来已久的重德传统，法和刑也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7］。以儒家伦理重塑传统法律的基本结构与内容，通过儒家德教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最终使国家通过公权力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与民间社会的伦理秩序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8］。儒家重视“寓治于教”，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教化与富裕、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礼教与刑罚是其重要内容，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成为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例如，在乡约治理中，明代思想家王守仁以心学理论为指导，以乡约、族规、讲学为主要形式，实现了心学理论与社会治理的有效结合［9］。

疏解情绪的方法很多，有些人会独自痛哭一场，有些人会找三五个好友诉说一番，还有一些人会逛街、听音乐、散步或逼自己做别的事情，以免老想起不愉快的经历。

（四）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民生为本

2013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北京市供热企业和敬老院考察民生工作时表示我们做“一切工作出发点、落脚点都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国学者的研究基于“德主刑辅”“以德导民”的概念，从社会道德教化、刑法、暴政等方面拓宽了“为政以德”的内涵，主张行王道、反霸道，倡导德治、仁政，反对暴政、苛政，主张爱民、利民明德是体，亲民是用，顺应民生民情民意，视民如伤即为政以德［12］。

法德共治主张同时也要求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这主要体现在“尊贤任能”“廉政勤政”等思想中。例如，对于“尊贤任能”思想和保甲治理、宗族治理等实践，我国在治理方略上的重要体现就是科举制度。中国的国家治理从国情出发、从文化基因出发，科举文化的选贤任能维护了中国千余年的社会稳定。从中国汉代到清代，中国的基层治理中深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保甲治理、宗族治理等，通过选拔基层乡贤参与治理，有效补充了社会资本不足的问题。宗族治理虽然有负面性，但宗族文化在传统社会承担着个体启蒙、道德教化、失范惩罚、文化传承等社会教化功能。再如，对于“廉政勤政”的思想，先秦儒家廉政思想是通过外在“礼”的制度和内在“德”的自律相结合，其主要内容包括为政以廉、以礼保廉、以德养廉、以法促廉、以乐教廉［10］。从孔子的廉政理念出发，从政者应遵循清廉、节俭、公正等道德要求和勤政、知耻、存畏、正身、任贤等廉的从政规范［11］。

（五）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公平正义的理念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墨家思想的核心提倡“兼爱互利”即“兼相爱，交相利，爱无差等，主张人们互爱、互利、互助，期望构建一个充满平等、互利、博爱的理想社会，要求公共部门与人民共建、共治、共享［13］。

（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化了对基层工作的重视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基层工作很重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从中国汉代到清代，中国的基层治理中总有儒家文化的思想如保甲（里甲）治理、乡约治理、宗族治理等。就保甲和里甲治理而言，我国历史上的保甲组织模式起源于军事体制兼有军事、治安、行政的内容，保甲法更是实行非常严密的户籍管理和严苛的连坐责任，其积极作用体现在户口普查、收缴赋税、寓兵于民、治安管理和移风易俗等方面，其主要问题在于权力滥用易于发生、管理失控易于发生、信息失真易于发生、苛扰之政易于发生、虚假之政易于发生、腐败暴虐易于发生，最后导致治理失效无法长久维持［14］。就乡约治理而言，乡约治理主要作用在于教化乡民、整合政治资源与化解社会矛盾［15］。明代中后期，由地方绅士和官吏提倡的以道德自律为目的乡约制度（主要用于维护社会治安、调解民间纠纷等）逐步取代里甲制度［16］。清代乾隆年间中央政府开始在新疆天山北路郡县制地区推行内地比较成熟的治理经验即里甲制度、乡约制度作为基层治理形式。清代对乡村社会主要推行乡约加里甲与族正制的治理策略。例如，在乡村设立族正制，将清代皇帝的核心思想具体化为家训、族规等的条规，以约束、劝导、塑造族人的思想和行为［17］。体现王守仁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的《南赣乡约》，倡导实行“十家牌法”、兴办社学等，这些做法均含有维护秩序、思想教育、文化建设、弘扬美德、劝导风俗等基层社会治理思想，并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其组织形式、财政支出、奖惩制度等保障措施。明代的乡约治理兼顾政治需求和民生导向［18］。就宗族治理而言，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秩序概括为“礼治”“无讼”。

（七）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中国的传统治国理政体制是在儒、法、道三家思想的互联互通互补互助的相互影响下形成的。例如，儒家主张行“王道”（仁），成就公平正直的社会。道家主张道法自然，以“慈”治理天下；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光讲公正不讲慈爱，就成了冷冰冰的社会。墨家充分认识到社会精英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法家认为应该树立公法的绝对权威，实现国家的意志。杂家主张治理的好坏要看能否汇集更多的智慧和长处［3］。再如，《庄子·天下篇》提出“内圣外王”的思想，对营造和谐的生态环境、有效的社会治理、稳定的家庭秩序、积极的个人价值追求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2］。

（八）习近平同志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及其战略思想来源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孙子兵法》有言：“夫未为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修道而保法”“必以全争于天下”“安国全军”等等一系列论断对当今而言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观不仅是一种国策，而且是弘扬中国文化，培养战略意识，对外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体现。

总之，标准化沟通是情景教学法的进一步深化，是针对中职护生特点设计的，能够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地培养护生沟通交流能力。同时，能够提高护生人文素质，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前置胎盘是妊娠晚期出血的主要原因，常常会引起产前产后难以控制的大出血，严重危及孕妇和胎儿的生命［1］。产后出血是分娩期的严重并发症，是指胎儿娩出后24 h内失血量超过500 mL、剖宫产失血超过1 000 mL，居我国产妇死亡原因的首位［2］。用于预防前置胎盘产后出血的临床措施包括宫缩剂的使用、结扎子宫动脉和宫腔填塞及介入栓塞等，以缩宫药的使用较为普遍、安全［3］。本研究观察了安列克联合缩宫素和益母草预防前置胎盘产后出血的疗效，以期得出更加安全有效的方案来预防前置胎盘产后出血。

参考文献：

［1］邵光学，刘 娟.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浅谈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新变化［J］.学术论坛，2014（37）：44-47.

［2］魏礼群.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的新进展［N］.光明日报，2017-08-07（11）.

［3］陆剑杰.儒学真谛与当代中国实践的思想文化需求［J］.南京社会科学，2015（12）：41-48.

［4］刘红旭.乡村秩序建构中的村庄精英历史嬗变［J］.经济研究参考，2012（33）：81-86.

［5］蔡方鹿.儒家的治国理政思想及其特征［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9-14+157.

［6］周先进，周文宇，张露.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缘起、内涵与价值［J］.大学教育科学，2016（1）：92-99.

本组15例患者中，男7例，女8例；年龄1～60岁，平均（16±12）岁，其中颈部5例、腹腔肠系膜3例、肝脏1例、脾脏3例、胸部前纵隔2例、手腕骨1例。均以局部发现肿块就诊，除1例合并感染外，其余病例均无疼痛。1例手腕稍有不适。

［7］关健英，王 颖.法治与德治：思想史的视角及现代审视［J］.齐鲁学刊，2015（6）：61-65.

毫无疑问，高等数学的定位对其教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对高等数学有合适的定位，才能使高等数学的教学更好地开展。

［8］李德嘉.儒家“德治”思想的社会治理创新价值［J］.理论与改革，2016（1）：56-60.

［9］刘 聪.王守仁心学视阈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12-116.

［10］张 飞，宋 芹.继承与转化：先秦儒家廉政思想研究［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86-89.

［11］董东明，程秀海.孔子廉政理念的文化阐释［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11-16.

［12］范 飞.论孔子“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9）：90-92.

［13］施炎平.“尚义和谐”理想的追求——析墨家和谐观的特色和价值［J］.探索与争鸣，2008（11）：70-75.

［14］周联合.论保甲法的体制性腐败［J］.社会科学研究，2011（3）：67-72.

［15］杨亮军.宋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乡约——以蓝田《吕氏乡约》为中心［J］.甘肃社会科学，2015（4）：156-159.

原来这喜姑也是一把山歌高手，半斤对八两，烈火遇干柴，一首《十月遇姐》还没唱完，两人就箍头抱颈，扭作一团了。

［16］吴晓龙，陶学荣，陶睿.乡约与明代乡村社会治理——以《醒世姻缘传》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06（5）：206-210.

例如在“平均分”教学中，师：猴山上的猴子最喜欢吃桃子。有一天，猴王带了12个大小一样的桃子准备分给三只小猴子吃。要体现公平原则，怎么办呢?同学们能帮猴王出出主意吗?这时候，学生跃跃欲试，都想为猴王解决这个大难题。这样的导入，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想急于探索其中的数学奥妙。

［17］施由明.清代江西乡绅与乡村社会治理［J］.中国农史，2015（2）：104-110+13.

［18］马 馨，宣朝庆.明代南北方地方秩序重建的不同展现——以《南赣乡约》和《乡甲约》为中心并基于社会管理创新视角的考察［J］.理论学刊，2014（3）：10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