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雾霾等恶劣天气的频繁发生，以及经济增长面临的巨大环境承载压力，生态经济发展方式正逐渐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生态经济（Ecological Economy），即通过转变生产和消费方式，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1-2］。2015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要将生态理念融入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各方面，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低碳生产和绿色发展。广西也积极推进实施生态经济战略，并制订《广西生态经济发展规划（2015—2020）》，提出要加大生态经济建设力度，通过发展生态经济实现转型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的统一。生态经济模式已成为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学者关于生态经济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成果积累不足。当前，关于生态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领域的宏观政策分析。例如，霍艳丽和刘彤提出应从理念、法制、科技创新和补偿机制等方面建设我国生态经济发展体系［3］。朱鹏颐［4］和高乐华等［5］对农业和海洋产业生态经济如何实现协调有序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对策。除此之外，部分学者也逐渐关注区域生态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但是研究方法多以构建指标体系为主。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学者所构建的生态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也存在明显差异，如唐婷等［6］以江苏农业发展为对象，基于社会生态经济系统建立了农业生态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黄和平等［7］则从社会生态、经济、环境和资源等五个方面建立了鄱阳湖区域生态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张煊等［8］引入网络DEA模型对我国省级生态经济效率进行了定量测算，不仅丰富了生态经济研究方法，而且实现了在效率角度的区域生态经济水平动态测度。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广西1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定量测度并评价其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及特征。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广西14个地级市2011—2016年生态经济效率进行测度。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由Charnes等提出的一种多投入、多产出系统的效率评价方法，由于指标选择、效率分解等方面的优势，使该方法在统计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9-11］。通过DEA方法，可以获得所研究问题的综合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两个分解效率。三者的关系为：综合效率＝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基于投入导向的C2R模型和BC2模型是数据包络分析最常用的两个模型，通过C2R模型可以获得所研究问题的综合效率值，其规划式为［12］：

 

其中，M和Q分别为投入、产出指标数量；N为样本数量，即决策单元（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MU）数；S-和S+为松弛变量，表示某决策单元为达到有效状态需减少投入或提高产出的数量，λ为权重系数。θ为模型所求解的综合效率值，其取值范围为（0，1］，θ越大表示综合效率越高，当θ=1时称为DEA相对有效率。将上述公式，增加约束条件便得到BC2模型，通过该模型可以得到所研究问题的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值。

（二）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生态经济发展方式，不仅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各个环节的影响，同时还要保障实现各维度的协调有序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基于上述生态经济内涵，并且尽量降低量纲等因素的影响，选择如表1中的投入和产出指标作为评价广西生态经济效率水平的模型基础。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其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消除贫困以及公平性特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产出指标中的“SO2排放”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逆向指标，在模型计算过程中对其进行了取倒数处理。本文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历年广西及各市《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于个别缺漏值则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处理。

 

表1 广西生态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类型投入产出指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人均GDP/万元SO2排放/万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

二、广西生态经济效率测度

（一）综合效率时序特征

本文基于投入导向的C2R模型，获得广西14个地级市2011—2016年生态经济综合效率值（见表2）。通过结果可以看出，2011年有6个地级市处于生态经济综合有效率状态，并在2012年增加到8个，但此后数量变化不大，说明近年广西生态经济综合效率水平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得到这一结果可能与现阶段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有关。当前，广西经济发展状况仍处于国内较低水平，为实现跨越发展，广西仍需积极推进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深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等进程。同时，广西在工业技术、资源转化效率等方面，与东部发达省份也存在较大差距，这也制约了广西生态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在各地级市的综合效率差异上，2011—2016年期间，柳州、梧州、钦州、贵港、玉林和河池均处于DEA有效率状态，说明这6个地级市的生态经济发展效率明显优于其他地区。贺州和来宾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率最低，其均值都低于0.8；崇左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率则实现了稳步提升，由2011年的0.89提高到了2016年相对有效率状态。桂林和防城港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桂林由0.97下降到2016年的0.79，其下降幅度最大，防城港则由0.94下降到2016年的0.80。

 

表2 2011—2016年广西生态经济综合效率

  

DMU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崇左均值2011 0.97 1.00 0.97 1.00 0.84 0.94 1.00 1.00 1.00 0.81 0.58 1.00 0.90 0.89 0.92 2012 0.90 1.00 0.88 1.00 1.00 0.87 1.00 1.00 1.00 0.77 1.00 1.00 0.64 0.85 0.92 2013 0.93 1.00 0.90 1.00 1.00 0.81 1.00 1.00 1.00 0.79 0.60 1.00 0.63 0.89 0.90 2014 0.91 1.00 0.87 1.00 1.00 0.81 1.00 1.00 1.00 0.76 0.61 1.00 0.65 0.95 0.90 2015 1.00 1.00 0.93 1.00 1.00 0.79 1.00 1.00 1.00 0.87 0.78 1.00 0.74 0.96 0.93 2016 0.91 1.00 0.79 1.00 0.95 0.80 1.00 1.00 1.00 0.90 0.72 1.00 0.88 1.00 0.93均值0.94 1.00 0.89 1.00 0.97 0.84 1.00 1.00 1.00 0.82 0.72 1.00 0.74 0.92 0.92

 

表3 2011—2016年广西生态经济分解效率

  

规模效率技术效率DMU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崇左201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82 0.69 1.00 1.00 1.00 2012 0.94 1.00 0.9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80 1.00 1.00 0.75 1.00 2013 0.94 1.00 0.91 1.00 1.00 0.81 1.00 1.00 1.00 0.83 0.69 1.00 0.74 1.00 2014 0.91 1.00 0.8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77 0.66 1.00 0.75 1.00 2015 1.00 1.00 0.9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88 0.80 1.00 0.84 1.00 2016 0.97 1.00 0.8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91 0.73 1.00 1.00 1.00 2011 0.97 1.00 0.97 1.00 0.84 0.94 1.00 1.00 1.00 0.99 0.84 1.00 0.90 0.89 2012 0.97 1.00 0.97 1.00 1.00 0.87 1.00 1.00 1.00 0.96 1.00 1.00 0.85 0.85 2013 0.9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95 0.87 1.00 0.85 0.89 2014 0.99 1.00 0.97 1.00 1.00 0.81 1.00 1.00 1.00 0.98 0.91 1.00 0.86 0.95 2015 1.00 1.00 0.98 1.00 1.00 0.79 1.00 1.00 1.00 0.99 0.97 1.00 0.88 0.96 2016 0.94 1.00 0.95 1.00 0.95 0.80 1.00 1.00 1.00 0.99 0.98 1.00 0.88 1.00

（二）分解效率时序特征

通过分析分解效率的时序特征，可以从规模和技术维度了解广西生态经济发展效率的差异及贡献，并为今后的政策选择提供科学路径。本文基于投入导向的BC2模型，获得广西14个地级市2011—2016年生态经济分解效率值（见表3）。可以看出，在技术效率方面，2011—2016年期间，柳州、梧州、北海、钦州、贵港、玉林、河池和崇左8个市都处于相对技术有效率状态，南宁、桂林和防城港也十分接近有效率水平，这说明广西区内的生态经济技术效率水平较平均，相差不大。百色贺州和来宾的技术效率水平较低，但2016年来宾市的生态经济技术效率上升到了相对有效率状态在规模效率方面，柳州、梧州、钦州、贵港、玉林和河池均处于相对有效率状态，而其他市则存在较明显差异。2011—2016年，防城港的生态经济规模效率出现明显下降，由0.94下降到0.80；崇左的生态经济规模效率则实现了显著提升，由2011年的0.89上升至2016年的相对有效率状态，但总体而言其规模效率明显落后于技术效率；来宾的生态经济规模效率略有下降，由0.90下降至0.88，而南宁、桂林和百色的生态经济规模效率也相对较高均在0.9以上。通过分解效率与综合效率的相关性分析，可以了解各分解效率对综合效率的贡献大小。本文利用回归分析得到，广西生态经济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的相关系数为0.7959，规模效率对综合效率的相关系数为0.5244，所以，技术效率与综合效率的相关性更大，即广西生态经济综合效率主要受技术效率的影响。

三、广西生态经济效率空间分布特征

（一）综合效率空间分布特征

［5］高乐华，高 强.海洋生态经济系统交互胁迫关系验证及其协调度测算［J］.资源科学，2012（1）：173-184.

（二）分解效率空间分布特征

2016年广西14个地级市生态经济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的空间分布格局也存在显著差异。结合表3中各分解效率的测算结果，总体来看，2016年广西生态经济技术效率的分布相对集中，中部地区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差异性不大，百色、贺州和桂林生态经济技术效率水平较低。在规模效率方面，生态经济分布格局与技术效率存在明显差异。生态经济规模效率较低的城市，防城港、南宁、来宾和桂林，在中部地区呈倾斜“一”字分布，说明这4个市在规模效率上有待提高。从测算结果也可以看出，桂林生态经济发展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低于区内平均水平。借鉴袁荷等（2017）［14］的方法，根据分解效率值的高低可以将14个地级市分为“H-H（高-高）”“H-L（高-低）”和“L-L（低-低）”三种类型，“H-H”型表示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较高，“H-L”型表示技术效率高但规模效率低或技术效率低但规模效率高，“L-L”型则为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均较低。从表3中分解效率值的对比可以看出，柳州、崇左、梧州、贵港、玉林、钦州和河池7市属于“H-H”型，贺州和桂林则属于“L-L”型。与2016年广西生态经济综合效率的分布格局对比来看，技术效率与综合效率的相关性明显更高，这也与前文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基于信息化建设基础上的流程再造是党群合作共治模式运作的工具性要素。社区作为治理主体之一，其平台的载体作用大于其自身的参与作用。正是基于这一定位，社区便为工具化改造提供了合理化的空间，其平台的运作逻辑自然也成为工具化改造的对象。党群合作共治模式的运行流程(图2)在对现有社区业务流程再造的基础上仍然以党群合作共治为基本框架，其运行逻辑核心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只是在多元治理主体中找到社区作为流程结点。

四、广西生态经济效率提升对策

［6］唐 婷，等.江苏省区域农业生态经济的时空变异分析［J］.生态学报，2014（14）：4025-4036.

（一）依托广西优势资源，优化产业结构

广西地处我国南部沿海，是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海洋资源丰富，且与东盟多国邻近。但当前，广西在资源开发利用、相关产业发展方面仍十分不充分，这也制约了广西生态经济的建设和效率提升。从政策建议来讲，首先，广西应深度开发利用自然风光、乡村民族特色等资源，积极实施全域旅游战略。依托广阔的海洋资源，发展海洋旅游产业，不仅可以实现第三产业跨越发展，而且有利于推进生态经济水平提升。其次，广西还应在积极承接广东等发达省份转移产业的基础上，实现承接产业与已有产业的深度融合，淘汰落后、高污染的产能，大力促进节能、新型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同时，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面向东盟市场，广西应积极加强对外贸易合作，引导产业创新，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扩大产业市场空间，进而提升生态经济发展效率。最后，广西还需主动引进、拓展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整体素质，优化产业投资结构，引导产业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向有利于生态经济效率的方向发展。

（二）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生态文明追求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处，追求高效、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社会新的发展阶段。生态经济建设是生态文明在经济发展维度的体现，是经济发展的新方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社会各部门的全力合作共同推进。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各职能部门首先应深入学习和理解生态文明理念，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武装自己，指导、监督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推动生态经济观念的传播，从宏观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同时，作为社会经济的建设者，企业有责任、有义务维护社会经济的生态化、可持续发展。企业应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主动实施生态经济战略，从市场供给角度进行绿色生产，提供绿色产品，推行绿色服务。从市场需求角度来讲，还应推动大众的生态环保教育，增强大众生态环保意识，从自我做起实践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生态思想、可持续发展理念仍需通过教育、培训和宣传等方式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广西也应从“供给—需求”“主体—客体”的多维体系推动生态文明教育，使全社会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

（三）促进科技创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科学技术仍是第一生产力。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生态经济效率高低主要表现在投入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和产出污染的综合处理能力上，只有高的资源利用率和低的污染排放率才是生态、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受科技水平的制约，而广西与东部发达省份也存在明显差距。通过前文分析也可以看出，与广东邻近的梧州等城市生态经济效率均处于较高水平，这可能与这些城市更易于接受广东经济技术溢出有关。广西在承接东部省份产业转移进程中，也应进行产业技术筛选，优先承接科技含量高、生态化水平高的产业，这样不仅有利于提升区内科技创新，而且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广西自身也应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培育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产业，鼓励企业生态环保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同时，与科研院所积极合作，开发新技术、新能源，以提升广西环境保护和污染处理能力。

（四）丰富生态经济政策，加强监督管理

参考文献：

据上述分析可知，英国主流媒体关注的几大热点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会议(共有六篇报道)，二是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报道(共有七篇)，三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共六篇)。

（五）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区域平衡发展

［4］朱鹏颐.农业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与战术探讨［J］.中国软科学，2015（1）：14-19.

五、结论

［8］张 煊，王国顺，王一苇.生态经济效率评价及时空差异研究［J］.经济地理，2014（12）：153-160.

政策制度是生态经济战略实施的基本保障，只有建立起完善的政策体系，构建起合理的规章制度才能有效引导、规范生态经济市场秩序，约束市场经济行为，保障生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广西也颁布了相关政策文件，如《广西生态经济发展规划（2015—2020）》就提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通过发展生态经济实现经济转型，该文件为广西生态经济建设指出了重要方向。但在保障执行政策等方面仍十分欠缺。首先，广西应建立针对生态经济行为主体的鼓励政策，在产品制造上引导企业进行生产选择，同时鼓励消费者的生态消费行为，出台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其次，在监督管理体系方面，对于市场经济行为进行严格监督管理，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惩罚使生态经济市场环境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最终通过努力使广西建立起科学完善的“生产—生活“监督—保障”的多维生态经济发展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纯电动船舶在储能系统的设计中，应综合考虑成本、功率限制、装置使用寿命、重量等多方面因素，因此该类纯电动船舶储能系统中复合储能装置的优化选型是一个多目标的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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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 芳，邹冬生.生态经济核心概念与基本理念、运行规则刍议［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00-102.

1.3.5 流动性的测定。采用固定漏斗法测定休止角以比较颗粒的流动性：将3只漏斗竖直方向连续固定，漏斗置于其最底端距下面水平放置的坐标纸1 cm处，将样品自漏斗壁倒入最上面的漏斗中，由最下端流出形成圆锥体，样品加入量以形成的圆锥体尖端接触到漏斗底端为准。然后由坐标纸测出圆锥底部直径(2R)、3个漏斗的高度，按以下公式计算：

［2］徐水华，曹 宁.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探析［J］.决策与信息，2016（9）：24-31.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生活方式是人类存在和生活的方式，二者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生活方式的形成既依赖于生态环境，又会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3］霍艳丽，刘 彤.生态经济建设：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J］.企业经济，2011（10）：63-66.

生态文明具有丰富的涵义，包括生态经济、生态社会和生态政治等，公正、高效、和谐和人文发展则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要素。其中，公正是指实现自然生态公正和人的发展的社会公正［15］。我国当前仍面临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是我国重大目标。广西贫困状况十分严峻，目前贫困人口仍超过200万贫困发生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不仅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经济秩序，也严重阻碍了广西生态经济发展进程。只有有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小贫富差距，才能更好、更快实现广西美丽乡村建设实现生态经济效率提升。在对策上，广西应积极探索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在开发实施特色旅游名县扶贫战略的同时，进行相关产业知识、技能培训培育更多新兴产业，不仅从经济上，更从能力上使贫困人口脱贫。面对部分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造成的“空村”“留守”等问题，政策上应积极采取产业引进、企业帮扶等方式，减少年轻劳动力外流实现本地就业、本地创业，提升农村生态经济市场活力。

通过前文时序特征的分析，可以了解广西14个地级市在2011—2016年期间的综合效率、分解效率的动态变化状况。同时，本文还从空间维度，对比分析了广西各市生态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格局。结合表2中综合效率的测算结果来看，近年来广西各地级市间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趋势，东南地区的梧州、贵港、钦州和玉林四市以及柳州和河池的综合效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崇左也提升明显，而其他市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率则出现下降或仍处于较低水平。从形成原因来看，梧州、贵港和玉林等与广东更邻近的地理优势以及便捷的粤桂交通线路，使其更易受惠于广东的经济技术溢出。柳州依托其强劲的工业经济基础，近年在城市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效果明显；河池虽然经济实力有限，但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明显突出。南宁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在生态经济发展效率上出现明显下滑，从投入产出角度来看，南宁在增大投入的基础上并没有实现同等水平的生态经济产出，一方面可能是投入的配置问题；另一方面可能在于生态环境治理的技术应用上没有实现新的发展。

要实现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与地理国情要素数据的有机整合，其核心问题就是生产数据库的数据规定编制。即结合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和地理国情要素数据的特征，制定兼容二者的要素代码规则、要素内容和指标，同时也要满足各类成果数据自动抽取的要求。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广西已经出台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但是在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上并没有实现显著提升，甚至部分城市出现了下降趋势。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以期进一步促进广西生态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

［7］黄和平，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经济指数评价［J］.生态学报，2014（11）：3107-3114.

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从时间趋势和空间分布维度分析了2011—2016年广西14个地级市生态经济发展效率状况。结果显示：在时序特征上，总体而言，广西生态经济发展效率并没有实现明显提升，桂林和防城港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率则出现了下降趋势；通过对分解效率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生态经济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间存在显著差异，且技术效率与综合效率的相关性更高，说明广西生态经济发展主要受技术效率的影响；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广西14个地级市生态经济效率分布不均衡特征明显，而且呈现显著分化趋势；根据分解效率的高低，可以将14个地级市分为“H-H（高-高）”“H-L（高-低）”和“L-L（低-低）”三种类型，其中柳州、崇左、梧州、贵港、玉林、钦州和河池属于“H-H”类型。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应从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生态文明教育以及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广西生态经济发展水平。

［9］马占新，马生昀，包斯琴高娃.数据包络分析及其应用案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3.

［10］Charnes A，Cooper W W，Rhodes E.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978（6）：429-444.

［11］Cooper W W，Seiford L M，Thanassoulis E，et al.DEA and its us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4（2）：337-344.

［12］谢锦园，等.居住用地市场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分析——以中国主要城市群为例［J］.经济地理，2017（9）：26-35.

［13］魏君英，何蒲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1（3）：84-88.

［14］袁 荷，仇方道，金 娜.江苏省工业碳排放强度时空分异研究［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7（3）：41-48.

2.2 药物敏感试验 GBS菌株对9种常见抗生素药物敏感试验见表2。红霉素耐药率从2014年的58.8%升至2016年的59.8%；克林霉素耐药率从64.6%升至71.0%；四环素耐药率从86.1%升至90.2%；左氧氟沙星耐药率有所下降，由32.1%降至21.0%。

［15］陈宏滨.生态文明社会系统核心要素的逻辑秩序［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106-108.

中国与目的地j在t年的实际汇率的测算：其中NERjt表示中国与目的地j在t年的名义汇率(间接标价法，即NERjt越大说明人民币升值)，CPICHN,t表示中国t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jt表示目的地t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