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之一——“坚持新发展理念”[1]，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发展理念将成为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所谓新型城镇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12)》中指出：核心是以人为本，城市规模扩张以城镇集群形式实现，综合考虑地区的环境承载力，以实现人的城镇化、城市功能的完善、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城市文化的传播以及四化同步协调发展为目标，最终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和谐进步。[2]可见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而《2006年-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对信息化作出了一个比较全面和权威的定义：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3]概括起来，信息化的内涵包括以下方面：(1)信息技术的应用；(2)信息资源的开发；(3)信息社会的发展；(4)生产力的变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信息化的重要性。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4]；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国家利益在哪里，信息化就要覆盖到哪里”[5]。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有了可能。

一、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的互动关系与相互作用分析

我国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是统一的，综合来讲就是通过将信息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应用于城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建设，达到开发城镇信息资源价值、发展信息产业、改善城镇空间布局、转变经济发展结构、提高城镇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目的。可以说，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新形态，而信息化是促进实现这一形态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两者在发展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

一方面，信息化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发展助力。首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处理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新型城镇化中“智慧城市”“数字城镇”等理念有机会付诸实践[6]，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城镇公共服务智能化水平，对于新城镇的城市管理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都有很大促进作用。其次，新型城镇化的任务之一是“统筹城乡发展”，新城镇要把自身服务和资源与周边城市和农村互通，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促进其实现。另外，完善的通讯和信息网络的形成，也可以更好地扩大新城镇的影响力，使其可以辐射带动周边小城镇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缩小城乡经济、文化、社会的差距。最后，信息产业的发展可以促进新城镇产业结构的优化[7]。新的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实现新型城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宜居新城的建设。

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为信息化提供发展基础。首先，城镇化的成果之一是城镇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这是信息化发展的物质依托和载体；[8]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带来居民生活、消费方式等的转变，刺激了居民信息需求和信息消费的增长，从而为信息产业提供消费市场和发展动力。其次，新城镇教育与高素质人才培养机制的发展必定会带来教育、科研等专项资金投入的增长，新城镇居民及其子女培训、教育问题逐步解决，接受高等教育市民的比例提高，这为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其所需的高素质信息人才资源。最后，新型城镇化大量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城镇管理，人们对信息服务的接受和使用范围逐步宽广，这本身就是信息化推广的一种表现。

二、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与测度方法研究

(一)城镇化测度

我国的社会信息化测度主要受马克卢普和波拉特影响较大，是根据当代中国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对已有测度模型指标的本土化的、适时的修正。国际上的社会信息化测度发展已经达到系统整体发展阶段，我国的社会信息化水平测度研究也应该与时俱进，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信息化水平测度模型。

社会信息化水平测度主要在美国、日本及欧洲发达国家进行，随着发展中国家信息意识的觉醒，信息化的浪潮覆盖了全球几乎九成以上的国家，信息化测度从一个国家内部进行发展到国际间的比较。联合国组织召开的世界信息峰会把社会信息化测度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探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基于长波理论，从制度、技术和经济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的关系出发，提出了技术经济信息化测度模型，是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对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测度，对于新型城镇信息化这个社会系统的发展水平测度而言，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从上述国内外已有的城镇化测度指标来看，与单一指标法相比，复合指标法选取层面多样，更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出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综合水平，目前已有的复合指标测量城镇化的方法，尽管选取了不同数量、不同类型的指标，但基本上都是聚类后测算一组指标的综合值，并对每组聚类的指标加以不同的权数，衡量城镇化的综合水平。但是这些指标一般都突出测量城镇化的某一方面，例如经济竞争力、城镇发展潜力等，而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人口、社会、自然环境、居住环境等全面的城镇化，这些已构建的指标就显得有些片面了。

当然，目前市面上在售的8K电视非常稀少，仅来自夏普、三星等，而且价格异常昂贵。以夏普的第二代旷视系列8K电视为例，60吋在日本市场的价格约合人民币4.6万元。

(二)信息化测度

生活质量指标指城镇居民日常生活中消费、出行等方面的便利程度。具体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私人汽车拥有量”“恩格尔系数”三个子指标。

国内关于城镇化度量的起步比较晚，最初对城镇化率的统计以单一的城镇户籍人口所占比例为标准，后有学者对此进行改善，将城镇户籍人口比例改为城镇常住人口比例、就业人口比例、非农业从业人口比例等[9]，还有以城市恩格尔系数为统计依据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转向构建多指标的系统城镇化测度体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倪鹏飞以市场份额、经济增长率、居民人均收入、单位土地平均GDP构建了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标，重点从产业增加值层面对中国24个城市进行了城镇化质量评估；[10]李振福引用物理力学理论，从城市化发展潜力、经济力、装备力方面评价和预测了天津的城镇化水平；[11]简新华运用定性分析和时间序列预测法，对中国城镇化总体趋势及增长速度进行了预测，得出中国2020年城镇化率可达60%左右；[12]刘子玉从经济协调潜力、状态和保障三个方面构建了城镇化测度指标；[13]肖万春提出从城乡统筹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三个方面构建城镇化测度指标。[14]

国外目前关于城镇化的测量指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一指标的度量方式。以该地区的城镇人口比例、城镇占地面积比例等测量。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的诺瑟姆于1979年在《城市地理》中发表的城镇化发展“S”阶段理论，类似的还有美国学者费里德曼的城市化“两段论”。另一类是复合指标的度量方式。最早的城镇化水平测度复合指标是日本学者稻永幸男在1960年提出的，从城镇规模、位置、经济活动、就业情况以及人口增长五个度来测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地域经济纵览》于1971年发表了日本“东洋经济新闻报社”的“城市成长力系数”，从人口、就业、经济活动、产业贡献额、居民生活等方面共计10项指标测量城镇发展潜力；联合国人居中心推出的城市发展指数，从硬件基础、生产软实力、环境治理、居民身体素质和知识水平五个方面测量地区当前的城镇化水平；美国社会学家因克尔斯(Alex Inkeles)从现代化角度提出了10项测量指标，包括人均GDP比重、各产业产值GDP比重、文盲率、大学生比重、医疗资源人均数、人口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方面，从经济增长力角度评价城镇化的发展质量。

个人信息化测度将“个人信息化”测度目标设为社会中的个人。比较著名的有韩国数字机会促进署(KADO)提出的“个人信息化指数”(PII)和郑周永等提出的“互联网联结指数”(ICI)，这两个测度指标的侧重点都是ICT技能测试[15]。所谓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是英文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与CT(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组合而成的，在原来IT(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了C(通讯、交流)，突出了信息交流的重要性，重视城镇信息化中城镇居民信息利用规律，体现了新型城镇信息化测度的宏观和微观视角相结合的观点。

KADO的PII指数测试与社会学流行的智商测试算法相同，是以个人得分来评价个人信息化水平的。具体测量方法与宏观信息水平测度的综合指数法有点类似，将测量分为包括ICT接入、ICT能力和 ICT利用三大方面，在三个大指标下选择相关的因素作为执行指标，并赋予各个指标不同的权重，最后得到被测者的综合分数，从而确定其个人信息化水平。这种方法测量比较规范，但只适用于个人，对大规模群体测试不太适用。

ICI指数量表目前有两个版本。第一版是2001年形成的，测度指标有九项，包括家庭电脑使用年数、互联网任务完成量、互联网接入场所数、有意识互联网利用量、网络在线活动参与量、在线交互参与频率、互联网对个人生活影响评价、个人电脑依赖程度和互联网依赖程度；2008年的第二版将测度指标改为五项，保留了第一版的电脑依赖程度和互联网依赖程度两项指标，将其他指标替换为互联网活动广度、密度、时间花费量三项。这项测度指标与于良芝教授提出的“个人信息世界”构建层面较为相似，于教授从内容、边界和动力三个层面分析了以“人”为主体的信息世界构建，对信息汲取、利用和个体信息资产化的深层次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其构建分析综合考虑到了现阶段我国信息化的具体情况，对于新型城镇信息化微观水平测定的设计有很大启示。

三、我国新型城镇信息化水平测度构建框架设想

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建立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便利信息网络、非农化的产业结构、发达的工业和信息服务业、良好的生态环境——承载着人们新型城市价值观念和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协同城镇体，单纯地进行“城镇化测度”或者“信息化测度”，只能反映地区城镇化水平或者信息化水平，不能够实现全面把握城镇现代化发展水平。故本文提出了“新型城镇信息化测度”。

所谓“新型城镇信息化”测度，就是协同了城镇化与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动力要素、质量要素、保障要素等，统筹规划，选择影响促进二者良性发展的共同要素。宏观上，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来对一个地区进行城镇信息化总体测度，为地区新型城镇信息化政策的制定、城镇信息产业的管理和发展等决策提供依据；微观上，通过以城镇居民个体信息行为作为分析对象，测量新城镇居民信息获取、生产、利用等水平，为建设宜居城镇构建综合性的信息便民服务提供参考。从“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的推动要素和阻碍要素综合起来考虑，选取促进二者协同发展的指标进行比较测量，可以更准确地找出新型城镇信息化发展的问题所在，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策略，促进“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良性互动发展。另外，由于城镇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资源——信息，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也是个人发展的重要资源，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测量一个地区的城镇信息化综合水平，可以考查城镇信息化建设成果人民共享度，也是对“新型城镇化成果惠及人民大众”思想的贯彻执行。

有人可能认为，风度不过是指人的举止姿态，似乎无关紧要。其实风度往往体现的是人的修养和气度，并非可有可无。不信的话，你如果说某某人没有风度，他肯定会跟你急。

笔者在《中国社会信息化进程测度报告》中提出了“信息化综合指数法”,该方法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是对RITE模型的继承和发展，参照当时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中规定的国家信息化系统六要素，将社会信息化指数测度分为信息资源、信息网络、信息产业、信息人才四个方面，21 个具体指标，不仅仅包括对社会生活信息化方面的测度，还涵盖了当代中国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应用的各个方面，是对RITE模型指标的本土化的、适时的修正；并根据各个指标反映信息化进程的真实状况，在计算中赋予了不同的权重，计算方法更加科学，对测量当时我国的社会信息化水平更具有适用性和说服力。

“新型城镇信息化”建设的宏观目标是通过信息技术应用于城镇建设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现城镇空间布局合理化、城镇公共服务功能完善化、城镇经济发展可持续化和城镇环境宜居化。根据这一目标，仿照信息化综合指数法，“新型城镇信息化”宏观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选取基础设施建设度、经济发展协调度、环境宜居度、可持续发展保障度四个方面作为测度的目标层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可根据四个一级指标的发展方向，各自选取与之相关的标准作为指示层二级指标。基础设施建设度的指示层二级指标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网络通讯设施、应用服务设施；经济发展协调度的二级指标包括城镇经济综合实力和信息产业发展；环境包括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两大方面，故环境宜居度指标的二级指标包括资源环境、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保障度指标的二级指标包括人才政策、产业政策和科研环境。

穿好衣服，阿里脸都没洗，便跟罗爹爹出了门。他的情绪很是低落，因为罗爹爹没有叫他刷牙。虽然平常他最烦刷牙。可是母亲说了，不刷牙就不给吃东西。这样，他就记得每天必须刷牙。罗爹爹却一字不提刷牙的事。果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就出了门。走出街上，风刮起来。风仿佛知道他的肚子很空，呼呼呼地全都朝里面灌，然后在肚子里四下撞击，咕咕乱叫，似在找出口。

(一)基础设施建设度的指示层二级指标包括基础信息资源量、网络通讯设施和应用服务设施

基础信息资源量，就是指城镇当前所拥有的实体信息资源和虚拟信息资源的总和。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该指标旨在测量城镇信息化建设可用的信息资源量的多少，这是新型城镇信息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具体可以通过“图书出版量”“报纸出版量”“杂志出版量”“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和“研究与发展课题量”来测量。

网络通讯设施是信息技术得以在城镇中传播的物质保障。没有完善的网络通讯设施，先进的信息技术就不能在城镇中得到大规模普及和应用。网络通讯设施可以通过“有线和数字电视人口覆盖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广播人口覆盖率”和“移动电话普及率”来测量。

应用服务设施是指新城镇推广“城镇化”和“信息化”成果所具备的硬件设施基础。城镇建筑用地的扩张是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城区面积大，能提供的物质、能源和人才等资源就多，故建成区面积可以测量新型城镇信息化建设的空间基础；此外，随着“新型城镇信息化”的发展，城镇空间将由集中式向着分散化发展，交通设施的完善程度对于分散化城镇布局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应用服务设施指标是为了测量推广新城镇智能信息化公共服务的发展潜力的，包括“建成区面积”“人均道路面积”两项子指标。

你看毕加索，不同时期的作品变化有多大？黄宾虹前后期绘画，风格迥异，人称白宾虹与黑宾虹，八十岁以后居然还搞变法。

经济综合实力可以直接用区域生产总值来统计，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同时与人民生活质量相结合，经济实力指标采用“人均GDP”子指标来测算。

(二)经济发展协调度的二级指标包括经济综合实力和信息产业发展

(5)1000 MW机组回热系统优化方案投资费用1075万元/台，年综合运行收益理论测算值306.7万元/台，实际年综合运行收益仅考虑脱硝电价补贴收入约200万元/台，实际静态投资回收期约为5.3 a，具有较高的经济性。

“新型城镇信息化”的发展带来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信息产业是指运用信息手段和技术，以计算机和通讯推广为主要业务的产业，可以由“邮电业务总量”“电信业务总量”“人均电子商务交易额”三项子指标来测量。另外，信息产业的发展也带来城镇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故在“信息产业发展”指标下，又增加了两个评测子指标，即“第三产业产值(亿元)及其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

(三)环境包括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两大方面，故环境宜居度指标的二级指标包括资源环境、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

传统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新型城镇信息化建设需要极力避免的，信息化推动下建设的新城镇是生态新城，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注重资源的利用效率，资源环境指标就是为测量这一目标实现程度的。具体子指标包括“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每平方公里工业废气排放量”“单位GDP能耗”和“PM2.5平均浓度”。

根据测量对象的不同，信息化水平测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宏观的社会、经济、人文等方面的信息化程度为测量对象的社会信息化水平测度；二是以个人为对象，测量个人信息素养的个人信息化水平测度。

1）学生的学习兴趣没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应该主要靠教师来激发，而不是靠教室中摆设的设备。学生课间和中午休息等课外时间，面对实训设备，开始时可能有过短暂的好奇，但是时间长了就产生视而不见甚至反感的情绪。没有调查数据说明学生由此提高了学习兴趣。

公共服务是由政府主导的为方便居民参与城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而提供的基本保障服务，是“新型城镇信息化”建设成果惠及人民的重要表现，其测量子指标包括“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财政用于教育支出比重”“政府事务在线处理率”“城镇公交信息电子化率”和“社会保险主要险种覆盖率”。

(四)持续发展保障度指标的二级指标包括人才保障、产业政策和科研环境

“新型城镇信息化”的顺利进展需要人才的支撑。“新型城镇信息化”需要的人才应是拥有较高综合素质和广阔知识背景的城市决策、建设和管理者，他们能将科学的态度、先进的理念投入到新城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去。因此，受教育水平是人才保障的一个测量方面；另外，除了高层级人才，“新型城镇信息化”建设的可用劳动力资源是人才保障需要测量的方面，具体包括“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

根据已经建立的目标层和指示层指标测量方向，结合科学性、代表性和可获取性原则，对指标层指标进行如下构建。

水平潜流人工湿地相对于表面流人工湿地具有水力负荷和污染负荷较大、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小、且卫生条件较好等优点；虽然水平潜流人工湿地相比于垂直流人工湿地来说对污水氨氮的硝化和除磷的效果略低，但该工艺技术较为成熟，基建及运行费用较低，管理和维修较为简单，对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要求不高。因此，选用水平潜流人工湿地作为本项目人工湿地污水生态处理的主要工艺。

“产业政策和科研环境”情况是影响“新型城镇信息化”建设顺利开展的另一个重要保障因素。从顶层设计到城镇信息化方案落实，需要政府产业资金、科研经费投入等的保障才能完成。具体子指标包括“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量”“技术类合同签订数”和“全社会研究与发展(R&D)活动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对新型城镇信息化水平进行宏观度量，可以明确地区当前的城镇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协调发展建设、环境宜居度建设和持续发展保障建设的状况，为地区城镇信息政策的制定、新城镇信息产业的管理和发展等决策提供依据。而由于城镇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资源——信息，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也是个人发展的重要资源，个人对信息资源的获取、利用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可以享受到的城镇信息化成果的限度。故要全面了解一个地区的新型城镇信息化水平，还需进行城镇信息化微观度量。所谓新型城镇信息化微观测量，就是以“个人”为中心，测量地区“新型城镇信息化”建设的人才储备潜力、信息市场发展潜力、新城镇信息系统应用及推广潜力，是对新型城镇信息化“软实力”的测量。二者统一于新型城镇信息化发展进程中。

学校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是学校当中各相关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通过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人工管理工作，这种传统的管理模式通常都会发生核算不精准、不规范甚至出现其他混乱现象的产生，从而发生学校对于固定资产进行清产核资工作时经常出现漏查、产生错误数据等各种情况，从而导致学校固定资产出现流失，学校出现财产损失的情况。

对新型城镇信息化水平的微观度量，即以城镇居民个体作为分析对象，进行各种个人信息化水平的测量。新型城镇信息化微观水平测度的目的是了解新型城镇信息化成果为人民共享情况。新型城镇信息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居民可以享受到的城镇信息化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程度，是新型城镇信息化水平的重要体现。城镇信息化宏观水平可以显示城镇信息化的“硬实力”，是居民享受城镇信息化成果的物质基础，但由于信息媒介复杂性的影响，城镇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了，并不等于居民就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信息化成果。以图书馆资源为例，一个人经常活动的场所设有图书馆，并不代表他拥有图书馆使用权利，即使他拥有图书馆资源的使用权利，由于自身信息意识或者信息能力的原因，他也不一定会去图书馆利用这些资源，即使他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也不一定能获取到自身所需要的信息。故新型城镇信息化水平度量，既要从宏观出发，了解地区城镇信息化硬实力水平，又要以居民个人为测度对象，进行新型城镇信息化微观水平测度，即城镇居民个人信息化水平测度。

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现代化的实现，要协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四化同步发展，将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共同建设体现了这一精神。本文提出的“新型城镇信息化”测度，将信息化作为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一个助力，采用整体和局部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的方法，测量信息资源积累对城镇基础设施改善、信息产业发展对城镇经济结构改善、信息技术发展对城镇生态和居住环境改善、信息人才对城镇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信息素养对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各个方面的贡献力度，目的是发现城镇信息化各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便于及时扼制不利因素的发展，保证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传统的城市化，带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交通拥挤、人地矛盾加剧、公共服务资源短缺等各种问题。我国当前正处于城镇化大规模跃进的时期，要避免上述状况的出现，需要运用信息化的手段，用智能化技术提升城镇公共服务水平，用信息产业的发展优化城镇产业结构，用高新技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用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武装城镇居民，唤醒信息消费动力，实现城市现代化。构建新型城镇信息化水平测度框架，测量城镇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城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城镇环境宜居程度和城镇信息化持续发展保障情况，同时，对新城镇民众的信息素养水平也作出测量，可全面地反映区域城镇信息化水平。

那天，我抱着整理箱颓然地走在大街上。这些年，我一心恋爱，很少思考职业发展的问题，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被动地失去工作。想想未知的明天，我委屈极了。于是找了间咖啡店，给男友小健打电话诉苦。

参考文献：

[1]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N].人民日报，2017-10-19(6).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N].人民日报，2014-03-17(9).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J].中国信息界，2007(01)：56.

[4] 新华社.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EB/OL].(2014-02-27)[2017-08-12].http://www.gov.cn/xinwen/2014-02/27/content_2625112.htm.

[5]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4-25)[2017-08-12].http://www.cac.gov.cn/2016-04/25/c_1118731366.htm.

[6] 张雪霞,张海轮.论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关系[J].科技视界，2016(04)：78.

[7] 何敏.我国信息化、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关系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4:35.

[8] 董梅生,杨德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J].农业技术经济，2014(04)：20.

[9] 张荣天，焦华富，张小林.1990年以来江苏省县域城镇化测度及空间格局演化[J].池州学院学报，2013(03)：65.

[10]倪鹏飞.新型城镇化需“返璞归真”[J].中国经济报告，2016(02)：24.

[11]李振福.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模型研究[J].北方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78.

[12]简新华，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J].经济研究，2010(03)：32.

[13]郑建明.信息化指标构建理论及测度分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84.

[14]肖万春.论中国城镇化水平度量标准的合理性[J].社会科学辑刊，2006(1)：112-113.

[15]PayamHanafizadeh, Mohammad Reza Hanafizadeh, Mohsen Khodabakhshi. Extracting Core ICT Indicators Using Entropy Method[J].Information Society, 2009,25(4)：236-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