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是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人的社会化主要受制于个体生物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其中生物因素是个体社会化的基础和前提，而社会环境因素则是个体社会化的决定性因素。所谓社会环境因素,是指形响和作用于个体的全部社会因素。因此，个体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共同构成了其社会化的社会条件。儿童的社会化是一个发展过程，是通过儿童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实现的。全球化和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环境，也极大地改变了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环境和家庭环境，使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各种社会化风险。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儿童社会化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发展质量[1]。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国家、社区、家庭及学校构成了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多元背景，各社会化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性与人格特征。社会环境中各宏观和微观系统、功能及其交互作用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社会化的机制。当前，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的成因分析主要集中在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等微观层面，缺乏对问题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的内在机制分析，忽略了对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制度结构(核心机制)和社会环境(重大事件)宏观层面的分析。我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质量对于未来中国民族地区农村发展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全面深入、系统地分析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因素，对促进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和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意义重大。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系统和微观系统两个层面探讨影响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社会化的深层次制约因素。

一、宏观系统：社会环境层面

“宏观系统”是一个广阔的意识形态，包括国家和社区以及特定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习俗和法律制度。它规定如何对待儿童、教给儿童什么以及应该努力的方向。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这些内容是不同的，但这些观念存在于微观系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儿童社会化知识的经验获得。对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产生深远的、间接影响的因素所组成的宏观系统，涉及特定的国家制度结构和特定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社会环境的价值观核心。

(一)国家制度结构因素

国家制度结构是特定时期内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社会生活环境，也是个体社会化的核心机制。社会结构是社会系统中各要素的联结方式或互动关系，它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规范并由相应的社会制度来维系，进而影响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

本文对具有N—P结构的单组份膨胀型阻燃剂PAPP的结构进行了表征。将PAPP用于工程塑料PA6的阻燃，制备出PA6/PAPP复合阻燃材料。揭示了不同添加量下PAPP对PA6材料的阻燃性能和燃烧性能的影响规律，得出以下结论：

我和亚山是同学，大学毕业后，像两尾小鱼游进大海般走上了社会，我们一同租房住，在省城找工作，快没钱买菜时，我和他只好到人行天桥发广告单。

1.社会化制度资源供给不足是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产生的根源

本书由我国著名骨科、脊柱外科专家，历任北京协和医院骨科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武警总医院骨科主任、脊柱外科特聘专家叶启彬教授结合自己60年临床实践和骨科最新研究成果编写，全书以通俗的语言介绍了由于不正确的劳作姿势、劳作频率、不均衡发力或过度牵拉某一组肌肉、不正确的锻炼方法在颈胸、腰背及髋、膝关节等部位引起一系列以肌肉与关节病痛为主的临床表现，从症状入手找到肌肉关节病痛致病点，有效治疗发病源头，标本兼治。

“微观系统”是由对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社会化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因素所组成，它涉及的是留守儿童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随着宏观社会环境的发展也在不断地调整变化着。对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家庭是最主要的“微观系统”， 此外还有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等社会化主体。他们与留守儿童间的相互关系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个性形成。

2.社会结构转型改变了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条件

在教学实验开始之前，教师先对2016级会计专业的学生进行数学基础测试，根据测试成绩将学生均衡分为4个班，力求所分班级学生的数学整体水平大体一致，同时为各班级配备相同的教学设施，打造相同的教学环境。各班级数学课由同一位教师承担教学任务。在教学实验过程中，教师在对照班的数学教学中采用传统的双主教学模式，在实验班的数学教学中以辩证动态双主教学理念指导教学设计和建构教学模式。实验班的数学教学环节特别增加了开放性问题讨论环节。为了保证课堂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参与讨论，教师根据实验班学生的学习进程，动态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儿童社会化是儿童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学习并掌握社会文化或社会中的标准、价值和所期望的行为的过程。个体早期社会化的完成需要社会为其提供特定的条件：一是相对稳定、统一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二是令人敬佩的榜样或社会权威形象供以模仿。一般而言，当一个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时，可以提供上述条件，而当社会处于转型期时，这些条件的提供就会受到影响，从而使儿童陷入早期社会化困境。社会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体现与标志。社会转型在价值观上的反映，就是思想观念的多元化。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全面、快速的转型时期。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生活的宏观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意味着其社会化的机制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价值观的混乱与“社会化榜样”的缺失并存。各种功利主义思潮从不同层面渗透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的成长历程中，给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增加了其社会化的风险。统计数据显示，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动机多元化；年龄越大生活目标越现实，非常不利于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此外，社会化是现实社会依据一定的社会准则将自然人培养成为社会人的过程。因此，在培养儿童的社会性目标、内容、形态、方法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具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国家特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直接影响着留守儿童社会化的方向、性质和内容。当前，我国儿童社会化目标在标准上具有模式化和多重性特征，即农村儿童社会化目标的城市取向，少数民族儿童社会化目标的汉族取向。从长远上看有利于促进城乡统一和民族融合，但却忽略了城乡间、民族间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巨大差异，也脱离了民族地区农村生活实际以及农村儿童的社会化成长需要。社会化目标高度统一的后果是降低了民族地区农村儿童的自我认同感。社会转型期社会化条件的变化，使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自身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逐渐分化成一个内部异质性明显的群体。部分留守儿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化偏差，面临各种社会化危机。

(二)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环境因素

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是指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们为主体组成的同质性较高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它是社区居民活动赖以进行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的总和[3]。建立在血缘、地缘和宗教信仰基础上的村落是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关系和制度的重要载体，也是留守儿童社会化的重要社会环境。民族地区农村特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对儿童的价值观念、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心理素质、道德品质甚至整个生活方式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1.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受历史与自然环境的限制，加上基础设施及公共事业的落后，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满足儿童正常社会化所需的物质条件非常有限，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农村儿童的健康成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西部大开发带来的战略机遇，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物质条件。但民族地区农村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也影响了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形成。调查结果显示，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均不高，只有极少数儿童的职业选择是“农民”，意味着民族地区农村未来的人口文化素质仍将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且民族地区农村未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将减少，从而危及到民族地区农业的稳定发展。此外，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消费观和家庭观等价值观念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这种差异性在群体内部逐步扩大、加深。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物质基础，改变了其社会化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2.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对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的影响

OMI的SO2卫星监测数据时间为2008年1月—2018年2月，前一年的12月和翌年1月、2月为冬季、3月、4月、5月为春季、6月、7月、8月为夏季、9月、10月、11月为秋季；SO2年总量值以整年各月份柱浓度累加得到。因为环境监测站SO2数据时间较短，所以本研究所用地面监测 SO2的时段为2013年1月—2018年2月。

1.家庭经济关系的变化对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原来稳定的家庭教养关系随着父母外出打工发生了转移，取而代之的是与多种监护主体组成的临时教养关系。统计数据显示，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打工的形式有父亲外出、母亲外出和父母均外出三种，而监护类型有单亲监护、隔代监护、上辈监护和同辈监护四种。不同监护类型在教养方式上的差异，使留守儿童群体在个性发展的表现与特征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其中单亲监护型留守儿童相对最好，隔代监护型留守儿童的品行问题较为突出，上辈监护型和同辈监护型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发展较差。从整体情况来看，家庭教养关系的变更影响了留守儿童的态度、行为方式、价值观的形成，大部分留守儿童变得更加坚强独立自主、更有责任感。但由于监护人的文化素质偏低，缺少管教意识，以及留守儿童自身的原因，留守儿童各种不良行为的发生率高于非留守儿童，极少数出现了社会化异常倾向。

改革开放后，民族地区农村村落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使民族地区农村的性别、年龄结构极不合理；婚姻家庭结构多样化且日趋不稳定；村民职业结构的高度分化。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阶层地位、家庭结构与关系、社区特征以及社会文化规范等社会结构要素均发生了深刻的变迁[4]，也改变了民族地区农村村民的地位、权利和相互关系。成员的归属感在逐渐削弱，民族地区农村社区也从熟悉的“乡土社区”转向“半熟人社区”和“陌生人社区”。调查显示，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加上居住较分散，留守儿童与邻里和亲戚的交往较少，邻里、亲戚关系的疏远弱化了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成员间互帮互助的功能，留守儿童获得的社区内部支持非常有限。此外，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组织不发达、结构松散，削弱了民族地区农村约定俗成的村规民约和伦理道德对留守儿童行为的约束功能。访谈结果表明，虽然地方政府开始逐步重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但由于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组织对“留守”的儿童管理制度不健全，加上缺乏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留守儿童的生活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各种意外伤害事故频发。可见，民族地区村落社区的支持作用普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微观系统：社会关系层面

始于建国初期的城乡二元制的直接后果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不平衡带来的“三农”问题。国家在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投入的严重不足，使位于偏远地区的民族地区农村远远滞后于非民族地区和城市。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成为民族地区的核心问题。以本次调查的贵州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为例，由于历史和现实以及自然地理方面的原因，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外出务工已成为民族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然而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城乡有别的公共服务体系，使得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城市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农民工被动的这种“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所导致的“拆分型家庭模式”[2]，是我国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形成的根源。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民族地区农村儿童的留守率达37%，家庭规模普遍偏大。在家庭仍然是养老模式选择的民族地区农村，“上有老下有小”村民的家庭负担相当沉重。加上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存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农业经济实力弱的现实，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短期内很难有较大改善，意味着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将长期存在。调查发现，民族地区农村儿童社会化的质量整体不高，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我国儿童保护工作已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制度框架，但对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缺乏实际操作性。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与滞后，导致多种不利制度结构的交织以及可利用资源的匮乏，使得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原本就脆弱的社会化环境更加复杂化。社会化制度资源供给不足使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逐渐被边缘化，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长期受到忽视，阻碍了其正常社会化，引发了一系列成长问题。

(一)家庭与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

个体的社会化始于家庭, 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最初社会经验、社会知识和行为规范都来自于家庭。家庭也是个体社会关系的开始，家庭赋予儿童多种社会属性。正常、完整的家庭关系是儿童形成良好社会关系的基础条件。父母外出打工导致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功能失调，彻底改变了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关系，影响了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性发展。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情绪评分与心功能等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干预后焦虑情绪评分与心功能等级均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焦虑情绪评分与心功能等级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民族地区农村传统文化的衰落对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的影响

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安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2014年出版了《高等学校信息安全专业指导性专业规范》，在《专业规范》中给出了信息安全专业的知识体系，其结构如图1所示：

父母外出打工从不同程度上改善了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的经济状况，为留守儿童社会化提供了经济保障的同时，也影响了其生活目标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留守儿童体会到父母外出打工的辛苦，生活目标积极向上，消费更加理性。但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受父母打工的负面影响,学习态度比较消极、教育期望值偏低和职业选择更现实，部分留守儿童的不良消费现象明显增多，偏离了社会化正常轨道。

2.家庭教养关系的变化对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民族文化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即规范与调整民族内部成员间的关系。民族文化的传承是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关键所在，其实质是民族文化的内化。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民族文化习俗能使留守儿童产生族群归属感，并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将民族文化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与行为习惯。民族地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使民族文化的传承出现中介断层，从而减弱了本民族文化对留守儿童的教化功能。此外，与民族传统文化迥异的现代城市文明的扩张，也削弱了留守儿童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认同感。自发的传统民族文化活动日趋减少，“看电视、上网玩游戏、打牌、打麻将甚至赌博”成了留守村民打发闲暇的主要方式。不良活动的兴起给留守儿童的价值观、性格特质和行为方式带来了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本次调查发现，超过二成的留守儿童有“上网玩游戏、打牌、打麻将甚至赌博”的行为，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留守男童的不良行为呈现增多的趋势。在实地访谈中发现，由于缺少基本的公共文化娱乐设施，民族地区农村社区很难给留守儿童提供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化成长环境。因此，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问题实际上是民族文化危机的集中反映，必将对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人格发展和集体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

3.家庭情感关系的变化对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严跃进：收购普洛斯这件事对万科的意义很大，因为这标志着万科的物流布局正式走向了国际市场。但是物流项目属于周期长、投资回报慢的重资产运营，这也是万科当前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且随着企业物流板块的规模不断扩张，盈利问题也将愈发凸显。这就要万科慎重考虑，如何在企业大战略下，打好协同牌，以弥补物流地产存在的盈利问题。

家庭成员间尤其是亲子间的亲密互动中形成的情感关系，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起着人格塑造的作用。调查结果显示，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与外出打工父母保持情感交流的方式以电话为主，但联系频率并不高。亲子间情感关系的疏远影响了留守儿童适应社会的人格发展, 部分留守儿童出现社会性情绪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个别留守儿童出现了明显的心理障碍。此外，父母外出打工相应地减少了留守儿童与亲戚/邻里和老师的交往互动。留守儿童在人际交往中普遍缺乏自信心，与成年人的交往更加被动和消极。重要他人的情感支持严重不足直接影响了留守儿童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尤其对留守女童和小学低年级组留守儿童的社会心理、性格和自我意识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大，部分留守儿童的家庭观也发生了偏离。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和性格朝着非健康和非积极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大大高于非留守儿童，在行为上也更容易越轨。

4.家庭保护关系的变化对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父母的缺位、监护人的监管不到位，极大地削弱了家庭对留守儿童的保护功能。加上留守儿童年龄较小，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其受教育权、生命健康权、生存发展权等基本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易受到外界的伤害。调查显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尤其是留守女童的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更易失学、辍学。另外，由于缺乏必要的安全教育、青春期生理健康知识和心理干预等，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因社会化障碍导致其社会适应不良或人格缺陷，从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如心理不适、安全、自杀等问题。

(二)学校与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

作为早期社会化的另一个重要场所，学校是实现特定时期个体社会化目标的关键。学校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主要承担着知识社会化、行为规范社会化、价值观念和理想目标社会化的任务，将儿童培养成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因此，学校在社会化的方式、内容和过程上与其他社会化主体有着本质区别。当留守儿童进入学龄期后，学校成为其家庭外最重要的社会化机制。

通过对比发现，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习成绩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的学业影响不大，学生成绩总体不高更多地反映出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落后的现实。从调查学校的访谈情况来看，学校也认为留守儿童在学习习惯及品行上比非留守儿童存在更多的问题，对本校留守儿童实行了登记报告制度，但并没有采取特殊的管理措施。无论是对教师的考核还是对学生的评价，仍停留在传统的应试教育的理念。自2006年以来，中央政府逐步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杂费和书本费。因教育经费长期不足，民族地区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普遍较差，教学质量低下。学习困难、缺少兴趣等个性心理品质是造成留守儿童厌学、逃学、退学的主要原因。学校没有开设心理课程并配备心理教师，也很少开展心理教育、生理教育、生存教育、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集中办学和寄宿制给农村儿童也带来了更多不安全的因素，并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对受调查学校的访谈结果显示，目前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主要集中在乡镇中学。且寄宿制学校在很多方面还不能满足农村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的需求，由于管理薄弱、教育资源有限，学校的监管方式较为简单。加之读大学的高投入(学费)、低回报(就业难)的现实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成本和风险，民族地区农村儿童的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此外，由于学生居住偏远，学校很少召开家长会，部分学校甚至从未召开过。班主任由于教学工作繁忙，也很少对学生进行家访，老师与家长缺乏必要的沟通。留守儿童与老师的互动偏少，师生关系比较消极，老师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未同一般的学生区别开来。可见，学校对留守儿童及其存在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学校的教育管理功能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积极影响极为有限。

(三)同辈群体与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

同辈群体是由年龄相近，地位、兴趣、爱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大致相似的成员自发组成的一种非正式群体。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辈群体普遍存在于个体日常生活中，是实现个体社会化的重要社会基础。同辈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儿童认识外界、了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同辈群体对个体社会化影响好坏的关键在于群体内部的价值取向是否正确。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儿童与同辈群体的交往多于亲戚/邻里和老师，说明同辈群体对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有较大的吸引力。对脱离监护人接送的小学高年级和开始寄宿生活的初中留守儿童来说，父母和家庭的影响日趋减小，同辈群体的影响明显增多。随着社会接触范围的扩大，留守儿童的社会化环境逐渐复杂。访谈结果显示，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朋友数量较少，且同辈群体以留守儿童居多。相同的身份和处境使留守儿童之间在情感上更易相互认同和接受，相互间的影响也更大。同伴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性发展具有独特的作用和重要的适应价值。一方面，同辈群体以共同性或互补性的心理需求为基础，使留守儿童在群体内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对留守儿童人格及个性养成、道德养成、社会性的成长等方面都有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留守儿童缺乏分辨能力，易受同辈群体内亚文化的不良影响，部分留守儿童出现品行偏差问题，影响其正常的社会化。总之，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和学校教育功能不足使得同辈群体的社会化功能上升，从而对留守儿童社会化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大众传媒与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

在现代社会影响儿童社会化的诸多因素中，大众传媒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化主体。它在知识的传播、价值观的树立，社会规范和角色能力的学习培养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形式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各种新媒体技术对儿童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作为文化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大众传媒将成为影响人们，特别是儿童发展的首要因素。”[5]

问卷统计数据显示，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在家“看电视”的比例多于非留守儿童，且小学组多于初中组，留守男童多于留守女童。留守儿童对电视的依赖性较强，说明电视对留守儿童的社会角色认知、社会知识学习、社会生活习惯培养、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影响日益加深。但看电视过多会降低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和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制约其健全人格的形成。另外，留守儿童中“上网玩游戏”的现象也高于对照组，留守男童多于留守女童，并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少数留守儿童网络成瘾较严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从本质上改变了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大众传媒的结构，必将对留守儿童社会认知、社会交往及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沉迷于网络游戏会危害其身心健康，降低他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适应性，减弱对现实行为的责任意识，对其人格形成与发展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同时，电视广告和网购会影响留守儿童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进而改变其消费观。问卷统计结果显示，留守儿童与外出打工父母的联系方式以手机为主。此外，在访谈中我们发现，90%以上的留守儿童会使用手机，近一半的初中留守儿童持有智能手机。随着手机社交功能、游戏功能的增多，留守儿童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便利，其负面影响也将进一步凸显。可见，大众传媒的内容和技术正深刻地改变着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进程和社会化程度。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加上大众传媒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不健康内容的传播也增大了留守儿童社会化失败的风险。

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我们学习、工作和生活，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培育科学的思维方式。其次，帮助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做到务实与务虚相结合，有助于变通，站得高看得远，增强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第三，培养我们科学精神，求真务实，团结协作，不怕挫折，深入实践。第四，加强修养，直面生死，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仰望星空，建立宇宙情怀，提升大局意识。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其问题的形成、发展和变化是留守儿童个体与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社会环境因素给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带来了多重影响。如何充分利用并发挥积极因素的促进作用、最大限度避免并化解消极因素的不良影响，是解决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亟待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

参考文献：

[1] 黄教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88.

[2] 谭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2011(1)：138-150.

[3] 王秋香.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困境与对策[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225.

[4] 彭国胜.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5(4):66-72.

[5] 时蓉华.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