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一种保守主义政治思潮，主张国家(或代表国家的政府)可采取任何手段和形式来维护国家利益。因而在国家与个人关系上，国家主义强调的是国家理性和国家权威。[1]从战后日本政治思潮的嬗变来看，国家主义发端于岸信介内阁时期，冷战结束后日益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之一。其一以贯之的理念是希冀唤醒国民的国家主义意识，将日本转变为一个涵盖政治、军事要素在内的综合性大国，并使之在东亚地区乃至世界上保持相应的地位和影响力。[2]与此同时，其路径选择方面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基于此，本文首先从历史视角出发对战后日本的国家主义进行纵向溯源，其次讨论安倍国家主义的目标诉求，最后对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进行剖析。

一、战后日本国家主义思潮的发展

论及战后日本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格局，“保革对立”或“1955年体制”是一个频频出现的词汇。1955年，为对抗代表革新力量的社会党左右两派的合并，代表保守力量的自由党和民主党也宣布组成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自那时开始到1993年自民党第一次下野，日本政局基本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自民党长期维持国会过半议席，日本首相实际上是由自民党内各派阀领袖轮流出任；第二，社会党长期作为日本最大在野党，维持着自民党一半左右的议席。这样的格局一方面凸显了自民党的“一党优位”，另一方面因社会党拥有国会1/3左右议席，对自民党也形成了强有力的牵制。概言之，冷战时期日本政坛的主流虽然是保守主义，呈现的却是在“保革对立”框架下的一种平衡局面。

当时被称为“保守本流”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又被称为“吉田主义”(或称“吉田路线”，Yoshida Doctrine),其特征是以“日美同盟+和平宪法”为框架，倡导“轻军事，重经济”的和平发展道路，即在外交上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政治上强调自由民主主义，谋求非军事的贸易/产业立国的经济优先主义，仅在经贸、文化等低政治领域施加影响。[3，4]可以说，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遵循了“吉田主义”的治国方针。因此从对战后日本的历史贡献来看，“吉田主义”可谓“善莫大焉”。然而，从吉田茂主政伊始，他所规划的这条发展道路便在日本国内同时饱受左右两派的诟病，且两派的不满均与他所构筑的日美关系紧密相连。

1.2 用药方法 对照组患者输注乳酸钠林格注射液，观察组患者输注醋酸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维持输液速度约8.3 mL/min，约1 h输注完成。后给予聚明胶肽注射液500～1 000 mL，平稳输注，至手术结束余量继续输注带返病房。在开始输液前(T1)、输液开始后30 min(T2)、输注完液体即刻(T3)、输注完液体后30 min(T4)、出手术室前(T5)，采集患者桡动脉血，检测血糖、血酮、乳酸、碱剩余(BE)、电解质、pH等指标，并记录血流动力学指标。

左派的革新力量首先认为吉田只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进行媾和的做法是“片面媾和”，强调应与苏联、中国等东方阵营也签署和约，实现“全面媾和”。其次，他们批判日本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的做法等于将日本置于远东反共桥头堡的地位，严重有损日本的国家安全。相比之下，右派则认为日美同盟使日本的国家安全得到了美国的保护，但代价是框限了日本的国家主权，使日本在政治、军事等领域受到极大限制，并导致日本在经济崛起后也不能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影响力。[4]

只不过，考虑到小人儿的年龄与认知水平，现在就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反而有可能造成混乱。因为他正处于“秩序敏感期”，希望一切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出现和发生，这样才能有更多安全感。比如已经听过我妈妈讲《小猪看医生》，他就会自问自答：“小猪为什么要看医生？——因为它们不听妈妈的话！”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步入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日本又明确提出政治三极的口号。代表者是时任外务省事务次官的栗山尚一,其在《外交论坛》上撰文提出了“五五三理论”，强调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不但在经济上呈现出日美欧三足鼎立之势，且三方因在基本价值观上也立场一致，因而应共同管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与之相对应的，日本外交也应随之转变为大国外交。[7]

第一步，安倍将“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框架体系在结构上转化为“美主日辅”的格局，这就是使日美同盟框架体系在功能上由原来的“对美依附型”转变为“日美合谋型”。[11]第二步，他巧妙地将实现“正常国家化”、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宪的目标诉求与解决日美在同盟框架体系中的非对称性问题加以挂钩。所谓非对称性问题主要指日美同盟存在着“单务性”现象，即两国在同盟框架体系内只有美国单方面保护日本安全的义务。安倍的目的是要将日美同盟中的“单务性”转变为“双务性”，即日美都有保护对方安全的义务。他强调，作为“正常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军事正常化”，而只要集体自卫权没有解禁，日美同盟中的“双务性”也就无从谈起。

而在安倍看来，现阶段也成了日本是作为大国还是“中等国家”这一国家身份定位的最后选择期。一方面，日本经济虽然陷入“迷失的二十年”，但总量仍将长期位居世界第三，依托现存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军事在国家实力结构中的权重的时机尚未丧尽。另一方面，日本国民的自信心因经济长期不振而严重受挫，亟待透过重塑一个虚拟的值得夸耀的国家经历去“治愈”日本社会焦虑失望的心灵。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安倍在推行国家主义的过程中总是不忘对周边安全环境进行一番夸大和煽动，如积极渲染“日本面临威胁”、“东亚安全形势严峻”等，又用“积极和平主义”(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的旗号来为自己的种种政策进行“漂白”。那么他这么做的原因何在，又意图实现怎样的目的呢？

二、安倍国家主义的目标诉求

在中曾根内阁和冷战结束伊始阶段，无论是中曾根所宣扬的“战后总决算”还是小泽的“日本改造计划”，均是意图以日本当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支撑，通过增强日本的国际贡献等路径，实现“正常国家化”的目标诉求。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国际层面，前者仍限定在冷战框架，后者则摆脱了冷战限制。但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这种环境的剧变也使得安倍的国家主义诉求路径必然要与现阶段日本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有所适应，以顺应时代需求，体现时代特征。

右派主要来自自民党内的以追求“独立国家的条件”为名义的反吉田力量。在战后日本语境下，遵循“吉田主义”者被称为“保守本流”，而反吉田力量者则被视为“保守支流”，其代表人物是岸信介。岸信介在执政时实施带有浓厚国家主义色彩的政治追求，他尝试通过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改变日本对美从属地位。虽然岸信介在《日美安全条约》修约后不久即被迫辞职，但其举动却为日本日后的“军事正常化”奠定了基础。[5]战后初期的国家主义思潮还受到了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力量的强有力牵制而在岸信介之后未能取得进一步的拓展，直到1980年代才重新抬头。当时执政的中曾根康弘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毫不讳言地明言，其目标就是要让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文化大国”和“军事大国”。[6]可以说，这一时期国家主义的勃兴是与日本经济崛起后为寻求与之地位相称的综合性大国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

从国内层面看，遭遇“迷失的二十年”,与经济上陷入长期低迷状态如影随形的是政治上持续动荡，让日本似乎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一方面日本长期无法走出“十年九相”的阴霾，另一方面面对少子老龄化、国债累积、社会保障、教育改革及女性就业等一系列堆积如山的问题，民众焦虑万分，但各党派又似乎视而不见，充斥的只是以选举为目标的短期政策主张，鲜有对国家治理的长期追求。从国际层面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以前所未有之势揭开了全球竞争的大幕，无论是否喜欢，各国均需苦思良方，以为本国在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之下赢得有利位置；另一方面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使之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日益接近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中心，这使得传统的发达国家担忧自身的优势和国际影响力正在日渐衰落，尤其对经济上陷入长期徘徊、增长乏力的日本而言，这种冲击力使之感受更为激烈。在国内、国际局势的一系列冲击下，日本似乎失去了明确的国家定位和发展方向，对外越来越失去原有的自信，愈加呈现出“岛国根性”的内向和狭隘。

废弃混凝土-水泥土强度特性及固化机理研究………………………… 栗霞，沈兴刚，杜俊，杨叶秀，李丽蓉（3-8）

以此为背景，现阶段日本社会的共识是：一方面希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通过国家政治调整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人对重构传统共同体的憧憬，另一方面又以国家主义为旗帜，应对国际化竞争，全方位地彰显国际影响力，重塑一个值得夸耀的国家经历。可以说，正是这种社会心理使得现阶段的国家主义已被渲染成一种具有民族主义意涵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思潮，它构成了推动安倍不遗余力地推行国家主义的原动力。

众所周知，安倍的政治理念与其外祖父岸信介一脉相承。其诉求可概括为“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重振强大日本”。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要革除“吉田主义”中的经济中心主义，注重将政治、军事手段倚为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支柱，最终使日本突破经济大国的单一特征，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干预力，成为具有综合外交能力的全球性政治大国。[9]当安倍在2006年首度组阁时，便在“摆脱战后体制”上大做文章，如修改否定军国主义、确定战后教育根本理念的《教育基本法》，强调在教育中增强所谓的“爱国心”，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等等。时隔六年，当他再度拜相后更意图通过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与修改和平宪法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10]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战后体制还是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正常国家化”道路上的路障其实都是美国设置的。换言之，安倍国家主义的目标诉求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及其主导下的美日安保体系。因此从论述逻辑看，对于安倍种种突破政治、军事禁区的行为，美国应出面喝阻，但事实是美国反其道而行之，非但不予阻止，还积极予以鼓励。一方面，受国力所限，日本客观上根本无力摆脱日美同盟体系，主观上又基于“恐华”、“遏华”的心理，更无摆脱美国的意愿。另一方面，美国为因应中国崛起，也急需日本发挥重要作用，而日本增强军备的做法恰恰顺应了美国的政策需求。基于此，安倍在实现“正常国家化”的过程中，日美同盟体系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显然，安倍国家主义的目标诉求中存在着逻辑与实践的背离，那么安倍又是如何将这种“扭曲”的结构进行捋顺的，同时又是如何与一系列的目标诉求相挂钩的？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胡格维尔特的《发展社会学》一书，在对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及各阶段中社会系统的功能差异进行了分析的同时，提出了发展理论的研究框架，胡格维尔特将结构功能主义下静态的单一社会分化和整合的发展视为作为“过程”的发展，将人类社会视为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整体更大范围内的发展视为“互动”的发展，而将某种文化取向和社会关系下的主体行动则视为作为“行动”的发展。结合胡格维尔特的理论框架笔者认为对于现有的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几个类型。

在国际体系发生剧变的同时，日本国内的“1955年体制”也随之走向终结，革新力量大大衰弱，整个日本社会代之以国家主义思潮和改革思潮的兴起。它以争做政治大国为目标，以摆脱战后体制为宗旨。冷战结束伊始，其代表者是以小泽一郎为代表的“国际贡献论”和“政治改革论”。他批判说，受“吉田主义”的束缚，日本未能将经济实力恰如其分地运用在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上，仍是个不折不扣的“单肺国家”。因此，小泽强调日本应适时修改和平宪法，在参与国际事务中重新获得对外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利。[8]

论及集体自卫权的法源，可参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即联合国任何会员国遭受武力攻击时，为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在经安理会授权派遣联合国军的情况下，其他会员国可援引集体自卫权，拥有对发起武力攻击的第三国实施反击的权利。因此安倍强调，在法理上，既然在《联合国宪章》中可以找到实施集体自卫权的法源，那么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日本却不拥有集体自卫权，这恰好证明日本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在实践上，如果当美国及其他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在遭受攻击时，日本却不能将其视为对本国的攻击而予以反击。这样的同盟岂非怪哉？

然而，从日本国内宪政体系的架构来看，解禁集体自卫权却大大超出了宪法规定的“自卫所需最低限度”范围，因此必须要修宪或修改宪法解释才行。这样一来，“正常国家化”又与修宪问题挂上了钩。显然，这主要是指第九条中“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和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条款。众所周知，现阶段安倍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并相应地出台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还在国会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进一步地，鉴于国会众参两院的修宪势力已大大突破宪法规定的2/3多数，安倍更是明确提出了修宪时间表，强调要使2020年成为实施新宪法的元年。虽然最终能否实现尚不能过早下定论，但战后日本所长期遵循的和平发展道路已经在安倍的主导下出现了事实上的背离。

三、国家主义视阈下的安倍对华政策剖析

7.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建立完善行政执法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坚决制止和纠正各级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侵犯民营企业利益的行为。对民营企业投诉举报的“乱执法、随意执法”问题，必须及时查处，做到有错必究，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问责。切实加强涉及民营企业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工作，对民营企业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权益的复议申请，抓紧审理、及时办结，切实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经历了所谓的“迷失的二十年”，日本社会对未来怅然若失，其实质源于对日本国家定位的属性纠结，即未来的日本究竟是大国(major power)还是“中等国家”(middle power)。对于后者的属性认定，已故的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早已提醒日本民众应正视这一现实，并强调说“日本只不过是回归了其应有的地位……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日本来说，或许目前的状态更为幸运”。[12]前首相鸠山友(由)纪夫、庆应大学教授添谷芳秀等人也主张日本应在维持和平宪法的框架下，继续走轻军备和经济优先的道路。面对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日本应切实推进区域一体化事宜，在此过程中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并寻求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继续发挥国际影响力。[13]然而，经历过明治维新崛起的近代历程和战后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大国荣光在日本社会的心理投射恰恰是不甘心国家就此“沉沦”。从这一角度而言，安倍的国家主义能够在日本国内大行其道与这种社会心理的存在息息相关。

现阶段，随着日本社会的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特征日益显著，保守政党不但牢牢控制了日本朝野政坛，日本社会更呈现出一种各党政策、舆论导向和选民趋向保守政党理念的政治趋势。以此为背景，国家主义也从最初的社会、政界的“支流”渐次渗透至国家的各个层面，最终成为在日本社会上甚嚣尘上的一种具有浓郁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潮。而安倍能两度组阁并能实现长期执政,恰与上述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意味着战后日本国家主义思潮在现阶段又被推向了一个顶峰。

如前所述，安倍国家主义的目标诉求就是强调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重振强大日本”为己任，谋划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大国地位。然而，日本国力的高峰期已过，尽管在经济上仍会长期居于世界第三的位置，但从经济的增长潜力来看，实难有大的增长与起色。囿于经济的困窘，尽管安倍内阁在军事上屡破禁区，但若仅凭自身力量也很难支撑其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大国。概言之，日本仅凭自身的资源禀赋已很难支撑安倍的日本“大国梦”了。因此，安倍为了实现国家主义的目标诉求，势必借助外力脱困。回溯历史，日本可谓是个善于借外力脱困的国家。毋庸讳言，现阶段中美两国均被日本视为为它提供“机会窗口”，或成为它“借船出海”的对象，但归根到底仍是中国。

中国崛起可谓是21世纪初叶在世界范围内最为令人瞩目的热点性话题。尽管中国一再强调要和平发展，不断重申“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4]，但仍不可避免地被美日欧等西方国家视为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国家。它们倾向认为中国是正在挑战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修正主义国家。而日本国内对中国崛起做出的解读和预测，更是超乎寻常的一致和悲观，如认为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和价值、理念不可能接受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更可能接近于挑战冲突型的模式等等。[15]安倍再度组阁以来，甚至明确将中国视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挑战和亚太地区和平、繁荣与自由的最大威胁，视日美同盟为有效应对中国崛起的“公共产品”。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虽然口头上不再提奥巴马执政时推出的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从其种种行动来看，奉行的乃是没有“亚太再平衡”称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其特征是联合美在亚太的盟友和准盟友，实现“辐辏格局”(hub-spokes structure)中同盟体系的结构拓展，并在经贸等领域推动新秩序的建章立制工作，以强化对华的制度约束。美国认为，加强与盟友的关系既是该战略的支柱之一，又是维持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础，而鉴于日本强大的综合国力，格外希冀其发挥“次轴心”的战略支点作用，积极承担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16]从这一角度而言，美国认识到与日本的同盟关系是其亚太及全球战略所不可或缺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日本屡破军事禁区，甚至要修改和平宪法的种种举动非但不予阻止，反而表示鼓励的根本原因所在。

3.2.3 加强围手术期的健康宣教。制定导管健康教育处方,责任护士根据患者病情,针对可能安置引流管者,根据健康教育处方内容逐项向患者宣教,特别是置管的目的、位置,可能引起的不适及应对方法,拔管时间等,也可以讲述以往患者的经验,减轻患者的恐惧感,让其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并复述,直至掌握,当安置导管的患者出现不适时,及时处理,给予鼓励,反复强调留置管道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注意事项等,得到病人及家属的心理支持,如有特殊困难,做好患者及家属的心理护理,尽量解决患者疑虑。

本文提出了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零损耗深度限流电抗器装置的设计与优化方法，可以快速求解优化模型确定优化方案，并将优化设计的装置应用于工程实际，实测数据表明优化设计后的装置能够实现电力系统的短路电流的限制作用。

以此为背景，安倍认为在日美同盟框架下选择制衡中国非但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甚至可藉此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因为日本自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主要盟国，与同盟国一道站在制衡中国的“统一战线”上符合同盟“道义”。与此同时，日本认为中国经济受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劳动生产率低下等因素所累，综合国力的增长极限已经显现，即使经济总量可以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综合国力很难超越日美两国总和。换言之，日美中三国综合国力基本可设定为恒定的“1+1>1”。因此当美国对华政策基本倒向“制衡”的背景下，日本就成为中美之外的“超级第三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17]对此，安倍明确指出“在美国承担主要作用的地区及全球安全框架下，日本不能成为薄弱的一环”。[18]他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一种颠覆，因而主张国际社会应组建集体安全保障同盟，共同发挥“锁”的功能，以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显然，日美同盟就是这把“锁”的核心，而日本的大国地位应在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积极地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积极贡献过程中彰显出来。

而为积极发挥孤立、包围乃至遏制中国的“战略支点”作用，日本尤其需要提升对华的军事制衡力度，强化自身的军事力量建设。从这一角度而言，无论是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台《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还是在国会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其矛头的最终指向均是中国。由此，中国成了安倍在推行国家主义过程中增强正当性的重要抓手。

如果将安倍的对华政策置于国家主义视阈下进行考量的话，可以说其地缘政治色彩浓厚，对华呈现出了很强的针对性和对抗性。但他的逻辑认知却强调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得益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国，也是这一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相比之下，中国在价值观上是与日美等国迥异的“异质性”国家，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势必会动摇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而会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也严重有损日本的国家利益。作为这一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制衡中国是日本的职责所在，因而日本越强大越有利于对中国进行制衡，也就越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19]当各界还在思忖他的这套充满冷战思维的反共、反华的逻辑是否有违实际、危言耸听之际，安倍的国家主义思想早已贯彻到日本的内外政策当中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的国家主义意图通过对战前的一些政治模式、价值理念的部分重构，让日本成为一个涵盖政治、军事要素在内的综合性大国。而安倍国家主义的目标诉求既有复古的国家主义志向，也有因应中国崛起的国家战略设定。因此，在政策落实层面上，它地缘政治色彩浓厚，对中国呈现出很强的针对性和对抗性，视崛起中的中国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与潜在威胁，不惜对华采取各种孤立、包围乃至遏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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