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德近乎让人赞叹的智慧中(虽然他并没有掌握现象学的问题域和方法)，他已经在第一版《纯粹理性批判》勾勒出了先验演绎中的先验综合的最初体系。但遗憾的是，他所思索的只是那个高不可及的问题，即世界时空中的，或先验于知觉的客体的构成……但是先于这个问题的更为深层、本质的问题则是……关于为自己而存在的主体及其生命经验之涌流的问题[1]171。

——埃德蒙·胡塞尔

一个守时的柯尼斯堡人在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的书页中徘徊着。他或是毫不隐讳地展示着关于普遍综合的问题假设，尽管这一综合无法“忠实于我们的经验”[2]lxxii；他或是悄然换上莱昂·布伦施威格(Léon Brunschvicg)或皮埃尔·拉雪兹-雷(Pierre Lachièze-Rey)或“反思性分析”(reflective analysis)的伪装，继续着他每天的午后散步*“当康德穿着灰色外套，拿着西班牙芦苇手杖，出了家门并沿着菩提树下大街(Linden Avenue)走过，邻居们就知道这准是三点半了，并将这条大街称为‘哲学家之路’。不论冬寒夏暑，康德每一天准时地要在那儿来回走上八趟。”参J.H.W.Stuckenberg，The Life of Immanuel Kant[M].London：MacMillan，1882，p.162.。而梅洛—庞蒂的教育背景中的新康德主义语境，则让我们不再惊讶于梅洛—庞蒂所试图建立的介乎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之间的现象学基础，这一基础毕竟也曾被康德试图建立。尽管我们通常倾向于认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对梅洛—庞蒂的影响更为显著*我想在此感谢基斯·惠特莫耶(Keith Whitmoyer)，他提出这个涉及到本文较早版本的一个观点，同时我要感谢伯纳德·弗林(Bernard Flynn)在就问题所给出的建议。，但是本文试图论证：将梅洛—庞蒂视为以现象学视角重述《纯粹理性批判》是理解《知觉现象学》的又一重要途径。这一设定也许乍一看过于夸张了，因为知觉现象学通常被认为提供了一种新的先验美学，即通过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存在结构，在康德对时空的形式分析之上，提供了一个新的、现象学的、关于经验的先验结构。这一假设也许所说将不再触及《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部分——先验逻辑，并且将使得梅洛—庞蒂的“重述”缺乏一些重要的现象学先验分析的论题*胡塞尔将自己的哲学视为对康德的两个论题的“重述”，例如，胡塞尔将他的演讲分成“先验逻辑”和“先验美学”两个部分。参见：Edmund Husserl，Analyses Concerning Passive and Active Synthesis：Lectures on Transcendental Logic[M].trans.Anthony J.Steinbock，Dordrecht：Kluwer，2001.同样，在胡塞尔的其他研究中对“先验逻辑”的关注也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参见：Edmund Husserl，Formal and Transcendental Logic[M].trans.Dorion Cairns ，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9.同时可参见安东尼·斯登伯克(Anthony J.Steinbock)对胡塞尔的“译者前言”。。但是，《知觉现象学》并不是单纯对康德的“第一批判”的补充，而是对康德总体上对感性和知性的僵硬区分的持续质疑。正如梅洛—庞蒂所说：“[对于康德而言]如果我是一个假设世界存在的上帝，而非一个被抛掷于世界中的人类，那么先验美学必须基于先验分析。”[2]228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中，美学与分析必须共在，因为我们被抛掷于一个由我们所支撑却悖论式地先验于我们的世界。

实际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对康德试图通过“先验演绎”建立先验分析的努力表示支持(这一努力出现于1781年的第一版(A版)《纯粹理性批判》)，并且对1787版(B版)不屑一顾，因为在这一版本中康德移除了对生产性想象力的强调(productive imagination)。正如本文开篇词所示，对于胡塞尔而言，A版的演绎提供了“被动综合”(passive synthesis)概念的可能性，而这一概念是通向现象学哲学的关键概念。或者在海德格尔的著名论述中，A版的先验演绎提供了关于此在(Dasein)的时间性结构的侧面，并且为现象学的形而上学创造了可能性*关于大陆哲学传统接受康德的这个著名论题，可参见：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5th ed[M].trans.Richard Taft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7.。但是，梅洛—庞蒂却并没有这份仁慈，在他看来，《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观念论的基础正是康德对感性和知性的激进区分，这基本上阻塞了关于涉身综合与生活综合的真正理解。因为梅洛—庞蒂认为，一个恰当的现象学的先验美学必须伴随着分析，只要这一分析在这一新美学之内被同时重述。对理性的新批判必须从生存经验的矛盾结构中发起。换句话说，梅洛—庞蒂的“理性批判”在大陆哲学所接受的康德哲学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并且在《知觉现象学》的论述中证明了这一康德遗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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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德的两种演绎和现象学的可能性

康德试图在独断论的理性主义和激进的经验主义之间寻找位置。为了给理性划定适当的界限，同时避免将知识限定于后验(posteriori)，康德通过直观形式(时间/空间)和纯粹的判断范畴对经验的先验性进行了肯定。康德大体上坚持了感性和知性的刻板区分，但是其先验分析中的一个关键论述，即“先验演绎”却意在将纯粹的知性概念可靠地运用于所有可能的经验。他将此演绎描述为“在形而上学领域中前所未有之困难尝试……[因为]这个演绎本身就能使得形而上学成为可能。”[3]260但是在A版《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却并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并导致他在1787年版(B版)中完全重写了关于该演绎的部分。尽管他声称该部分内容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更[4]B.xxxvii，但是却并没有怎么被历来的读者所接受。A版演绎所关注的是想象力的综合，这一综合使得经验的统一得以可能；而B版演绎则关注统觉(apperception)，其使得判断得以可能，并因而强调其范畴能够更直接地运用于所有可能的经验。按理说，A版演绎使得《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一种“现象学”，这就不难解释分析的解读者通常更倾向于B版演绎；另外，B版演绎使得《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一部认识论的著作，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大陆哲学的解读者似乎被A版演绎所吸引。

由此，梅洛—庞蒂并没有质疑康德从A版演绎(想象力)向B版演绎(判断)的倒退*事实上，由于在康德哲学中“综合”与“联结”(combination)所扮演的活跃角色，梅洛—庞蒂甚至或多或少将这两个版本等同起来。，但是却坚持认为甚至康德最初构想的生产性综合也无法认识到“真实是需要被描述的，而不是被建构的”。[2]lxxiii梅洛—庞蒂同时认为，世界并不是那样一种客体，其建构法则需要回到我的综合活动中才能够被理解。世界是我所有之行为和感知的“环境”(milieu)和“场域”(field)。现象学，而非批判，既能够悖论式地允许我们“站立在先于世界的惊异之中”，又允许我们能够将主体设想为“面向世界的先验”[2]lxxvii，并使得作为一种问询(solicitation)/啮合(gear into)关系在本质层面成为可能，而这种关系及其可能性贯穿了《知觉现象学》。[6]95-97这就是为什么在梅洛—庞蒂看来现象学还原证明了一个完整的还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无法在根源上找到建构的原则，但是在语境中找到了生产意义(meaning-generating)的动作(gestures)。梅洛—庞蒂指出，主体“并非注定趋向于周遭的世界或其所占有的世界，而是被永不停息地导向”。[2]lxxxii这也许正是维持其所造成的轨迹的矛盾逻辑，在这轨迹中它超越着其自身的每一个片刻。在此意义上，主体是感觉和意识的纠缠(intertwining)或共通(communion)，并不再可能迎合《纯粹理性批判》的理论架构。梅洛—庞蒂认为，我们“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不知疲倦地向我们昭示着自身，因为这种联系并不是通过分析之回溯性运作所致的综合的产物，而是运作的意向性(operative intentionality)所提供的“文本”(text)，这一“文本”之后通过重新运作(re-performance)而创造性地、自得地表达着世界*关于这个矛盾结构的详细内容可参Donald A.Landes，Merleau-Ponty and the Paradoxes of Expression ，New York：Bloomsbury，2013，p.35-37。。只要我们活着，只要我们在一定的场域中向着未来——将我们的过往拾起和重构，我们就是身体——而这一涉身的、生存的综合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则晦暗不明。

二、梅洛—庞蒂之批判的现象学论题

梅洛—庞蒂当然被胡塞尔和(在某种意义上)海德格尔所启发，但是他通向康德的独特路径却在他第一本著作中表露无遗，即在进入现象学研究之前的《行为的结构》。梅洛—庞蒂认为，“批判哲学”，以及在他脑海中驻足的新康德主义教授们，都强行将身体设想为一个由意识构成的客体。当然，理智主义会将身体视为世界之中的一个自然事实，但是这必须依赖于意识的主动综合，因为这同时在一个“宇宙”之内，并且被意识所“制约”(conditioned by)。[5]200因此，批判哲学必须保持康德的关于两个“认识来源”的区分：感性和知性。正如梅洛—庞蒂所说：“批判哲学的首次出场将会是在意识中区分出一个一般形式，而这个形式本身则并不是来源于身体的或心理的事件……而经验内容的实际存在则与这些外在事件相关联。”[5]200这一区分本身就是“先验美学的一般意义”。*在一处脚注中，梅洛—庞蒂强调，B版演绎更为谨慎地从感性之中将“形式直观”(formal intuition)移至知性，并且将先验美学变为单纯“我们被感发的方式”。参Maurice Merleau-Ponty，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M].trans.Alden Fisher，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2002.p.248.然而，该版本却同样在该处脚注中被批判。梅洛—庞蒂指出，康德对先验演绎的改写最终使得康德移除了先验想象力的三种综合。梅洛—庞蒂质疑，康德是否认识到这个三重结构潜藏着赋予意识太多结构的危险，因为(尚未被分割的)“我思”的纯粹统一成为了与B版中的感性杂多截然不同的东西。这引出了《知觉现象学》在此之后所讨论的一个论点，即先验演绎预设了在真理之完整体系之前的纯粹主体。参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trans.Donald A.Landes.New York：Routledge，2012.p.228.

在生活经验中，主体的统一性不过只是“在经验界限之内的假定的统一”。[2]228主体既非完全被动，亦非完全主动，而是一种矛盾的结构，而经验则“沟通着有限主体与主体起源并持续介入的含混开端”。[2]228在此意义上，主体就是一个矛盾轨迹(paradoxical trajectory)，而这正是贯穿梅洛—庞蒂之理论的逻辑核心。最终，作为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辩驳，“我们无需在思维所依赖的那种条件下将先验性加诸这个世界，为了使这个世界成为可以思索的，世界首先必须不再是完全未知的，它必须为我而存在，它必须被给予(given)。”[2]228这一结果恰好就是先验与经验的融合。正如梅洛—庞蒂所说：“区分先验事实和真实的标准就此将无法触及。”[2]229康德在先验维度所主张的形式统一，最终不过是——我们存在于世界之中——这一偶然事实；感觉多样性这一后天事实不过是先验于世界的东西。我们的人为性(facticity)正是我们的先验性。梅洛—庞蒂避开对A、B两版演绎的细究，并指出：“先验演绎所关注的是一个关于真理的完整体系。”[2]228他认为，在这个体系的对立面则是一个不能被视为一个纯粹之“我”的主体，因为主体所表现的不是这个体系的构成，而是“作为关于自身的综合在理论上永远无法被完成的开放整体性”——对这个体系的介入。[2]228

宋诗传入前，朝鲜汉诗学晚唐，宋诗传入后，诗人们又学宋。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很快成为学习的典范，加速了朝鲜诗风的转变。如成伣《文变》说：“少陵太审，雪堂太雄，剑南太豪，所可法者涪翁也、后山也。”[2](14辑，P531)稍后的郑士龙《答适庵见寄》说：“涪翁格力真型范，熏沐从今为索寻。”[2](25辑，P19)朝鲜诗人学黄诗的方式多种多样，既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风格、韵味上。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进一步理解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美学中所出现的新分析。首先，在(第二部分)“感知”和“空间”两章之间，梅洛—庞蒂重构了物质和知觉形式、后天(posteriori)与先天之间的关系。在先验美学的开端，康德拒斥作为“知识之物”的感觉和“知识之外在形式”空间。梅洛—庞蒂则在生存的共通之中坚持感知和被感知、运动与空间之间的更为切近的关系。正如他所说：“在这个感觉与感性的主体的互动中，我们不能说其中一个主体在运作而另一个主体却因此受难，我们也不能认为其中一个主体将意义传到给另一个主体。如果撇开对我的眼和手的考察，并罔顾先验于此却同时运作的身体，那么感性不过是一种模糊的问询(solicitation)……因而，将被感觉的感性之物呈现给身体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了寻找到能够变得确切(determinate)和忧郁的工具，我必须找到正确的视角……然而，为了应答(response)这个问询(solicitation)，我只能做这些。”[2]222

那么在这个先验演绎中到底什么才是其最为重要的关涉呢？在此语境中，一个演绎并不是一个逻辑过程，而是一种关于概念之合理占有及使用的展示。先验分析(先验逻辑中的主动部分)的发端，则是以基于十二范畴的所有客体的“形而上学演绎”。如果知性将运用于客体，那么就必须遵照这些判断范畴的逻辑功能，并以此演绎(在此意义上)出对作为客体之所有经验的条件的概念的合理占有。更进一步的先验主张——这些概念必须运用于我们的一切可能的经验——这是先验演绎本身的一个更为隐秘的目的，即试图说明我们通过任何经验中的知性的运作获得了先验性*保罗·盖耶(Paul Guyer)：“对范畴的演绎。形而上学的、先验的演绎”。参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s“Critique of Pure Reason”[M].ed.Paul Guy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21.。正如康德所说：“所有经验都包含……直观中被给予的客体的概念，因而这亦可表现为，所有经验认识(experiential cognition)的基础上的客体概念都是先验认识(priori cognition)”。[4]A.93/B.126作为结果，经验本身只有可能被给定于这些概念，而判断的概念和所有可能经验之间则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结。在客体之纯粹概念的形式之上，我们也许能够找到康德的现象学线索，即康德在论述感性直观时所提到的“在直观中被给予”的一个概念。这也许体现为，不论经验的来源如何(感觉的或知性的)，即根据宽泛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概念*梅洛—庞蒂只是在《知觉现象学》的序言中强调了这个观点，他认为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所有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并不是什么新的概念，而应该归诸康德的洞见。参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trans.Donald A.Landes.New York：Routledge，2012.p.lxxi.，这一概念的出现被结构化了，并且意味着所有经验都至少在形式上被“客体导向”，因而所有经验客体的总体结构就必须先验于经验*盖耶认为，“对范畴的演绎”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的经验事实上都是对针对客体的经验……即使是那些看起来主观的经验。”参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s“Critique of Pure Reason”[M].ed.Paul Guy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22.。在A版演绎中，康德认为解决先验演绎可以基于对主观认识的“三个来源”的研究，即“感觉、想象力和统觉”。[4]A.94但是，这三种能力都是综合的活动，而综合只不过是“想象力的结果”[4]A.78/B.103，并且使得综合(想象力)分离并先验于任何感性或知性的活动。而想象力则将一个被动的综合加诸多元的直观和知性，以致经验只有当判断范畴已经在所有可能经验中实现才能成为可能。然而对胡塞尔而言，A版演绎提出了“关于生产性想象力的深远而又模糊的学说”[1]410，但是，康德却在B版演绎中为了“被动综合”而删除了这一现象学的必要内容，将这部分内容的功能转移至知性，并从而退回至在主动综合的模型中理解所有的综合。

这就需要回顾梅洛—庞蒂的早期研究，这些研究支撑起了后来他所论述的《知觉现象学》，这本书是对已经存在于新美学之中的分析的重述，并揭示了作为矛盾轨迹的主体性的多重维度。关于此的第一次阐述出现于梅洛—庞蒂的序言中对康德的那次著名引用。他肯定了康德的统觉概念的价值，并坦承如果没有统觉(或一般的自我属性)，经验将不可能存在。然而康德所描述的主体，实际上意味着将结构主动加诸被动的各种事物。[2]lxxiii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确包含了对激进经验主义的必要批判，但是在另一方面则可能误入歧途——单纯地颠转世界与主体之间的先验性。为了主张哲学必须试图“忠实于我们的经验”并使得“自身的原始统一变得清晰”，梅洛—庞蒂从批判哲学转向了现象学，并且隐晦地表现出对胡塞尔的“被动综合”的理解*胡塞尔所转向的“映射”(noematic reflection)，使世界之现象得以呈现，并由此引发了我们的探视。。尽管胡塞尔将康德视为现象学发展史上的一份子，但是梅洛—庞蒂却认为，“被动综合”与生活世界实际上已经标识除了任何批判哲学主题的失败，并坚信我们能够找到更为内在的联系，因为“这个世界先验于任何我们能够加诸世界的分析”。[2]lxxv

信息化在线教育以重视高阶认知加工和真实世界问题解决的评价实践为特征。在线教学过程中，教学评价即根据课程目标来评价学生的行为表现。高阶认知加工和问题解决将作为在线教育的核心目标。因此教师就必须按照上述标准，清晰的阐述在线教学目标，并瞄准与高阶认知加工相关的学习成分，针对学生表现出的学习评论和问题，生成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

因此，康德的理论保持了抽象，以及纯粹形式上的“我认为”与无意义的刺激之间的并列关系(juxtaposition)。梅洛—庞蒂认为，经验本身(而非一个模糊的先验演绎)意味着在最终的分析中“美学与分析之间将不再会有间隙(hiatus)”[5]200。梅洛—庞蒂写道*新康德主义(布伦斯威格)认为，这个问题能够通过将知觉理解为判断而解决，正如“最初”(nascent)的科学，尽管不可置疑地、先在构造了科学阐述，却是我们在困惑中理解世界而产生的“雏形知识”(protoknowledge)。可以解决灵魂和身体之问题的可能方法就是将它们提升至知性的层面，事实上在此之中，它们自身就会生产出知识的内容。因此，梅洛—庞蒂认为，批判的或先验的哲学，通过建立作为宇宙的、特殊知觉的理智结构的判断的纯粹结构，完成了康德在B版演绎中的转向。：“试图孤立作为感觉内容的世界的分析将一无所获；因为所有关于事物的意识……并不是分析的真实部分，并且意味着通过意识所不具备的鲜活印象而获得关于意义的领悟。”[5]200在梅洛—庞蒂看来，关于格式塔理论(Gestalt Theory)的研究揭示了有意义的完形(configurations)的发生并不是建构性意识的结果。他因此接受了“先验态度”(transcendental attitude)概念并拒斥那种基于感性-知性之区分的“先验哲学”概念。梅洛—庞蒂的研究路向揭示了“形式”的每一个外在都是“一个事件”，并且都是接受、辨识先在安排的“一个新辩证法的建制、一个现象之新领域的开启、一个建构者的建立”[5]208。感性—知性的区分之所以不能基于对人类经验之结构的摧毁，正是因为知性并不是能够脱离其特定辩证躯体的单纯运动。

最后需要关注梅洛庞蒂所重述的美学的另一个方面，即时间和时间性(temporality)的问题。如克劳代尔所说的“时间是生命的意义(le sens)”，又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意义是时间性(Zeitlichkeit)”，梅洛—庞蒂则认为时间性必须与轨迹(trajectory)和主体性相关联。因此，《知觉现象学》中“时间性”一章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关于时间性的论述融合于对康德的拒斥。正如空间不再是外感官的纯粹形式，时间也不再是内感官的纯粹形式。必然存在着某种更为切近的关系，而且主体也只不过是“其多重维度的交汇”[2]443。时间是一个轨迹，因而要求综合，但是这是一个不断发生的、开放的、导向的和永远未竟的综合，这一综合就是主体性。

硫磺回收装置燃烧炉出口通常含0.05%～1.5%的有机硫，有机硫只有水解为H 2 S后才能通过克劳斯反应转化为硫磺，除设有尾气处理装置时还有一次水解机会外，未水解的有机硫将被带入灼烧炉中燃烧为SO 2后排放，造成总硫回收率损失和环境污染。水解反应见式(16)～式(17)。

如是分析起源于胡塞尔。胡塞尔认为，内感官是在场的厚重之域，其结构则依寓于不断发生的关于预存(Protention)和滞留(Retention)的综合。但是这个综合并不完全是主动的：“[预存和滞留]并不是发散自一个作为中心的我，而是以某种方式发散自我的知觉场域，这一场域滞后于其自身——其滞留的界限，并且通过其预存介入未来。”[2]439这个矛盾轨迹通过作为对自身的持续变样(modification)，对时间之“部分”进行综合。运作的意向性将结构赋予轨迹，并且通过此，在自身之内先验于自身地维持自身。从胡塞尔转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认为这个矛盾轨迹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绽出”(Ek-stase)，即此在的时间性结构。主体性是时间性的“自身之外”并未终结于解体的场所，并且聚合为一个轨迹。此在并不是一个场所，也不是对部分的综合，因为当“主体性将要击碎自在的存在(being in itself)的完满性(plentitude)，为了在此在之中勾勒出一个视角并将非存在引入此在”[2]443，此在之中就只有一个过去和一个未来。在此意义上，康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纠缠达到了极致。正如梅洛—庞蒂引用海德格尔对康德的暗指：“正如康德曾经说过，我自己就是时间，一个’持续’(perdure)并且从不’流逝’或’变更’的时间。”[2]445又如梅洛—庞蒂对胡塞尔的援引：“对时间的‘综合’是一个‘变化的综合’，而开启和实现生命之运动的唯一道路是生活……时间，作为不可分割的绵延和变化，其本身就可能使时间成为连续的多样性……并且早已存在于自身之中。”[2]447我存在于时间之中，并且支撑着时间，尽管这一点先验于我。作为轨迹的被动综合是此在的矛盾结构。

通过对空间和时间的如是分析，以及美学和分析的随之出场，《知觉现象学》就此能够被完全理解为对《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置换。正如《纯粹理性批判》意在通过确立理性的界限，为信仰、自由和道德留出空间，《知觉现象学》则基于人类社会和历史所提供的生活经验，其意图是身体确切的自由。

参考文献：

[1]Edmund Husserl.Analyses Concerning Passive and Active Synthesis：Lectures on Transcendental Logic[M].trans.Anthony J.Steinbock.Dordrecht：Kluwer，2001.

[2]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trans.Donald A.Landes.New York：Routledge，2012.

[3]Immanuel Kant，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2nd ed [M].trans.Paul Carus，rev.James W.Ellington ，Indianapolis：Hackett，2001.

[4]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M].trans.Paul Guyer and Allen W.Wo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为了区别A(1781)版B(1787)版的出处，文中将以“[4]A.页码/B.页码”的方式标注出处).

[5]Maurice Merleau-Ponty，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M].trans.Alden Fisher，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2002.

[6]Donald A.Landes，Merleau-Ponty and the Paradoxes of Expression[M].New York：Bloomsbur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