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其重要理论贡献，其中“实践”概念作何理解、有何来源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演变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离不开意大利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布里奥拉。葛兰西在其《狱中札记》中提到：“拉布里奥拉……断言……实践哲学是一种在其自身之中包含着进一步发展的要素的、独立的和原创的哲学，以便使其由对历史的解释变成一种一般的哲学。发展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观点，……，这正是人们必须努力的方向。”[1]390葛兰西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思路，使上述问题转变为以下具体问题：拉布里奥拉在何种意义上将“实践哲学”认定为一种独立、原创的哲学的，其进一步发展是何以可能的，以及葛兰西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发展了拉布里奥拉的观点的，是何种契机促成了这一发展。接下来，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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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布里奥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及其对“实践”的阐释

拉布里奥拉早年曾较为深入地研究过黑格尔、斯宾诺莎和苏格拉底等人的哲学以及其他历史、社会和教育方面问题，同时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并投身于其中。他在长期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活动中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但他认为，当时意大利缺乏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条件。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意大利盛行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庸俗经济学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不了解和误解使他认为，“应当撰写著作，以便教育那些希望成为实际活动的导师的人们”，“有责任使意大利人能够知道科学社会主义是由什么构成的”[2]80-83。事实正是如此，拉布里奥拉从参与意大利社会党、第二国际的政治活动到重新返回理论研究，其一大目的就是要在意大利阐发和传播其认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拉布里奥拉强调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反对用其他学说对其进行“修正”。当时人们往往借助于斯宾塞、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等学说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他在1897年4月24日给索列尔的信中对此提出了批评：“他们忘记了这两件事：第一，这种理论有其自身的哲学的条件和表达方式，第二，它在起源和内容上是真正国际主义的。”[3]76从中可以看出，拉布里奥拉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其自足性和一定意义上的普遍性，二者实际上针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被以各种方式修正的问题。要想对这种做法进行批判，就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自足性和普遍性。

Autar量表是1996年由英国德芙特福德大学护理专家Autar［7］设计，适用于护理人员对住院患者进行评估。奥地利学者Muller等［8］将Autar量表应用于临床研究，结果显示，该量表有着较好的信、效度，而国内尚未有对其信、效度的报道。董瑶等［9］认为Autar量表对手术患者下肢DVT的发生有较好的预警作用，有利于护理人员对中、高危风险患者进行预防性护理干预。但能否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还需更多的研究来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正是由于理论与实践的这种关系，即理论内在于实践之中，二者以实践为基础处在不断地生成过程之中，我们才可以对未知的事物、未来的事物做一种可知性的预期。拉布里奥拉认为，对于知识的问题，“几乎没有人像苏格拉底那样谦虚的回答：我不知道，但如果我做了那些为了知道而必需的努力和劳动，那么我就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是可能被知道的和我可能知道的；如果给我无限的年头、无限的有条理的工作的能力，我就能将我的知识无限地扩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暗示的知识理论中的实践和精神的革命的实质”[3]93，因为知识是内在于实践中的东西，我们才可能凭借实践而获得知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给我们一个不断进步的标准，所以，通过无产阶级的实践状况契合实际的指示被给予出来，这是可以明显预见到的。”[3]83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于革命的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就在于指明了寻找革命路径的路径，而非提供了现成的革命路径，这也正是其生命力所在。

由于监察机关的取证行为是由调查人员做出，因此检察机关和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可以要求调查人员对自己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如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是以合法方法收集的，法院可以通知相关人员或其他人员出庭。相关人员需要对证据收集作证并说明情况，也需要回答控辩双方的提问，接受质证。概言之，即使取证行为是合法的，但如果没有录音录像等证据证明办案人员合法取证，则不能使审判人员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性，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该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所以，重要取证过程中的录音录像在一定程度上为监察机关自身提供了保护。

葛兰西把实践哲学遭到的修正归结为两种：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他借用马克思《提纲》指出了这一现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条提纲中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彼此片面的立场，正依然如故地重复着。”[5]493对实践哲学的唯物主义式的修正，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人)，这种趋向实际上是滑到了庸俗唯物主义，这一体系虽然易被群众理解，但并没有起到提升群众思想的作用，而它的教科书化，则“把广大群众的独创思想限制在一个否定的方向上”[5]523。实践哲学的唯心主义修正，主要是指克罗齐、金蒂雷、索列尔柏格森等人对实践哲学的吸收。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他们利用实践哲学的某些因素来矫正以往哲学的过度思辨的倾向，并为其所代表的社会集团服务。

在“实践哲学”的这些思想中，“实践”概念处于核心地位。

首先，“实践”规定了人和历史的概念，并在其相互关系中展现自身的意义。拉布里奥拉认为，整个实践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是：“人的本质，他的历史的创造，是一个实践的过程。”[3]84“人的历史就是劳动的历史”，劳动意味着精神活动和体力活动的均衡发展，劳动的历史则意味着其社会形式的变化。“历史的人总是人的社会，对于前社会的或者超社会的人的假定，是想象力的产物。”[3]84人的本质是实践的，实践的具体形态表现为劳动，劳动过程构成了人的历史。拉布里奥拉通过实践的生成性与过程性说明了人与社会历史的统一，即是说，人总是在社会历史中存在的，脱离了实践的理论和脱离了社会历史的人是不存在的。

其次，“实践”这一概念意味着理论和实践之间庸俗的区别的消除。拉布里奥拉认为，理论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他批评了把观念理解为脱离实践的实体的倾向：“这些人把思想和知识理解为一种实体的存在(a material existence)，但他们不理解思想和知识是处在生成过程中的(in process of formation)活动。”[3]72理论、思想、知识不是先验的、实体性的存在，它们内在于实践之中，随着实践活动而不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获得了这种自觉意识的理论，是和社会历史的实践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拉布里奥拉用反问的语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献做了评价：“如果《资本论》不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后者作为一种实践的革命和它的理论表达……那么它还是什么呢？如果《共产党宣言》不是对在法国和英国的劳工运动中潜在的或者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总结和阐释，那么它还是什么呢？”[3]89

在葛兰西看来，这种统一通过实践哲学来完成。他认为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5]477后一项是基本的工作，在这两种工作中，实践哲学将提升民众的思想水平，使整个社会在思想上成为一个整体。他认为，文艺复兴是一场贵族运动，没有深入到民间；宗教改革虽然深入到民间，但其自身却十分落后。而实践哲学以以往文化为前提，“是这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的顶峰，它使大众文化和高级文化之间的对照成为辩证的对照”[5]482。之后的布哈林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在《提纲》第三条阐明的辩证法——“如果环境是教育者，它也必须转而受教育”[5]549——而陷入庸俗决定论的误区。葛兰西将《提纲》的第十一条解释为，“哲学(尤其是实践哲学)是一场社会实践活动(a socio-practical activity)，在其中思想(thought)和活动(activity)交互决定”[1]333。正是由于实践哲学的这种实践特性(它既是批判性理论，又是社会性活动)，它能够实现以上所说的更高形态上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拉布里奥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自足性和普遍性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相关的。按他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暂且与“马克思主义”等同使用)“就其内在联系或就其整体而言”，它是一种哲学。“当我说到哲学，……如果我用德语来书写的话，我会说是Lebens-und-Welt-Anschaunung，一种关于生活和世界的看法”[3]66；“它可能在外在表现和具体观点上发生变化。但只要保存了它的核心，也就是说，它的整个哲学，就不会造成太大伤害”[3]84。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不应该将其实证化为一种科学；第二，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理论，它自身是一个自足的整体，无需用其他理论进行修正；第三，作为一种关于生活和世界看法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它不随国家、地域而改变，体现了这一理论的普遍性。

当葛兰西指出实践哲学所面临的困境时，实际上他正是指出了拉布里奥拉所意识到并力图解决的问题，即实践哲学遭到“修正”以及如何阐明真正的实践哲学及其自足性的问题。至少在这种意义上，葛兰西继承了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当我们探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指称马克思主义时，也至少不应该忽略其中的拉布里奥拉因素：“拉布里奥拉肯定实践哲学是独立于任何其他哲学思潮之外的自足哲学，而且他是唯一的企图科学地建立实践哲学的人”[5]467有必要像他“试图做的那样重新评价对这一问题的研究”[1]388。但在具体问题上，葛兰西沿着自己的独特思路，把问题的研究做了进一步推进。

二、葛兰西对拉布里奥拉的承接及对“实践”的阐释

综上所述，拉布里奥拉较为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他对“实践”概念的阐释和马克思的《提纲》基本上是一致的。他通过对“实践”和“实践哲学”的强调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独立性和自足性。也就是说，他正是在“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独立性和原创性”，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即在于实践与理论这种关系。但他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做进一步推进，与其不同的是，葛兰西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实践哲学”。

更进一步，拉布里奥拉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即是“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practice)。他这样表述“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哲学”之间的关系：“……实践哲学，它是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实践哲学，把人看作社会历史的存在。”[3]94-95国内有学者认为拉布里奥拉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实践哲学”[4]66。笔者认为，依靠这些表述可能还无法将“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哲学”完全等同起来，但至少可以证明一点：上文所说的“哲学”就是“实践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就是实践哲学。相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实践哲学是其中具有核心性、方法性的东西，它表达了最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个体在社会关系中得以发展，“现实的过程是从生活到思想”，“实践哲学是被人们哲学地探讨的事物的内在哲学”[3]94，等等。

在葛兰西看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这种分化是社会分化(精英和群众)的表现。他认为，一种世界观的在民众中的传播，从根本意义上，并不取决于这种世界观本身的形式(其合理性和自洽性)，群众“总是且仅仅是在把新世界观当作一种或多或少异质的和稀奇古怪的结合的意义上去改变世界观的”[5]390-91。这种“结合”以其原有的信念、是非原则和行为标准等思想为基础。这些信仰是在其生活所处的环境中形成的，并同唯物主义具有亲和性：“在常识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实在论的’、唯物主义的要素，原始感觉的直接产物。……《通俗手册》*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手册》。往往加强而非科学地批判这些非批判的要素……”[1]420而“纯粹的”知识分子与此相反，发展了唯心主义。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庸俗唯物主义代表了民众思想中非批判的因素，它没有起到提升民众思想水平的作用，反而将其限定在一定水平；它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和民众分化的表现，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上固化了这一分化。

从以上分析中，只要我们换一个视角就可以看出葛兰西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这种思想进一步表现在他的“人人都是哲学家”的论断中。前面提到，民众在生活中形成的固有的非批判的思想，这在葛兰西“两种世界观”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进一步说明。在他所谓的两种世界观中，其中一种是“自己的世界观”，是“一种表现在行动中的、但确只是偶然地和在瞬间表现出来的世界观”[5]371。与此类似，他又谈到了“两种理论认识”，其中一种“暗含在其活动中”。葛兰西将这种在生活中形成的无系统的、偶发的思想称作“自发哲学”，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是哲学家。这表明在葛兰西看来，理论与活动之间并不存在截然二分，最初的生活形态是浑然一体的，实践本身是一种活动的同时也包含了认识。从葛兰西的下面论述中几乎可以断定这一思想来自马克思《提纲》第十一条：“部分积极的群众具有一种实践活动，但他们对自己的实践活动缺乏明确的理论认识。然而，就这种实践活动改变世界而言，它也包含着对世界的理解。”[5]381

队委是联系教师与队员的桥梁，队委的素养决定一个运动队的队风、训风、赛风，直接影响运动队的凝聚力。年轻教师要善于根据队员的性格、技术、文化成绩、训练水平、表现、影响力等，提出候选名单，让队员推荐队长、副队长，取得队员的广泛认可，协助年轻教师训练，加强管理。年轻教师要善于为他们创设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平台和机会，不断提升综合素质，推进团队的建设和发展。如场地的布置、器材的借还、训练任务的督促、教师外出后训练的实施等可由队委来执行，使团队的日常管理有条不紊，凝聚运动队的人力资源。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精神和有关要求[3]，市场营销专业提出以下建设目标：以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以突出市场营销专业特色为重点，努力把本专业建设成为在国内医药同类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高水平学科。因此尽快提升市场营销专业的办学实力，打造专业品牌将成为今后的主要任务。

由此，“实践”概念的一般意义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中得以说明，但需要指出的是，葛兰西对实践的理解并不仅限于此，相反，他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进一步增添了“实践”的内涵，而这是和他另一核心概念紧密相关的。

三、作为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及其视域分析

上文提到，实践哲学的重大任务在于提升民众的思想，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建构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就此理解，实践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实践，是政党、知识分子和民众共同参与的在文化或意识形态场域中的实践。葛兰西认为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哲学：“民众的哲学”“哲学家(或知识分子)的哲学”和“时代的哲学”。“时代的哲学”不是指某个群体的哲学，而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它“无非是那个时代本身的‘历史’，无非是领导集团成功加诸世代传承下来的现实的大量变动”[5]401。在此意义上，“哲学……首先要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5]407。无产阶级政党使哲学“社会化”，建构起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才能“给结构的矛盾以合理的反映，才能再现出存在着革命化实践的客观条件”[5]438。

当把“文化领导权”纳入到实践哲学中，并将其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时候，“实践”这一概念便具有了独特而丰富的内涵，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拉布里奥拉的理论语境。然而，认为“拉布里奥拉对葛兰西没有产生主要影响”[6]151却是不合理的。正如本文所证明的那样，葛兰西正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独立性、自足性，突出“实践”这一理论中的地位的意义上继承了拉布里奥拉；而据朱塞佩·费奥里记载，在某一特定时期“只有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才是他们*指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唯一信任的人”[7]96，他们反复研读拉布里奥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中包括作为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文本依据的《社会主义和哲学》)。在此前提下，笔者认为，葛兰西的作为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概念是以下几重视域融合的结果。

宫腔镜手术比传统手术的优势要明显一些。子宫内膜息肉在妇科中比较多见,也是引起子宫异常出血的重要原因,联众刮宫手术具有盲目性,传统的刮宫方式会导致10%至20%的疾病被遗留,还有误诊和漏诊,而使用宫腔镜内膜息肉切除手术可以直观的对息肉位置进行确定,从蒂部进行息肉的切除,该种手术的出血量比较少,复发率比较低。在子宫粘膜下肌瘤导致的异常子宫出血和不孕症患者传统是采取切除子宫治疗,而宫腔镜电切术则是对病灶位置进行观察和确定,进行切除病灶,不需要开腹治疗,能够保留患者的生育能力。宫腔粘连使用宫腔镜手术可以直观的进行分离和切除粘连,让患者子宫形态得到恢复。

尽管葛兰西认为“人人都是哲学家”，但他又从“实际”层面、从量的意义上对哲学与常识、知识分子与群众、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把哲学和常识做一个‘实际的’(practical)区分从而更清楚地指出从一个要素到另一个要素的过渡，这或许是有用的”[1]330；但是，“职业的或‘专门’的哲学家和人类的其他部分之间并无‘质’的差别，而只有‘量’的差别”[5]405。哲学具有突出的个人特征，一般被知识分子所掌握，而常识具有大众化、团体化特征，是群众的自发认识。由此看来，哲学和常识、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分化的另一个层面是理论与实践的分化，知识分子可以掌握系统的哲学，代表了社会的理论层面，而群众是物质活动的主体，其认识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代表了社会的实践方面。这样我们又回到了上文所谈论的社会分化的问题，但这里要说明的是，在葛兰西看来，这种分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克服的。他通过对《提纲》第三条的阐释说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能动的，环境就是人的“教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一种能动的统一。

首先，这种“实践”以马克思在《提纲》中阐述的实践观为理论前提。法国学者拉比卡认为，葛兰西对《提纲》第十一条的引用，“只能被解释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有力确认”[8]108，笔者对此表示赞同。此外葛兰西也多次针对《提纲》第三条谈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这里主要涉及到葛兰西对《提纲》如下两个方面的阐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以及对主体性的强调。正如本文在第二部分中所说明的那样，从出发点来看，“人人都是哲学家”判断可以看作是理论与实践的最初的统一；从落脚点来看，文化领导权的目的在于使民众在实践哲学的层面上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这一过程之所以是可能的，就在于“现实”本身不是被机械地决定的，而是它本身就是“实践的”，环境影响人的同时，也被人所改造。

其次，葛兰西借用克罗齐的思想突出并扩展了这种主体性，使这种“实践”具有了文化运动的内涵。克罗齐对葛兰西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后者甚至认为“克罗齐的哲学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可能是今天实践哲学振兴的前提”[7]112。在葛兰西思想早期，他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对俄国革命进行了克罗齐式的解读，强调了人的意志的作用。在《狱中札记》中，克罗齐的“伦理政治史”思想构成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葛兰西一方面认识到了其理论价值，一方面又批判了其“修正主义”的倾向，他指出克罗齐的伦理政治史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不在于它是伦理—政治的，而在于它是‘思辨’的和‘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排除真正的伦理政治史，因为它是“‘领导权’环节的历史”[9]425。葛兰西吸收了其中的能动性因素，强调历史主体的作用，使哲学和历史实践融为一体。

再次，葛兰西吸收了列宁关于“领导权”的思想，强调了政党、知识分子的先导作用，从而能够将文化领导权导向政治革命。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那样，克罗齐抽象地强调道德意识的作用，使得历史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历史，甚至变成了克罗齐思想的自传”[7]263。但另一方面，如果笼统地谈民众的主体意识，则又会仅仅停留在自发的、工团主义的水平。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不能从民众中自发生长出来，它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10]317。列宁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及知识分子在提升民众思想中的主导作用。葛兰西接受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革新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5]387，因为后者已经具有了融贯一致的认识和坚定的意志。为了说明政党的作用，他还将其比作“现代君主”。只有政党及其知识分子建构了文化的领导权，在意识形态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革命暴动才有可能成功。

（3）政府监管主要是将开展绿色生产模式的企业及金融机构的利率优惠程度作为监管的出发点。政府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受企业开展绿色化生产模式技术创新资金缺口、非优惠利率和优惠利率的影响较大，而受自身监管成本的影响较小。

除此之外，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资本主义经历了由原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向福特制资本主义的转型，这使得葛兰西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看法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变化[4]140，这给我们提供了从历史语境理解葛兰西相关思想的思路。葛兰西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看法影响了他的革命策略。在他看来，“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却被表现为同一个有机整体，……市民社会和国家同为一物……”[5]193-94在这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中，前者不仅依靠强制力量进行统治，还通过宣传教育方式来获得被统治者的拥护与赞同。“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就会立即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5]304因此，革命的策略应该由“机动战”转变为“阵地战”，即进行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消极革命”。

至此，本文概要地指出了作为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概念所包含的视域，这也正是一般意义上的实践概念进一步发展的契机。拉布里奥拉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层面对“实践”进行了阐释，在他那里，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葛兰西在此基础上的作为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则意指一种文化运动、意识形态斗争，理论与实践是直接同一的关系。

四、小结

葛兰西这一思路与卢卡奇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为革命寻找新起点。无论是“文化领导权”还是“阶级意识”，它们都转向了革命主体的意识层面。然而，这种转向作为革命策略，其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一种客观的“革命的实践”。再联系随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被其创始人所强调的实践的主体性因素，一方面逐渐演变为彻底的人本主义的逻辑，另一方面又被“科学”所批判而生发出一种“无主体”的逻辑，但最终实践的内涵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相似的，即它逐渐转移到了“文化批判”“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实践”“理论中的阶级斗争”的层面上来。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阐释者拉布里奥拉，到葛兰西、卢卡奇，再到随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实践”概念演变的总体趋势似乎是，随着文化、意识形态的概念不断增添物化、实体化的内涵，实践本身的意蕴也发生着不断向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位移，显示出一种“理论—实践”的辩证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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