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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公平优于效率

更新时间:2016-07-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我们的工作和政策选择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决定了我们价值选择上的重大变化。具体到公平和效率这对价值选择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了公平是我们的优先选择。

公平与效率一对相互交错影响的价值矛盾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这两大矛盾运动影响着人类关于公平与效率这对价值的判断与选择。可以说,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价值体现和反映,是人类几千年来一直思考、努力调和解决的一对相互影响的价值矛盾。

公平,包括公正(正义)与平等两方面的含义,主要指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得其所应得。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认为公平(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正义的原则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2]156。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3]95。正义包括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前者指根据每个人的才能、功绩、价值等特质按比例来分配与之相应的物品;后者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每个人都获得相同的对待或物品,包含机会和结果的平等。

由图 1 可知,感官评分随着鲜花椒添加量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小。结果表明,适量的鲜花椒可掩盖或降低“贡椒鱼”的腥臭味,获得鲜花椒独特的香味及麻味;然而,过量的鲜花椒则产生过度麻味甚至苦味,从而降低“贡椒鱼”的风味口感。因此,选择鲜花椒添加量在100~200 g 之间,此时的“贡椒鱼”火锅油层呈浅绿色,椒麻风味浓郁,口感最佳。

效率,一般是指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一种投入与产出之比高于另一种投入与产出之比,我们就会称前种更有效率。社会学意义上的效益,是指以较小的代价(时间、精力、金钱、利益)而达到同样的目的,或得到更多的利益[4]。更高的效率,是人类几千年以来一直追求的梦想。这表现在社会生产中,就是不断追求更有效率的生产工具、生产关系和制度安排。因此,追求效率和因此产生的结果(效益)就成为人们的重要价值目标。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1981年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重要判断,指出“我国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8]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决定了我们的价值倾向和价值选择是效率优先,追求效率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面对着“文革”结束后的普遍贫穷和社会资源的匮乏,我们深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9]64,225,373-374,绝对平均主义的绝对公平观必须放弃,只有以效率优先的价值倾向和价值选择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只能允许效率更高的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效率优于公平的时代

不同学者从各个角度对组织承诺的内涵做了介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态度说,认为组织承诺是员工对组织的一种内心倾向,包括乐于接受组织价值观、乐于投入精力到工作中和作为组织成员的内心自豪感三个方面;另一种是行为说,认为组织承诺是员工为了不放弃现有工作位置和福利待遇而不得不留在组织中的一种承诺。各国学者对组织承诺的定义具有以下共同点:第一,着眼于员工心理和行为的研究;第二认为组织承诺具有多重维度;第三,认为组织承诺可以测量;第四,考察组织承诺产生的自发性与强迫性。

(一)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效率优先于公平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显示,公平与效率这对价值矛盾很难得到协调,追求公平就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追求效率就容易牺牲公平。因为公平与效率这种天生的矛盾,导致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二者的倾向与选择存在着重大差异。如中国古代一直主张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就强调公平的优先性。美国当代学者罗尔斯则认为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义优先于效率[5]1-2,65-75。而哈耶克则认为不平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支持分配公正在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中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主张效率优先[6]136。这种对公平与效率的倾向性没有绝对的正确与否,唯一的判断标准是该倾向性是否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教给我们的真谛。同时,人类对公平与效率这对价值矛盾的倾向与选择恰恰说明,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种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运动及其重新组合推动中递进发展,使其从一种社会形态演进到一个更理想、合理的社会形态;同时每一社会形态中,也由于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运动及其重新组合推动其呈现出阶段性发展和演变[7]

在这一时期,效率优先成为我们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倾向性选择。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号召下,全国人民以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态度投入到发展中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推动下,更快速地发展经济成为全国民众的共同选择。尤其是在党中央确立建立市场经济以后,效率优先,追求更高的效率、追求更快的发展速度几乎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典型体现。这种对效率的倾向最明显的体现是党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并存”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政策[10]

(二)效率优先:带来的成就有目共睹

效率优先的价值倾向与选择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说明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公平与效率这对价值矛盾,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以后,公平优先于效率就应当成为我们的价值倾向和价值选择,这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的基本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了公平优于效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同时,公平优于效率还要求我们要兼顾公平与效率。

在分析运动员每局弹跳高度的基础上,可以分析得知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竞技状态的动态变化。图4显示了球员在各局弹跳高度如何上升和下降。

(三)效率优先:导致的问题不可忽视

效率优先的价值倾向带来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不过,这一价值倾向所导致的问题却也不容忽视。虽然我们的价值倾向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现实中却往往只注重效率,或者说更强调效率,许多时候甚至为了效率而牺牲公平。这种效率优先的价值倾向导致的最大问题是对公平的忽视,并因此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社会贫富分化的日益严重。按照邓小平的设想,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允许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然而,现实中却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先发展并没有很好地带动后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据统计,中国从2003年公布基尼系数以来,基尼系数一直远高于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2016年的基尼系数为0.465*基尼系数,是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数值在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大。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即0.4是国际公认警戒线。2003年至2016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2013年0.473,2014年0.469,2015年0.462,2016年0.465。近年虽有下降趋势,但贫富差距依然很大。具体数据详见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ztjc/zdtjgz/yblh/zysj/201710/t20171010_1540710.html,访问时间:2018年2月27日。。过度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导致后发展地区与先发展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社会贫富差距在加剧,阶层日益固化,底层人民上升通道和上升机会越来越少,使得人们怀疑我们是否还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群体性事件频发、官民矛盾尖锐、仇富心理、道德性事件频发等社会问题均根源于此。二是片面追求效率所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触目惊心。在效率优先价值观的指引下,只追求少数人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观念和行为造成了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使得本来应由企业承担的代价转嫁给全社会,变成了忽略社会公平和代际公平的片面追求效率。目前,我国的大气、江河湖水、土地等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环境问题,有些环境问题甚至需要几代人才能得到根治。这些环境问题与这种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的价值倾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公平优于效率的时代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在效率优先价值倾向的推动下,全国十三亿多民众的积极性被空前地调动起来并得到充分发挥,使得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成就和伟大奇迹。这一伟大成就总括起来就是两方面,一是国家综合实力迅猛增强,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这三十多年的追赶,使我们国家GDP总量从1978年的3678.70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744127亿元*相关数据详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增长了202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还在持续快速发展之中。据不少学者和机构预测,我们GDP总量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我们的综合实力跃居世界前列,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快速提升,国际地位大幅提高,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站起来向富起来到强起来不断迈进。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从1978年的吃不饱到现在全国人民都热衷于休闲旅游。据统计,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385元,201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3980元,增长了140倍,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2016年全年国内游客44亿人次,相当于平均每个人一年旅游3次,国内居民出境13513万人次,相当于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出国旅游一次。2016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19440万辆,相当于每7个人就有一辆私家小轿车*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2/t20170228_1467424.html,访问时间:2018年2月27日。。与此同时,卫生、教育条件日益提升,住房、交通环境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些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这正是坚持允许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发展的效率优先价值选择的结果。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了公平优于效率

公平优先的价值选择能够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以前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的需要发生了转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总体上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二是社会生产发生了转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猛发展、总体上显著提高,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基本上解决了社会生产落后的问题,现在更突出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主要矛盾这两方面的转化,决定着以前效率优先的价值倾向应当让位于公平优先的价值倾向。只有公平优先,才能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因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根源在于效率优先价值主导下的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的先发展,而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后却不能很好地带动欠发展地区发展,因此,我们通过公平的价值倾向,鼓励、支持后发展地区实现快速发展。同时,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效率优先的价值选择很难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只有在公平优先的价值指导下,这些要求才能不断得到满足。

(二)追求公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需要以更大的战略定力和更大的战略勇气谋篇布局,统筹兼顾,确保更好、更全面地实现公平。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对于公平与效率这对价值矛盾,我们的倾向与选择曾发生过多次改变。整体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九大前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出于对“文革”时期绝对平均主义的反对和抛弃,我们总体上是倾向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选择。这一倾向性选择是由这一特殊时期的社会矛盾所决定的,这一倾向推动了我国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社会问题。

(三)追求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作为老牌的教学医院,齐鲁医院有自己的胸怀和担当。陈玉国表示,在齐鲁医院的文化氛围中,学生会在住培过程中被熏陶出良好的行为和素养,将来无论在哪里,都会携带齐鲁医院优秀的文化和基因。

(四)追求公平要注重兼顾公平与效率

追求公平告诫我们必须要注重兼顾公平与效率。我们要注意的是,公平优先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追求效率,一味为了公平而放弃效率。追求效率,不断提高生产力是我们实现公平的基础。只有更高效率的生产力,才能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基础,才能为公平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我们所要实现的公平才更有底气、更有可能。我们一定要谨记的是,我们走的是共同富裕之路,而不是低水平的绝对平均。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效率问题,追求更高的发展效率和发展质量是必然要求。只是在效率与公平发生冲突时,我们应当倾向于公平,尤其是在分配领域我们更应当注重公平,尤其要做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5]我们切不能再走以前为了公平而牺牲效率和为了效率而牺牲公平的两种路线,而应当做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公平优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3]。共同富裕是我们多少年来的共同梦想,为了实现这一伟大梦想,我们就必须坚持公平优先的价值选择。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其不能有效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但社会主义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走共同富裕之路。目前,我们总体上实现小康社会,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就是走共同富裕之路。实现共同富裕就要求社会贫富差距不能过大,要求各地区发展差距不能过大,不能出现两极分化,要求社会更加公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4]。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必然要求先富裕、先发展起来的部分人和部分地区带动后发展的民众和地区,而不能片面追求自身的效率和利益,这决定了在公平与效率的价值选择上,我们必然要倾向于公平优先。

实现公平的战略举措

公平优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囿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我们只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时,效率优先是一种必然选择。如今,当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很大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我们就不能再继续追求效率优先,而是必须考虑公平优先。首先,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12]。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我们必须考虑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平优先于效率,追求公平是我们不懈的奋斗目标。其次,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就决定了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最后,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执政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决定了我们是为全体人民服务,而非为少数人服务。为全体人民服务就必须考虑到实现全社会最大程度的公平正义,在涉及到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判断与选择时,追求全社会的公平就必然成为优先选项。

学生有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学习热情就高涨,课堂效率自然而然就提高了。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我们党向全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又是我们走向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接下来,我们应当加大扶贫力度,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16]。与此同时,我们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对扶贫、脱贫工作进行全盘统筹,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17]。让全国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在2020年全部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穷问题,是一项十分艰巨又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这决定了我们没有任何的托辞和借口,不能退缩,只能以坚定的意志和勇气全面地完成这项任务。真正做到在2020年实现全国的脱真贫、真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党执政为民的客观要求,是实现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前提。

1月后A组完全缓解率88.1%(37例),部分缓解率7.1%(3例),失败率4.8%(2例)。B组中完全缓解率97.1%(33例),部分缓解率2.8%(1例),失败率5.5%(2例)。比较长期疗效后发现,A组完全缓解率明显低于B组(P=0.0389),A、B两组完全缓解率及有效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1)。

(二)建立更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实现社会公平就要求每个人都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每个人都得到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就要求我们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18]。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19]。因此,我们要做到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20]。这是实现社会公平,让每个人都分享发展成果,减少后顾之忧的必然要求。

(三)转变政府职能,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实现社会公平的重大举措在于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从以前注重经济发展向更加注重维护、增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能取得巨大成就与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密切相关,政府花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于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进入新时代以后,政府就应当有意识、有责任、主动地转变职能,将时间和精力更多投放到维护、增进社会公平上来。我们要牢记政府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而是市场经济的监管者,政府不应当过度干预经济的运行,应当主动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各级政府尤其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强对各类公共服务的提供,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以实际行动去维护、促进社会公平。

(四)坚定不移地发展,不断做大“蛋糕”

实现公平就要求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不断做大经济发展这块“蛋糕”。只有不断发展,才能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我们要始终牢记,我们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决定了我们必须保持继续发展,更加注重发展的效益和质量。通过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缩小各地区的发展差距,通过加大对欠发展地区的扶持力度,使得我们的发展更加平衡、更加全面。只有不断发展,才能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做大“蛋糕”是我们公平分“蛋糕”的前提,任何以公平为名义的反对发展都是我们要警惕的。同时,做大“蛋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公平地分“蛋糕”,任何违反公平分“蛋糕”的提议与做法,我们都应当坚决反对。

参考文献

[1][14][15][17][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新华社,2017.10.18.

[2][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强世功.法理学视野中的公平与效率[J].中国法学,1994,(04).

[5][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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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正邦.公平与效率: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矛盾[J],政治与法律,2008,(01).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1981-06-29.

[9][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R].新华社,1993-11-14.

[1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新华社,2012-11-08.

[16][19]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R].新华社,2015-10-29.

[1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新华社,2013-11-15.

卓力雄
《甘肃理论学刊》 2018年第02期
《甘肃理论学刊》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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