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约465-532)《文心雕龙》专设有《练字》篇，其所论述为文章写作中拣选文字的一般原则，而其所涉及者又主要为字形问题，似乎与文学理论无关，因而不为后世研究者所重视，甚至还受到不少非议。联系当时所处汉字书写阶段和相关的物质文化因素，对其进行深入解读，有利于正确认识本篇在《文心雕龙》全书理论体系中的定位，以及它与后世“炼字”说之渊源关系。

（5）急性单纯性阑尾炎：本组26例，表现为：阑尾管壁稍增厚，阑尾稍肿大，阑尾管腔扩张有时无回声或者呈低回声，超声扫查阑尾管腔闭合可见线状高回声。阑尾横切面呈似“靶环”征或呈同心圆征，纵切面似“蚯蚓状”。

防台风工作不是政府的 “独角戏”，必须广泛发动全社会共同参加，尤其是在国庆长假的特殊时期。为强化预警发动工作，10月6日上午，市长发布电视讲话，动员全市人民共同做好防台工作。10月5日开始，温州日报、温州都市报等报纸结束休假提前复刊，全市各级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24小时不间断报道台风动态、防台部署以及防台避险知识；电信、移动、联通等通信运营商全网发布台风预警短信，预警短信内容随着台风逼近不断升级，预警短信数量达到历史新高，共1 480万条。台风宣传预警工作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在温州防台抗台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都为防台抗台工作抢得先机、赢得主动权。

一、《练字》篇名正解

“练字”是一个习见的汉语词汇，但其含义古今颇不一致。今人口语中之所谓“练字”，即练习写字，多指练习书法，这种“练字”过去一般是称为“习字”的，谚语所谓“字要习，马要骑”是也。中国古代文论中习见之“练字”，或作“炼字”，又作“炼辞”，是唐宋以后诗话、词话中的专门术语，意为诗词作者为了表达的需要，在用字遣词时要进行精细的锤炼推敲和创造性的搭配，使所用的字词获得简练精美、形象生动、含蓄深刻的表达效果。但《文心雕龙》中刘勰所说的“练字”，与上述两种用法都不相同。他之所谓“练字”，是选择、挑选合适的文字用于文章的创作和书写。范文澜先生(1893—1969)认为这里的“练训简，训选，训择”[1]626，是正确的。换言之，这里的“练”，实际上是“拣”的通假字。

“练”字这样的用法，当然不是刘勰的凭空创造。秦汉以来的文献中多有用例，如，《吕氏春秋·简选》：“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礼记·月令》：“选士厉兵，简练俊杰。”《韩诗外传》卷八：“此弓者，太山之南，乌号之柘，燕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鱼之胶也。四物者，天下之练材也。”枚乘(？-前140)《七发》：“练色娱目。”汉桓宽(西汉中期人，生卒年不详)《盐铁论·复古》：“今者广进贤之途，练择守尉，不待去盐铁而安民也。”《汉书·礼乐志》：“练时日。”南朝宋谢庄(421-466)《太子元服上太后表》：“练日简辰，显被元服。”这些用例中的“练”字都是“拣选”“选择”“精选”的意思，不过其拣选的对象是优质的材料、好看的颜色、优秀的人才或合适的日期而已。把选择用字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并加以专门的研究，刘勰或许是首开先例的。刘勰在本文中说：“是以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不难看出，篇名《练字》，即由此一语句紧缩而成。“练择”二字为同义连用，“必须”二字，体现出刘勰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

自“夫文象列而结绳移”至“趣舍之间，不可不察”为第一段。通过回顾文字发展演变的历史，指出其总体趋势是由难趋易。其中强调了文字的重要性：“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即文字是语言的物化形态，文章的物质载体。他以大段文字讲了历代对文字的重视，其中尤以汉代为最：那时的人们精通小学，所以尽管其辞赋“率多玮字”，但大家并不以为难；而当时国家对文字使用的要求，竟到了“吏民上书，字谬辄劾”的严苛程度。到了东汉以至魏晋，由于“小学转疏”，虽“字有常检”(通用的规范)，却“追观汉作，翻成阻奥”了。而“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不过他也同时指出，所谓难易，不仅在于字体的繁简，还在于文字的流行情况，“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使其论述具有了辩证色彩。刘勰对这一演变趋势，虽未明确予以褒贬，但总体是认可的。这方面的回顾，为下面的进一步论述设置了广阔的文化背景，也显示出“练字”问题的重大意义。即是说，不仅“文变染乎世情”“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时序》)，文字之变迁亦复如是。文字作为文章写作的物质载体，理应引起作者的高度重视，而不应等闲视之。

二、对《练字》篇的不同评价

现当代学者对《练字》篇给予重视者甚少。《文心雕龙》其他各篇大都有许多专题研究论文，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关于《练字》篇的论文却难得一见。偶有几篇，也多从书法角度立论。但《练字》篇作为全书五十篇之一，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所以在各种研究《文心雕龙》全书的论著中，不可避免地要对其加以研究和评价。这些评价，有两种不同趋向。

对本篇给予全面肯定评价的，以黄侃先生(1886—1935)为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文者集字而成，求文之工，必先求字之不妄。……舍人言练字者，谓委悉精熟于众字之义，而能简择之也。其篇之乱曰：‘依义弃奇’，此又著文之家所宜奉以周旋者也。……今欲明于练字之术，以驭文质诸体，上之宜明正名之学，下亦宜略知《说文》《尔雅》之书，然后从古从今，略无蔽固，依人自撰，皆有权衡。厘正文体，不致陷于卤莽；传译外籍，不致失其本来，由此可知。非若锻句炼字之徒，苟以矜奇炫博为能者也。”[2]190黄氏为国学大师，精通语言文字之学，深知合理拣择、正确运用文字之重要，故强调“练字之功，在文家为首要”，对《练字》篇赞誉有加。而他为本篇所作的札记，也不啻是一篇绝好的当代《练字》篇。将其与刘勰《练字》原文结合起来阅读，对当今写作肯定大有裨益。

而黄侃之后，学者们对《练字》篇大多评价不高。如刘咸炘(1896—1932)谓：“此篇无甚精要。”[3]230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从文章字、句组合关系角度出发，提出《练字》篇“与上四篇不相联结，当直属于《章句》篇”[1]626的主张，似乎《练字》篇缺少独立存在的价值。郭晋稀(1916—1998)则明确说：“我们认为本篇在创作理论上没有什么发挥，对创作实践意义也不大，是全书中价值不大的作品。”[4]428台湾学者陈拱(陈问梅，1925—)甚至认为，本篇多虚文、赘辞，“能紧扣主题，而与作文有关者，实止四项：一曰避诡异，二曰省联边，三曰权重出，四曰调单复。此四者皆就字形而言，见辞知义，无庸多费词另解也。足见本篇之所以贫乏矣。”[5]984张国庆(1950—)认为：“本篇题为‘练字’，实则环绕‘练字’的相关文字较多，而直接论及‘练字’问题的文字反而不很多，又没有多少深刻精到之论，就此看，本篇并非佳构。”[6]730各位论者以现代文学理论的标准检视此篇，结果未能发现有关乎文学创作或批评的微言大义，遂有此类鄙薄之议。殊不知刘勰本篇之作意，本不在今人意中，而自有其当时之时代背景与特定需要。

三、《练字》篇之内在理路

刘勰单列《练字》篇，作为其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的组成部分，自然不会是虚应故事、敷衍成篇的。其写作意图和实际效用，还应该从本篇之中去发现。细读本文，可以发现其内在理路如下所述：

“练字”的目的，就本文所论，显然侧重于实现文章物化形态的美观适用，属于最外在的形式方面的问题。相对于内容，形式自然是第二位的，更不要说是最外在的形式。但如所周知，任何内容必须存在于一定的形式之中，文章只有通过文字的书写记录才能存在，才能作用于读者的视觉，进而传情达意。读者阅读的过程，是“披文以入情”，即通过外在形式才进入内容的。因而作者的用字是否讲究，乃至书写水平及版面布局是否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都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作品的观感。因而在注重作品文质兼美的刘勰看来，文字的选择使用即“练字”也是写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这应该就是他在《文心雕龙》中专设《练字》篇的内在根据。

如果跳出“文论”的视域，可以发现，这段论述不啻为一篇简明的中国文字发展史，其可贵之处在于，他能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背景阐述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扼要说明了文字在不同时代所处的风气、使用的情况、所起的作用、面临的处境、变革的状况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因而具有了文字史、书法史乃至文化史的价值。

自“夫《尔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诗书之襟带也”，至“若值而莫悟，则非精解”为第二段。指出文章写作即“属文”，在用字上应以《尔雅》《仓颉》等前代权威工具书为重要参考，还要综合考虑“义训古今，兴废殊用，字形单复，妍媸异体”等多种因素，力求达到“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的效果。所谓“义训古今”，即文字的意义有古义和今义之别；所谓“兴废殊用”，即文字的使用有新兴和已废之异；所谓“字形单复”，即文字的形体有单体(简单)和合体(复杂)不同；所谓“妍媸异体”，即文字的外观有美观和丑陋之分。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提出了写作中“练择”文字时的四个注意事项：“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并分别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在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当今读者们看来，在一部研究文章写作或文学理论的专著中，用专门的章节讨论字形选择问题，似乎不够伦类。这是因为，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包括文章的初稿在内，作者也是通过键盘敲击，以规范的字体出现于电脑屏幕之上的，字形如何，并不影响文章内容的表达，因而似乎不属于作者考虑的问题。而且按现行学科分类，字形问题属于文字学，与文艺学不属同一范畴，因而这方面的研究，似不应出现于文学理论专著中。这样的认识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忘记了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差异，用这样的观念去评判南朝人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却是不合情理并会造成严重误解的。因为在当时，文字的形体选择及书写问题，其重要性远非书法作者之外的今人所能感受。

自“至于经典隐暧，方册纷纶”至“则可与正文字矣”为第三段。指出前代文献在流传中存在着文字“音讹”和“文变”的现象，作者在使用这类文字时，应特别慎重，正确的态度是“依义弃奇”，不可因“爱奇之心”而故意使用那些明知存在“讹变”的文字。这一段是第二段的补充或附论，涉及的是“练字”中的一种特殊情况，但却是有普遍意义的。

创客（Maker）通常是指一批致力于通过创意、创新实现创造的人，创客空间指的则是聚集创客进行知识分享和实践创造的社区化运营工作空间。作为创客运用的载体，创客空间可与高校和培训机构联合，根据群体和项目的特质，进行个性化创新创业培训课程和项目的开发。创客空间是具有创新理念和实践的综合体，其追求开源、共享、创新的特质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创新能力培养和终身学习特质具有高度的内源耦合性。社区创客教育是“双创”背景下建设创新型社会的重要载体，丰富和完善社区创客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会极大地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纵深发展。

这样简单的梳理之后，刘勰何以要专设《练字》篇，应该就比较清楚了。但“练字”问题在当时的特殊意义，当今的读者仍未必能认识到位，还须进一步申论。

四、《练字》篇的时代意义

这段论述，是本文的中心内容，借此可以明确刘勰“练字”之准确含义。刘勰的主张，是作者应该了解文字的古义，但写作时则应使用其今义；应该知道哪些字是已经废止了的，写作时则要使用通行、规范、“世所同晓”的字；此即所谓“该(赅)旧而知新”。要尽量选用那些外形美观的字，避免使用那些诡异和难看的字；还要有节制地使用联边字和重出字，交替使用、合理搭配简单与复杂的字，以尽力达到文字表达和书写卷面的尽善尽美。当然，他的观念是通达的，如关于“联边”即“半字同文”问题，他指出“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就是对不同类型写作所作的区别对待。又如关于“重出”即“同字相犯”问题，他也认为“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说明他并非要把提出的四条作为僵化的教条“一刀切”地去推行。但作者们如能普遍注意这几点，对文字表达和书写效果的改善肯定是有益的。

应该注意，在刘勰关于文字的历史回顾中，只涉及了文字字体的发展演变，而未涉及文字书写材料和书写方式的发展演变等物质文化因素。这并不是他的疏忽，而是在他看来这些属于不言而喻的问题，无需论列。在他的经验和意识中，不仅无法想象互联网时代的电子文本，也根本不可能想象雕版印刷术出现后流行的木刻或活字文本。此乃时代使然，无可非议。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尚属于完全的“手抄本时代”，他只能就“手抄本”立言。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回溯一下汉字书写的历史，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当时包括字形选择在内的书写问题的重要性。

首先应该明确，我们的历代先人对汉字的书写，一直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人们书写所用的工具、材料和书写的方式，数千年中也一直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甚至是迥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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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开始出现碑刻。由于碑石面积较大，且须公之于众，能传之久远，故人们在重视内容的同时，对书法的艺术表现也给予高度重视。这从我国最早的书法家往往为碑刻名家，可见一斑。

从汉代开始，人们发明了纸张作为书写材料，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事件。纸张质地轻软，幅面宽大，裁剪随意，便于书写，不仅对文献的写作和传播、保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也给书法艺术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在东汉蔡伦(？—121)对造纸技术进行改造之后尤其如此。这从魏晋时期书法家的大量涌现可以得到证明。到了刘勰所处的南北朝时期，纸张无疑已成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他在定林寺多年抄写的佛经，以及写作《文心雕龙》所用的材料，无疑都是纸张。

大约从西周后期直至西汉，由于形声、假借等造字法的流行，文字的数量大为增加。这时文字书写的主要工具应该是笔墨，而书写的材料则为简帛。由于绢帛是做衣服的高级原料，并长期作为货币使用，用于书写的自然有限，大量使用的应为简牍。简为竹简，牍为木牍。简牍的长度在一尺左右，故当时的书信有“尺牍”之称。宽度则竹简在0.5～1厘米左右，木牍应与之相当(过宽则难于卷束)，每片简牍一般只能书写一行文字。书写在简牍上的文字当然要比甲骨文更注意追求美感，但因书写受到简牍的限制，也必然是服从于记事或表情达意需要的。至于少数写于绢帛之上的文字，相较于简牍，应该更重视也更适合于表现书法的美感。

在深井直孔中的钻杆柱可视为受拉力作用的柔性杆体。正弯曲段钻杆柱摩阻力可简化为作用于该孔段中间点，摩阻力近似为：

就目前可以确定的中国最早文字——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来看，当时书写的工具是刀具，书写的方法是刻制，书写的材料则是动物的甲骨。其功能是代替结绳、用以记事。当时的文字以象形、指事、会意为多，不同的作者字体自然也难以统一。当时的人们刻制这些文字时当然也会有审美的追求，因为我们的汉字本身就是从“象形”即图画而来，但相对于记事，审美肯定是属于次要的目的。

在西周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钟鼎文，即金文。就文字书写技艺水平来看，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钟鼎由青铜铸成，通称“青铜器”。在青铜上直接刻字是不可想象的，只能是在浇铸青铜器的模具上着手，而且字形应该是反向的，因此制作精美的青铜器需要很高级的工艺。大约与其同时出现的石鼓文，制作起来难度也可想而知。它们并不是日常写作所用的材料和书写方式，但对规范、统一字体应该有很大的作用。

刘勰个人的书法水平如何，目前尚无任何资料佐证。但以理推测，生活于魏晋以后书法艺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且天资聪颖、又长期以抄书为业的他，尽管未必有意成为书法家，但能写一笔好字是无需怀疑的。在与文字书写长期相伴的过程中，对“缀字”与“属篇”之间的关系，对如何组合字形以增加文章外观的美感，他必然有其深刻的体会。这应该是他在论文时把文字外形的拣选纳入总体构思，并列专篇予以研究的理由。而由于书写、手抄是当时文章、书籍传播的主要手段，这样的研究和论述自有其必要性和针对性。笔者在研究“孔子删诗”问题的文章中，曾“提示当今的学者，在阅读、研究古代典籍，尤其在需要知人论世的时候，时时提醒自己，要充分考虑物质文化的要素，尽可能避免犯以今律古的错误。”[7]在文字书写问题上，看来也必须注意这一点。

我一向以为，中国书法之成为专门的艺术，除了汉字本身造型的特点之外，还应该与纸张的较早大量使用有关。我们看到，魏晋之前书法史上的名家，如李斯(约前284—前208)、程邈(秦人，生卒不详)，多以对字体的演变有所突破为其主要贡献；而书写之美观与否则为次要标准。因为那时候书写工具主要为简牍，书写者任意挥洒的空间极其有限，布局谋篇问题尚不突出。魏晋之后，主要字体既已基本确定，书写材料又已改为纸张，每张纸可以书写大段文字甚至全篇文章，书写中如何布局谋篇，如何处理文字的大小、疏密，乃至笔画的粗细、轻重等一系列问题便凸显出来，书法作为一个重要的艺术门类，这时才算正式产生了。自此以后的书法名家，就主要以文字书写的不同艺术风格称雄于书坛了。人们的审美追求较前更为强烈，不仅每一个单字有美不美的问题，一幅作品更有美不美的问题。在传世的书法家作品里，其文字书写的审美价值及其艺术经验，是远远超过其内容的实用价值的。文字是文章的材料，又是其内容的载体，不可不加以研究，字形安排因而便有了重要意义。于是一些在书法家那里早已引起重视的问题，也开始引起文章家的注意。书法理论中的精华于是被引入文学理论之中。祖保泉先生(1921—2013)说：“刘勰谈练字，从书法角度而论，是当时重视书法的文化思想在《文心雕龙》中的反映。”[8]771这是很有道理的。文章写作必须考虑书法的因素，也是当时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因为在书艺盛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评价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不可能无视书写的因素：一方面，文字的选择是否恰当，一些明显的问题(如本文列举的诡异、联边、重出、单复)能否合理规避，必然影响到读者阅读理解的感受和效果；另一方面，文字使用是否规范以及书写的优劣，也会给读者造成不同的第一印象。试想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内容很精彩，但用字不规范、书写很糟糕，在时人眼里，会被认为是一篇佳作或一本好书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刘勰论文引进书法理论的某些要义，道理即在于此。何况此文的针对性，还在于补救当时普遍存在的因“爱奇之心”驱使导致的不少人故意使用讹变字、生僻字、已废字等弊端呢！

总之，刘勰本篇以论字形为主，是他按照全书的布局和分工做出的安排。《练字》列《文心雕龙》第三十九篇，属全书下篇“苞会通，阅声字”的范畴，说明他是将文字的选择与声律的安排、章句的建构、对偶、比兴、夸饰手法的运用以及事类的处理等放在同等位置，视为文章写作中需要同样重视的重要问题的。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今人不可以今律古，轻估其在当时的价值和意义。

五、“练字”与“炼字”之关系

在今天的学者们看来，唐宋以来出现的“炼字”，无疑是属于文论范畴的。炼字，即根据内容和意境的需要，精心挑选最贴切、最富有表现力的字词来表情达意，主要有关于字义，当然也要考虑到字音，而一般不会注重字形。而拣选字形的“练字”则与文章的表现力或艺术性问题关系甚微。之所以出现这种较为普遍的认识，除了由于对当时文章书籍传播的物质条件过于隔膜之外，愚以为还和把《练字》篇孤立看待大有关系。

最后的“赞曰”，是按照全书统一体例所作的总结，属画龙点睛之笔。其中“声画昭精，墨采腾奋”，系归纳文中“贯练《雅》《颉》，总阅音义”和“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而来，是刘勰理想的文章外观效果。“声画”，即字音字形*语出扬雄《法言·问神》：“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墨采，即墨迹文采。通观全文，可以发现，在刘勰有关文字的意识中，其实是兼顾了文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的，对它们也是同样重视的，但因为音、义方面的问题在其他篇中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所以本篇集中讨论字形方面的问题。

杨明照先生(1909—2003)指出：“《文心雕龙》本是一部最系统最完整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巨著，要深入研讨它当中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局限在某一篇或某几段，必得贯穿全书，相互发明。”[9]刘永济先生(1887—1966)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说：“至此篇所举‘四忌’，虽似无关大体，然在诗家亦为要务。特其所论乃在形体之间，初无关于意义，当合《章句》《丽辞》《指瑕》《物色》等篇观之，而后文家字句之精蕴始得也。”[10]154周勋初先生(1929—)也认为：“如欲了解刘勰全面的文学语言观，则还须结合相关篇章的论述。”[11]624他们的意见，对读者和研究者有指引之功。

反馈评价2 为了让学生直观感知零点存在的条件，教者没有把结论直接告诉学生，而是从“温度曲线”这一生活常识出发，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思考和操作活动，让学生从熟悉的问题情境中为新知识提供“停靠点”.一组问题串并结合反例，让“直观想象”与“数学运算”比翼双飞，“数学抽象”与“逻辑推理”并驾齐驱，数学核心素养的渗透无处不在.通过“微型探究”活动，顺理成章地获得了零点存在性定理，并把定理中“有”的内涵解释得一清二楚.独特的思考，不同的感悟，使数学中的价值观念、理性精神、思维方式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刘勰对文章的理想要求，在《总术》篇中表述为“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可见是标准极高，力求尽善尽美的。在《练字》篇中，刘勰尽管以讨论字形为主，但并非不考虑音、义问题的。如“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等，就是兼顾了形音两方面而言的；“义训古今”，固然涉及到字义，而“依义弃奇”，则显然是把字义置于取舍标准的首位的；“贯练《雅》《颉》，总阅音义”“声画昭精，墨采腾奋”，则是综合性的要求。这足以证明，刘勰讨论字形的选择和安排，绝非置字的音、义于不顾。之所以对音、义方面涉及甚少，盖因字音问题，已有专论《声律》；字义问题，更是散见全书，已鲜有剩义。此篇主要论字形，既是为了使论题集中，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篇重复。对此，我们应当在会通各篇的基础上，给予充分的理解。

虽然民办高校党建工作存在诸多问题，但其核心问题是市场机制与党建工作的超越性的矛盾，是党员的利益追求与党组织对党员无私奉献要求的矛盾，党建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普遍的经济利益价值观的矛盾，是一种深层次的矛盾。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的突破点也在于此。

至于《练字》篇和后世“炼字”说之间的渊源，研读过程中既应立足《练字》本篇，也应跳出本篇来考察。“练字”之“练”与“炼字”之“炼”本可通假，故后世用“炼字”义时也写作“练字”，这或许是某些论者用“炼字”语义去对《练字》篇“循名责实”的原因之一。而事实上，《练字》篇之所谓“练字”，也的确与“炼字”不无关联。本篇有“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的论述，说明无论怎样有才华、善为文的作者，都会遇到为寻觅一个恰切的字眼而煞费苦心的情况。而选择这样一个恰切字眼的过程，不正是后世所谓“炼字”的过程吗？刘勰在其他篇章中对用字的重要和用字力求精炼也多有论述。《章句》篇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这就把用字是否确切精炼与文章是否成功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说明他的《练字》也是属于“言为文之用心”应有的内容。《风骨》篇有“锤字坚而难移，给响凝而不滞”，《镕裁》篇有“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等等，也无不彰显着对文章用字简练、精炼的追求。

刘勰有关“练字”的思想和论述，必然对后世文论中的“炼字”说有所影响。例如“权重出”，就发展成为近体诗写作的一项重要标准。而综合考虑用字的形音义各方面，则是后世“炼字”说所必须考虑而无法回避的。因为诗词的格律对平仄等音律问题要求极其严格，作者不可能仅顾及字义而忽视音律；作品在付梓之前也是以手抄形式流传，对书写美观的要求也必然促使其注意对字形单复、妍媸以及是否诡异等方面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炼字”说实际上是继承了刘勰《练字》篇的合理内核和有益成分的。

六、馀论

以上关于《练字》篇的讨论启示我们，评估古代文献的价值，必须历史地看待问题，还应充分考虑物质文化的因素，否则就会不自觉地以今律古，作出违背历史、苛责古人的错误论断。而只有在对古代文献做出科学的、恰如其分的评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现其合理的内核和有益的成分，为当代的文化建设服务。即如《练字》篇所讨论的问题，其重要性固然今非昔比，但其基本观点，今天看来仍有其合理因素及较大价值。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化学实验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问题教学情境。千变万化的实验现象让学生惊奇、诧异和不解，它会使学生对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渴望对新知识的获得和探究。教师可以利用实验中的步骤、操作、现象、误差和结论等诸多方面，设置问题情境。如选择其他仪器可以和试管组装成多少套装置？试管组装的这些装置可以进行哪些反应？玻璃管可以变形为哪些仪器？酒精灯在不同位置的作用相同吗？

当今时代，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规范统一，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仍属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如所周知，现在网络已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而其中有意的和无意的错字、别字泛滥成灾，甚至还有许多生造的怪字，已成为当今一大突出问题。除此之外，电视、报刊、户外广告等其他媒体中错别字也屡见不鲜；书法领域里嗜古爱奇、甚至以丑为美的不良风气正大肆流行，这些无不直接影响着广大青少年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也给国外人士学习汉语带来困惑、增加难度。而书籍出版中粗制滥造、错字连篇的现象则日趋严重，已经到了“无错不成书”的程度，令人扼腕。在此局面之下，当今各类文本的作者们不是极有必要重温《文心雕龙·练字》、了解古人写作用字的谨严态度、努力改进自己的文风、使自己的写作精益求精吗！

用典者为了表达 “越权办事或代作别人的事情”之意时便决定运用《庄子·逍遥游》中的“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这一语典，由于用典语境的不同，为了符合诗文语境的需要，用典者根据这一语典创造出了 “庖代”“代庖”“越俎代庖”三个典面，其中“庖代”为主谓结构，“代庖”为述宾结构，“越俎代庖”为状中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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