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循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足迹，从上海赶赴嘉兴，瞻仰南湖红船，重温入党誓词。在瞻仰红船时，他指出：“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是我们党的根脉。”[1]正如习总书记在南湖讲话中所说，“红船”是中国共产党的“母亲船”，“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之源，其所蕴含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与奉献精神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立场，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初心。

“红船精神”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中，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它既是建党时期中国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撑。在新媒体时代下，深入开展“红船精神”传播研究，不仅能准确理解与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理论的丰富内涵与精神实质，理顺其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关系，同时，更能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奋斗初心与不变底色的真实故事，以及让世界了解“红船精神”在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奋斗目标中所发挥的巨大精神动力作用。因此，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利用各类新型媒介传播载体，进一步推动“红船精神”传播，让“红船精神”永放光芒。

一、“红船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

(一)“红船精神”的提出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后因遭到法租界巡捕的袭扰而转移到浙江嘉兴，8月初，“一大”会议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顺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小船不仅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更成为了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而以党的诞生地嘉兴南湖红船命名的“红船精神”，是共产党人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中所孕育形成的一种伟大的革命精神，因而被称之为“红船精神”。

在数次亲身前往嘉兴南湖瞻仰红船，结合自身多年主政地方的实践经验与对党的精神创建史的深入思考，并在仔细倾听嘉兴基层干部群众以“精神传承、思想升华”为主要内容的“红船精神”大讨论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红船精神”。2005年6月21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文章中对“红船精神”进行了系统论述。他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2]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前往嘉兴南湖瞻仰红船，并亲自为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建设奠基。2002年，他到浙江履新的第11天就到南湖瞻仰红船；2005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他和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成员前来瞻仰红船；2017年，时隔十二年，在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总书记又再次来到了红船旁，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

任何社会精神现象都是根植于社会历史现实与社会实践之中的，“红船精神”的形成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实践基础。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是“红船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建党活动是“红船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3]。在创建党的伟大实践中，早期的中国先进分子们高举共产主义精神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革新求变为思想与实践动力，站在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上，为“红船精神”的孕育提供了有力的价值支撑，并使其成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强大精神武器。

(二)“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

“红船精神”具有深刻的内涵、深邃的思想，它蕴含着共产党人走在时代前列、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蕴含着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也蕴含着共产党人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坚强意志。“红船精神”的精神实质是走在时代前列，它包含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则是其基本精神内核，这些内涵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又分别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红船精神”核心的首创精神，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理智要素，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早期共产党人想要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作为“红船精神”支柱的奋斗精神，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意志要素，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党品质与广大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作为“红船精神”本质的奉献精神，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情感要素，体现的是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与政德基准[4]。而理智、意志、情感这三个内在要素之间也在不断地相互作用与相互贯通，共同构成“红船精神”的内在结构。

“红船精神”在中国共产党96年征程中所走过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中，都展现了时代与社会在前进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精神实质，形成了能代表时代精华的独特精神财富，并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深化改革的全过程，而“红船精神”所蕴含的首创、奋斗、奉献精神也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时代背景下被注入新的内涵与新的阐释。

二、新媒体与“红船精神”传播的新契机

近年来，借助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介，“红船精神”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认知与情感认同，传统媒介途径下的“红船精神”传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着传播内容陈旧、传播方式单一、传播范围有限等问题。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红船精神”传播开辟了新渠道，带来了新契机，其所具有的多样性、互动性、开放性等特征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传统媒介途径下“红船精神”传播的局限性。借助新媒体传播手段，能有效地将“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价值观念内化于受众者的内心，从而发挥“红船精神”的引领和教化作用，促进“红船精神”的世代流传。

(一)新媒体的内涵及其特征

“新媒体”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于1967年提出的。与传统印刷媒介不同，当时美国社会的新媒体指的是在当年较为流行的广播、电视、电影等新兴电子媒介。现今，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媒体等，是利用数字、网络、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传播，使用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接受，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一种新的传播形式和媒体形态[5]。新媒体在不同的媒体发展阶段显示出不同的内涵，并且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随着网络在全球的兴起和广泛应用，基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字和网络媒体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媒体形式。而在当前互联网的基础上，新媒体的形态还在不断地延伸，与计算机相关的新型媒体形态也都可以称之为新媒体。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最大区别在于传播状态的改变，它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其中，并与其他人进行互动性的个性传播。新媒体使传播更加灵活、快速与有效，新媒体传播的特点主要有：第一，由传统媒体单一线性传播模式变为双向互动传播模式；第二，新媒体通过新技术，实现了虚拟化的互动传播；第三，新媒体的传播内容更具有广泛性和目标性；第四，新媒体使信息传播的内容能够进行不间断的传播，让受众群体能够随时关注，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要对阿姨加强职业认知的培训。在客户家工作时，阿姨绝对不是弱势的一方，而是强势的一方，是雇主不敢得罪的一方。雇主把自己最宝贵的孩子、家都交给阿姨了，怎么敢欺负阿姨呢。所以，要让阿姨认识到自己职业的价值，不要总认为雇主看不起自己，在家政服务的雇佣关系中，阿姨才是更强势的一方。

(二)新媒体：“红船精神”传播的新契机

一是传播手段更易多样性。新媒体将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都囊括在内，并对传统媒体的各种特征进行了融合和延伸，同时通过图文、音频、影像等多种媒介形式，形象而生动地展现“红船精神”，寓思想教育于文化娱乐和观光游览中，从而提高人们接触和了解红色先进文化的兴趣。

上文提到，海上风机桩基础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单桩基础，其桩径通常在5 m以上甚至更大；二是多桩基础，其桩径多在1～4 m之间，常见的包括导管架基础、高桩承台基础、水上三桩基础、水下三桩基础等。本节主要对上述两类桩基的嵌岩施工工艺进行介绍。

二是传播方式更具互动性。新媒体是以有线和无线为传送方式的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传播媒体形态，并已形成集文本、视听、娱乐于一身的多元化媒体。基于此，“红船精神”可借助各类新媒体平台，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先进文化的传播，并使媒体与受众、受众群体之间在互动频度和互动内容的丰富性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推动“红船精神”的多极传播，增强传播的规模效应。

三是传播受众更趋广泛性。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者的绝对中心地位被消除，受众群体不再只是通过传统媒介被动地接受“红船精神”的传播内容，人们还可借助手机QQ群、微博、微信、微视频等新型媒介与传播者及其他受众群体进行广泛的交流与互动，以此扩大了传播受众群体的范围，并开拓了新的传播阵地。

传播方式的选择对于整个传播过程与受众的认知态度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前传播环境与媒介格局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时代，我们不能仅仅拘泥于传统的传播方式，在对传统的方法、形式进行整合与完善的基础上，还应利用多种传播工具，组合多种传播形式，创新性地将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融为一体，有效地借助新媒体传播的时效性、广泛性、互动性等优势，塑造“红船精神”新的时代形象，进一步提升“红船精神”跨越时空的感染力与生命力，并且不断创新“红船精神”在当前时代情境下的传播方式，将手机、微博、微信作为传播的重要渠道，努力占领新媒体的主阵地[12]。目前微信已成为我国使用最广的移动社交软件，用户规模已突破8.89亿。同时，我们已进入“全民直播时代”，网络直播发展迅猛，直播用户规模也已达3.43亿。因此我们要有效利用微信、微视频等新型传播媒介快捷、精准、互动的传播优势，通过微信朋友圈分享与转发、在线视频直播互动等自媒体传播形式，在完成社会横向传播的同时，达到人际间传播的目的，迅速地扩大“红船精神”传播范围，极大地拉近“红船精神”与年轻受众群体之间的距离，提高他们主动参与传播的积极性，构建起“红船精神”的新旧媒介融合的传播阵地。

在土建工程中，如果混凝土结构发生变化，荷载会产生二次应力，从而导致混凝土产生裂缝，因此，设计时应更加合理。另外，很多因素都能够影响到混凝土的施工，通过不断的进行实践可以总结出，振捣浇筑能够提高混凝土自身的性能。在进行混凝土施工时，必须注意混凝土浇筑和振动应同时进行，以有效防止裂缝，一般情况下，通常使用分层浇铸。另外，在进行振捣时，为了防止因振捣不到位而造成施工裂缝的发生，必须要保障振捣的密实度。除此之外，不合格的模板也会导致裂缝的发生，在进行浇筑施工之前应检查模板的质量，同时还要在施工过程中有效的控制模板，进而可以有效的预防因模板而引起的混凝土开裂的现象。

三、新媒体时代下“红船精神”传播的现状分析

(一)“红船精神”传播的现状

任何精神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都需要以一定的载体为依托。从传播媒介来看，“红船精神”主要依靠媒体宣传、主题教育、文献书籍、报纸杂志、红色旅游、文娱活动等途径进行传播。目前嘉兴已经把南湖革命纪念馆、狮子汇渡口固化为“红船精神”的宣传和教育载体。2015年，嘉兴市委组织部联合嘉兴市委党校、南湖革命纪念馆等多部门共同开发了以“重温建党历史、感悟红船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的“重走一大路，再现1921嘉兴故事”的现场体验式教学活动。在此基础上，嘉兴市委党校以“红船精神”为主要内容，专门开设了《红船精神的内涵与时代价值》《红船精神“微”课堂》《一大代表的人生轨迹与党的理想信念》等一系列专题课程，成立了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南湖分校、光明日报红船精神思想培训教育基地、光明日报中共嘉兴市委红船精神思想教育培训基地、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嘉兴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从校园氛围、队伍建设、制度规范、管理服务等多方面构筑全覆盖、多交叉的“红船精神”教育及研究体系，为“红船精神”主题党性教育提供组织领导和制度保障，搭建起党性教育的有效途径。通过举办“红船论坛”“红船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自信”理论研讨会，不断吸纳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红船精神”研究，并以此契机加强与其它革命精神发祥地的联系，不断扩大“红船精神”的辐射力。同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红旗文稿》等重要报刊及全国知名学术期刊上开设“红船精神”相关研究专栏，形成了《红船精神：历史地位、当代意义及永恒价值》《浙江省“红船精神”研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南湖会议重要历史问题研究》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研究专著与系统性科研成果，在海外发行了中英文版《红船精神：起航的梦想》，创作了《红船驶进中国梦》等一批优秀视觉传播作品，推动了“红船精神”的多维传播，扩大了“红船精神”的国内外影响力和覆盖面。在红色旅游与文娱活动方面，探索媒体协作形式，与新闻媒体联手打造重大庆祝活动品牌；树立红色旅游品牌与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精心设计“环南湖一日游”“红船创意旅社”等红色主题与休闲旅游线路；创建流动展览馆，深入友好城市、知名高校、乡镇基层举行“红船精神”主题巡展；举办“红船”影视作品展与文艺汇演，着力打造“红船节”系列活动品牌；探索以红歌赛事的形式，助力南湖“红船精神”的品牌影响力[6]。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高校对学生体能的培养。部分高校重视科研和理论教育，忽略对学生进行体能教育，有些高校甚至取消了体育课和相应的身体活动课。这样带来的后果就十分严重，学生只有智力技能的增长，身体机能却每况愈下。更有学生半夜打游戏，昼夜颠倒，作息混乱，缺乏身体锻炼，导致身体素质越来越差。

(二)乏力与偏颇：新媒体时代下“红船精神”传播的困厄

1.传统传播途径的局限性

在新媒体环境中，新的媒介尺度使“红船精神”传播面临着走出传统媒介传播的思维范式，适应新的传播思维与理念，从而实现传播方式和传播思维的同步转型。目前，“红船精神”主要依赖于传统途径进行单向式传播，在传统的传播路径与模式下，“红船精神”传播虽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有关“红船精神”的书籍报刊大多都只是抽象性、理论性较强的文字论述，高度一律的传播内容，自上而下地传播方式，使其受众极易在大量单调的话语中逐渐对传播内容失去兴趣。理论研讨会与学术论坛也仅仅局限于重要时间节点或重大节庆活动期间，参与人员多数是党史党建、历史文化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且被邀请的全国知名新闻媒体进行的报道几乎都是纪实性的流水账式新闻，传播范围有限，传播效果自然不佳。而利用电影电视、歌唱比赛等娱乐手段和方式来进行“红船精神”传播还鲜有所见，且影视传播是一种典型的单项传播模式，受众群体无法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选择，致使受众者与传播者之间、受众群体之间难以形成广泛的互动和交流，传播的受众面和影响力较小。

新媒体技术带来了社会信息传播方式与传播格局的改变，为“红船精神”传播方式的改进提供了技术支持与更广阔的媒介平台，但是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工具在“红船精神”的传播中并没有充分发挥优势。从新媒体运用情况来看，目前“红船精神”主要采取网站这一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上，许多传播者只是简单地将“红船精神”相关内容搬到了网页上，缺乏正确的网站建设意识，没有通过多种信息媒介尽可能全方位、生动形象、高效地来让网民了解“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传播形式上，由于“红船精神”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网站普遍采用传统的官方政治话语来进行叙述，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的主体地位处于不断上升的网络传播情境中，单向式的说教缺乏与受众者之间的互动，因而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反感；传播效果上，普遍存在网页文本形式单一、网站相关内容长时间未更新或更新频率较低等现象，加之网站开放度不高，致使阅读点击量低下。由此可见，现有网络平台上的大部分“红船精神”传播并没有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而微博官方账号、微信公众号以及微视频、APP客户端等新型媒介传播基本还处于起步运作阶段，尚未紧跟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步伐。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他强调：“一种新的媒介绝不会附着于一种旧的媒介，它也绝不会让旧媒介安安稳稳。它绝不会停止压迫陈旧的媒介，直到它为这些陈旧的媒介找到新的形式和位置。”[10]在新的传播环境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不断融合就有力地证明了麦克卢汉的观点，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新媒体既具备了传统传播媒介的表现形态与特征，同时也具备新媒介技术的优良特性及功能。这种新旧传播技术上的融合也为新媒体时代下的“红船精神”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思维与方式[11]。

无公害黄芩产地环境的生态因子、空气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灌溉水的水质质量应达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7]。依据原产区的气候、土壤等生态因子寻找生态环境相似的新产区[8]，是保证药材引种扩种成功和避免药材种植连作障碍的有效途径。利用《药用植物全球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信息系统》(GMPGIS)[9]，获得黄芩生态适宜性因子，可为合理扩大黄芩的种植面积及生产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3.新媒介传播环境的复杂性

从以上数据可知，目前我国移动互联网的主导地位不断强化，各类手机应用的用户规模逐年上升，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同时，我国网民的年龄结构发展很不平衡，年轻网民居多。网民上网设备逐渐向手机端、移动设备集中，而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具有无可比拟的传播优势，使用群体主要是青少年、年轻用户，他们思维活跃、富有激情，喜欢接触新鲜事物，接受知识和信息的能力要超出其他人群，新媒体能够被他们迅速接受和掌握，并已成为他们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红船精神”传播必须借助新型移动网络媒介的优势，广泛地去吸引新媒体主要使用群体的参与，使这些年轻群体在“红船精神”的熏陶下，不断地将“红船精神”内化为共同的认知理念与价值共识。但是受众并不是简单的消极被动的接受者，只有在有精神需求与自我实现需要的前提下，才会积极地参与其中。毋庸置疑，“红船精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够满足受众对于内心精神境界的主观需求，但新媒体环境下，现有载体的“红船精神”传播还无法满足和吸引所有受众群体的共同兴趣与广泛关注，尤其是无法通过主流价值观的理性认同与情感接受来吸引处于价值取向选择困惑期的青少年、年轻网民群体对于“红船精神”的求知渴望与主动探索。

新媒体时代下“红船精神”传播面临的困厄主要来自于媒介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与信息化技术带来的深刻影响。从媒介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来看，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的新媒介传播环境中，新媒体通过虚拟空间的构造，缩短了地域与时空的距离，丰富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通过即时信息的传输来建立彼此间的互动关系，而我们的大脑接收和处理海量化、瞬息化信息的总量是有限度的，同时还会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多元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社会传播语境的碎片化，受众在对“红船精神”的理解与认知过程中极易出现偏颇与误解，从而导致了“红船精神”传播过程中的传播分化与传播失衡。从信息化技术带来的深刻影响来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移动电视、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大量普及，新媒体技术在快速传播“红船精神”的同时，也会带来社会语境的多元化、社会群体认知的分化、传播主体与受众客体传播语境的同一化、传播主体话语权威的式微等，这些变化都会对传统的自上而下式的“红船精神”传播构成新的挑战。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如何以合理有效的方式摆脱“红船精神”传播所面临的种种困厄，成为了当下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四、新媒体时代下“红船精神”传播的优化策略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新时代的“红船精神”传播要与时俱进地改变传播策略，丰富传播内容，从单纯的价值观传播走向故事传播，在故事中传播“红船精神”的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如进一步深入挖掘“红船精神”历史资源，运用电子数字、VR虚拟现实等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的媒介手段，重新整合文字、图片、影像等资料，形成较强的听觉、视觉和触觉等感知效果，更加全面、生动、逼真地还原当年一大代表从上海转移到嘉兴续会时的历史场景；进一步深入研究“红船精神”与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王会悟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关系，以讲故事的形式增强“红船精神”传播内容的吸引力；进一步深入探究“红船精神”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关系，丰富习近平党建理论思想[9]。同时，考虑到不同人群的文化程度、认知方式、兴趣、习惯等差异，还应根据不同受众的特点设计传播内容，如多角度、多层次的编辑与出版适合不同对象需求的“红船”读物，制作与发行不同题材的影像等相关文化产品，并借助各类新媒体平台，让受众乐于接受并积极地互动传播。兼具理论性与通俗化的丰富内容不仅可以使“红船精神”跳脱出枯燥乏味的教科书，满足不同人群了解和学习“红船精神”的需求；还可以通过多样化的读物和影视作品来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真实故事，从而扩大“红船精神”的海内外影响力与传播力。

(一)丰富传播内容

内容是影响传播的核心因素。由于“红船精神”传播的对象千差万别，不同人群必然会对传播内容表现出不同的需求，在传播活动中，必须明晰传播过程中的各个目标受众，根据传播对象的实际需要精心设计与其相适应的传播内容，使“红船精神”被不同人群所接受与认可，从而提高“红船精神”的传播效果[8]。

将新媒体技术融入“红船精神”传播，是适应新媒体时代“红船精神”传播的有效手段，针对当前“红船精神”传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还需要从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主体、传播客体等方面进行改进与优化。

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过程，其中必然有传播者和受众群体的参与互动。所谓“受众”实际上就是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包括报刊书籍的读者、广播电视的观众以及数量日益庞大的网民和手机用户。在“红船精神”传播中，受众群体是整个传播过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决定了“红船精神”传播的社会认知与价值归属。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总数为7.51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已达7.24亿，占总体网民的96.3%。从网民年龄发布来看，处于10～39岁年龄段的人数最多，而在这一年龄段的网民中，初高中学历的学生群体占比最高，达63.4%[7]。

(二)创新传播方式

2.传播受众的认知度与认同感偏低

新媒体所具备的多种特性能有效突破传统传播途径下的局限性，对于推动新时代“红船精神”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需要说明的是，强调新媒体对“红船精神”传播带来的新契机，并不代表对传统媒介的全盘否定或舍弃。本文所指的“新媒体”是相对于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传播媒介而言的，如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互联网、APP客户端等传播媒介，但“新”与“旧”，“现代”与“传统”都是相对的概念，“新媒体”也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肯定会出现更多新的媒介形式，那时手机、互联网等也不得不让出“新媒体”的称号。对于“红船精神”传播来说，新旧渠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而应该是共生与协作关系，二者共同搭建起新时代“红船精神”传播的媒介宣传阵地。

1)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基础上，尽量使界面简单清晰且易于操作，尽可能减少冗余界面，既保证人员操作简便，也可减少空间占用，并节约成本。

（2）资金筹措。工程总投资2504.78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2003.82万元，占总投资的80%，地方配套500.96万元，占总投资的20%。

(三)优化传播主体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西方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借助互联网，借助新的传播媒介与传播优势大量涌入并迅速扩张，多元文化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竞争日趋激烈。由于文化本身就承载着意识形态，多元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也为意识形态间的斗争交锋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多元文化并存的现状，加之当前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念与利益诉求复杂化与多元化的趋势，使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与传播主体的主导地位备受挑战。

不同的课程具有符合本课程需求和特点的不同考核评价体系，以实现教学目标、提高教学质量。过程性考核作为一项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的考核，较之于一次性、全覆盖、总结性的期末考试（也称期终考试）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主要表现为贯彻教学的整个过程不限次、阶段性和局部性；因此，我们应该结合课程和过程性考核的特点，坚持知识能力并重的原则，以课程统编教材为考核内容依据，以课内外参与为考核重点，构建“纲要”课过程性考核体系。

传播主体，是传播过程的第一环节，也是影响传播效果的主导因素。在新的传播环境中，“红船精神”传播主体应主动利用新型媒介在营造社会舆论方面的重要价值功能，广泛通过各类新媒介传播平台来营造正面的积极向上的社会舆论环境，将“红船精神”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有效利用媒介舆论的方式在全社会中多方位、多层次地大力开展“红船精神”宣传教育，使“红船精神”传播的内容能在群众中产生共鸣效果，形成“红船精神”核心价值观念的时代引领与教化功能。同时，作为“红船精神”的传播主体，必须树立时代化的传播意识与正确的传播价值取向，全面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素养和政治业务素质，紧跟新媒体发展步伐，紧扣新时期党中央重要精神和各阶段党委政府的工作要求，以高度灵敏的思想来捕捉社会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喉舌作用，稳固“红船精神”的媒介宣传阵营，推进“红船精神”的广泛认知与传播创新。

(四)分众化传播客体

在传播活动中，效果问题是整个传播活动的中心。传播效果主要取决于受众对传播信息的接受程度，只有当受众认同并产生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才能达到有效传播[13]。在新的传播环境中，“红船精神”的有效传播不能是“填鸭式”硬性灌输与自上而下的单调宣传，而应当科学分析当前不同的社会群体分布，认真研究受众群体的接受方式、思维习惯与兴趣爱好，针对每一个群组化的内容需求来精心设计传播内容，利用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相结合的形式，实现“红船精神”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众化传播。

对青少年群体进行传播时，要充分利用互联网、QQ、微博、微信、微视频、手机APP客户端等新型传播媒介，不断挖掘题材、丰富内容、创新形式，用正确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红船精神”研究成果来教育他们，使其在接受传统民族精神的熏陶与当代民族精神的感染下，不自觉地对革命先辈产生崇高的敬意和向往之情，点燃他们对“红船精神”的探索与求知的热情。对普通群众进行传播时，要运用平实质朴的语言把“红船精神”的理论内涵讲清楚，要运用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红船精神”的精神实质说明白，使“红船精神”可亲、可近，要与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有机结合来广泛宣传“红船精神”，使“红船精神”可行、可用，使普通群众对“红船精神”产生亲近的情感体验与价值共识[14]。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传播时，要继续开展“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六个一”环节的现场体验式教学与“红船精神”党性专题课培训等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将“红船精神”所蕴含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通过“红船精神”分众化传播，缩小与不同群体的距离感，增强“红船精神”传播的亲和力与凝聚力，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五、结语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1]“红船精神”不仅记载着我们党精气神的演进轨迹，也辉映着中国精神成长发展的生动画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历史条件下，“红船精神”仍然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价值观念与利益诉求日益复杂化、多元化的时代，将新媒体融入到“红船精神”传播中，不仅有利于在新的媒体格局与舆论生态中进一步扩大“红船精神”传播的受众面，提升“红船精神”的影响力，更有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新媒体的发展方兴未艾，新媒体时代的“红船精神”也需要在实践的动态中实现活力传播与创新发展。因为，新媒体及其新的传播媒介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逆的，我们只有适应新媒体，掌握新媒体，利用新媒体，才能实现“红船精神”传播的新媒体化，才能提高新媒体时代下“红船精神”传播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超声波模块固定在小车的正前方，用来检测正前方的障碍物。在这里笔者选用的型号是US-100，其测距范围为2cm-450cm，自带温度传感器可以自动对测试结果进行校正，具有电平输出和UART输出两种输出方式，小车使用的是电平输出。该模块具有五个端子，1号端子接VCC电源；4号和5号端子接外部电路的地；2号端子为 Trig端；3号端子为 Echo端。需要测距时，单片机会从Trig管脚输入一个10微秒以上的高电平，系统会发出8个40KHz的超声波脉冲，然后检测回波信号，经过温度校正后，将结果通过Echo管脚输出[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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