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我国人民民主的理论创造者和坚定实践者，他不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民民主理论，而且创建了自成体系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人民民主具有独特、独有、独到的中国性格。在意识形态相互碰撞激荡的形势下，我们不应满足于意识形态的自我维护，止步于对人民民主发展的历史追溯，而是应该从理论上阐明人民民主的正当有效性。本文立足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无支配自由的伟业，从人民民主有效性的内在与外在视角，证明其为争取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必由之路，为坚持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提供理论支撑。

一、无支配自由的共同价值理想

毛泽东曾在多个场合使用“支配”概念。支配“意味着支配者可以专断地干预被支配者的选择，尤其是他可以进行干预，而无需考虑对方的利益或观点。”[1]22支配既是一种客观的行为关系，其中支配者可以专断地干涉被支配者；又是一种具有共识性的社会恶劣秩序，其中每个人都意识到并且知道相互受到支配。“无支配”与“支配”相对，表明“支配”的阙如，在主动方面指不实施支配他者的行为，在被动方面指不受到他者的支配。每个人不受支配以所有人不受支配为基础，所有人不受支配以每个人不受支配为前提。毛泽东毕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把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作为中国人民共同价值理想。

支配本质上与奴役、依附、依赖相对，表明一种不自由、不自主、不独立的生存境况，无支配自由则是指引人类不懈追求解放的崇高理想。马克思根据人类历史受支配的状况把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支配方面也可相应称之为“人的支配”、“物的支配”、“无支配”三个阶段。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中，共产主义社会并非一种确定的社会制度，而是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形态，一个由自由的人构成的人类联合体。但实际上这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正面图景，其反面图景恰恰正是无支配的自由联合体。无支配自由居于共产主义的反面和前端，构成共产主义实现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在先任务和关键所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指出，“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2]1471。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凝思毛泽东思想的永恒价值，这个结论不仅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唯一可走的道路，而且表明了坚持和拓展人民共和国道路过程中的根本任务，这就是实现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共同理想。

共产主义既是无支配的自由联合体，必然要求由之而通达的人民共和国，能够促进和保护人民享有无支配自由。人民不受支配，既指向作为个体的人民，又指向作为成员的人民。作为个体的人民不受支配，意味着个人的独立、自主、自尊，无需依靠、依赖、依附他人，也有能力摆脱他者的支配、控制和干涉。毛泽东长期建设、拓展和完善人民共和国，不仅从社会基本结构层面保障了人民之间的平等，而且尽最大努力保护和促进人民的个性发展。他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3]208作为成员的人民不受支配，不仅意味着单个的人民作为个体加入人民共同体，而且人民在共同体中实现共有、共治、共享、共荣。在人民个体与共同体的这种优良秩序中，人民不支配共同体而使之成为“真正的共同体”，人民不受共同体支配而成为独立的个人。毛泽东批判和超越近代中国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本性，强调“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4]1058，深刻反映了毛泽东对人民无支配自由的思考和实践。然而，社会主义沿着人民共和国道路建设过程中，仍然受权力、金钱、等级、暴力等的支配。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就是应该铲除这些旧的历史遗毒，消除人民在共和国道路上本不应遭遇的支配。

人民在共和国内部享有无支配自由，首先要求共和国自身享有无支配自由，必须建立具有独立完整主权的民族国家。没有国家的无支配自由，不可想象可能会有人民的无支配自由。国家享有无支配自由，就是要与其它国家一样皆为独立平等的国际法主体。对于中国而言即要把一个传统文化国家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拥有自己不受侵犯的主权和领土。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2]1460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深刻阐明了中国人民关于国家无支配自由的国际优良秩序。毛泽东在毕生从事革命的不同阶段，都提出了相应的共和国蓝图。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开始，中经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最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皆为全体人民共有、共治、共享、共荣的事业、资产和财产。毛泽东继承和超越孙中山共和事业，坚持人民共和国“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非“少数人所得而私”，[3]1058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主权却遭到分割，不仅长期受到军阀主义、地方主义、分散主义的侵害，而且屡屡被封建复辟、个人专制、家长制霸占，使“人民”与“共和国”相互隔绝开来。

无支配自由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根本目的，它对作为其构成性手段的次级目的具有约束性。无支配自由的实现取决于能否减少和消除支配性力量，而其关键又在于人民内部是否存在支配。但是这两者包含着关于无支配的价值分歧。前者将无支配当作促进的目标，后者将无支配当作促进的方式。佩蒂特也说：“我们既有可能将无支配视为国家应当促进的一项目标，也有可能将它视为国家应当遵循的一项约束。”[1]99尽管佩蒂特仅仅把无支配当作目标而非约束。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无支配却同时既是目标又是约束，只是两者的范围和意义相异。无支配作为目标属于国家和人民全体，但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关系的处理；无支配作为约束则仅限于人民内部，但不适用于支配国家和人民的强制力量。这是因为在处理人民内部关系时，支配作为支配者对被支配者的强制干涉，它的实施必然使部分人民遭受支配，从而不仅在人民内部制造敌我矛盾，破坏无支配自由在人民内部的实现；尤其将削弱人民战胜支配力量的能力，以致推延无支配自由的实现进程，甚至使得无支配自由的理想成为泡影。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括，内涵着无支配作为目标与约束的两个方面，他说：“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2]1313倘若我们不能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造成支配，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和人民无支配的目的与理想；但唯有人民内部减少和消除支配性事实和倾向，才可能造就对这三座大山实施反支配的强大力量。

人民民主对推进无支配自由的有效性，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由分散的局部有效性构成。后者依赖于人民民主对解决具体问题的有效性，也是毛泽东充分肯定人民民主有效性的重要原因。对于用民主手段解决具体问题的有效性，毛泽东始终深信不疑，早在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初期就指出：“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2]65抗战后期毛泽东总结指出：“不民主的方针必然使抗战失败，只有民主的方针才能战胜敌人。”[3]137毛泽东对建国后出现的官僚贵族阶层深恶痛绝，并因“大民主”的有效性由反对转向赞成，指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10]34。然而人民民主对于解决具体问题的有效性不仅容易滥用，尤其在于它不是也根本不能等同于实现无支配自由的有效性。前者中相对于其所实现的具体目的而言，人民民主完全只是作为工具性手段来使用，并且是个案性的、经验性的、实证性的；后者中相对于所实现的根本目的而言，则是促进目的达成的构成性手段，才是从根本的、普遍的、总体的层面促成人民民主。然而人民民主一旦被作为工具性手段使用，其有效性就有待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和验证，使得人民民主成为完全策略性的谋划，而淡忘民主作为目的的正当性建设。在此意义上，外在视角的人民民主有效性，不能从根本目的降格到具体目的上来证明。

人民民主以讨论说理、说服教育的“和”的方式，减少和消除人民内部的支配性事实与可能，增强促进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力量。人民以当家作主的姿态参与共和国建设，逐步形成对共和国事业共有、共治、共享、共荣的共同意识。佩蒂特指出：“某人享有无支配这一事实可能会成为一种共同意识”[1]87。在这样一个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共和国，每个人都清楚并且知道其他人也明白，共和国事业为全体人民共同所有，而非由个别、少数人当作私产来占有；共和国事务由全体人民共同治理，而非个别、少数人来专断处理；共和国文明由全体人民共同分享，而不被个别、少数人任意侵吞；共和国伟业为全体人民共同光荣使命，而不为任何个人、群体、组织推卸背叛。因而毛泽东提出了这样一个共和国蓝图：“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4]1058人民对于共和国事业的共有、共治、共享、共荣，不仅是对人民民主的坚持和高扬，尤其它是对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体现和实现。

从外在视角审视毛泽东人民民主的有效性，自在地包含着一种目的——手段的实践逻辑。这意味着人民民主的有效性，是相对于特定外在目的而言的。这个外在目的是外在于、高出于人民民主的目的，较之人民民主更崇高、更圆满、更自足的目的，也即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根本目的。毛泽东说：“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10]236近代以来我国人民民主的根本目的，取决于近现代我国备受支配的具体国情，本质上就是实现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共同理想。相对于无支配自由的根本目的，人民民主只是作为手段发挥作用和功效，从而推进无支配自由的根本目的获得实现。在实现无支配自由的历史征程中，人民民主不应自视其重而置其根本目的而不顾，也不应妄自菲薄而视其根本目的为乌托邦；相反应该忠实于无支配自由的根本目的，并通过民主的方式形成民众大联合的最强力量，将支配国家和人民的一切强制力量摧毁和消灭。

在介绍高分子材料的实际应用时，可以列举一些曾经发生过的反面事件，让学生对药用辅料的重要性、安全性产生感性认识。例如，默沙东公司的药品优甲乐，用于治疗甲状腺功能减退症。2017年，默沙东更新了优甲乐的配方，但新产品上市后不久出现较严重不良反应。这次配方更新并没有改变关键成分含量，只是将辅料中的高分子材料乳糖改为甘露醇和无水柠檬酸。专家认为，新辅料意外地增加了关键成分的吸收率，如果还按原来剂量服用，不良反应就可能增加。又如，2006年“齐二药亮菌甲素”以“二甘醇”代替“丙二醇”引起的患者急性肾功能衰竭事件，以此类事例引起学生的警醒。

二、外在视角的人民民主有效性

人民民主在现实世界必须具有有效性。毛泽东在开创和推进人民民主过程中，充分肯定和突出强调了人民民主的有效性，抗战之初他指出：“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9]；抗战后期又指出：“现在许多事情难办，所以要搞一个办法，就是民主”[3]152。然而毛泽东对于人民民主的有效性，有其据以认知、理解和把握的视角，即相对于民主的根本目的而言的外在视角。抛开这个视角来考察人民民主的有效性，不仅将使人民民主脱离毛泽东整个思想与毕生事业，尤其不能领会人民民主的必然性与科学性，致使人民民主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陷入歧途和误区。

唐代门荫入仕主要有担任卫官，或进入学馆学习，或充任斋郎、挽郎这三种途径。通过番上服役或纳资若干年后，参加由本司组织的简试，合格后即可获得出身资格，之后才有资格参加吏部或兵部的铨选考试。在这过程中就有人通过窜改、伪造自己身份，顺利进入官僚系统。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由于家谱丧失，政府甲库文书被毁，导致吏部铨曹毫无根据，难以辨别真伪，假冒之风盛行。

毛泽东自早期树立“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雄心大志”[8]，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通过“民众大联合”的形式不断化为现实。毛泽东毕生坚持和从事民众联合的事业，而这个事业的成功则依赖于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既内在于无支配自由的共同价值理想，又是实现这个共同价值理想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领导国家和人民实现无支配自由，从理论和实践上充分证明了人民民主的有效性。在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面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和片面抗战，毛泽东把民主提升到了决定抗战胜败的高度，指出“实行民主则胜，不实行民主则败”[3]137。在人民民主与争取抗战胜利之间，后者构成人民民主的根本目的，前者构成争取抗战胜利的手段。离开争取抗战胜利的历史任务，民主就会偏离方向，因而不论“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11]，国民党仍然实行一党专政、独裁。离开人民民主的有效性手段，争取抗战胜利就会成为空谈或梦想，因而不论如何强调人民民主之于抗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速败论”、“投降论”、“灭亡论”的错误论调仍然不灭。民主是一种“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4]866，只有民主才能造成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伟大力量。正是基于人民民主对于争取抗战胜利的非凡智慧，毛泽东将民主与抗战同等看待，视其为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把民主当作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的本质的东西”[12]274。

人民民主对于实现无支配自由的共同理想，之所以具有其它任何手段无可比拟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够通过民主形成人民群众最强大的力量。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首先发现了民众力量最强的事实性真理：“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13]青年毛泽东的这一真知灼见，与马克思“群众史观”相一致，毛泽东后来也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1031然而对于实现无支配自由的理想而言，更重要的在于毛泽东找到了实现民众大联合的有效途径，这就是毛泽东开创并不懈推进的人民民主。毛泽东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3]202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但不解决如何团结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实现。而使全国人民得以组织、团结和联合起来的，在根本上就是民主制度、民主作风。1944年毛泽东指出：“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他药，惟有团结与民主”[3]175-176。由于毛泽东不懈推进各方面、各层级、各组织、各环节的民主，人民才真正成为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在无支配自由与人民民主的目的链条中，无支配自由自上而下构成人民民主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约束，人民民主形成讨论说理、说服教育的“和”的方式；人民民主自下而上构成和促进无支配自由，人民内部以无支配的方式增进无支配自由。因而国家和人民实现无支配自由的理想，内在地包含并要求实行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并非实现无支配自由的选择性方案，而是国家和人民通往无支配自由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对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信念与决心，与其早期所亲历和目睹的支配性事实密切相关。毛泽东青少年时期不顾一切地离家、逃课、反叛、拒婚，不仅表明了毛泽东的早期生活严重受到封建家庭和礼教的支配，尤其反映了他自早期就具有争取无支配自由的性格和胆识。一定程度上毛泽东早期的生活实践，构成了他参加革命后追求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经验基础。然而，前者中的生活无支配毕竟不同于后来的政治无支配。后者作为前者的升华和普遍化，更重要的在于具有思想文化和理论基础。毛泽东自青少年时期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对传统中国的“大同世界”无限追慕。毛泽东给黎锦熙信曰：“大同者，吾人之鹄也。”[7]89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之域，描绘了人民无支配自由的美好图景，毛泽东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与民主思潮、乌托邦主义、自由主义结缘，并最终接受和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点；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之鹄的，即在于不断推进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并最终实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自由解放。

人民民主对于实现无支配自由的有效性，在于它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6]732。邓小平教育我们：“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20]。然而人民民主能否将人民组织、团结和联合起来，根本在于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人民是否不受到人民内部强制力量的支配。后者直接决定着人民民主的有效性，但不是人民民主外在视角的有效性，而是人民民主内在视角的有效性。因此，从内在视角考察人民民主的有效性，始终是人民民主具体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三、内在视角的人民民主有效性

人民民主对于实现无支配自由的有效性，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反复证明了的。人民民主也正是由于其组织、团结、联合功能，而形成扫除支配性障碍、推进无支配自由的有效性。但毛泽东对人民民主有效性的肯定，不仅仅是基于其无与伦比的功效，而且在于其对人民民主无支配本性的洞察。人民民主本身包涵于无支配自由的实现链条之中，它对于实现无支配自由的有效性同时又是一种内在视角。抛开这个视角来考察人民民主的有效性，不仅将使人民民主脱离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精髓，尤其不能领会人民民主的本性和内涵，从而偏离和破坏无支配自由的共同理想。

从内在视角审视毛泽东人民民主的有效性，自在地包含着一种目的链的逻辑。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并未创造一种称为目的论的理论，但其全部思想和事业都是为着革命与建设之目的，因而可以用一种目的理论来勘测人民民主的位置。亚里士多德开创并使用了目的论方法，他指出：“只有那由自身而被选取，而永不为他物的目的才是最后的”[21]；这样一个最后的目的是终极的，因为它完满自足、不待而有，因而是高于一切其它目的的目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目的理论，行为的目的是多种多样、分层递进的。我们可以根据它产生的原因，辨明其在目的链条中的位置；可以根据它的完满和自足程度，判断其在各个目的中的地位。在人民民主与无支配自由组成的目的链中，无支配自由更圆满、更自足、更终端，自然属于人民民主需要促进和构成的根本目的；人民民主更单纯、更有待、更低端，则属于受无支配自由约束和规范的次级目的。人民民主作为次级目的，相对于根本目的而言也就是手段，但它不是工具性手段而是构成性手段。毛泽东在全面抗战初期对民主与抗战关系的阐述，表达的正是两个之间的目的链内涵，他说：“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12]256因而人民民主不应自视其重，妄图取代无支配自由的根本目的；也不应自视其轻，与无支配自由远离割裂而迷失方向。

三要创新督查举措。可以采取发文督查、电话督查、网络督查、现场督查等综合手段，不断提高督查的灵活性、方便性与时效性。坚持督查与调研相结合。把党建督查作为开展调查研究的有效平台，通过看现场、查资料、听汇报、召开座谈会、评议测评等方式，广泛听取基层的意见与建议，以此全面把握基层党建工作情况。坚持独立督查与联合督查相结合。对一些综合性督查工作、涉及面比较广的督查项目，可以采取宣传、组织、纪检等部门开展联合督查，形成督查的整体优势，保证督查效能。坚持督查与帮办相结合。督查组要注重发挥指导帮助功能，对于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帮助基层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协调力量帮助整改，坚决避免当旁观者的现象。

毛泽东毕生为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而奋斗，源于中国具体国情与无支配自由之间的巨大张力。国家和人民实现无支配自由的理想，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确定了的。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和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最低纲领。1925年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上，毛泽东将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内化为从事革命的真正理由，他自问自答道：“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5]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剥削和支配，国家沦为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人民沦为封建主义压迫剥削的对象。外部因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没有独立，内部因受封建主义的压迫而没有民主，“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6]63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以制度化的形式重构了国家和人民实现无支配自由的合理张力。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和人民实现无支配自由又遭遇了新的张力；不仅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尤其旧的体制和旧的观念以新的力量与形式重新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支配。因此，如何紧紧扭住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共同价值理想，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从落后逐步发展到先进，将是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国家和人民实现无支配自由的长期历史任务。

人民民主所以能够成为无支配自由的构成性手段，不仅在于人民民主所能实现的民众的最强力量；而且在于人民民主包含着无支配的“和”的理念，能够推进和促进人民内部的无支配自由。“和”指和平、温和、和谐，意味着排除暴力与权力的专断干涉和强制。前者属于共和国的基本价值理念，后者则是人民内部支配之源，是共和国无支配自由的事业所反对的。毛泽东的中国化共和国理论，直接表达了“和”的中华精神与人类理想，他说：“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19]378人民民主既是共和国事业的重要内容与目标，又是对共和国事业的体现与实现，遵循共和国“和”的规范与约束。毛泽东在建设、拓展和完善共和国事业时，始终强调必须坚持、拓展和深化人民民主。毛泽东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2]1475。“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就涵括了人民民主的深意。因而毛泽东在共和国建设过程中，反对用暴力和命令的强制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严正地指出：“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22]279官僚主义以一幅难看面孔吓死人，命令主义以一张纸条压死人，“收”的方针用“一棍子打死”人，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

“和”在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就是讨论说理、说服教育的民主方法。讨论说理、说服教育属于以言行事的无支配方法，也是体现与导向“和”的唯一通道。它主张以事明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协商、论辩、谈判的言说方式，达成共和国建设过程中重大事务的共识，毛泽东说：“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19]309它肯定言说各方的地位平等，相互尊重言说的规则与程序，消除任何一方实施支配的机会，毛泽东批评说：“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19]292它尊重言说各方的主观和客观差异，允许各方在理性协商基础上，保留自己的合理分歧，毛泽东严肃地说：“必需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23]它高扬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理想，在高度民主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避免共和国事业因意见分歧而导致整体受支配，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集中，没有无产阶级的集中就不会建成社会主义。”[24]因此，毛泽东强调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时，共产党人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不论生产或生活问题都应反复同群众商量，不宜只由干部单方面独断而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支配。

第二天，这八个猎人又悄悄藏在天池旁边，等姑娘们下了水以后，跑过去，一人拿了一套姑娘的衣服又藏起来。姑娘们洗完澡上来一看，完了，衣服没了，哪去了？就开始找，这时八个猎人就从树棵楞里出来了，对姑娘们说：“这世上，已经没有人了，就剩我们兄弟八个了，你们正好是八个姑娘，咱们结为夫妻吧，繁衍后代，别让人类灭绝。”

基于两种智能材料电流变弹性体和压电陶瓷设计了一种阻尼可连续调节的自供能电流变弹性体减振器，利用压电陶瓷的正压电效应将部分振动能转换成相应的电场，用于调节具有电流变效应的减振弹性体的阻尼和刚度，实现减振器对振动环境的自适应调节。

人民民主对于实现无支配自由的理想，之所以是最大的妙计、最有效的途径，在于人民民主所具有的政治认同和真理认识功能。“民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语中由“demos”与“kratos”组成，合而言之指人民的统治[14]。马克思曾把德语里的“民主”解释为“人民当权的”[15]，列宁在分析民主选举时也指出，“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16]。毛泽东以中国化的形式概括为“人民民主”，充分表达了民主的原始、本真涵义，阐明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和理想。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特色人民民主形态，不仅仅只是“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7]，尤其强调“老百姓能起来说话、活动、想办法”[18]。人民群众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支持，不仅仅只是人力、物力、财力上的，而且他们具有丰富独特的智慧、经验、技巧，能使我们增强对实现无支配自由的规律认识，加快破解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办法。人民参与共和国建设的民主过程，就是听取人民意见和集思广益的过程，毛泽东指出：“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19]294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离开群众路线，就会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丧失推进无支配自由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完善内部审计与改进绩效评价模式无疑是企业应对风险最好的管理办法之一。尽管杜邦财务评价体系曾经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由于企业经营环境变化的影响，使用以财务报表中财务指标为计算基础的杜邦分析财务评价体系也受到了局限：①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财务报表不能完全如实反映出企业的经营活动情况；②财务报表的结果导向可能导致基于财务基础的绩效评价的短期行为；③基于金融社会，权益报酬率具有较强的可操纵性。因此，借助经济附加值观念的基于价值基础的绩效评价应运而生。

防渗墙施工槽段采用Ⅱ期跳格施工，用接头管接头。由于槽段接头是防渗墙的薄弱环节，因此槽段越长越好，但实际上槽段长度受多种因素综合制约。

本文提出并分析了空间调制的两种球形译码的性能和计算复杂度.在与ML检测具有相同误比特率的情况下，本文提出的算法相对于经典球形译码检测算法的计算复杂度显著降低；仿真结果证明ESD和MSD都能够达到ML最优检测的性能，且ESD具有最低的相对计算复杂度.

四、迈向无支配自由的民主道路

主张“民主参与对一个共和国来说可能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只是因为它是促进无支配自由的必要条件”[1]8，显然没有深刻揭示人民民主对于无支配自由的意义，它不仅只是在个人主义的立场把握民主的价值，而且忽略了人民民主有效性的内在视角。所以在国家和人民实现无支配自由的道路上，如何从内外双重视角科学稳健地推进人民民主的有效性，就成为了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面临的最重大、最根本、最艰难的历史任务。

对于国家和人民实现无支配自由的共同理想，人民民主必须具有内在视角的有效性。在无支配自由与人民民主的目的链条上，前者构成后者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引领，后者受前者的意义限制和规范约束。倘若人民民主脱离无支配自由的约束，它不仅将偏离无支配自由的根本目的，导致无法也不可能增进国家和人民的无支配自由；尤其它不能判断和避免支配性的民主形态，以致人民民主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陷入支配性误区。而在人民民主坚持无支配自由的根本要义时，它就能在人民民主具体实践的多种可能性之中，首先自我防范滑向支配性的极端民主与极端专制，并从而在极左与极右的两个极端中间找到体现和实现无支配自由的民主形态。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既与极端民主作坚决斗争，反对极端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分散主义和宗派主义等现象；又与极端专制作坚决斗争，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现象。毛泽东的目的在于批判和抵制人民民主的支配性，并经由无支配的人民民主通达无支配自由的共同理想。也正是由于坚持人民民主有效性的内在视角，毛泽东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开辟了国家和人民实现无支配自由的人民民主道路。

对于国家和人民实现无支配自由的共同理想，人民民主必须具有外在视角的有效性。从外在视角考察人民民主与无支配自由的关系，两者之间的手段——目的关系是外在的偶然的，或者说目的对于手段的选择缺乏必然性。这意味着手段服从于“目的证明手段”的强制逻辑，只有在其与外在目的存在因果关联时，才有其外在的价值。无支配自由的根本目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这些方式或者是民主的或者是非民主的。人民民主所以被选择用以实现无支配自由的根本目的，在于人民民主通过民主形成的民众联合力量的有效性，是其它任何方法和途径所无法比拟的。毛泽东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经验指出，如果不实行人民民主，“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2]1475。因而在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总是根据具体问题对民主的客观有效性需求，来开展各方面、各层级、各组织、各环节的民主生活，从而以人民民主的分散实施实现人民民主的总体有效性。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人民民主的外在有效性，反对和避免人民民主的低效性，毛泽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和积极探索，在通往无支配自由的道路上实现了中国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对于国家和人民实现无支配自由的共同理想，人民民主外在与内在视角的有效性皆不可少。人民民主内在视角的有效性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接受无支配自由的规范和约束，从而不会造成通向无支配自由的现实运动偏离方向。毛泽东在主持制定《五四宪法》时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25]。人民民主内在视角的有效性，在通向无支配自由的理想征程中，发挥着核心和灵魂的作用。人民民主外在视角的有效性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促进和构成无支配自由的强大力量，从而不会导致无支配自由的根本目的遥遥无期。1927年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赞赏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雨、迅猛异常、无可抵挡，“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12]13。人民民主外在视角的有效性，在通达无支配自由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加速和增效的作用。因而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无支配自由，人民民主的外在有效性与内在有效性同等重要。两者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又好又快地推进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共同理想。

人民民主的有效性虽然形成内在与外在之分，但两者都坚持和捍卫无支配自由的根本要义，目的是实现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根本目的。在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无支配自由构成其价值理想、普遍原理和评判标准；离开了无支配自由的根本要义，人民民主的有效性不仅容易造成内部冲突和矛盾，尤其容易偏离无支配自由的宗旨和方向。人民民主的外在有效性以无支配自由为根本要义，它指向外在强制力量对国家和人民的支配，目的是通过民主形成人民联合的最强力量，摆脱外在强制力量对国家和人民的支配，使国家和人民从支配的必然王国走向无支配的自由王国。青年毛泽东即意识到：“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7]2931944年底毛泽东指出：“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3]245因而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无支配自由，绝不能以无支配的约束方式加以实现。人民民主的内在有效性以无支配自由为根本要义，它指向人民内部的无支配性，目的是反对、抵制和避免人民内部形成支配，从而增强人民实现无支配自由的能力。毛泽东始终坚持和高度重视人民内部的无支配关系。1955年毛泽东指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即“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26]。如果人民内部关系以无支配为目标进行处理，人民民主就可能采取支配性的策略和方法，不仅会导致偏离无支配自由的根本目的，尤其会阻碍和破坏无支配自由的实现。因此，人民民主通达无支配自由的道路，本质上就是坚持和捍卫无支配自由之路。

我们党近百年的曲折而光荣的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时候坚持和捍卫无支配自由的根本要义，人民民主建设与实践就顺利推进，国家和人民争取无支配自由的事业就不断取得胜利。资产阶级民主表面上是人人平等的民主，但本质上是被“自由”稀释、肢解的民粹主义，这必然导致国家和人民无支配的理想破灭。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极端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不时浮现，妄图使人民民主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俘虏。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19]4西方自由民主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专制主义的，是极端民主与极端专制的扭曲结合，使之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因而“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22]208；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就没有国家和人民的无支配自由，因为民选领袖只是“选主”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利益。因此，在争取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艰巨任务面前，必须防范、反对和抵制西方自由民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拓展人民民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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