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强调从思想引导、平台搭建、创新工作方式等方面，通过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形成合力共同致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据统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的规模达到7 200万以上，其中党外人士占比为95.5%，约6 900万人；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约4 800万人；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1 400万人，自由职业人员约1 100万人，新媒体从业人员约1 000万人，各类群体中存在着人员交叉现象[1]。

中华民众独有的红色文化基因，决定了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强大推动力。红色文化掌握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要求，鼓舞每一位中国人向前奋进。红色文化不仅影响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且是新时期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工具[4]。因此，在利用红色文化促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重视红色文化的重要功能,使人民群众在红色文化中找到归属感，并将其转化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和实践指导规范。

英国著名政治人类学家约翰·格莱德希尔从人类学的视角重新阐释了西方政治权力的逻辑及其基本张力。《权力及其伪装 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视角》(2011年版)是以人类学的眼界理解政治的最佳“窗口”之一，如何理解西方的权力及其伪装？一种把权力伪装视为治理文明的政治共同体，其话语张力的维系与全球政治统治路径有何差异呢？

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认知的变迁

“新的社会阶层”从2001年由中央提出，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六个组成群体。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首次对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地位给予明确肯定。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12个方面的统战对象之一。新的社会阶层群体认知经过多次政策、理论、实践等学理的论证和演化，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阶级到阶层论

近年来，社会结构主流意识认知形态发生变化，社会阶层逐步取代阶级成为描述社会结构的重要表达，与阶级相比，阶层侧重的是经济层面而非政治层面，其主体为民主权利的争取而拓展，而非专治权利的对抗。现代社会，阶层是对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水平和社会身份群体的总称，阶层通常是指个人或集团财富拥有量，而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社会学把具有相对同质性和持久性的群体，按照等级排列，形成具有相类似的价值观、兴趣观和行为方式，认为社会成员有不断流动和向上发展愿望，个体层面造成社会流动，同时促进社会资源重新分配和重组及社会成员之间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导致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而开放型、流动型、发展型会导致新的社会阶层产生，折射了整个国家向上的活力和希望。

（二）中产阶层发展论

由于公众对帕金森病知识了解较少，甚至有错误的公众认知，可通过媒体对疾病进行宣传，社区教育、公众知识培训等方式提供公共卫生知识的学习[18]，增加公众对帕金森病的认知，改变公众对帕金森病患者的态度，减少公众对帕金森病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促进患者参与治疗，改变生活和工作态度。

（三）社会结构分层论

建立标准统一又灵活运作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评价体系”是做好工作的前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稳定的维护者。目前，这一群体还在不断发展壮大，同时面临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及时了解掌握其发展动态趋势。要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据库，动态化定期更新，并根据能力、业绩、社会贡献等考核项目制定综合评价体系，形成一套权威有效的身份认定、组织归属、评价表彰等工作规范，通过运用综合评价体系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

（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论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队伍不断壮大，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特点，也伴随着潜在不稳定因素，必须高度重视，要引导其健康发展，需构建起“有平台、有活动、有培训、有安排、有作用”的统战工作机制。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展总体特征及表现

（一）年龄结构年轻化，“三高”人群集中化

总的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地域分布集中、不均衡现象明显。不均衡现象与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布局基本一致。新的社会阶层主要分布在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大约集中该阶层全部人数的70%，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主要城市比较集中，如杭州、苏州、南京、大连等地[4]。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发展程度[3]，实际上是中国人才结构的分布，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知识阶层人士，囊括当前中国智力力量的大部分人口，他们的分布状况是中国人才储备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步减少的直接体现，特别是注册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在发达地区总和远超内陆欠发达地区，如注册物业管理师2013年全国人数约6万左右，而广东尤其是深圳经理人人数超过云南、青海、山西等十几个省之和。从职业分布看，主要从事脑力和智力活动，具有较高的技能及知识，对生活品质要求较高，对消费、娱乐、体育锻炼要求高，选择也多元化，但生活压力大、工作强度高、健康威胁大，同时群体打破了传统社会职业稳定性结构，高层稳定性较强，低层岗位流动性大，在不同企业、行业、所有制结构、地域之间流动，一般遵循落后向发达地区流动、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规律。

（二）区域集中，地域分布不均化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以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为主，约占80%以上，是一个年轻化的人群，年龄结构呈年轻化趋势发展，整体“年龄越大，人数越少”，其群体发展速度快，入行年纪轻，1980年后出生的人数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70%，全国约有5 000万“新生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4]。所谓“三高”，就是高学历、高收入、高层次，大约一半以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硕士、博士学历各占15%左右，这是一个文化素质极高的群体，年薪超过10万以上都超过五成[5]，“金领”群体集中在各类人群中，从事高管、中层管理人员超过一半，大部分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人士层级普遍较高。

（三）成员复杂，个体认知差异化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要纳入党的工作“顶层设计”，做到和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同步。各级统战部门应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开展工作，针对本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特点，通过专业机构开展调研，摸清底数，打好基础。在实践中，应充分尊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等特点，敢于突破不适宜的陈规，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纳入党委工作考核目标，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组织，加强统战理论和学习培训，确定专人负责，为重点人群建档立卡，形成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的工作网络，保障自上而下的工作顺利开展。

（四）结构多样，成员身份交叉化

随着统战工作范围和对象的调整变化，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包含民营外资企业高管及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四类人”被纳入统战范畴，基层统战群体大幅度拓展，从上层延伸到中层、基层，从政治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民主党派成员、党外知识分子的分布已不再局限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传统的“体制内”部门，而是逐渐延伸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等领域，统一战线成员身份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如某个党外人士，其可能同时具有民主党派成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少数民族、留学归国人员、侨眷等多重身份。社会交往上，有内部的语言沟通，群体内形成了一个个认同度较高的小圈子，以线下交往为主，经常以沙龙、茶叙、座谈、乐跑、穿越等形式聚会，正规群团组织的活动参与不多。善于运用网络平台扩大社会影响力，对圈子以外的群体主要依靠网上动员，“跨界”社交成为常态，“线上线下”互相叠加，易触发不同人群的“共振”效应。

社会阶层理论源自西方，主流思想是建立一个两头尖、中间宽的椭圆形的中产阶层占主流的社会结构，而非金字塔和哑铃型社会。到20世纪末，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层日益成为社会热点，而评判其标准主要是指拥有收入、声望、文化的综合情况。根据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测算，中国中产阶层的数量为2.04亿人，远远超过瑞信财富报告的1.09亿人，而且，中国中产阶层掌握的财富总量为28.3万亿元，超过美国和日本，跃居世界首位，然而，中国中产阶层的富裕程度和人口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财富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2]。中产阶层主要特点是受教育程度高、敢于拼搏，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他们关注高薪、升职、创业、财富、生活、子女、教育、健康等问题。阶层的变化也带来消费结构、文化认知、社会民生关注等变化。

（五）价值多元，身份认同模糊化

就当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身份而言，尚无明确的认证系统机制，其身份认同比较模糊，而不是主动获得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认同，原因是新阶层认同身份在发展阶段尚未建立，也未带来实质的效益。由于自我身份定位存在偏差，在社会生活中缺乏组织力量的聚集，长期处于社会游离状态。受访群体中，不少人对自己阶层属性、社会总体态势等问题缺乏关注，阶层意识淡薄，自身的阶层属性和经济身份没有相应改革，自我身份定位存在偏差，凝聚力、向心力不足。

（六）诉求强烈，政治诉求深入化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呈较高的认同度，政治关注度高，但也存在政治观念淡漠的现象。随着新的社会阶层日益壮大，其政治参与积极性高涨，参与方式不再局限于参政议政，还有政治诉求表达、个体社会价值的政治实现等。同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财富存在不安全感，担心政府政策会压缩发展空间、既得利益受损，因此特别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制度构建，如司法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三、构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机制的几点思考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及其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来各社会群体产生了剧烈分化和组合，新的社会阶层结构随之转变形成一个特属身份群体，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群体从数量、实力已经成为影响政治稳定和发展的主要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其主体依附非公有制经济，根植于非公有制经济土壤，为这个群体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廉思认为，我国社会阶层出现新老演化，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其规模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深、力量不断增强，从年龄、收入、分布、职业构成、社交方式、利益诉求等十个方面特征进行总结[4]。《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战工作12个方面对象之后专门将四类人作为主要统战对象，可以说，新的社会阶层作为一个丰富社会内涵的政治概念走向统战工作舞台。

（一）顶层设计，形成统战工作机制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之间差异化特征明显，群体受教育水平高，思想活跃，社会身份和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年轻化和智力化等突出特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价值多元，进取心足，无论在生活观念、生育观念、财富观念、婚姻观念、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呈现多元的状况。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士坚守传统观念，也有少数的激进人士。他们在经济领域中活力足，进取心强，文化和经济资源相对丰富，社会和政治资源不能与之匹配，会产生疏离感和边缘化，出现政治冷漠和公共政治关注感并行的情况。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展形成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一是社会层次差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教育、职业与收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出现了阶层内部整合的现象；二是政治思想倾向差异，不同群体思想差异大，如外企和私企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对政治不太关心，而律师等群体则对政治关注较高，政治诉求差异较大；三是社会角色和自我定位差异，庞大群体演化出不同群体身份、角色、个人认知等差异，而新阶层原生家庭的社会背景、家族、财富等也影响其定位。

（二）注重研究，建立科学合理评价体系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发生很大的变化，阶层出现了社会分层。中国社会学会原会长陆学艺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表述为阶层、阶级的分化，认为中国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从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半失业十个阶层[3]。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提出社会断裂层理论，强调社会断裂是结构性的，原因是急剧转型、市场转型，转型太快，很多社会阶层淘汰。断裂包括国企改制、城乡结构、文化断裂、生产和消费断裂等，造成贫富差距等系列问题，如果断裂太快，造成系列社会脱节，为社会转型提出了一个警醒[3]。清华大学李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出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倒丁结构”模型，不是传统发展的“金字塔和椭圆形”社会结构，指出低层社会经济地位人群多，结构不稳定，容易产生社会冲突，突出问题是城乡分离，注意城乡结构差距等。社会分层形成了阶层利益，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多挑战[3]。

2000年，国家及各省市成立药品监督管理局，吴浈任江西省药品监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后任党组书记、局长，后又出任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三）构建平台，发挥枢纽型基层统战组织作用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在党外，在不同经济所有制、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之间流动。各级统战部门应建立新的社会阶层统战组织，从省、市、县（市区）到乡镇（街道）、社区及村委会均建立新阶层相关平台，加强业务指导，开展自上而下的统战工作。推动成立自发性的统战社会组织，如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相对集中的社区、楼宇、高科园区等成立统战社会团体，发挥其人才荟萃、联系广泛优势；发挥企业协会、行业协会、联谊会等的作用，团结、联系、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正能量，积极服务社会。

（四）拓展媒介，构建统战工作交流新平台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思想状况、思维习惯、工作生活方式与互联网紧密联系。网络是表达意见、获取信息、触发“共振”的重要渠道，要重视网络阵地建设，利用网络及时、直接、丰富等特点开展统战工作，通过网络加强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系沟通、联谊交友和思想引领。通过网络平等对话，善用如微信、微博、在线直播等各种新媒体，加强对“自媒体”的正面引导，净化网络空间，构建符合时代特点的话语体系和沟通媒介。推进线上线下结合，充分利用统战工作对象的优质资源，探索创建行业类的各种经济、文化、公益、创意等论坛，实现线上线下互动交流。

在《玩命俄罗斯》中，雅文女士描写过几起案例，思来令人心惊。其中有位中年医生，常跟已成为法官的周贺玉磨叨离婚的事情。原来他的妻子是个精神病患者。根据法律，如若精神病患者没有其他监护人，其配偶不准离婚，避免给社会造成麻烦。他无法与妻子离婚，只能在担负经济压力的同时无从寻觅精神伴侣。我看到这位先生“讲到伤心处竟然抱头痛哭”，并道“我这辈子活活会在一个疯子身上，太痛苦了。”

（五）因地制宜，积极开展正面引导工作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本质属性和根本利益方面是一致的，但他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多元，一些人追求自我、标新立异，甚至出现一些错误倾向。因此，要结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实际，做好他们的教育引导工作。在思想导向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公益责任等为引领；在形式上，通过组织开展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时事政治，加深对党的认同，促使他们在思想上与党同心同德；在方法上，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定期交流，把握最新动态，了解思想动向，树立正面形象，宣传统战方针政策，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党的领导下不断进步。同时，结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现实环境和发展需要，开展分类指导、教育引导、精准帮助，使之在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走向成长成熟。

（六）相互沟通，畅通参政议政渠道

拓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民主协商、参政议政的渠道，鼓励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发挥他们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专业优势。以各级人大、政协组织为依托，在政协增设一定数量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名额，推荐一定比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担任政府监督、评议工作，创新履职载体，丰富履职方式，健全代表意见表达机制，引导其有序参与政治，使其在地方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海馨.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7200万人[N].光明日报，2017-01-06（01）.

[2]甘犁.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已超过两亿[EB/OL].（2015-11-17）[2017-12-07].http://business.sohu.com/20151 117/n426657041.shtml.

[3]李强.评析关于社会阶层的四大流行理论[N].北京日报，2010-10-18（02）.

[4]廉思，冯丹.当前新社会阶层的十大特征[N].学习时报，2016-09-15（05）.

[5]深圳市南山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中国新阶层[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