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公共外交”(Mediated Public Diplomacy)是利用媒介影响目标国受众的一种有组织的外交形式。〔1〕近年来，“媒介化公共外交”成为国外公共外交研究领域的前沿议题，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以色列。媒体之所以能够在外交意图传达方面发挥作用，是因为其内嵌的“议程设置”和“框架构成”。议程设置通过“报道”和“回避”推动某项主题成为热点；框架构成则通过“重复”和“忽略”促进共有观念的形成。〔2〕“议程设置”和“框架构成”共同塑造了媒介化公共外交的语义内涵。媒介化公共外交过程历经“内容塑造—对外传播—产生影响”三个环节。内容塑造决定媒介传递何种外交语义；对外传播决定媒介如何建构外交语义；影响环节则将外交语义真正烙印到受众的认识之中。米切尔(W. J. T. Mitchell)的图像理论认为，图像中蕴含着特定“世界观”。〔3〕在媒介化公共外交领域，“运动中的图像”即视频的语义分析更是崭新话题。因此，本文以人工智能领域前沿的“更快的区域卷积神经网络”(Faster-RCNN)技术作为研究方法，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发布于中国社交视频网站——优酷视频平台上的视频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图像识别和统计学测试，挖掘美国外交视频向中国公众所传递的外交语义及意图。

一、问题的提出与重要性

在当今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垂直传播模式已被颠覆，媒介化公共外交被赋予更多创新内涵。外交主体不再局限于官方，延展到了普通民众、社会组织；外交地点不再固定，蔓延到微博、视频乃至“人对人”的交往之中。公共外交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衍生出众多新概念，不仅承担着交流的使命，更重要的是传递外交内涵。在纷繁复杂的外交介质下，如何准确传递特定外交意图成为公共外交的核心议题。相较语言、声音、文字等其他传播载体，视觉图像更为清晰、易懂，传播中的无损性更强、文化折扣更低，是更为可信、有效的公共外交媒介。而关键性视觉图像(关键视像)作为有特定话语意义的图像产出物，往往对外国公众的认知及观念塑造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关键视像里还隐含着议程设置和框架构成的传播技巧，与国家形象塑造紧密相联。

在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如《真理报》遭袭击事件、阿布扎比虐囚行为、欧洲难民事件、恐怖分子斩首事件中，也可以看到视觉图像在国际关系领域所起到的作用。基于此，近年来对于视觉图像的关注度在学界开始上升：如莱纳·汉森(Lene Hansen)给出了视觉图像与安全观建构的互动分析框架，并将其应用到《日德兰邮报》穆罕默德漫画事件分析中。〔4〕 阿克塞尔·赫克(Axel Hec)和加比·施拉格(Gabi Schlag)从2010年《时代》杂志上刊登的阿富汗女性图像角度入手，分析了视觉图像如何通过符号化(Iconology)起作用。〔5〕奥拉伊比·纳吉亚(Orayb A. Najjar)则将概念融合(Conceptual Blending)纳入阿布扎比虐囚事件的视觉图像分析中，指出视觉图像能够对既定的观念进行干预，进而影响国际关系。〔6〕但目前对视觉图像的研究一般都与安全观建构结合在一起，对图像如何建构观念的细致研究仍然微薄。而在公共外交应用领域，视觉图像传达外交意图的实践已经展开。

美国作为公共外交实践的先锋大国，充分利用媒介化公共外交实现其政策目的。近年来美国将其软实力资源嵌入到视频媒介的应用中，提出“优兔外交”(YouTube Diplomacy)的设想，试图利用视频在全球社交网站上的流动和扩散，缓解全球相关国家和地区受众的反美情绪，改善和提升美国在全球的国家形象。而美国驻华大使馆自频道优酷视频(http://i.youku.com/usembassy)是美国政府在中国社交网站平台开设的官方视频频道，是针对中国公众的公共外交意义的“优兔外交”的组成部分。外交视频是美国媒介化公共外交付诸实践的重要载体，其目的是影响目标国家、目标公众，传递外交政策信息。将具有外交政策语义考量的视频上传至优酷网站，借助使馆微博微信同步发布，使其设置的议题获得更高关注。

公共外交手段按照如何施加影响主要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类公共外交手段注重借助本国资源，目标是增强本国的吸引力；另一类公共外交手段注重迎合他国特性，目标是增强本国的解释力。〔7〕近年来，美国媒介化公共外交发展势头强劲，微博、微信、视频等都是经常使用的形式。如果仅从其微博、微信传播的文字文本及议题分析，美国公共外交注重与目标国的互动，例如中美领导人的会晤、中国传统节日、中美民间团体互动等都是美国使馆新媒体传播文字文本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但观察美国驻华使馆的优酷视频，却发现其主要借助视像将美国的强大、民主、富强等极具吸纳力的图景予以全方位展示，更多是一种主动、吸纳的姿态，而非文字文本展现出的迎合、解释的语义。伊恩·霍尔(Ian Hall)对比美国、印度等国的外交内核，认为美国的公共外交更具主动性特点。〔8〕那么，美国的公共外交手段究竟属于哪一类？霍尔通过比较分析得出的对美国公共外交的判断是否准确？美国政府所传递的公共外交语义如何经由视觉图像生产、扩散并影响中国公众？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公众所要传达出的外交信息以及潜在的政策意图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更细致、科学、客观的技术分析予以解释。

场镇特色文化、旅游商品开发缺失，对武陵山地方特色历史文化、景区文化信息的传达缺乏物质载体，如能反映当地特色历史文化及武陵山大裂谷景区文化雕塑、小品、特色建筑和构筑物等。

图像能够激发人强烈的情绪反应，在潜移默化中协调人际间的期望和行动。因此，视觉图像所产生的外交效果不仅潜移默化，更是影响深远。这种效果通过图像的重复起作用。当大量具有特定话语意义的关键视像被不断重复，外国公众将逐渐以此作为世界观或思考模式的一部分，进而烙刻成为心灵深处的“集体记忆”。视觉图像的这些特性为美国政府建构、传递公共外交信息提供了强大的影响机制。作为全球排名前列的经济体，中美外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形势走向。对中国来说，通过关键视像深度剖析美国公共外交的政策目标，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与良性发展。为此，本文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优酷视频网站上发布的视频图像作为研究样本，发掘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视频通过想要传递的信息，以及信息背后隐藏着的政策意图。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够识别出哪些图像是被不断重复的关键视像，这些关键视像又是如何出现、如何被排列的，就能够分析出美国媒介化公共外交隐藏的图像语义，及其给中国公众带来的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检测

(一)Faster-RCNN技术及研究步骤

Faster-RCNN技术是目前图像识别中的前沿方法，对本项研究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其基本原理是通过计算机算法从大量的历史数据中获得规律，在新引入的样本中进行智能识别或预测。〔9〕与普通的图像识别相比，Faster-RCNN技术兼具精确性和高速性，检测目标物体速度可达实时。〔10〕Faster-RCNN技术的使用较为简便。经过计算机历史数据提取的目标物特征可以被固化为“模板”，当需要检测图片中目标物的出现情况时，可以直接利用这一模板进行运算，即可得到特定检测目标物的识别结果。Faster-RCNN技术优势明显，可以为外交视频的分析工作提供科学、扎实的技术支撑。

〔9〕 余凯、贾磊、陈雨强等：《深度学习的昨天、今天和明天》〔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3年第50期，第1801页。

(二)基于Faster-RCNN模型的检测

从已有的Faster-RCNN模板来看，任少庆(Shaoqing Ren)的Faster-RCNN模板受到较多肯定。〔11〕该模板共涵盖了20类常见目标物的识别数据。这些检测目标物为：飞机(aeroplane)、自行车(bicycle)、鸟类(bird)、小船(boat)、瓶子(bottle)、公共汽车(bus)、小汽车(car)、盆栽(potted plant)、猫(cat)、椅子(chair)、奶牛(cow)、狗(dog)、马(horse)、摩托车(motorbike)、人(person)、绵羊(sheep)、沙发(sofa)、火车(train)、电视机(TV monitor)、饭桌(dining table)。上述20类检测目标有大量的数据支撑，识别结果准确，同时能基本覆盖视像中可能出现的对象。因此，基于任少庆的Faster-RCNN模板得到的识别结果具有进一步的统计分析价值。

在样本处理方面，本文选取美国驻华大使馆自2009年6月3日到2016年6月22日在优酷视频网站上上传的视频作为研究对象。剔除重复后，可供分析的初始样本由487个视频组成。由于视频长度不等，多则2小时，少则10余秒，为保证视频转换为图像时不遗漏信息，采取等间距截图的方式，控制每个视频等时间间距截图的数量在30—60张之间。最终得到16894张截图作为测试样本。

用任少庆的Faster-RCNN模型对每一张截图进行测试，计算机会在5秒内自动报告出检测置信度在80%以上的结果并用框线标注，如下图：

  

图1　Faster-RCNN 检测目标分类结果

如图1所示，计算机自动在截图中检测出三个完整的person(人)。编写程序并运行后，根据计算机的报告结果，一共检测出32723条有效目标物，按照类别汇总，得到下表：

 

表1　检测结果汇总表

  

检测目标personsheepchairbottlepottedplantaeroplanebicyclebirdboatbus频数27844055715385923838292273检测目标carcatcowdinningtabledoghorsemotorbikesofatrainTVmonitor频数3661321104657512119491168

在此引入统计学的相关方法来检测人出现次数的随机性。第一种方法是游程检验，另一种方法是正态分布检验。游程检验侧重检验分布的杂乱无章性；正态分布检验侧重观察分布是否源于多种微小随机误差的累积。

唯物矛盾观的生成与运行是一个不断解构、建构和重构的过程。笔者根据矛盾观出场的逻辑演化进程，把唯物矛盾观的出场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可以看作为一段乐曲的四个乐章。

将“人”这一类别剔除后，对剩下的检测类别再次统计，绘制频数统计图，如图2所示：

  

图2　除去类别“人”后其他检测类别出现频数分布

图2显示，除去“人”的类别后，余下19类检测目标物频数并非均匀分布。出现频次中排名第二的为瓶子，第三位电视机，第四位盆栽，第五位椅子，第六位小汽车。这一不同检测目标的频数差距应在下文的统计检验中进一步进行测试。另一方面，出现频次较高的普遍是体现生活质量的目标物。可以考虑将检测目标物进行合并，进行大类别之下的统计检测。

基肥施肥方法对苗高和花序数量的影响达极显著，对地径有显著影响，对花期持续天数影响不显著。1水平在苗高和花序数量2个指标上显著优于2水平，在地径指标上2水平显著优于1水平，说明缓释性基肥对苗高和花序数量的影响较大。

一千两百多年前，韩愈在名篇《师说》中就感叹地写道：“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说的虽然不是书画界，但世间师道之败落早已可见。

三、进一步统计检验及发现

(一)20类检测目标分布差异性检验

将每一张图片的检测结果作为图像的“特征”，比较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视频中20类检测目标的出现频数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统计学中的非参数检验可以对此进行检测，在此引入弗里德曼检定和肯德尔和谐系数检验两种非参数检验方法。

1. 弗里德曼检定

备择假设H1：20类检测目标在美国外交视频中出现的次数存在显著性差异。

原假设H0：20类检测目标在美国外交视频中出现的次数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备择假设H1：20类检测目标在美国外交视频中出现的次数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2　弗里德曼检定结果

  

样本数量16711卡方184894．318自由度19渐近显著性0．000

表2给出了弗里德曼检定的过程和结果。表2显示，弗里德曼检定的显著性水平为0，小于0.05，说明这20类供检验的目标物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外交视频中出现的次数存在显著性差异。

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可以让患者的心理状态得到有效的改善，不仅是提升手术治疗效果的关键，同时也是疾病转归的关键[3-4]。根据患者的心理情绪给予心理疏导，每天和患者进行交流与沟通并及时为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的知识以及临床治疗措施、必要性以及疗效等，从而有效的减轻心理顾虑，为患者预后健康生活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支持[5]。

2. 肯德尔和谐系数检验

pH值对窖泥微生物生命活动的影响很大，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引起细胞膜电荷的变化，从而影响了微生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二是影响代谢过程中酶的活性。我们通过对所采集的窖泥样品的pH值分析统计发现，优质窖泥的pH值多在6.0～7.5范围内，而质量一般窖泥的pH值多集中在5.0～6.0或7.5～8.0，但当窖泥pH＜4.5时，窖泥质量明显下降。

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

原假设H0：20类检测目标在美国外交视频中出现的次数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

 

表3　肯德尔和谐系数检验结果

  

样本数量16711肯德尔和谐系数0．582卡方184894．318自由度19渐近显著性0．000

表3显示，肯德尔和谐系数检验得到的显著性水平为0，小于0.05，说明这20类供检验的目标物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外交视频中出现的次数存在显著性差异。

弗里德曼检定和肯德尔和谐系数检验两种方法的测试结果均显示，20类检测目标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视频中的出现频数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外交视频整体上存在发布意图的特殊性与指向性，且潜藏着想要传达给受众的隐含意义，而非客观、随机、全方位地叙述美国的国情及展示美国的形象。

(二)检测目标“人”分布的随机性检验

鉴于检测目标“人”出现的次数占据压倒性多数，因此对于“人”出现是否存在规律性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如果“人”出现的次数具有随机性，说明美国官方在利用视频进行公共外交时没有政策意图；如果“人”出现的次数非随机，那么就有理由推断，美国官方在媒介化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赋予了图像一定的语义，试图通过视频传达出某种政策信息。

表1展示了检测目标“人”在美国外交视频中出现的次数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人”在所有32723条图像检索结果中出现27844次，占比85.09%。按标题统计，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视频中约有325个主题带有“人”相关字样，占比66.74%，与计算机识别得出的视频内容相比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人”这一检测目标的分布特征应当在下文进一步进行统计检验，以发掘其背后政策因素。

1. 游程检验

利用统计软件SPSS对样本图像中类别“人”所出现的次数进行游程检验。置信水平95%原假设H0和备择假设H1如下：

原假设H0：视频中“人”的出现次数服从游程分布。

在隐喻模式的作用下，at从物理空间概念范畴投射到时间、状态、方式、方向、原因、顺序和频率方面等等，最终形成at的多义网络。如at 5 o’clock（时间），at war（状态），at high speed（方式），aim at（方向），at one’s invitation（原因），at first（顺序），at 2-minitue intervals（频率）等。

备择假设H1：视频中“人”的出现次数不服从游程分布。

 

表4　游程检验结果

  

检验对象person测试值(中位数检定)1观察值<检定值3941观察值>=检定值12770总箱数16711连个数2526Z统计值-75．083渐近显著性(双尾)0．000

表4显示，显著性水平为0，小于0.05，因此拒绝原假设，即“人”在美国外交视频中出现的次数并不服从游程分布。游程分布强调发生次数的随机性。检验结果证明，“人”在美国外交视频中出现的频数并非无规律可循。

2. 正态分布检验

原假设H0：视频中“人”的出现次数服从正态分布。

备择假设H1：视频中“人”所出现的次数不服从正态分布。

教育教学改革长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教育目标的达成并非一朝一夕的努力。深度学习的热点研究指向了学生的未来发展、指向了社会的变革动态，具有强大的研究生命力。就本文的主线教学研究而言，一线学科教学中想要促进深度学习的有效达成，应当增加其内涵变式、巧妙结合教学内容，才能够有效指向深度学习发生与否的五大特征。

 

表5　正态分布检验

  

Kolmogorov⁃Smirnov正态分布检验统计资料自由度显著性0．252167110．000

表5显示，显著性水平为0，小于0.05，拒绝原假设。因此“人”在美国外交视频中出现的次数并不服从正态分布。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如果一个变量是由许多微小的独立变量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变量服从正态分布。检验结果证明，“人”在美国外交视频中的出现频次也并非随机误差累积的结果。可以得出，“人”在美国外交视频中出现的频次具备规律性。

(三)视频图像聚类统计分析

“人”在外交视频中有规律的分布情况是否意味着外交视频政策含义由“人”来主导？为探讨这一问题，将每一张图片中20类检测目标出现的数量列示出来，这些横向的数组可以被视为图像的“特征”用于计算。利用统计方法对这些“特征”进行分类，使用应用较为广泛的快速聚类法进行尝试。快速聚类又称K-均值聚类，它将数据看作K维空间上的点，以距离为标准进行聚类分析，将样本分为指定的K类。

在我国，由于农民生活的基本环境、文化氛围和基本的学习情况，加之农民在法律方面的普及程度不够深入，农民缺乏法律知识，不能合理地使用法律武器来保护其利益，使农民自身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如果指定将所有视频截图分为4类，得到的分类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6　视频截图分类结果

  

每一个丛集中的观察值数目丛集114558．00022151．00031．00041．000有效16711．000遗漏0．000

观察表6，外交视频图像的分类结果具有异常性。首先，第3、第4类中仅有1张图片入选，说明聚类结果并不明显。其次，将第1类和第2类中的图片展开，返回读取单一图像的初始特征，可以发现主导分类结果的实际上是“人”这一类别所出现的次数。当“人”的类别出现的次数较少时，统计中将其归为第一类，当“人”的类别出现的次数较多时，统计时将这些图片归为第二类。也就是说，“人”出现的多寡对于决定外交视频的属性具有主导性作用。继续绘制“人”在每一张图像中出现次数的频数分布图：

图3展示了在每张图片的统计结果中，“人”这一目标物出现次数的频数分布。出现人数为“1”在其中的比率最多，说明美国的外交视频倾向于使用单个人物作为视频主人公，而非群体的人物作为视频图像的主题。

  

图3　“人”这一目标物在视频图片中出现次数的频数分布图

(四)重新归类后的统计检验

框架建构意指“在媒介议程上谈论某个客体时对一些具体属性的选择与强调”。进行框架建构是 “选择某个可感知现实的一些方面，让这些方面在一个传播文本中更加显要，以此来形成对所描述事项的某种界定问题的特殊方法、对其因果的解释、道德评估或对处理意见的建议”。从媒介议程上讲，框架是一个“新闻内容的核心组织观念，它提供了一个语境，并且通过选择、强调、排除、阐释来对议题提供暗示”。〔19〕尽管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优酷网站上发布的视频主题非常灵活，既包括领导人出访等正式外交活动，也包括圣诞节、地球日等较为随机的主题，但视像则总是围绕“人”进行有意编排，从而使得其公共外交战略框架稳定地贯穿外交视频当中。尤其是统计上“反向检测”所证明的图像分布的非随机性以及呈现出的一定规律性，体现出美国媒介化公共外交中框架构成的稳定性，说明美国在实现其公共外交目标方面已处于信息流持续、框架构成稳定的良好状态。

 

表7　检测物体分类

  

类别号类别属性包含检测物体1人物person2交通工具aeroplane，bicycle，boat，bus，car，motor⁃bike，train3动物bird，cat，dog，horse，sheep，cow4生活用品bottle，chair，TVmonitor，sofa，pottedplant，diningtable

在表7的基础上重新统计图像识别结果，得到表8：

 

表8　重分类后检测目标出现的概率和频次

  

分类交通工具动物生活用品人物概率1．83%0．62%12．46%85．09%频次627203407827844

表8的统计结果显示，人物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视频中出现的频次占约85%，仍高居首位。同时，呈现出与生活质量相关的物体的比重占比上升至约14%(交通工具和生活用品的总和)。

四、检测结果的图像语义分析

基于Faster-RCNN模型对美国驻华使馆视频的检测，检测目标“人”在所有图像检索中出现频数最高，是不断被重复的关键视像中的重要元素，也是美国媒介化公共外交的核心语义所在。进一步的统计检验说明：20类检测目标的出现频数存在显著差异，显示出其整体上发布意图的特殊性与指向性；引入统计学方法检测“人”出现次数的随机性，证明“人”在外交视频中的分布呈现规律性，进而说明其赋予了图像特定的政策语义；运用聚类法探讨 “人”分布的规律性，证明“人”是主导性关键视像且多以“单个人”形式出现；将20类检测目标重新归类并进行统计检验，证明类别“人物”常与生活质量类别的物体关联出现。而类比“人物”、交通工具和生活用品相加后总和占比99%，说明视频聚焦美国普通个人并展示其生活的高质量，以此增加美国的吸纳力，属于“以我为主”的公共外交手段。这与霍尔的判断印合。

“人”是美国公共外交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节点，“单个人”特别是“单个普通人”是美国公共外交实施过程中所使用的“媒介中的媒介”。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视频围绕“人”来编排出现的要素，屡次出现人的特写。这说明美国在媒介化公共外交的过程中重视普通人生活的刻画，不强调特定的阶级和身份，旨在海外普通大众中引起共鸣。冷战结束后，美国“行为体对个人(Actor to People)”的外交模式已经转变为“人对人(People to People)”的公共外交模式。有学者认为，“人对人(People to People)”的公共外交是所有外交手段中最有效的一种，因为“人对人”的外交能够有助于长久联系的建立和相互理解的形成。〔12〕美国“赢得人心”的公共外交正是通过“人”这一媒介：通过视频所创设的“人对人”的公共外交创造出了一种隐喻、联想和代入感；用美国普通人的生活图景，引起海外公众的关注、共鸣并拉近距离；进而渲染美国普通人的高质量生活，引发他们的向往和认同。而更深层的语义在于：建构美国的吸纳力，“标签化”美国形象使之成为国家品牌。国家品牌的建立实际上是建构联系的过程，当受众自动将一个国家标注上积极的标签，对外输出政策合法性的难题就能够迎刃而解。〔13〕通过国家品牌化来赢得人心，正是新时期媒介化公共外交所追求的目标。〔14〕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是美国公共外交中最好的国家品牌，而高质量的个人生活则成为面向海外公众最具吸纳力的美国品牌。美国将国家品牌嵌入到视频中的个体图像之中，通过媒介影响目标国公众，继而通过公众影响目标国政府，进而建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认同感，以期在未来的外交活动中达到美国想要的共识。

进一步看，无论是分布的显著性差异还是类别“人”出现频数的主导性，都说明了美国媒介化公共外交议程设置的战略性。议程设置(Setting the Agenda)作用是指“影响各种话题在公众议程上的显要性的能力”。〔15〕议程设置理论表明，可以根据出现频率来集中测量这种内容的显要性。图像内容的显要性可以通过寻找特殊意义的关键视像来发现。视觉图像的符号化过程使人们在解释图像时将其社会化的含义嵌入其中。美国使馆视频中频繁出现并和高质量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个人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关键视像。视频通过这种关键视像植入因果关联的美国价值观导向，即“个人—人权—平等—多样化—幸福”。美国公共外交的任务是：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通过告知与影响外国公众、拓展与加强美国政府及美国公众与世界其他所有外国公众之间的关系来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16〕埃琳娜·古尔古(Elena Gurgu)和阿里斯蒂德·科丘班(Aristide Cociuban)指出媒介化公共外交的作用，即政府通过媒体改变错误观念，长期释放出战略性信号。〔17〕美国外交视频借助视觉图像特征完成了这一作用。

综上所述，经过对美国外交视频目标物体的检测结果数量的简单分析，值得运用统计方法检验或者进一步分析的部分有：检测目标分布差异性， “人”这一检测目标的分布特征、“人”这一检测目标的分布状况所反映的外交视频特点、检测目标重新归类后所归纳的外交主旨。

真正有效的议程设置往往是潜在的，被看出刻意的议程设置往往适得其反。美国驻华外交机构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在文字传播方面，力求议题上与中国实际情况紧密相连。但这种话题导入与中国的贴近性是为了消弭中美之间文化差异导致的“进入时”冲击，其真正想要传递的议题、信息和价值观则是通过视像来展现。美国通过视像不断为中国公众呈现美国个人生活的高质量意象的媒介化过程，是在平缓、隐蔽地进入中国公众视野基础上“赢得人心”的过程。在美国外交视频中，“人”的形象强大而有力，围绕“人”的生活幸福而美好，不同族裔、群体的个人之间的相处则和谐而具备吸纳力。在此，围绕“人”的一系列视频设置隐蔽地塑造了美国强大、富足、具有吸纳力的国家标签。通过在视频图像中包含“强大的个人、美好的生活、包容的精神”这些美国价值观的代表性符号，美国构建了足以“打动人心”的国家形象，实现了施加影响的政策目标。文化外交与价值观渗透是美国公共外交战略的一个长期策略，而文化的稳定性带来信息传播内容的稳定性，故而无论视频的具体内容为何，美国对华国家形象宣传的基调是恒定的。除了较为常规的外交活动外，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视频中还可以见到许多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相关的议题：如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跨族裔间打破藩篱的相处、女性就业情况以及某些小镇平凡人的生活等，加上对人的频繁特写，都力图在传递美国人权、平等、自由等价值观。这种“自我”统治“他我”的模式，本质上仍然是对美国核心价值观的输出。美国早在立国之初就宣称：“美国是一个建立在观念之上的国家，这个观念就是任何美国人都被赋予了不可剥夺的权利。正是这个观念，使得美国屡次在关于价值观的战争中保持着良好的‘作战’状态(good fighting shape)。”〔18〕

如果基于日常经验对上文用于检测的目标进行归类，可以得到“人物”、“交通工具”、“动物”和“生活用品”四大类别。普通受众对于这些检测物体的语义感知也会基于日常表达，例如，“交通工具”可以被感知为“现代化、便利”等；“动物”则被感知为“自然、和谐”等；而生活用品则被感知为“人文关怀、生活质量”等。

美国媒介化公共外交的最终指向，是美国更为长期的外交政策目标：维护霸权地位。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文化经由公共外交途径互动后可能形成的两种模式结果：第一种是大一统模式，一种文化或者价值观“一统天下”；另一种则是融合模式，不同文化或者价值观得到并存。〔20〕对美国公共外交视频图像语义深描后，最终得出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潜在特征：美国立足本国文化资源，用“自我”持续、适度地影响中国公众，而不只是主动适应中国的文化语境。适应是表象特征，战略性影响才是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关键目标。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倾向于“大一统”性质，美国最终希望其塑造出的吸纳力，使人们信服美国的领导地位最终会为人类带来提升。纵观美国公共外交政策的演变，无论在冷战时期的“自由电台”，还是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各种媒介形式的充分利用，美国都在试图维护其国际地位，试图维护其霸权。这就是美国公共外交最为长远的核心目标。

综上所述，美国政府通过外交视频所进行的“媒介化公共外交”，实质上是利用关键视像影响目标国公众的一种特定政策意图的外交形式。美国媒介化公共外交中的关键视像是“人”，目标就是实现“人对人”的语义传播从而在海外“赢得人心”。美国驻华使馆采取“以我为主”的媒介化方式，发布的视频图像将“个体的人”和“生活质量”做了有意义的语义链接，为中国普通公众描绘出了一幅颇具制度吸纳力、文化吸纳力与生活质量吸纳力的美国国家图景。一旦美国的国家品牌被受众内核化，烙印成为中国对于美国的普遍认知，美国公共外交的影响力也将随之有效生成。此外，在媒介化公共外交的建构过程中，越是潜移默化中产生的影响，往往结果就愈加稳定，其影响就越强大而且深远。制度、文化价值观和美国精神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受众心中“具有吸纳力”的美国，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不止于传播美国的国家形象和推进良好的双边关系，其潜在的政策意图更是通过视像的霸权来构建和稳定美国的霸权。在这里，视频图像的符号化和媒介化特性为美国传递公共外交信息和建构海外霸权提供了强大的影响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注释]

〔1〕 R. M. Entman, “Theorizing Mediated Public Diplomacy: The U.S. Cas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13, No.2, 2008, pp.89-91.

〔2〕 Tamir Sheafer and Itay Gabay, “Mediated Public Diplomacy: A Strategic Contest over International Agenda Building and Frame Build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26, No.4, 2009, pp. 447-467.

〔3〕 W.J.T. Mitchell, “What Is an Image?”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ume 15, No.3, 1984, p. 531.

其中，δij为（Kronecker delta）符号，当i=j时，δij=1，当i≠j时，δij=0，Eij为变形率的时均分量，k为湍动能，μt 为湍流运动黏度。在该理论的指导下，FLUENT提供了多种湍流模型，其中，RNG k-ε 模型是最适合用于计算船舶黏性流场。其耗散率 ε 与湍动能k的输运方程为:

〔4〕 L. Hansen, “Theorizing the Image for Security Studies: Visual Securitization and the Muhammad Cartoon Cris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7, No.1, 2016, pp. 51-74.

〔5〕 A. Heck and G. Schlag, “Securitizing Images: the Female Body and the War in Afghanista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4, 2013, pp. 891-913.

〔6〕 O. A. Najjar, “Emergent Structure in the Abu Ghraib Political Cartoons of Emad Hajjaj in a News Context, or, What do the Images of Abu Ghraib ‘Want from 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Image, Vol. 1, No. 3, pp. 1-18.

〔7〕 〔8〕 I. Hall, “India’s New Public Diplomacy”, Asian Survey, Vol. 52, No. 6, 2012, pp. 1089-1110.

基于Faster-RCNN技术的原理和操作模式，本项视频分析工作的技术流程为：使用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优酷网站推送的视频制作用于测试的样本图片；用计算机搭建Faster-RCNN的运行平台并对样本图片进行检测。对不同目标物体的出现次数进行简单统计，并进行分布特征相关检验，得出结论，并深挖其背后的政策内涵。简言之，本文试图以技术方法和统计检验的方式，识别美国外交视频图像的视觉主题、视觉排列并探讨其规律，进而发掘美国通过外交视频想要传递的信息，以及信息背后隐藏着的政策意图，探讨其给中国公众带来的影响。

〔10〕 王利卿、黄松杰：《基于多尺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图像检索算法》〔J〕，《软件导刊》2016年第15期，第38页。

〔11〕 S. Ren, K. He, R. Girshick et. al, “Faster R-CNN: Towards Real-Time Object Detection with Region Proposal Network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ternational Processing Systems, MIT Press, 2015, pp.91-99.

〔12〕 L. Yaniv, “People-to-People Peace Making: The Role of Citizen Diplomacy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USC Centre on Public Diplomacy, 2013, pp.2-3.

4) 科研和技术推广薄弱。埃塞环境林业研究院有少量竹子栽培和加工利用研究人员，亚的斯大学建筑系有以研究原竹建筑的竹建筑组。目前埃塞尚无专门的竹林栽培和竹材加工研究机构，各大学和学院也无竹林栽培和竹材加工专业。这些少量的研究人员从事竹林栽培和竹材加工技术研究和推广，且大部分为兼职，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竹资源发展和加工利用的需要。

〔13〕 R. K. Rasmussen and H. Merkelsen, “The New PR of States: How Nation Branding Practices Affect the Security Func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Vol. 38, No. 5, 2012, p. 818.

神经周浸润（perineural invasion，PNI）是指肿瘤细胞侵入、围绕或者穿过神经的现象，是引起肿瘤患者疼痛的主要因素，也是结直肠癌患者发生复发和转移的重要机制。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已将PNI列为Ⅱ期结直肠癌局部复发的高危因素。而且研究发现，伴有PNI的Ⅲ期结直肠癌患者预后明显较差[10]。有学者认为，PNI可作为预测结直肠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因子[11]。

〔15〕 R. S. Zaharna and N. Uysal, “Going for The Jugular in Public Diplomacy: How Adversarial Publics Using Social Media are Challenging State legitimacy”,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Vol. 42, No. 1, 2015, pp. 109-119.

〔1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 Diplomacy and Public Affairs”, http://www.state.gov/r/index.htm,访问日期：2017年3月30日。

〔17〕 E. Gurgu and A. Cociuban, “New Public Diplomacy and Its Effects on International Level”,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 People, Vol. 5, No. 3, 2016, pp. 47-48.

〔18〕 J. A. Marshall, “Religious Liberty in America: An Idea Worth Sharing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Backgrounder, No. 2230, 2009, p.1.

〔14〕 〔19〕 马克斯维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体与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第18—19页。

〔20〕 V. I. Fokin, S. S. Shirin, J.V. Nikolaeva et. al, “Interaction of Cultures and Diplomacy of States”, Kasetsart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38, Issue 1, 2017, pp. 45-49.

我国正在推行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引起了国内外有关领域和各界广泛关注。作为中国水资源保护、管理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于2012年4月20日在北京举办中国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高级圆桌会议。水利部部长陈雷出席会议并致辞，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主席汪恕诚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出席会议并致辞，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于幼军出席会议。来自不同地区、部门、区域、行业及各相关组织的代表和专家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加强中国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的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