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史的话语体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论述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状况。对历史的认识，尤其是对文明间交往历史的认识，应能尽量不带有偏见。传统思维往往是被固定在考虑历史大背景这样的简单维度中，并习惯性地去寻找历史现象背后的必然性。但在全球史视角的探究过程中，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历史主体自身的主动性，因为由此生发的解释往往不过分单一，能更好地叙写“人”本身的历史。两个文明产生冲突，很有可能是在交流中产生了误解；要跨越这种误解，就要努力寻找一种交流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历史解释，将原先双方各执一词的论述变成共有的历史。在此之前，研究者要了解作为交流对象的双方是如何各自看待同一段历史的——尤其要注意努力超越自身所在的文化环境，并了解另一方的想法。这种促进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相互沟通交流乃至理解包容的研究出发点也符合全球史学科的价值观。

免疫检查点既是抗癌治疗靶点，也在心脏免疫调节中起保护作用。一旦细胞毒性T细胞被ICIs释放出来，就可以促进心肌和血管系统炎症发展，导致具有潜在自身免疫倾向或存在其他应激因素的个体中炎症的发生，如心肌细胞病毒感染，轻度炎症过程显著恶化。根据使用ICIs出现相关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在免疫治疗期间或之后出现的所有症状都应视为潜在的药物相关症状。而呼吸困难、心悸、头晕、胸痛和晕厥等症状，均可能是由心肌炎、心包炎或心肌缺血引起。在高度怀疑心血管不良反应而开始皮质类固醇治疗时，应停止ICIs治疗。当抗CTLA-4和抗PD-1抗体联合使用时，心脏毒性较单药治疗更严重。

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殖民扩张给世界其他地域的国家和文明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和伤害，但也为这些地区带来了相对的现代文明，促成了这些地区的现代化。然而，这样似乎辩证客观的论述并没有给今天的西方与非西方带来可以被两者共同接纳的解释体系，双方仍旧各自攫取这种论述中的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殖民方强调促进，被殖民方强调伤害。《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即是从两种文明对接的角度，介绍西方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启发我们作为中国人在自己的背景中又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历史叙述，从而去寻求一个共有的解释，一个共同的历史叙事平台。

此外，还有以书局、报社、政府机构、学校、外国团体为代表的团体捐赠构成了这一时期图书捐赠的主体。藏书家们拥有丰富的典藏给予图书馆大力的援助；社会名人以其在各界的社会地位和名人效应，表率示范；书局、报社等出版机构因其行业特点，能够长期、批量的进行捐赠；政府机构尤其是教育部对图书馆的发展较为重视，常有举措以支持；学校本为教育机构，对利于普及民众教育的图书捐赠亦是不遗余力；中外文化更多的相互关注、交流和协助，图书的互相流通和共享，也是其中重要内容。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由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所著，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07年出版。[注]James L.Hevia，English Lessons：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3.[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邓红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82页。作者在此书中运用后殖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近代西方对华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展现了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以殖民主义为指导，强行将清帝国纳入世界体系，并用当时自己看来的“世界秩序”“国际惯例”或“人类文明的成果”去“规训”“教育”清帝国及其民众的过程。在何伟亚看来, 那些主要涉及政治经济控制程度的标准, 未能全面反映 19 世纪欧美帝国的建构过程。如果像前面论述的那样, 把殖民主义理解为建立霸权的一系列文化过程, 那么, 近代中国就与其他所谓典型的殖民地有着相同的经历。[注][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182页。在研究中，何伟亚借用了德鲁兹关于后殖民研究的理论方法, 其中最重要的是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他指出，鸦片贸易、军事技术、翻译以及主权观念被用来渐进地瓦解中国过去的社会组织形式(旧疆界)，而由此带来的混乱状况则由西方固有的结构体系来重新整理。[注]Judith Green,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y JAMES L. HEVIA( Review),”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68, no.1(2005), p.158.

第二次，金枝成功了，那个婆子领她走，一些搅扰的街道，发出浊气的街道，她们走过。金枝好像才明白，这里不是乡间了，这里只是生疏、隔膜、无情感。一路除了饭馆门前的鸡、鱼和香味，其余她都没有看见似的，都没有听闻似的。

更深入地看，作者是要重新解释19世纪世界范围内大规模跨文化互动的本质，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用他“权力变动”的观点来反驳之前学界持有的“殖民话语”。所谓的“殖民话语”，是指18 世纪晚期以来大量存在于西方学术理论中用以控制和重构非西方的特定话语。它们把非西方想象或表述成一个异样和落后的“他者”，试图借助一种制度化了的知识/权力体系来裁定为世界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对落后的地区施加所谓的“现代化改造”。这就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而柯文的“中国中心主义”就是对这种理论进行批判的一个例子，其认为非西方世界(中国)并非被动地接受外来强权的统治，实际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在阶级、种族等问题上相互影响和互动，各个殖民体系也在发生变化，这些最终造就了新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注][美]何伟亚：《导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中国》，第21页。但何伟亚认为这样的批判并不有力，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所以他抛出了自己的“权力变动”这样的解释。本书所阐述的欧美在中国的帝国教程和知识生产，正是在“权力变动”的背景下，由技术和工业发展引发去疆界化，最终把中国纳入了殖民体系中。[注][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132页。那么何谓“权力变动”？研究全球史的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在关注跨文化互动与交流的问题时，应该把权力因素考虑在内，“不同社会的人们之间的互动总是发生在差别性权力关系的背景下，而权力也以各种形式影响了文化交流的进程”。[注]杰里·H·本特利：《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夏继果译，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5页。而19世纪的跨文化交流无疑是在西方的主导下以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为方式进行的，其本质上的背景是这一时期的全球的权力变动。

第三部分“使中国完全平等”以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为背景，展现了这一过程中欧美帝国加之于中国的种种耻辱性行为，并认为其目标不仅仅在于清朝政府而在于全体民众——劫掠行动也祸及了一般的普通百姓。[注]J.Y.Wong, “English Lessons: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y JAMES L. HEVIA( Review),”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vol.65, no.4 (November, 2006), p.806.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次行动中，西方已利用自身在上一阶段生产的中国知识来对中国进行有意识的、有计划的报复性惩罚。这具有与以往不同的文化意味，原先的迫害出发点在西方，方式也具有世界意义上的普遍性；而现在，西方知道施加真正使得中国人感到痛苦的伤害——刨去他们的祖坟远比焚烧他们的房屋更有用。而后的《辛丑条约》，更将中国彻底改变成完全接受其支配的殖民化国家。[注]朱继军：《后殖民主义史学的移植与超越——以〈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一书为讨论中心》，第62页。

关注历史上的跨文化交流是全球史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1840年以来中西之间充满暴力与伤害的互动关系就是其中很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从表面上看，作者的论述旨在突破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占支配地位的中国—西方二元体系。[注][美]何伟亚：《导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中国》，第11页。不同于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所强调的中国完全是被动反应于西方的扩张与输出，以及柯文的“中国中心主义”所主张的强调中国本土的发展，更关注中国史料，探寻中国本身因素在充满活力的变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注]何伟亚：《导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中国》，第10页。作者创造了一种有包容性的历史解释。这种解释仔细审查世界上的一个区域是如何与其他地区互动的，[注]Tong Lam,“English Lessons: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y JAMES L.HEVIA( Review),”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6, no.2(June,2005), p.239.而这种互动，发生于19世纪晚期全球范围内的、比之前几个世纪规模更为宏大的跨文化交流中。

作者从一张他认为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开启了论述，这是一幅处决中国义和团团员的珍贵照片，但这不是照片的全部。照片中路边突出的墙上，贴着一张广告纸，上面所写中文的意思如下：附近的英文学堂里开设英文课。作者认为这种现象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注][美]何伟亚：《导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中国》，载《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3页。一个类似的教育计划被施加于中国身上，这也是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注]John E. Wills Jr.,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y JAMESL.HEVIA( Review),”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Taylor & Francis, Ltd., vol.27, no.2 (June 2005), p.390.接着，作者分三个阶段三个部分论述了这一过程。第一部分以1856年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为背景，作者不仅仅关注了一边倒的战争行为，还对立即发生在军事行动后的劫掠和焚毁行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神圣的报复行动”，目标是针对“中国皇帝的傲慢和不守信义”。[注][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111页。这种有组织的掠夺意味着对清朝政府藐视国际法的报应。[注]Tong Lam,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y JAMES L. HEVIA( Review),”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vol.16, no.2 (June, 2005), p.238.巴夏礼和额尔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贪婪，就是为了贬抑中国的过度暴力和虚伪道德。通过这样的行动，在更深层次上降低清朝的文明地位，使之在将来能够更加容易地接受西方的规训。在尔后的条约签订仪式上，西方的代表也践行了这一信条。

抗卵巢抗体可通过包裹卵细胞而抑制排卵或阻止精子穿过，从而影响受精卵形成；在补体作用下，抗卵巢抗体可产生细胞毒作用，破坏卵巢组织并影响卵巢内分泌功能；还可通过促进T细胞浸润，使卵巢局部促性腺激素分泌增多，干扰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正常分泌激素，进而影响卵泡发育及排卵，引起不孕。

第二部分“在中国重建疆界”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1900年的历史为背景。作者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尤其是英国)系统地收集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去建立集中的网络化的中国知识，并对它们进行重新分类。[注]Joanna Waley-Cohen, “English Lessons: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y JAMESL.HEVIA( Review),” The China Quarter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n behalf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no.179 (September, 2004), p.844.西方在向中国传授课业的同时也在建立自己的中国学知识，这是进行进一步规训的前提。在这种收集的过程中，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官以及各类专业人员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收集信息，还对这些信息进行归类、分析、比较和收藏，并且利用统一术语、统一拼音法等手段将有关信息标准化，最终形成一整套系统的帝国档案。[注]朱继军：《后殖民主义史学的移植与超越——以〈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一书为讨论中心》，《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7年第4期，第62页。但作者认为，这一档案的建立仅仅标志着英国建立了一套“想象空间的中国”， 是以自身为主体来认知的，殖民当局还凭借权力把这种虚幻和误读打造为中国的现实。英国以这样的中国知识来作为教化中国的前提，使得近代中国并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学生。[注]史敏：《读〈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3期，第147页。

何伟亚运用“权力变动”的理论，不再把西方和非西方放在对立双方的观点，为我们理解和解释中国近代甚至是当代的历史打开了新的大门。作者的叙事试图突破中西二元对立，在全球权力变动的背景下论述中西关系，这就要求在相对平等的语境中透视双方的互动关系。[注]朱继军：《后殖民主义史学的移植与超越——以〈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一书为讨论中心》，《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7年第4期，第63页。由此，形成了一种对称性叙事，作者并不仅仅把西方看作是殖民行动的加害方，把清帝国看作是受害方，而是把两者都视为在东亚世界同时竞争的“两个帝国”。只是在19世纪，作为竞争一方的清帝国稍显衰微。这就是何伟亚一直津津乐道的“帝国碰撞论”。他在另一篇论文《从朝贡体制到殖民研究》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提倡把英国与大清帝国自1793年以来的冲突视为两个正在扩张的帝国之间的冲突，每一个帝国都有其自身的策略和关注 ,而且每一个都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建构着他们自己的主权。[注] [美]何伟亚：《从朝贡体系到殖民研究》，宋伟杰译，《读书》1998年第8期，第65页。这和本特利的一些观点如出一辙，本特利认为：萨义德关于殖民语境下建构知识的见解不仅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其他以扩张为目的帝国主义社会。人类历史上不同的帝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扩张自己的殖民帝国，同时构建征服地区知识体系，不仅仅西方人在19世纪是这样做的，从希腊人到罗马人、阿拉伯人，甚至于从商周时代开始，中国人也是这么做的。[注]杰里·H·本特利：《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全球史评论(第5辑)》，第37页。

在《从朝贡体制到殖民研究》中，何伟亚就详细论述了清代中期乾隆皇帝是如何建构关于藏传佛教诸如“灵通转世”等一系列知识体系来维系清帝国在西藏的统治的，并且这一方法被运用到维系整个清帝国对边疆统治的的过程中。这一观点还被用于类比英帝国如何建立自己在印度的统治。[注] [美]何伟亚：《从朝贡体系到殖民研究》，第66—67页。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表述，它固然对西方中心论是建构的，但对于非西方世界依靠西方知识所刚刚建构起来的世界又是一种解构。这也是笔者所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一些中国人在20世纪一方面声称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心甘情愿地放弃悠久的文化信仰和本土知识而去信奉西方科学和政治形态，[注][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22页。尤其是民族主义的观点。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西方进行殖民扩张时秉承的重要信条之一，是19世纪西方向全世界强化话语霸权，[注]朱继军：《后殖民主义史学的移植与超越——以〈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一书为讨论中心》，第63页。进行规训的一部分，但它同时也被殖民地用来建构自身的共同体认同；而当新一代的西方学者批判这一思想时，非西方世界又把这种批判认为是新一轮话语霸权的来临。

中国与西方的在今天隔阂似乎更加深重。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若不能彻底打破西方现有的话语霸权，乃至彻底推翻当今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这种隔阂是不可能消除的。这种极为宏观的思想是有道理的，但似乎并不务实。我们不可能运用传统的知识体系去对抗西方可能的文化霸权。与其宣扬偏见、对立和仇恨，不如放下成见，拥抱合作。徐国琦在《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一文中认为，在史学领域内引入跨国史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塑造我们人类共有的历史。彻底打破史学领域内“民族—国家”范式的约束，强调非政治、非政府因素的作用与影响以及重视“自下而上”的方法，将成为跨国史研究的突破口。跨国史的追求及旨趣就是要跨学科、跨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其特点也是跨学科、跨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注]徐国琦：《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第21页。

何伟亚并没有执着于找出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通过书写历史使得人们更加接近真相。正如他在书中所提出的那样：重视“中英两帝国权力冲突”这样的视角，并且正视在这种权力冲突中出现的类似英国课业的文化现象，寻找共有的历史解释，才能让历史照进现实。这种视角能够更好地使我们思考现有的权力冲突和文化交流中的问题，去超越自然生发的文化偏见。在全书的最后他写到，要去重新思考建构我们共同历史的方式，才能彻底摆脱英国的课业，一起超越向前，中国和西方也可以摆脱对各自的偏见。[注][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382页。这样的价值观既与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一切尊严有关，也是全球史学科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