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国际国内矛盾层出不穷，其中反腐败斗争问题极为突出。纵观党的历史，腐败问题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都曾出现，反腐败斗争则与之相随，这反映出党对腐败问题一向是重拳出击，绝无容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展惩治腐败工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基础。

当前，我国住宅工程发展迅猛，功能日趋完备，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生活质量稳步上升。但我们也看到，一些住宅工程质量通病仍时有发生，群众对住宅工程质量的投诉逐年递增，直接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本文结合北海市的一些做法对住宅工程中常见的质量通病防治措施进行探讨。

一、党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反腐问题

腐败问题，一向为各国政党、政府所深恶痛绝，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历史使命、宗旨都是水火不容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政党，有着铁一般的纪律，自成立的那天，就非常重视反腐败的问题。对于贪污腐败现象及腐化变节分子，采取严厉打击、绝不姑息的政策，坚决做到除恶务尽，保证党的机体不被侵蚀，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被践踏。与此同时，在各个时期，针对不同的形势，党通过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发布相关的命令和指示，通过设立与此相关的检查机构等方式，在制度层面大力加强了反腐败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由于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使得党在早期关注点倾向于党员的发展工作，对党员发展的质量问题重视不够，这就使得党员的质量和成分都参差不齐。随着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有不少思想不纯、投机腐败分子趁机逐渐渗透到革命队伍中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部要“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地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这是我们党成立以来目前能查到的出台最早的惩治腐败的纲领性文件。随后，在中共五大上，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当时的党章给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以较大的独立性，如规定“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这是党成立以来首次设立纪检监察机构，这也标志着党反腐防腐从此开始走上正规化的道路。

在中央苏区时期，尽管苏维埃政府厉行节俭、反对浪费，但仍有一些中央机关及地方部门存在着贪污浪费的现象，这种情况不仅破坏了苏维埃政府的形象，同时还影响了党的事业健康发展。因此，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维埃政府发起了一场历时两年多、旨在清算腐败现象的斗争。1932年3月2日，项英发表的《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文中指出“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非用革命的纪律制裁不可”。文中点名批评了兴国县主席、财政部长、鼎龙区财政科长等人的违纪违法行为，并对他们作出了撤职并给予法律制裁的决定。项英的这篇文章很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拉开了此次清算腐败斗争的序幕。此后，诸如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等一批重大腐败分子被依法处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和警示作用。在制度建设方面，苏维埃政府组织了人民委员会，在其之下又设立了一个群众性的监督检查机构，即工农监察委员会。此外，在制度框架内，对于党员的要求尤其严厉，只要对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都必须受到“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从而确保了党员核心战斗力的发挥。

党成立初期，对于诸如中央和地方的财务等活动，缺乏有力的监督。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只是对此有个笼统说法：“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至于如何监督，采取何种方法，则没有具体说明。随着革命的发展和官僚腐败问题的出现，党逐步认识到要培育和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如针对工人领袖官僚化的危险，中共五大制定职工运动议决案时指出其原因在于“广大的工人群众缺乏健全的组织和充分的训练……工会多为少数领袖包办，脱离群众的监督或党的指导，而趋于官僚化”。

河南尉氏县及商丘、周口一带流传的一则关于腊八粥的传说，把腊八节食粥习俗与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结合起来，由此把腊八食粥俗的起源推至春秋时代，与史书记载相差甚远。传说孔子带领72门徒周游列国。这天，他们来到陈蔡坡被困到弦歌台，师徒疲惫不堪，人无食充饥，马无草喂养。孔子思虑再三，嘱子路和冉求到西山找范丹老祖借点粮草。二人走了几天，在一座山神庙里，见到一位老人。老人蓬头垢面，破衣烂衫，脚踏藤条捆绑的烂鞋，庙内空空荡荡。两人上前询问，果然是范丹老祖。老祖看过孔子的信，上下打量子路和冉求，冷冷地说道：“看你老夫子的脸面，我出道题，若答得出，就借给你们粮草，若答不出，就啥也别想。”

在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政府为了有效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建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规定“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因为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全体劳苦民众的。在具体操作方面，采取自上而下的巡视和自下而上的群众检举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在1931年5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巡视条例中指示“要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做最残酷的斗争”；根据中央工农监察部的指示：要发动群众反对贪污浪费，“一个贪污案子如果不发动那一机关的全部群众就不能彻底根查清白，就不能禁绝以后再产生贪污事件”。除了受理案件的检举揭发以外，还组织“轻骑队”“突击队”等群众性工作组，突击抽查各个县乡领导机关，重点在于机关的财务部门、后勤部门等资金往来较多的单位。抽查的范围涉及方方面面，包括伙食、医药、办公用品、建筑修缮等等。

二、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惩治腐败

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反腐败斗争才会取得成效、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腐败不仅腐蚀国家和政党本身，降低党的国家的公信力，更有损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人民对于腐败现象最为敏感，最深恶痛绝。所以，反腐工作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广泛参与，那么反腐惩腐的铜墙铁壁才能筑起来。中国共产党防范腐败、惩治腐败的历史，就是依靠人民、动员群众力量揭发腐败、监督政府的历史。这一过程是逐步走向成熟，并适应时代发展的。

在延安时期，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逐步走向完善。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出台《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条例中列举了10项以贪污论罪的行为，并明文规定犯罪者以数目多少及产生影响的大小来量刑定罪。如：凡“贪污数目在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对贪腐行为有了明确的量刑标准，既起到了震慑制裁作用，又体现了依法惩治的原则。除此之外，边区政府相继出台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文件，使反贪腐的制度体系日趋完善。1941年12月，原战斗英雄、边区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居功自傲、贪污腐化，利用职务便利克扣公款3000余元，并在案发后潜逃。因其在“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的特殊时期顶风作案，被处以极刑。边区政府借此案传递出坚强有力的信号：无论何人，无论过去有何功劳，一旦涉嫌违法犯罪，绝不姑息。肖玉璧案件起到了极大的警示作用，有效地遏制了贪腐之势。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共中央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目的在于“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及各项具体政策，保守国家的与党的机密，加强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密切地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保证党的一切决议的正确实施。”随后，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三反”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决定中指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在量刑过程中以情节的轻重，获得程度不等的处理。在此期间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特大贪污腐败分子被逮捕并枪决，成为当时乃至现在都广为流传的典型案例。此后，中央陆续颁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若干规定的补充通知、关于计算贪污款物原则的指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若干法规及指示，有效地净化了建国初期党员干部的思想，使贪污者无处可逃，想贪者振聋发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委重新得到恢复，党中央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出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准则》等一系列用以加强自身建设的法规和条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制定和出台“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条例，使得反腐倡廉工作和“全面从严治党”更加有法可循、有规可依。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全面推进反腐败工作，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反腐败，坚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党中央坚决惩治腐败的强大决心与信心已经逐渐深入人心。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党中央鼓励广大人民在揭露腐败及惩治腐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1950年4月19日，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中阐明了党在取得执政地位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全党都要警惕被官僚主义所毒害的情况。因此，中央决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要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此后，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报纸媒体上揭发腐败等违法乱纪行为被广泛使用，使得腐败行为无处可藏。

在延安时期，制度建设虽日趋完善，但依靠人民的力量监督政府、惩治腐败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在有关“民权主义”方面做出这样的规定：“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张闻天对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非常关心，曾指出要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保持同他们的密切联系，必须要迅速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必须要经常关心与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暴风疾雨”式的群众运动监督形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更加科学、更加法治化的监督形式成为人民群众参与法制建设，进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要“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动党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虚心接受群众批评”，必须要认真对待和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了“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举报平台”，群众监督必不可少，任何人都可以实名或者匿名举报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及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等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群众参与监督的形式更加多样，但紧紧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实质不会改变。

三、反腐败斗争是民心所向

以人民为中心，是党中央坚定不移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动力源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的时期，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这一时期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旋律。经过将近四十年的努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均，滋生的腐败问题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等现象，侵蚀着党的机体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十九大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不变的是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治理腐败问题来说，就是如何继续深入惩治腐败，消除因腐败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从而为社会进步铺平道路。腐败为人民所痛恨，反腐败则是民心的“风向标”。

3.通过激励，国有林场可以营造很好的组织文化。一种很好的组织文化是国有林场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只有员工都接受良好文化的熏陶，才能爱岗敬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当人人奋勇争先，都想为林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国有林场工作才能获得更大的进步。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反腐反贪史，就是一部依靠人民惩治腐败、为人民利益惩治腐败的恢弘历史。我们党的反腐败斗争要构建在法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广大人民群众“反贪利剑”的作用，监督好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级机关。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来说，便是与“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现象的斗争。其中最为艰巨的、为人民利益直接相关的，便是与腐败的斗争。因而，要实现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攻坚克难，坚持零容忍反腐败，开辟光明的未来。

在现有体制下，政府是资源的分配者和扶持政策的制定者，对中高职衔接贯通培养起到宏观性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管理者，通过制度建设，吸引、鼓励企业更多地参与到校企合作；二是对中高职衔接贯通给予政策支持，构建优质的外部环境；三是对高职院校在开展中高职衔接贯通工作中，给予经费支持，保障中高职衔接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