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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海军“两强标准”政策探析*

更新时间:2009-03-28

18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海军防御法案》,提出了海军建设的“两强标准”政策。这项政策是在英帝国的防御压力不断加大、海军优势逐渐缩小的背景下形成的。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项政策虽然引起持续不断的争论,其具体内容也不断修改和调整,但一直都是英国海洋政策和国防战略的重要内容。“两强标准”的基本目的是维持英国海军霸权和加强英帝国的防御能力,但也间接促进了列强之间的军备竞赛。由于其他各国海军实力的迅速发展,加之英国本身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两强标准”政策难以为继,英国在一战爆发前夕不得不放弃。“两强标准”虽然得到史家的重视,[注]对这个问题有论述的专著包括亚瑟·马德:《英国海权剖析:英国的海军政策史1880—1905》(Arthur Marder, The Anatomy of British Sea Power: A History of British Naval Policy in the Pre-dreadnought Era 1880-1905),弗兰克·卡斯出版社,1965年;阿伦·弗里德伯格:《疲惫的巨人:英国的相对衰落 1895-1905》(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E· L·伍德沃德:《英国与德国海军》(E. L. Woodward, Great Britain and the German Navy, Oxford: Clarendon, 1935),克拉伦登出版社,1935年;埃里克·格罗夫:《1815年以来的皇家海军》(Eric J. Grove, The Royal Navy since 1815),麦克米伦出版社,2005年,等。但国内学界尚未有专门的文章对此做系统研究。本文试图厘清英国海军“两强标准”政策的内涵和演变,探讨“两强标准”政策的实质及其在英帝国防御中的作用。

一、英国海军“两强标准”出台的背景

众所周知,19世纪的世界列强中英国的海军最为强大。但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19世纪70—80年代),英国政府并不十分重视海军建设,海军事务也被英国公众所漠视。英国人普遍认为,拥有制海权对英国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英国也不可能丧失制海权。因此,除政治人物和军事人员外,较少有人关注海军建设和海军战略。至19世纪80年代,“英国公众对海军事务的无知只能用异常严重来形容”。[注]西摩·约翰·福斯科:《回顾历史》(Seymour John Fortescue, Looking Back),朗文出版社,1920年,第149页。对于这一时期英国海军实力和海军政策,约翰·F·比勒在其专著《格莱斯顿—迪斯雷利时代的英国海军政策(1866—1889)》中做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整体而言,海军事务甚至是防御政策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并不占据重要地位。”[注]约翰·F·比勒:《格莱斯顿—迪斯雷利时代的英国海军政策1866—1889》(John F. Beeler, British Naval Policy in the Gladstone-Disraeli Era,1866-188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 第237页。奥斯卡·帕克斯在《英国战舰1860—1950》中认为,在1880年英国的战舰“甚至不能称为一强标准”,[注]奥斯卡·帕克斯:《英国战舰1860—1950》(Oscar Parkes, British Battleships, 1860-1950),西利出版社,1957年,第232页。他使用章节标题“维多利亚时期海军的黑暗时代”描述19世纪70—80年代的英国海军。甚至到1888年,陆军参谋学院教官约翰·莫里斯上校在参观了海军演习后认为:“英国舰队以其现在的实力,根本不能保护我国海岸和贸易的安全,甚至不能抵抗一支外国舰队的进攻。……我们的家园安全和粮食供应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的海军不够强大。”[注]杰·路瓦斯:《英国的军事思想1815—1940》(Jay Luvaas, The Education of an Army, British Military Thought, 1815-1940),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203页。

海军事务之所以不被英国所关注,是因为其无须担心自身的安全问题:英国稳居世界经济军事霸主地位,享有“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凭借其强大实力所支持的威慑作用,其没有遇到来自其他强国的严重挑战。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也随之受到挑战。在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英国开始感受到来自其他强国的威胁。P·J·马歇尔认为,1870—1918年的英国是一个“受到威胁的帝国”。[注][英]P·J·马歇尔主编:《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樊新志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44页。当其他大国的经济发展赶上或超过英国时,英国要维持其霸主地位更加艰难。为保护其在全世界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英国不时地陷入了以寡敌众的困局,威慑战略也不再奏效。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加强和提高军事防御能力,皇家海军的实力及其在帝国防御中的作用又成为关注的焦点。

首先,从题目the Monster来看,学生可能会预测到本文写的是怪物,很少会联想到这是一篇描写人物的文章。

英国的海军建设和帝国防务问题之所以受到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蓝水学派”的推波助澜。克里米亚战争暴露出英国陆军的缺陷十分严重,普鲁士陆军在德意志统一运动的动员速度和战斗能力又使英国印象深刻,这些因素促使了英国的陆军改革,以陆军大臣卡德威尔推行的军事改革为标志,英国开始了陆军现代化的进程。但是,陆军改革却使英国的军事战略呈现重视岸防和偏离海权的趋势。这对于一个海洋帝国来说非常危险,因为英帝国的繁荣依赖海洋贸易,海军才是保护贸易的主要力量。[注]罗尔夫·霍布森:《海洋帝国主义:海军战略思想,海权意识与提尔皮茨计划,1875—1914》(Rolf Hobson, Imperialism at SeaNaval Strategic Thought, the Ideology of Sea Power and the Tirpitz Plan, 1875-1914),布里尔学术出版社,2002年,第88页。在此背景下,以海权思想家约翰·科洛姆为首,包括查尔斯·迪尔克、菲利普·科洛姆、斯宾塞·威尔金森、赫伯特·威尔逊等政治家和军事学者,把掌握制海权和加强帝国防御结合起来,认为海军是英帝国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帝国防御的核心力量,只要英国海军掌握制海权,保证交通线畅通,任何对英国的入侵都不可能成功。如果英国的海军被彻底打败,丧失本土海域的制海权,敌人不用出兵占领,英国就会不战而降。这些被称为“蓝水学派”的海权主义者,强调海军不但保障英国的自由,而且“决定着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注]G·M·塔克韦尔:《查尔斯·迪尔克爵士生平》(G. M. Tuckwell, The Life of the Rt. Hon. Sir Charles W. Dilke, vol.2),约翰·默里出版社,1917年, 第429页。他们结合制海权和帝国防御,宣传提高英国公众对海军事务的重视,并呼吁政府扩大海军建设规模,提高海军整体实力,以承担更大的帝国防御责任。这些思想和主张对英国海权战略和帝国防御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次,“两强标准”还涉及包括战舰类型和武器装备的技术革新问题。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海军战舰及其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两强标准”提出前后,正是铁甲舰的鼎盛时期。技术革命对海军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舰体的设计和构造、动力系统和武器装备。“两强标准”推行的年代,是水面战舰占主导的年代,直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最后几年,水下、水面、空中三维作战的局面才初露端倪。这一时期,各国海军大量装备鱼雷艇和巡洋舰,尤其是快速巡洋舰航速快、航程远,作为远程威慑武器,可以袭击敌人的贸易和商船,因此受到各国海军的青睐。1904年海军政务官普雷蒂曼强调,“两强标准”仅适用于战列舰,“巡洋舰方面不存在平等问题”。他还回答了对“两强标准”的质疑。他比较了英国和法国、俄国和德国的战舰总数,包括已建成和建造中的一级和二级战舰。当时法俄共64艘,法德61艘,英国海军共63艘,“这非常接近我们的标准,所以我们达到了这个标准,而不是过分超越了它。”[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904年2月29日(Hansard, 4rd Ser., vol.130, col.1260: 29 February 1904),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04/feb/29/supply-navy-estimates。同年8月,普雷蒂曼再次指出,鉴于巡洋舰在保护海洋贸易和商船方面的重要性,“巡洋舰的建设标准不是一个数量比较问题,而是一个比例问题,它由需要保护的贸易规模决定。”

1884年英国著名记者威廉·斯蒂德通过媒体发表系列文章,题为“海军的真相”,揭露出英国海军在武器装备、舰队编制、人事管理等方面的缺陷。[注]奥斯卡·帕克斯:《英国战舰1860—1950》,第328页。这些报道激发英国政军各界对海军事务的广泛讨论。1886年,刚进入海军部的军务大臣查尔斯·贝里斯福德很快就发现英国海军的缺陷,随即向海军大臣提交一份秘密备忘录,其后又转交给首相索尔兹伯里。贝里斯福德罗列了八个方面的问题,指出欧洲强国都有应对突发海战的详细计划,然而英国却没有“战争准备”和“战舰动员”的任何方案,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动员战舰只需两天,而英国则需要5天或7天。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因泄露给《帕尔街报》而震惊英国。贝里斯福德随后辞职,公开力促加强海军力量。[注]亚瑟·马德:《英国海权剖析:英国的海军政策史1880—1905》,第133页。贝里斯福德建议海军部尽快设立一个机构,负责制订海战计划和收集国内外海军情报。[注]查尔斯·贝里斯福德:《海军上将查尔斯·贝里斯福德的回忆录》(Charles Beresford, The Memoirs of Admiral Lord Charles Beresford)第2卷,梅休因出版社,1914年,第345—347页。这个建议得到索尔兹伯里的支持,海军情报处于当年成立。1888年12月,贝里斯福德在议会阐述了他的海军建设思想:“英帝国的生存依赖其舰队实力,舰队实力则依靠造船计划的投票结果,……然而,我们没有明确的舰船建造计划,……政府首先应该制定一个具体的舰队标准,按其标准建造的舰队能保卫我们的海岸和贸易,确保食品供给,抵抗两个强国舰队的联合进攻。”[注]查尔斯·贝里斯福德:《海军上将查尔斯·贝里斯福德的回忆录》第2卷,第360页。贝里斯福德对“两强标准”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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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推动英国决策层重视海军事务和加强海军建设的原因是国际形势的紧张和英国的外交孤立。19世纪70—80年代,欧美大国都开始注重海军的发展。列强竞相发展海军实力使英国海军部意识到,“皇家海军在与一个强国的战争中能够采取攻势,如果它的敌人是两个强国的联合,那么海军力量的对比将极不利于英国”。[注]亚瑟·马德:《英国海权剖析:英国的海军政策史1880—1905》,第132页。1882年英国出兵占领埃及导致英法关系紧张,不但加剧了两国在争夺非洲中的矛盾,而且激发了列强竞相侵占非洲的热潮。欧洲列强于1884—1885年召开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英国陷入在与列强的争夺。1885年英俄由于平狄危机而濒临战争的边缘,英国在欧洲则陷入外交孤立。[注]赵军秀:《英国与1885年平狄危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为摆脱外交孤立,英国于1887年两次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签订《地中海协定》,以期维持地中海的均势。以海军霸权自居的英国已经开始需要奥意两国的合作,共同承担维持东地中海现状以及保卫土耳其的责任。两次《地中海协定》主要是针对法国和俄国,使英国摆脱孤立,却致使孤立的法国“不再期望英国的让步或者德国的支持,因而期待与俄国结成地中海同盟”。[注]C· J·洛维:《勉强的帝国主义者:英国的外交政策1878—1902》(C. J. Lowe,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78-1902),罗德里奇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1888年初,英国因法国海军在土伦港的军事调动而高度警惕,随后又传出法俄即将结盟的消息,使形势再度出现紧张。这些战争危机以及紧张的国际形势,引发英国各界对皇家海军的数量和实力的关注。

由此可见,在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的背景下,英国海军实力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加强其海军实力的呼声最终促使“两强标准”的出台。

在此情况下,英国战略选择的空间很小。艾伦·弗里德伯格认为,英国“要么坚守‘两强标准’,完全放弃在全球的制海权,要么继续保证在全球的制海权,放弃这个绑定在一起的数量标准。”[注]阿伦·弗里德伯格:《疲惫的巨人:英国的相对衰落》,第168页。显然,第二种选择的压力更大,其要求英国海军不但要有足够的实力应对在欧洲海域出现的紧急情况,同时还要有一支强大的舰队维护在西半球和远东地区的优势。如果选择坚持“两强标准”,虽然成本相对较低,但英国只能选择在特定的地区即欧洲海域,巩固其海洋霸权,对于本土海域以外的其他地区则不得不在战略上妥协。从英帝国防御的角度来考虑,则需要调整其传统的外交和殖民政策,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关于“两强标准”政策内容的争论

无论如何,英国海军坚持“两强标准”政策,都可能面临两种困境。第一,如果两个以上的欧洲国家联合与英国为敌,英国海军可能就无优势可言,英国本土安全就处于危险之中。第二,欧洲以外的海军强国崛起,参加到与英国争夺殖民地和商业权益的行列,英帝国的安全就难以保障。事实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欧美大国都重视发展本国海军,法国、美国、德国和俄国等都按照各自的战略方针扩建海军,海军实力迅速增强,理论上的海权均势完全让位于海军竞赛,这对英国的海军政策提出了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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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大臣乔治·汉密尔顿向议会提出“海军防御法案”时称,他研究了前几任海军大臣和首相的演讲,从中可以确定他们关于海军建设规模的主旨思想,那就是“我们的海军舰队的规模至少等于其他两个国家舰队的联合”,[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889年3月7日(Hansard, 3rd Ser., vol.333, col.1171:7 March 1889),http:// 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889/mar/07/naval-defence。这就是后来被奉为指导原则的“两强标准”。这项政策不是汉密尔顿的首创,首次明确阐述“两强标准”内容的可能是海军上将安东尼·霍斯金斯,他认为“英国舰队应该至少等同于可能与我为敌的任何两个欧洲强国的联合舰队,其中必须包含法国。”[注]查尔斯·贝里斯福德:《海军上将查尔斯·贝里斯福德的回忆录》第2卷,第360页。但在汉密尔顿所阐述“两强标准”中,体现了两个较新的内容。其一,“两强标准”和帝国防御结合。“如果我们的海军优势受到削弱,本土防御系统即使很完备,也不能保护国家。相反,维护海军优势,才能使得国家本土和帝国的港口避免严重侵犯。”[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889年3月7日(Hansard, 3rd Ser., vol.333, col.1188: 7 March 1889),http:// 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889/mar/07/naval-defence。其二,“两强标准”和技术改革结合。汉密尔顿认为,英国海军的建造计划不但要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且要适应未来的需要。“我们认为,每艘船舰都应该是型号最新、设计最合理的战舰”,[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889年3月7日(Hansard, 3rd Ser., vol.333, col.1173: 7 March 1889),http:// 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889/mar/07/naval-defence。并且从吨位、航速到武器装备都应该是最大、最先进的。这说明汉密尔顿已经认识到,要提升英国海军的实力,必须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以此才能掌握制海权。

“两强标准”的战略目标是保证英国海军的制海权,但是由于这项政策的指向性及其操作性定义很不明确,因此在英国政军各界引起的争论不断。

首先,“两强标准”中“两强”所指向的国家不明确。它的范围是仅包含欧洲的海军强国,还是世界范围内对英帝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都包括在内。从英帝国的角度看,英国的殖民地和商业利益遍布全球,英帝国防御的范围应该是全球性的。贝里斯福德认为,“英国战舰不是要与全世界战斗,它应该超过任何两个可能成为敌人的欧洲大国的联合力量,其中必须包括法国,……就是在紧急情况下,我们的海军力量足以抵抗两个大国的联合海军,保护我们的海岸线和贸易安全以及食物供给的畅通。”[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888年12月12日(Hansard, 3rd Ser., vol.332, col.125: 12 December 1888),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893/dec/12/navy。1890年以后,英国的竞争对手法国和俄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双方不但实现了舰队互访,并最终结成军事同盟。尽管法俄同盟主要针对德奥意三国同盟,但法俄海军合作的潜力威胁到了地中海的战略均势。1892年英国陆军情报处和海军情报处联合调查了地中海的防御形势,并向内阁递交一份题为“英国海上战略问题总体研究”的报告。报告认为,如果俄国和法国的舰队东西夹击,英国地中海舰队必陷于瘫痪。[注]赵军秀:《英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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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12月19日,汉密尔顿在议会辩论时明确指出,“两强标准”已成为英国海军政策的基本内容,即英国安全需要的最低标准是“我们的舰队应该等同于欧洲其他两支最强大的舰队联合”。[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893年12月19日(Hansard, 4rd Ser., vol.19, col.1774: 19 December 1893),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893/dec/19/navy。他进一步指出,欧洲仅次于英国的海军强国是法国和俄国。由此可见,这时的“两强标准”不仅是指“其他两个国家”,而是“其他两个最强的国家”,并明确其针对目标法国和俄国。这也说明,“两强标准”仅仅针对欧洲范围内的海军强国,尚未考虑到美国和远东日本的海军力量的发展。

其次,“两强标准”是数量标准还是实力标准的争论。尽管汉密尔顿在1889年宣称,英国必须维持其海洋霸权,而海洋霸权必须由主力战舰的数量来衡量。但比较英国海军和其他国家的海军,如果仅以战舰数量而论,在战争状态下,“两强标准”不一定能保证英国掌握制海权。海军上将安东尼·霍斯金斯和贝里斯福德都认为,海军优势不能仅从总吨位和战舰数量上来比较,这会产生误导。[注]E· L·伍德沃德:《英国与德国海军》,第456页。反之,如果以制海权和战斗力为标准,那么,要保持英国的海军优势,还应考虑战略计划、武器装备、人员构成、战舰类型、后勤补给等诸因素。尤其是战舰类型,除主力战舰外,巡洋舰、鱼雷艇、潜艇等都应纳入计量范围内。1893年,约瑟夫·张伯伦还提出一个海军建造公式:如果与英国为敌的两个国家的联合海军建造三艘战舰,英国就应建造五艘,它们每多建一艘巡洋舰,英国就建造两艘。[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893年12月19日(Hansard, 4rd Ser., vol.19, col.1875: 19 December 1893),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893/dec/19/navy。显然,这仍是一个仅以数量为标准的方案,且更易使英国卷入大规模的军备竞赛。美国海军史学家亚瑟·马德认为,“两强标准”至少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它主要指战列舰,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一级巡洋舰。其二,它不仅指数量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其战斗力能够打败另外两强的联合舰队。[注]亚瑟·马德:《英国海权剖析:英国的海军政策史1880—1905》,第106页。

1898年7月,海军大臣乔治·戈申重申英国海军发展的标准仍然是“两强方针”,即“我们的舰队必须在威力上优于和在数量上等于其他任何两国的舰队”,前后几届政府坚持了这项原则。[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898年7月22日(Hansard, 4rd Ser., vol.62, col.860: 22 July 1898),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898/jul/22/navy-estimates-1898-9。查尔斯·迪尔克在演讲中认为,他所理解的“两强标准”应该是,英国的海军实力以一敌二而绰绰有余,这种优势可以最低限度地保证以一敌三,即“足以让三个国家联合与我们为敌之前犹豫不决”。[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898年7月22日(Hansard, 4rd Ser., vol.62, col.883: 22 July 1898),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898/jul/22/navy-estimates-1898-9。这表明英国的海军优势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两强标准”也难以保证英国的安全。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卿大夫争权,士民争利,陷入礼崩乐坏的乱局。但是周公的“明德慎罚论”仍然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充分继承了这种思想,倡导“为政以德”,认为统治者用政令和刑罚进行统治,人民只知道避免犯罪,却不知道犯罪可耻;而用教化和礼仪进行统治,人民有羞耻之心,从内心遵从法律。他不仅明确了德与刑的主从地位,还分辨了德与刑的先后顺序,主张“先礼后刑”,反对“不教而杀”。[4]而对刑罚的轻重,孔子秉持中庸之道,宣扬“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是和”,[5]这与吕侯的“世轻世重”理论有颇多相似之处。

1899年3月,约翰·科洛姆分析了“两强标准”的局限性,认为它是经验性的政治标准,而不是科学的标准。英国政府不应该选择几个欧洲的海洋国家作为参考,来决定英国海军力量的规模。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比如地理状况,英国就与其他大国千差万别。英帝国的贸易总额之所以超过法俄德意的总量,主要是因为“我们遍及全球的帝国内部交通线是海洋交通线”,其他国家都与此不同。所以,英国所需要的海军力量的唯一标准,不应该仅仅审查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大小,还要审视它们的总体地位及其港口的地理分布状况。尽管“两强标准”有其现实需要,但不能依靠抽象的船舰数量进行海军实力的比较,它完全是一个理论标准,一个未经实验的标准。如果在战争中英国的舰队相等于另外最强大的两国舰队,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海洋战争,英国不仅没有回旋的余地,也不能有效应对两个强国以上的海军联合,同时也绝不允许舰队司令判断失误,否则,英帝国及其广阔的海洋交通只能任凭第三个强国处置了。从政治的角度看,“两强标准”是一个合理的经验性的标准,但在判断英国与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时,“它不是一个我们必须迫使自己遵守的标准”。英国舰队的发展应该根据战争的需要随时调整,关键问题是敌军港口的地理分布,“这些港口离我国越远,我们的困难就越大,我们所需要的数量优势也就越大。”[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899年3月13日(Hansard, 4rd Ser., vol.68, col.589: 13 March 1899),http:// 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899/mar/13/navy-estimates-1899-1900。

根据以上的各种表述和争论,“两强标准”可以归结这样几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两强标准”指海军大臣乔治·汉密尔顿所阐述的内容,即英国的海军舰队等于仅次于英国的其他两国的海军舰队之和。其二,“两强标准”意味着英国的海军实力超过法国和俄国的海军联合实力,即英国海军保持对法国和俄国两国海军总和的优势。其三,“两强标准”不仅是数量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英国海军可以控制欧洲海域,即英国海军在本土海域可以抵制任何外来侵略。其四,“两强标准”的核心就是制海权,其根本目的是加强英帝国的防御能力。根据海权政治家约翰·科洛姆的论述,由于英帝国的领地和贸易遍布全球,所以,帝国防御的范围除了欧洲海域,几乎包含世界各地的重要海域。

1889年3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海军防御法案》,确立了英国海军战略的“两强标准”政策。但在之前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不断有人提出,为英国海军建设制定一个数量上的标准,以维护其海洋霸权。英国历史学家E·L·伍德沃认为,早在1782年,时任英国首相的谢尔本伯爵就提出过关于“两强标准”的观点。[注]E·L·伍德沃德:《英国与德国海军》,第455页。1817年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称,英国的目标应该是“保持一支相等于任何两个可能与我为敌的国家的海军”。[注]C·J·巴特利特:《大不列颠与海权,1815—1853》(C. J. Bartlett, Great Britain and Sea Power, 1815-1853),克拉伦登出版社,1963年,第23页。克里米亚战争后,英国曾担心法国和俄国结盟,两国的海军联合可能威胁到英国海军的地位。[注]阿伦·弗里德伯格:《疲惫的巨人:英国的相对衰落》,第145页。但亚瑟·马德认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英国都满足于维持一支强于法国三分之一的舰队。[注]亚瑟·马德:《英国海权剖析:英国的海军政策史1880—1905》,第105页。整体而言,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海军的建设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两强标准”的困境与调整

在“两强标准”提出后十年的时间里,国际形势和各国实力对比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确保和施行“两强标准”的政策越来越困难。相对于英国的工业能力和经济实力而言,这种压力尤为严重。首先,法国和俄国都在竭力发展本国海军,英国维持“两强标准”显得力不从心。其次,德意志帝国海军力量的发展,已经威胁到英国在欧洲海域的制海权。再次,美国和日本海军的发展,使英国要掌握全球的制海权已经不现实。

最优方法是指被普遍认可的、能获得最佳结果的方法或技术,采用最优方法获得的成果优于其他任何方法。由于最优方法采用标准方式开展工作,因而优于其他任何替代方案。最优方法通常作为强制性立法标准的替代方案使用,用于保证质量。

再者,教师的提问策略不当容易导致课堂沉默现象。通常表现为提问时的问题开放程度不够、多为封闭式问题;问题难易程度不当,学生不会回答;问题指向不明或范围过大,学生无从回答。

德国雄心勃勃的海军建设计划以及海军的快速发展让英国震惊。1889年德国重组海军部,并建立了海军总参谋部。争强好胜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羡慕和嫉妒英国海军的强大,决心建立一支强大的德国海军以推行他的“世界政策”。1897年威廉二世选择伯恩哈德·冯·皮洛夫为外交大臣(1900年继任总理大臣),任命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为海军大臣,这两人成为德国海军发展的重要人物。提尔皮茨极有胆魄,很快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海军发展计划,其目标就是将德国海军建成欧洲最强大的海军之一。1898年3月,德国国会通过了提尔皮茨组织的《海军法》,计划未来5年海军建设方案的总预算将超过2000万英镑,包括建造19艘战列舰、12艘大型及30艘小型巡洋舰和其他小型舰只。[注]E·L·伍德沃德:《英国与德国海军》,第25页。仅仅两年之后,1900年,提尔皮茨修订了《海军法》,新计划将使德国海军在1920年成为一支包括2艘旗舰、36艘战列舰、11艘大型和34艘小型巡洋舰的舰队。[注]同上,第29页。提尔皮茨发展海军的指导思想是他所倡导的“风险战略”,这是一个直接针对英国海军霸权的战略,其含义是:即使德国海军永远无法在数量上达到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但它应当可以依靠质量和严密的组织对英国舰队造成重大打击。作为英帝国的基石,英国皇家海军有着太多的任务,其与德国海军两败俱伤是英国绝对无法接受的。因此,英国皇家海军如果不愿意与德国海军发生大规模的直接冲突,就必须接受在殖民地问题上的让步。[注][英]理查德·希尔:《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谢江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5页。1900年《海军法》的导言中写道,“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即使最强大的海权国家都不敢向德国挑战,否则就有使自己的优势遭到破坏的危险。”[注]欧内斯特·亨德森:《德国的战斗机器》(Ernest F. Henderson, Germanys Fighting Machine),鲍伯斯-梅里尔公司,1914年, 第70页。德国的战略意图剑指英国,不言而喻。

1900年英国议会在讨论海军预算时,第一次关注到了德国的海军计划。海军大臣戈申指出德国的海军建造预算达到“7000万英镑的惊人数额”,并强调英国政府和议会要高度警惕:“不仅是法国、俄国和德国的海军大发展,也包括美国和日本的海军发展”。[注]Hansard, 4rd Ser., vol.79, col.1127: 26 February 1900.1902年英国议会在讨论海军预算时,查尔斯·迪尔克支持海军部的扩充计划,并强调“我国的海军军费不是应对两个强国的突袭,而是应对可能发生的三国联合进攻,其中一个国家正在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注]G·M·塔克韦尔:《查尔斯·迪尔克爵士生平》第2卷,第 438页。这三个国家指的就是法国、俄国和德国。1903年海军部做的预算是6,312,800英镑,并自称这个数额“无论在和平或战争时期都规模空前”,同时明确指出英国海军的竞争对手有三个国家:法国、俄国和德国。由此,英国的海军政策可能从“两强标准”调整为“三强标准”,这显然对英国的综合国力和海军预算都是挑战。迪尔克对这个标准解释道:“不是英国的舰队等于这三个国家的舰队总和,而是英国的舰队在世界上的地位足以让这三个大国放弃联合进攻我们的图谋。”[注]Hansard, 4rd Ser., vol.119, col.1032: 17 March 1903. 但是,无论是国会还是海军部都没有正式承认“三强标准”的原则。由于自由党不断批评政府,认为海军预算已经超出了“两强标准”,致使海军军费负担过于沉重,这迫使海军部声明仍然坚持“两强标准”。

除了德国大力发展海军之外,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都争相跻身海军强国之列。1890年美国颁布《海军法案》,随后,其海军力量获得迅速发展,日益成为英国世界海军头号强国的挑战者。其中,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的海权理论显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898年美国海军拥有5艘战列舰,到1901年其共有已服役和建造中的战列舰17艘。[注][英]F·H·欣斯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美国的海军军费占联邦总支出的比例连年增加,1890年该比例为6.9%,到1909年则已达到16.7%。[注][美]E·B·波特:《海上力量:世界海军史》,第218页。从争夺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到干预委内瑞拉危机,都显示出美国的崛起及其对西半球霸权的兴趣。甲午战争后,日本更加重视海军实力的恢复和战舰的建造。1895年,日本开始实施一项造舰计划,包括建造4艘战列舰和4艘装甲巡洋舰。十年后的1905年,日本拥有6艘一级战列舰和8艘装甲巡洋舰,进而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其海军迅速崛起为远东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英国在战略上所面对的困境是,当英国将防御范围定位在全球的重要海域时,其海军力量只能保证在某一海域维持优势。海军部的专家认为:“英国如果得不到援助,则难以在西印度群岛、太平洋和北美地区立足。英国没有足够强大的舰队控制美国的舰队,并同时在本土海域、地中海和东方海域掌握制海权,而这些地区对英国保持海军优势至关重要。”[注]阿伦·弗里德伯格:《疲惫的巨人:英国的相对衰落》,第171页。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和民众仍然相信“两强标准”的作用和价值,并选择继续坚持海军的“两强标准”,但从外交上进行了调整,包括放弃“光辉孤立”政策、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缔结英日同盟、加入协约国等。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上也进行了调整,但是,英国政府和海军部并没有认真地思考海军战略,也没有根据形势变化调整英国的海军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海军仍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英国国内对“两强标准”的理解并不一致,其中也有自欺的成分。

由此可见,许多不确定因素都威胁着英国的海洋霸权地位,并进而威胁到英帝国的安全。但是,掌握制海权本身不是英帝国防御的根本目的。由于英国作为商业和工业强国的地位极大地依赖于贸易进出口,这就意味着其海军的首要任务是在战时保卫贸易交通线,“所有主张建立一支无敌舰队的观点,其核心内容是保护贸易和食物供给。”[注]亚瑟·马德:《英国海权剖析:英国的海军政策史1880—1905》,第84页。英国需要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及时地调整其海军战略。

四、“两强标准”逐步被放弃

1904—1905年国际形势的变化弱化了“两强标准”。1904年《英法协定》签订后,英法关系得到改善,大大降低了两国海军冲突的可能。日俄战争中俄国惨败,其海军由此衰落,不再对英国海军形成严重威胁。“两强标准”所针对的两个海军大国都不再是英国海军的主要威胁,“两强标准”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与此同时,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海军都获得迅速发展,尽管英美关系改善和英日同盟建立,但德国海军的发展和英德矛盾的激化使英国海军部紧绷的神经无法放松。1905年底,自由党政府执政,坎贝尔-班纳曼担任首相,爱德华·马奇班克斯任海军大臣。但是,海军部第一军务大臣是约翰·费希尔,其全力推动海军舰队的现代化改革,尤其是新型战列舰建造,英国的海军建设也由此进入了“无畏舰时代”。这些因素导致对海军建设的“两强标准”争论又起。

首先,对于是否坚持“两强标准”,英国内阁给出的答案模糊且时有反复。在1906年7月的议会辩论中,议员赫维上尉指出,尽管俄国战败,英法关系改善,英日同盟建立,但是日本在海军问题上与英国讨价还价,而德国海军的发展速度已经赶上俄国。在此情况下,英国不但要坚持“两强标准”,而且要保证英国海军在与两个强国联合的战争中取胜。因此,“两强标准”意味着英国要有超过10%的优势空间,不包括在海外服役的战列舰。[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906年7月27日(Hansard, 4rd Ser., vol.162, col.86: 27 July 1906),http:// 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06/jul/27/navy-estimates-1906-7。首相坎贝尔-班纳曼在答复中指出,“当你谈到‘两强标准’时,你不可能不想到两强是谁?当我们精心计算法国和德国建造(战舰)的数量时,法国和德国真的可能联合起来对我们发动战争吗?作为一条简略的参考原则,我不反对‘两强标准’,但它是一个很不合理的标准。当我们考查‘两强标准’的内容时发现,两强联合的数据既不能证明它们有超强的实力,也不能促进我国的建造速度。”[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906年7月27日(Hansard, 4rd Ser., vol.162, col.116: 27 July 1906),http:// 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06/jul/27/navy-estimates-1906-7。这段话耐人寻味的地方是,“两强标准”好像可有可无,根本没有起到任何重要作用。坎贝尔-班纳曼政府也因此被质疑放弃了“两强标准”。

1907年3月,坎贝尔-班纳曼再次对“两强标准”发表看法,他表示自己“虽然接受‘两强标准’,但反对盲目使用这个术语。假如英国一直与另外两个最强大的海军国家联盟,我们还有必要固守这个‘两强标准’吗?”在坎贝尔-班纳曼看来,只要能通过外交结盟,避免英国与其他海军强国的冲突,就能保证英国的安全,那么,海军实力则不必达到“两强标准”。1909年5月,阿斯奎斯首相明确否认“两强标准”是永恒不变的原则:“我强烈反对把‘两强标准’看作当前和以后都不能更改的圣旨,尽管它曾经有过某种神圣的地位”。[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909年5月26日(Hansard, 5rd Ser., vol.5, col.1296: 26 May 1909),http:// 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09/may/26/naval-defence-two-power-standard。实际上,英国政府在逐渐改变“两强标准”的政策。

其次,“两强标准”与美国的关系。英国海军建设实行“两强标准”时,是否应把美国的海军力量纳入考虑范围,从20世纪初美国海军崛起以来,就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这种争论实质上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两强标准”的适用范围,或者说“两强标准”是欧洲战略还是全球战略;其二,美国是不是英国的竞争对手和战略敌人,或者说美国是否可能在一场全球海战中加入敌人的阵营。

1901年,英国海军大臣致信外交大臣兰斯多恩,认为“如果美国不遗余力地发展海军力量,英国海军维持‘两强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注]叶斯廷·亚当斯:《跨越大洋的兄弟:英国外交政策与英美特殊关系的缘起1900—1905》(Iestyn Adams, Brothers Across the Ocean: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Special Relationship’ 1900-1905),陶利斯学术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79页。1909年4月,面对某议员“两强标准”是否考虑美国的质询,海军大臣麦肯纳的回答是:“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在目前的条件下,考虑到‘两强标准’的实际用途,不会把美国海军纳入考虑范围”。[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909年4月27日(Hansard, 5rd Ser., vol.4, col.183: 27 April 1909),http:// 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09/apr/27/two-power-standard-united-states-navy。同年5月,首相阿斯奎斯也对这个问题做出阐述:“至于美国,在目前的情况下,不会被考虑在其他两强的范围之内”。他认为,美国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其战列舰的数量超过德国,毫无疑问,它是世界上第二强大的海军。但它对英国并没有明显的威胁,尤其是与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相比。[注]Hansard, 5rd Ser., vol.5, col.1295: 26 May 1909.美国的《纽约时报》也对英国的争论十分关注。1908年12月的报道的标题是《两强标准不是针对美国》,文章认为英国维持海军优势的计划仍然是以德国和法国为对象。[注]“两强标准不针对美国”(“2-Power Standard Not Aimed At US”),《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08年12月20日。1909年5月,《纽约时报》认为,当时关于英国新闻的主题是海军事务,并认为英国海军的旧准则“两强标准”形同虚设,英国人把美国海军排除在外,使得“两强标准”失去了实际意义。[注]“两枪标准的旧公式失效”(“Old Formula of Two-Power Standard Dead”),《纽约时报》1909年5月30日。

竖井掘进机在掘进施工过程中,通过其自身的导向系统,可得到目前机体轴线相对于设计轴线的偏移量和偏斜角度。讨论不同的偏移量和偏斜角度,制订竖井掘进机的纠偏条件,如图7所示。

其中,表示入侵者对总变换空间S完成[k]次入侵后的所有结果数,表示入侵者的[k]次入侵均失败的所有结果数,表示入侵者攻击失败的概率,以此类推可得其余符号的含义.

再次,“两强标准”与舰队构成的关系。“两强标准”提出的时间正处于铁甲舰时代,决定一支舰队实力的主要是装甲的蒸汽动力战列舰,这也是海战中的主力战舰。因此,“两强标准”最初主要指战列舰的数量。但到20世纪初,多种战舰类型的发展改变了舰队的构成,也成为影响舰队作战实力的重要因素。

早在19世纪70年代,法国就出现了对付英国海军优势的战略理论。这种新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奥贝将军,基于弱势海权国家对抗海军强国的需要,他提出只要建立一支有快速的巡洋舰、鱼雷艇和用于轰击海岸的炮艇相配合的小规模的舰队,攻击敌人的海上交通线,就能取得打败海军强国的胜利,因此,战列舰统治海洋的时代即将过去。这种理论因可以减少海军军费而具有吸引力。1881年法国议会拨款建造70艘鱼雷艇。1886—1887年奥贝担任法国海军部长时,又说服下院批准建造14艘专门袭击商船的巡洋舰以及100艘鱼雷艇。[注]麦尼尔:《西方军事的现代历程》,倪大昕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285页。从1883—1889年法国没有新的战列舰服役。[注]埃里克·格罗夫:《1815年以来的皇家海军》,第70页。实际上这种理论也引起了英国海军部的关注,使其认识到了鱼雷艇的潜在破坏力。

除了鱼雷艇和巡洋舰,还有潜艇和驱逐舰的发展。19世纪90年代,英国开始设计和建造装备鱼雷的驱逐舰,其最初是为抵制敌人鱼雷艇的攻击,偶尔执行突袭敌方战列舰的任务,但很快就发展成为海军舰队的重要组成舰艇,并且在一战中充分显示了威力。[注]吉姆·克罗斯利:《英国的驱逐舰1892—1918》(Jim Crossley, British Destroyers 1892-1918),鱼鹰出版社,2009年,第49页。到20世纪初,具备实战能力的潜艇开始建造,并且获得迅速的发展,到一战爆发时已经成为海上攻击的利器。1905年,随着英国的“无畏舰”下水,海军发展进入新的时代。

这些海上舰艇的发展变化都对英国的“两强标准”提出新的要求。例如,1906年7月,在讨论海军预算的议会辩论中,亚瑟·贝尔福就指出,“两强标准”不但应考虑战列舰,而且还应该适用于这种“新型的无畏舰”。[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906年7月27日(Hansard, 4rd Ser., vol.162, col.79: 27 July 1906),http:// 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06/jul/27/navy-estimates-1906-7。显然,在无畏舰的建造方面,英国达不到“两强标准”。1909年3月,英国首相阿斯奎斯认为,发展和建造无畏舰是一个特别的问题,“两强标准”问题与这个问题完全是两回事。但是,“两强标准”是否适用于其他舰艇呢?1907年7月31日,海军部的一位官员埃德蒙·罗伯逊的观点是,“两强标准”不适用于英国海军的驱逐舰队,因为“驱逐舰的所需数量根据使用情况而定,而不是取决于其他大国所有的数量”。[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907年7月31日(Hansard, 4rd Ser., vol.179, col.982: 31 July 1907),http:// 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07/jul/31/navy-estimates-1907-8。但到1909年,海军部政务官托马斯·麦克纳马拉却认为,原来“两强标准”仅限于主力战舰,随着情况的发展,除了主力战舰外,还应该包括装甲巡洋舰、非装甲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909年8月27日(Hansard, 5rd Ser., vol.8, col.1797: 27 August 1909)。这是对“两强标准”的全新解释,一方面说明了英国在其他舰艇方面的优势空间非常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两强标准”的争议越来越多,同时执行“两强标准”也越来越困难。

最后,“两强标准”针对的目标逐渐转向。对于英国本土和英帝国防御来说,“两强标准”可以保证最低限度的安全,这意味着英国必须掌握制海权。但问题在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掌握绝对的制海权已经不可能。在“两强标准”提出的时候,英国的海军战舰数量占世界战舰总数的一半左右,但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比例越来越小。“两强标准”最初的含义是保证英国海军舰队强于世界上任何其他两国的海军联合,在任何情况下足以保障英国本土、英帝国及其遍布全球的贸易。然而这种战略越来越难以实行,于是“两强标准”经历了一个从绝对优势的标准转变为相对优势的标准。“首先要考虑英国的潜在敌人是谁”,因为“武装对抗整个世界,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这是愚蠢的,也是不必要的”。阿斯奎斯也认为,“两强标准”必须重视海军总体的战斗实力,“能够防御有侵略意图的两支舰队的联合力量”。那么,如何确定对英国有侵略意图的国家,则是英国外交部必须解决的问题。

1905年以后,除了英国,海军实力强大的国家有四个,分别是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在这四个国家中,日本是英国的盟国,因此“两强标准”不适合针对日本;法国是英国的近友,而且在当时情况下,法国与其他国家联盟入侵英国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两强标准”也不应该针对法国;美国是英国的“亲属”,两国已经化解恩怨,改善关系,很少有人相信两国之间会爆发战争;只有德国可能是英国的敌人,英德之间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尽管英德之间在外交上探索合作的可能性,但德国海军的快速发展及其野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引起英国的戒备和不安。

如果英国的海军发展和舰艇建造仅仅保持与德国同等的标准,这将使英国民众和军界都难以接受。因为制海权对英国来说生死攸关,保持一支强大的海军才能掌握制海权。在此情况,亚瑟·李在议会上提出,传统的“两强标准”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两强标准”最好调整为“两倍于一强标准”(Twice One-Power Standard),或者说以2∶1的标准(Two-to-one Standard)应对主要敌人。这个标准仅仅针对德国,那么等于完全放弃原来的“两强标准”。但是,英国的利益遍布全球,其海军有责任保护整个英帝国,因此“必须有一支舰队可以到达地球最遥远的地方来保护英国的利益,如同有一支舰队保护帝国的核心一样”。[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910年3月14日(Hansard, 5rd Ser., vol.15, col.93: 14 March 1910),http:// 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10/mar/14/navy-estimates-1910-11。所以,这个标准应该适用于全球范围内,针对任何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海洋强国,该国“每建造一艘战舰,英国就建造两艘”。[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909年8月27日(Hansard, 5rd Ser., vol.8, col.1717: 27 August 1909)。1910年3月,海军大臣麦肯纳表示,传统的“两强标准”和“2∶1标准”并不矛盾,[注]英国议会议事录,1910年3月14日(Hansard, 5rd Ser., vol.15, col.93: 14 March 1910),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10/mar/14/navy-estimates-1910-11。因为当时仅次于英国的海军强国是美国和德国,而这两个国家不可能联合敌对英国。但是麦肯纳也发现,“两强标准”的含义已经混乱,政府内阁和海军部对它的理解不一致,首相对“两强标准”的解释也前后不一。因此,“两强标准”政策必须予以调整。

本研究发现,石河子大学本科生学习动机居中等程度。经过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总平均分小于临界的比例相当大,共96人,即有52.17%的大学生学习动机水平不高;总平均分高于4分的(学习动机较强)仅4人,占总人数的2.17%。从总体上看,本研究证实了当今大学生学习动机偏低,只有在能力追求维度上得分接近4分,其余均不到3分。因此,需要在教育教学中重视石河子大学本科生的学习动机。

1911年10月,温斯顿·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主张与德国展开军备竞赛。1912年3月18日,丘吉尔对“两强标准”的争论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他认为,海军的建设标准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为了保障英国的海军优势,采取一定的标准是必要的。“两强标准”最初提出时主要针对法国和俄国,这两国是当时英国最大的潜在敌人,但现在这两个国家不可能联合侵略英国。相反,随着德国海军实力的迅速发展,德国的一支海军就可能威胁到英国的安全。因此“‘两强标准’已经失去了其大部分的合理性和现实性,现在正需要调整我们的标准以适应实际情况和可能的意外危机”。考虑到当时的争论和英国现有的海军资源,丘吉尔不建议采纳针对德国的“2∶1标准”。丘吉尔的最后结论是“海军部实行的新的建设标准是,在无畏舰的建设方面发展60%的优势,超过德国海军现行的《舰队法》所规定的舰艇数量。对于小型舰艇,会保持一个更高的比例”。[注]Hansard, 5rd Ser., vol.35, col.1554-56: 18 March 1912.

丘吉尔的陈述结束了英国政府在海军建设标准问题上的摇摆,其演讲内容也为保守党政府所接受,“两强标准”的争论至此基本结束。

结 论

英国海军的“两强标准”政策从正式提出到基本放弃的这段时期,正是英帝国的安全和防御形势日益严峻的时期。由于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不能保障其海权在全球的压倒性优势,而以建造战舰数量为指标的“两强标准”,不但未能缓解英帝国的防御形势,反而又把英国拖入了海军军备竞赛,加重了英国的军事财政负担。从对“两强标准”持续不断的争论中可以看出,这项政策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仅仅强调海军对帝国防御的重要,也没有考虑到海军和陆军在防御上的协作,因此存在着战略上的缺陷。“两强标准”没有经过战争的检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英国在一战前夕最终放弃了难以为继的“两强标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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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本涛,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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