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期间，南部邦联在英国的代理人以英国船坞为基地大肆进行造舰活动。“亚拉巴马”号等邦联军舰在英国开工下水后，游弋于各大洋，开展以打击联邦商业航运为目的的海盗式作战。[注]《1819年中立法》禁止交战方在英国管辖范围内从事针对与英国保持和平的国家的造舰活动，但建造非武装船只的行为则不受干涉。邦联利用这一规定，先后在英国建造了“佛罗里达”号、“亚拉巴马”号、“谢南多亚”号等船只。这些船只下水后不久即秘密离港，驶往英国管辖范围之外的地区进行武装。联邦外交官员在上述船只逃离英国辖区前均已觉察其动向，并向英国政府提出拘捕船只的要求，但英方仍然予以放行。以“亚拉巴马”号为例，该舰于1862年5月15日在利物浦下水后，美国驻利物浦领事达德利掌握了大量可疑情报，驻英公使亚当斯向外交大臣罗素写信抗议未果。“亚拉巴马”号最终于7月29日出逃，前往亚速尔群岛后被改装成军舰并投入作战。直至1864年7月被联邦军舰击沉之前，它击沉或劫掠了69艘美国商船，成为美国内战期间危害最大的私掠舰只。美英之间围绕英制私掠舰船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在战后展开的一系列谈判和诉讼被统称为“亚拉巴马”号赔偿案，成为战后困扰美英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从1869年4月开始，美方不止一次提出数额巨大、难以满足的“间接索赔”要求，这使得谈判中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成为了此案争议最大的焦点。

对于美方何以执着于不切实际的间接索赔要求，目前尚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所谓“间接损失”不过是美国政客查尔斯·萨姆纳出于个人目的炮制的一套说辞，在法理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干扰了美方的决策思维，对谈判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注]阿德里安·库克(Adrian Cook)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专著是唯一一部对本案始末进行全方位研究的著作，作者认为萨姆纳发表演说的个人目的在于展示自身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以此掌控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其内在含义是：在这届不够成熟、未经考验的政府当中，许多内阁成员对突如其来的权位还感到不适应，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和知识无法与他相提并论，不足以应付本案极端复杂的陈词和谈判”；库克严厉批评菲什几度提出间接索赔要求的做法，认为菲什“或是出于无赖心理，或是由于愚蠢。以菲什在亚拉巴马号赔偿案谈判中的表现来看，很难称之为一位伟大的国务卿”。参见Adrian Cook, The Alabama Claims: American Politics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865-1872,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91, 216.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英方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始终对会谈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美方也并无索赔良策；反而是在间接索赔要求提出后，英方才呈现出积极合作姿态，双方于20个月之后达成了最终解决方案。国内美国史学者则指出：争端的实质“就是美国以亚拉巴马要求为契机，和英国争夺美洲优势地位”。 [注]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2页。这一概括无疑是精当的。

从研究视角来看，对美国政府索赔政策发展变化的研究，既应结合国际形势、地缘政治背景进行解读，探寻索赔与扩张两条线索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应着眼于格兰特、菲什、萨姆纳三位主要当局者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对萨姆纳在谈判中的地位与影响力给予重新评价，营造全景式的历史考察。

(1)堆载对桥梁桩基产生的竖向位移较小，一般在4～10 mm之间；(2)土体在沉降过程中产生水平变形和位移，对邻近桩基施加水平推力；(3)堆载对桥梁桩基产生的水平位移沿着桩基自上而下逐渐减小；(4)对称堆载产生的水平位移很小，但竖向位移比单侧堆载大；不对称堆载对桥梁桩基产生水平位移，且水平位移与桩径、距离有关；(5)堆载距离大于桥梁的安全距离200 m不会对桥梁产生影响。

国际社会中，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基尼系数主要是指一国不平均分配收入占据该国居民总收入的比重，数值介于0～1之间，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也就是说，一国或地区的的基尼系数大于0.4时，贫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成为该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均处于大于 0.4的状态，虽然有降低的趋势，但不能否认的是贫富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速的因素之一。

一、萨姆纳演说与“间接索赔”问题的提出

随着内战的结束，美国政府的外事日程表上增加了两项极为重要的议题。一方面，由于国家重获统一，加之对西部的征服基本已告一段落，美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开展对北方的扩张，对英属加拿大的领土要求再次浮出水面。另一方面，美国开始着手清点评估英制私掠船在内战中造成的严重损失。自1865年起，美国国务卿西沃德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向英国提出索赔要求。然而对于西沃德这位著名的扩张主义者而言，攫取加拿大才是他更热衷于实现的梦想，提出索赔要求的真实目的是制造舆论压力，迫使英国将加拿大割让给美国以抵消赔偿。[注]James. J. Barnes, Patience. P. Barnes, eds.,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rough British Eyes: Dispatches from British Diplomats, Vol.3,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347-348.面对索赔要求，帕麦斯顿和罗素两届内阁则采取不合作、不谈判的态度，声称美国船只和货物的直接损失已由保险公司赔付，故英国无须再支付任何费用，拒绝讨论任何与赔偿相关的事宜。

台风肆虐，险情不断，各地告急，多方受困，往往让一些不实信息有了“市场”，甚至谣言四起。如果准确正面的信息不能占领信息传播的高地，负面影响将不可估量，也将影响整个抗台救灾和社会的稳定。温州市对防台信息发布工作高度重视，防御工作各个阶段都主动向媒体发布台风动态、汛情信息和工作部署情况。10月8日，市政府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通报温州防台抢险救灾工作情况，并就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几个话题答复各大媒体。在整个防台抢险救灾过程中，相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多次上媒体、进直播间、到一线发布准确的信息，将不实信息和不良舆论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确保了防台抢险救灾工作的有序有力开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1月15日，菲什拜访了萨姆纳，尽管后者此时对菲什已怀有深刻敌意，菲什仍向他出示了罗斯的谈判方案，并要求他在两天内提出意见。17日，萨姆纳向菲什递交了他的“四点备忘录”，其内容如下：1.赞同罗斯关于一劳永逸解决美英之间一切争端的提议，并应以此作为谈判基点；2.英国国旗在加拿大降下，是谈判的必要前提，而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英国必须从西半球的一切殖民地撤退；3.英国如拒绝上述条件，任何双边会谈都不能举行；4.涉案舰只不止“亚拉巴马”号，本案不能简单地命名为“亚拉巴马”号赔偿案。[注]Edward L. Pierce, eds., Memoir and Letters of Charles Sumner, Vol.4, Boston: Arno Press, 1969, p.9.

但对于赔偿的具体解决方案，双方仍有重大分歧。英国的设想是由两国组成联合委员会进行双边商讨，会谈地点应设在伦敦，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方可委托某一友邦首脑进行仲裁；[注]John Morley, 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Vol.2, London: Macmillan, 1903, p.397.而美国早在1863年就通过驻英公使查尔斯·F·亚当斯提出了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的愿望。亚当斯于1868年5月卸任后，新任公使瑞弗迪·约翰逊继续探讨谈判事宜，并于1869年1月同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签订了《约翰逊—克拉伦登协议》。协议商定由双方各派两名代表，组成谈判委员会，如不能就赔偿问题达成共识，双方将共推一名仲裁法官进行裁决；如果连仲裁法官人选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将分别委任一名仲裁法官，再从两人中抽签选出一人进行裁决。[注] Thomas. W. Balch, The Alabama Arbitration, Philadelphia: Allen, Lane & Scott, 1900, p.95.

壳聚糖酶不仅是用于制备具有生物活性物质壳寡糖的关键酶，与此同时壳聚糖酶在植物病原体的生物防治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壳聚糖酶得到广泛应用依赖于以合理的成本生产高活性酶。近年来，壳聚糖酶相关的研究热点也集中在嗜热壳聚糖酶的开发。其来源主要是通过对嗜热微生物的直接提取或在其基因水平进行修饰而获得具有热稳定性的壳聚糖酶。利用微生物产生的壳聚糖酶处理甲壳质废弃物不仅能消除其对环境的污染，还能增加经济效益。在不久的将来，逐渐深入地对壳聚糖酶的分子机制及生化性质的研究，将促使壳聚糖酶在各行业中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莫特利作为萨姆纳的密友，在驻英公使的位置上忠实地履行萨姆纳的路线，屡次对抗格兰特的指示。在和克拉伦登会谈期间，他提出除非两国达成共识，认识到《中立宣言》是为祸之源，谈判才能继续进行，而且自作主张地声称这是总统的意见。[注]Beckles Wilson, America’s Ambassadors to England, 1785-1928: A Narrative of Anglo-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Freeport: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68, p.344.格兰特一怒之下，准备立即召回莫特利而另任他人，菲什以避免冒犯萨姆纳为由劝止了总统的举动。国务卿试图弥合总统与萨姆纳之间的分歧，争取使总统、国务院和国会一致将索赔问题置于首要地位，并达成策略上的共识。

1869年4月13日，在参议院即将对《约翰逊—克拉伦登协议》进行投票表决之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发表演说，正式提出了以国家名义进行索赔的问题。萨姆纳认为英方应在三个问题上负主要责任，一是英国于1861年5月发表的《中立宣言》意味着英国将美国内战视为国际战争，英国承认南部邦联的交战国地位，英国臣民向南部提供私掠船的行为也不被视为海盗行径；二是英政府对美方的多次抗议置之不理，未对在建的“亚拉巴马”号采取监控措施，对该舰的逃走负有过失责任；三是英国殖民地港口在战争期间多次为“亚拉巴马”号等私掠船提供补给。萨姆纳声称：“‘亚拉巴马’号烧杀抢掠的火光映红了洋面，而英国人的上述三桩罪行点燃了纵火者的火把”。[注]Charles Sumner, “Claims on England: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The Works of Charles Sumner, Vol.ⅩⅢ，Boston: Lee and Shepard, 1880, p.69.依照萨姆纳的估计，私掠船直接摧毁的船只和货物总价值约为1500万美元，但私掠活动带来的间接损失则极其巨大。首先，私掠活动沉重打击了美国海上商业，原先在美国注册的商船为避祸起见，约有40%转投其他国家，其中相当一部分转移到了英国名下，折合损失约1.1亿美元。到内战结束时，悬挂美国国旗航行的商船吨位数已由内战初期的2,897,185吨下降到了1,602,528吨，而同期英国旗下注册的商船吨位数却由5,895,369 吨上升到 7,322,604吨。[注] Ibid., p.82.其次，由于英国在内战初期就宣布中立，而《1819年中立法》又存在严重缺陷，英国实际上变成了叛乱分子的船坞和军火库，为南部邦联提供物资上的补给和精神上的支持，导致联邦政府平定叛乱的时间延长了一倍。萨姆纳据此暗示联邦政府在战争中支出的军费半数应由英国负担，仅此一项费用就高达20亿美元。[注] Charles Sumner, “Claims on England: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The Works of Charles Sumner, Vol.ⅩⅢ，pp.85-86.在随后的投票中，参议院以54比1的绝对多数否决了《约翰逊—克拉伦登协议》。

萨姆纳在演说中一直使用“国家损失”(national loss)一词，并以此为由要求国家意义上的赔偿，为美方随后提出“间接索赔”(indirect claims)要求提供了立论依据。曾在本案中担任美方顾问的资深外交官顾盛认为：“国家意义上的赔偿”与“间接索赔”在概念内涵上尚存在一定差距，但间接索赔可大致理解为“以国家名义进行的，针对由于间接或推定意义上的损失与伤害而进行的索赔”。[注]Caleb Cushing, The Treaty of Washington: Its Negotiation, Execution and the Discussions Relating Thereto,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873, p.35.

二、美方暂时搁置“间接索赔”要求及其原因

萨姆纳演说带来的轰动效应使得“亚拉巴马”号问题一时成为大西洋两岸共同关注的焦点。国务卿菲什在5月15日以总统名义致信驻英公使，声称总统完全赞成参议院的否决行动。英国政界反应强烈，桑顿向克拉伦登汇报说：萨姆纳的演说“受到共和党报章的一致狂热支持”，进而赢得了全体美国人的认可。[注]Charles C. Beaman, Alabama Claims and Their Final and Amicable Settlement, Washington: W. H. Moore, 1871, pp.302-304.演说以尖锐的方式提醒英国人，1861年《中立宣言》开创了允许交战方在中立国港口造舰的恶例，如不采取弥补措施，将使英国自食其果。耶鲁大学校长伍尔西评论说：“无论赔偿案怎样收场，我们会记住英国如何纵容我国的叛乱，这种记忆是不会很快沉睡的。如果情况没有改观，英国卷入下一场战争之日，就是众多‘亚拉巴马’号从美国港口出发，掠夺焚烧英国商船之时”。[注] John Dwinelle, American Opinions on the “Alabama” and Other Political Questions,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870, pp.57-58.英国考虑到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后一直在酝酿一场复仇之战，而美俄之间存在达成默契的可能，这已使英国海上商业面临极为现实的危险，无法再继续采取拖延不决的方式应对谈判。

莫特利的去职既是格兰特对萨姆纳的报复，同时更是美方对英释出的善意信号。由于加勒比海方向的扩张计划已无望实施，全力推动索赔谈判就成为格兰特政府唯一的选择。然而实际上，在187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谈判并无进展，格兰特仍对夺取加拿大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是导致僵局的重要原因。总统在6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再次提出，如果英国撤出加拿大，“亚拉巴马”号赔偿案可望在5分钟内得到解决。几位内阁成员提醒他，英国已多次表示过放弃加拿大的愿望，问题在于加拿大人对独立并无兴趣。美国政府打着索赔旗号的扩张政策收效甚微，徒然令英国内阁与自治领政府深感厌恶，也使美加之间的渔业纠纷进一步升级，加拿大于8月底将美国渔船逐出爱德华王子岛等重要渔场，酿成了一场外交事件。菲什趁机提出：赋予加拿大独立地位是避免冲突的唯一选择。桑顿回应说英方可将渔业纠纷与索赔问题一并提交仲裁，但对菲什要求在加拿大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则严词拒绝。[注]Adrian Cook, The Alabama Claims: American Politics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865-1872, p.142.11月上旬，桑顿提出可以有条件地对美开放渔场，前提是美方应解除对部分加拿大农副产品的进口限制。此方案遭到来自中西部牧区的参议员反对，同样未能打破困局。

然而，间接索赔要求的致命弱点在于缺乏足够的法理依据。著名法学家劳伦斯指出：英美法系历来认为伤害责任的追诉应当仅涉及所诉行为的“自然和邻近后果”，国际法上也从未有类似索赔要求获得认可的判例。[注]William. B. Lawrence, The Indirect Claim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reaty of Washington of May 8, 1871, as Submitted to the Tribunal of Arbitration at Geneva, Ottawa: Canadian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Microreproductions, 1986, p.41.20亿美元的索赔数字更是骇人听闻，除非割让加拿大给美国才足以抵偿。因此，英美两国舆论一致认定萨姆纳的目的在于延续西沃德的扩张路线，其醉翁之意在于夺取加拿大。美国国内的扩张主义者对萨姆纳演说给予热烈欢迎，密歇根州的参议员钱德勒赤裸地宣称：“如果英国友好地承认错误，并且放弃在加拿大的一切利益以抵消赔偿，两国之间就会实现永久和平；否则，和平就只能用强力获取……萨姆纳希望进行和谈，但英国若执意开战而无意和谈，那就让我们速战速决”。[注] Charles. F. Adam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y of Washingto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the War in the Transvaal, New York: Printed for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1901, p.105.上述言论被桑顿转述给英国政府，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英方的固有印象，认为萨姆纳演说表达了美国无止境的扩张欲望，是野心和贪婪的产物。

(1) 弹性阶段:在试验全过程的加卸载初期,各试件加载与卸载路径基本重合，弯矩-转角曲线基本成线性关系，节点的刚度没有出现退化现象，此时试件仍在弹性范围内受力。卸载后的残余应变也很小，正向和反向加卸载一次没有形成明显的滞回环。随着加载和循环次数的增加，节点的残余变形也随之增加，滞回曲线逐渐显现出明显的滞回环。

菲什的想法并未得到总统的充分配合。1869年9月25日，格兰特要求莫特利向英方传达以下信息：1.关于英制巡洋舰造成美国公民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总统尚未做好表态准备；2.关于更大范围内的国家赔偿问题，总统也尚不拟表明态度；3.英国由于承认南部交战国地位而造成的损失，总统目前也不试图去进行评估；4.驻英公使暂时不把探讨国际法条款的重要更改列入行动计划，上述问题都留待将来审议。[注]Caleb Cushing, The Treaty of Washington: Its Negotiation, Execution and the Discussions Relating Thereto, pp.29-30.总统暂时搁置间接索赔问题的做法，与菲什不谋而合，但其不分轻重地冷处理一切赔偿问题则出人意料，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加勒比海局势极大地吸引了总统的注意力。古巴独立战争于1868年爆发，到1869年夏，起义军已控制了广大的内陆山地。格兰特认为干涉古巴局势的时机已经到来，意图承认起义政权的交战国地位。菲什和萨姆纳对此均表示反对，后者指出如果这样做，美国在古巴扮演的角色将类似于英国在美国内战当中扮演的角色，不利于“亚拉巴马”号赔偿案的解决。而且起义政权一旦得到承认，英法也会援例承认美国国内印第安敌对部族的交战权。在窥伺古巴的同时，格兰特还密谋进行购买圣多明各岛的谈判，这一计划同样遭到萨姆纳的激烈抵制。菲什曾向萨姆纳保证：此事纯属“谣传”，如确有其事，将不惜以辞职抗议。但总统特使和多米尼加独裁者巴耶兹私下签订的合并条约最终于1869年11月被公之于众，令菲什极为尴尬。另一方面，总统和萨姆纳在如何看待《中立宣言》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格兰特认为尽管《中立宣言》极大地伤害了美国，但不应以此作为索赔依据，国际法原则赋予一国在他国内战期间拥有自主决定与交战各方关系的权利，这一权利是不容更改的。而萨姆纳则将《中立宣言》视为罪魁祸首和首要索赔依据，他虽然同样清楚依照现存国际法原则，英国的中立在法理上并不存在问题，但萨姆纳试图以修改国际法原则的方式迫使英国认错。[注] J. C. Bancroft Davis, Mr. Fish and the Alabama Claims: A Chapter in Diplomatic History, pp.22-23.

显然，约翰逊对于谈判缺乏原则性的把握，除谈判地点由伦敦改为华盛顿外，几乎完全顺从英国人的思路。协议同时暴露出英国并无谈判诚意，其之所以同意和谈，部分是为了以缓兵之计化解加拿大方面的压力，减缓美国的北进势头，从而集中精力应对由于普鲁士崛起而失去均势的欧洲政治新动向，并设法缓和俄国在黑海方面制造的紧张局势。克拉伦登设计的问题解决程序将诉讼局限在英美之间，排除中立第三方的介入。这样的程序一旦付诸实施，英方尽可处处作对，层层掣肘，将谈判拖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最终不了了之。此外，协议只将私人作为赔偿对象，未提及给美国造成的国家损失，甚至没有表示道歉或遗憾的措辞。[注] Frank. W. Hackett, Reminiscences of the Geneva Tribunal of Arbitration 187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1, p.49.上述原因使得美方不可能接受《约翰逊—克拉伦登协议》作为谈判基础，国内舆论的不满情绪也达到顶点。

总统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不久便发生了明显转变。1869年12月，格兰特在国会发表讲话，声称美国无意干涉西班牙与其美洲殖民地的关系，并相信欧洲列强将在恰当的时机主动赋予殖民地独立。[注]James. M. Callahan, Cub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Historical Study in American Diplomac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899, p.390.菲什对格兰特的转变深感欣慰，作为回报，他转而在圣多明各购买问题上支持总统，并力图说服萨姆纳同样转变立场，不再阻挠国会批准合并条约。萨姆纳无法相信菲什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竟能如此反复无常，他冷淡地回绝道：“您这样做，还不如辞职更好”。[注] Charles Sumner, “Personal Relations with th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of State,” The Works of Charles Sumner, Vol.XIV, Boston: Lee & Shepard, 1880, p.259.1870年3月15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否决了合并条约。但格兰特和菲什不肯放弃努力，6月的一天夜晚，菲什登门拜访萨姆纳，与之长谈至深夜，后者始终不为所动。失望之余，菲什竟出言询问萨姆纳是否有意接替莫特利出任驻英公使。这一貌似无意的失语令萨姆纳深感震惊，[注] Adam Badeau, Grant in Peace: Appomattox to Mount McGregor, Hartford: S.S. Scranton & Company, 1887, p.216.此举无疑暴露了菲什的意图：既将萨姆纳逐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扫除决策障碍，同时又可将其推向外交斗争的前沿阵地，继续保持对英舆论压力。随后，参议院于6月30日进行最终表决，赞成票仍未达到2/3的多数，圣多明各购买计划彻底失败。格兰特于次日即解除了莫特利的驻英公使职务。

三、“备忘录事件”与英方立场的最后转变

李小树斜着眼带着一副调侃的神态说：“你虚伪了吧？要是别人说没研究过女人，我或许还有点信。但是——你，一个搞艺术的男人，你说你没研究过女人，这话说出来恐怕连鬼都不会相信！”

首先应予认清的是萨姆纳的真实用意。萨氏本人确实表达过对加拿大的强烈渴望，他在发表演说不久后写道：“我盼望着英国割让北方的土地，希望我们拥有从纽芬兰到温哥华的整个地区”。[注]Ibid., p.106.不过，萨姆纳从未将割让加拿大视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他私下设想了四种可能的解决方式，“或是数量不定的赔款，或是领土割让，或是道歉，或是修订国际法原则，采取何种方式尚待研究，也可能是各种方案的综合产物”。[注] Adrian Cook, The Alabama Claims: American Politics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865-1872, p.112.1869年6月15日，萨姆纳在写给莫特利的信件中进一步将谈判前提浓缩为两点：一是英国从西半球撤退，二是修改国际法、海洋法原则。[注] Edward. L. Pierce, eds., Memoir and Letters of Charles Sumner, Vol.4, Boston: Arno Press, 1969, p.409.而随着事态的发展，萨氏显然比格兰特和菲什更早意识到夺取加拿大的不可行性，同年9月22日，萨姆纳在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集会上发表讲话，否认自己曾经明确提出过任何索赔或致歉要求，“只求将英国加于我国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让英国认真审视本案，决定如何赔偿；让美国民众认真审视本案，决定如何索赔。双方若能从这桩巨大的罪错，以及由此引发的争端中获得教益，制定面向未来的预防性国际规约，树立人性精神的里程碑，本人于愿已足”。关于加拿大问题，萨姆纳认为联邦政府应欢迎并支持加拿大加入合众国，但前提是必须在加拿大全体公民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因为“领土可转让，人民不可转让”。[注] Charles Sumner, “National Affai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Works of Charles Sumner, Vol.ⅩⅢ, pp.125-127.

总统的讲话是美方即将在索赔问题上发起最后总攻的信号，意在一鼓作气迫使英方签订城下之盟。英国特使罗斯于1871年1月抵美，与菲什商谈最终解决方案，罗斯仍然顽固地坚持英国一年以来的一贯立场，拒绝主动承认对“亚拉巴马”号的逃逸负有过失责任，称是否负有责任只能由国际仲裁法庭裁决。菲什深感一年多的谈判进展寥寥，与《约翰逊—克拉伦登协议》签订时相比，英方唯一的重大立场变化是由消极拖延谈判转为急切盼望仲裁。而英方是否主动认错，对于仲裁结果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英方如主动认错，双方即可在共识基础上对国际法的中立原则做出新的修订，将在中立国港口建造私掠船的行为视为非法，此后的仲裁也必然以修订后的中立原则为法律依据，判定英方应负赔偿责任，但英国海上商业也将在此后得到国际法的保护；反之如英方拒不认错，现有国际法亦无任何条款可以判定英方存在过失，仲裁法庭也无法判决英方支付任何赔偿，不过英国商船队也必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暴露在敌国私掠船的打击之下。

图1为过电压检测装置原理示意图。如图1所示，在动车组受电弓底架上，安装一段连接电缆至测量电极。由于电极与接触导线的距离较近，接触导线与测量电极上的过电压具有相同的幅值和相位。

法国在1870年9月败于普鲁士后，英法反俄联盟遭到严重削弱，俄国借机于10月31日单方面废除了1856年《巴黎条约》关于黑海非军事化的条款，英俄之间的战争危险进一步升级。亚当斯认为：怂恿美方在此时摊牌的正是俄国驻美公使。[注] Charles F. Adam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y of Washingto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the War in the Transvaal, p.113.俄国完全可能以美国港口为基地对英国进行海盗式打击，但以赔偿换取安全毕竟会令英国颜面扫地。此时需要给予最后推动力，使英方做出明智的抉择。

英国虽然态度强硬，但其软肋在于它必须为漫长的美加边界提供防务。从19世纪30年代起，美加边界围绕领土归属和渔业纠纷的争端此起彼伏，使英国疲于应付。迪斯雷利曾抱怨说：“这些讨厌的殖民地将在几年以后全部独立，它们就像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一块磨石。”[注]Trevor. O. 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69.1866年迪斯雷利组成保守党内阁之后，美国利用英国政界的这种心理，转而寄希望于利用在爱尔兰裔移民中拥有一定基础的芬尼亚运动，对加拿大发动越境袭击，并在加境内策划武装暴动，企图迫使英国因不堪骚扰而放弃加拿大各省。然而，这一做法同样未能收到明显效果，芬尼亚党人于1867年发动的暴动被英国镇压下去，同年，英国改加拿大为自治领，以推动加拿大各省联合自治的策略抵制美国的渗透和扩张。美国唯一的收获是：迪斯雷利内阁在谈判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同意进行双方政府的协商，继任的格莱斯顿内阁同样表达了谈判的意向。格兰特于1869年入主白宫后，尽管仍高调宣示对加拿大的领土要求，但却向英国驻美公使桑顿暗示“亚拉巴马”号赔偿案是美英两国之间存在的唯一严重问题。因此，索赔与扩张从一开始就是交织在一起的两条主线，在领土扩张难以得手的情况下，美国的索赔要求开始升温，两者在其政府决策者心目中的权重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英方对谈判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萨姆纳意识到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对美方有利的变化，不失时机地恫吓英方，收到了良好效果，迫使英方认真考虑谈判问题；另一方面，英方绝不可能同意以萨姆纳的要求为基础进行谈判，这是对英帝国荣誉和尊严的空前挑战。英国的这一心理在1869年下半年的双边接触中暴露无遗。1869年7月，在同加拿大财政大臣罗斯的非正式会谈中，菲什称萨姆纳的演说仅仅意在表达美国人民的愤怒，具体确定赔偿数额时，并不必以此为据。罗斯当即表示同意促成英方特使访美。[注]J. C. Bancroft Davis, Mr. Fish and the Alabama Claims: A Chapter in Diplomatic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93, p.44.9月底，菲什向英方提交试探性的照会，以较为温和的措辞重提“间接索赔”问题，不料英方反应格外激烈，格莱斯顿指斥菲什仍在沿袭萨姆纳的理论，扬言英国出于尊严考虑，将拒绝提出任何新的谈判动议。菲什立即通过私人途径向桑顿做出解释，辩称如此措辞的唯一目的是征得国会首肯，避免萨姆纳从中阻挠。10月16日，驻英公使约翰·莫特利即转告菲什，称克拉伦登急于达成解决方案。[注] Adrian Cook, The Alabama Claims: American Politics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865-1872, pp.121-122.对手色厉内荏的表现逐渐使菲什确信：萨姆纳和他的间接索赔要求已成为英方最大的心病，美方如能充分顾及格莱斯顿内阁的荣誉感，设法将萨姆纳和间接索赔要求排除出局，英方将乐于以最体面的方式妥协，但在此之前，仍要充分利用萨姆纳的影响力对英进一步施压。

在谈判进行到如此关键的时刻，萨姆纳变本加厉地提出英方完全无法接受的条件，无疑令菲什震惊，但经过考虑，菲什仍于24日向罗斯展示了“四点备忘录”，并表达了将谈判进行到底的愿望。仅仅一天后，伦敦即来电就“亚拉巴马”号的逃逸和劫掠行为向美方表示遗憾。[注] Adrian Cook, The Alabama Claims: American Politics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865-1872, p.164.随后双方几经磋商，于2月1日决定成立联合高级委员会，解决美英之间一切争端，索赔问题至此峰回路转。而“备忘录事件”则被亚当斯称为“外交史上最令人费解的事件之一”，[注] Charles F. Adam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y of Washingto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the War in the Transvaal, p.99.它何以成为扭转英方立场的关键是颇值得思考的。

11月20日，菲什再度约见桑顿，郑重提出英方应对国家损失给予实际补偿。12月5日，格兰特在年度讲话中显示强硬姿态，宣称将授权国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开展关于各类索赔事宜的调查取证，并将结果通知英国公使，以使政府能够有效地掌握“针对私人损失和其他一切损失在内的索赔权”。[注]Charles C. Beaman, Alabama Claims and Their Final and Amicable Settlement, p.307.这样，自前一年9月起就被美方搁置的间接索赔问题再度浮出水面。

朗读是学生语言学习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朗读教学的开展现状不容乐观。首先，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很多小学语文教师对朗读教学重视程度不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只关注生字词、阅读、写作等考试模块的教学，对学生语言能力培养不够重视，导致朗读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力度不足，影响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其次，由于受到自身综合素质的影响，部分地方小学语文教师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朗读训练体系，教师自身的普通话水平不高，难以对学生开展有效的朗读训练，最终影响了小学语文朗读教学的开展效果。

至此，间接索赔要求真正的存在目的，已仅限于迫使英方认错，并“制定面向未来的预防性国际规约”。尽管如此，萨姆纳在对英交涉中却从不放弃间接索赔，对加拿大的领土要求也不断升级。他深知只有在加拿大问题上施加足够压力，美方才能掌握足够的主动权，迫使英方宁愿以认错和修约来换取加拿大的安全，“四点备忘录”的提出正是这一策略的体现。

在美方的间接索赔攻势之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解决思路此时已为英方决策者私下认可。1871年1月9日，格莱斯顿在致外交大臣格兰维尔的信件中提出，当前要务在于敦促美方将物质利益同情感伤害赔偿切割开来考虑，并只将前者提交仲裁。首相写道：“如果他们能够从这一荒谬的立场后退，将获得解决问题的良机”，格兰维尔表示完全赞同，并称他无法理解以往政府何以如此吝啬一句道歉的言辞。[注]Agatha Ramm, eds., The Gladstone-Granville Correspon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08-209.相对欲壑难填的间接索赔要求，尽快以较低代价换取和平是可以接受的，但在不明美方底细的情况下，首相仍指示罗斯不得先行流露上述意图。事实上，对此时的美方而言，这场谈判同样拖延不起。菲什在1870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总统认为在不牵涉加拿大独立问题的情况下解决争端是明智之举，争端应在总统大选之前解决，这才是重要的。”[注] Adrian Cook, The Alabama Claims: American Politics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865-1872, p.145.由于就任以来政坛贪腐丑闻不断，而拉美方向的扩张计划又连遭挫败，格兰特迫切希望在选战前解决赔偿问题，为乏善可陈的第一任期增添一抹亮色。在屡次碰壁之后，总统在加拿大问题上已失去耐心，他激烈地表达了对萨姆纳的不满。英美双方此时已具备达成共识的基础，也急切希望和解，但仍然谨慎地维护着各自的立场，双方都无法预料贸然后退带来的后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菲什才破格向罗斯展示了本属私密性质的备忘录，并向罗斯承诺：美方不同意萨姆纳的主张，但为了谈判顺利进行，“政府会全力保证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即使不惜导致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之间的冲突”。[注]Daniel. H. Chamberlain, Charles Sumner and the Treaty of Washington, Worcester: Press of G. G. Davis, 1902, p.21.在菲什看来，萨姆纳的备忘录极有利用价值，菲什通过展示“四点备忘录”的方式将萨姆纳包装成为谈判的主要障碍，有其双重目的。一方面，由于菲什此前获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内部已有多数委员认可罗斯提出的仲裁方案，[注]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除萨姆纳之外的6名委员(奥利弗·莫顿、西蒙·卡梅伦、詹姆斯·哈兰、詹姆斯·帕特森、约翰·谢尔曼、莱曼·特朗布尔)中，只有特朗布尔始终坚持以领土赔偿解决争端，其余5人先后表态，赞同以罗斯的提议为基础继续谈判。 “四点备忘录”无疑就成为萨姆纳无视大局，一意孤行破坏谈判的证据，总统亦可借此以顾全大局为名，要求参议院投票罢免其职务，从而一劳永逸地驱逐萨姆纳这一处处作对的宿敌；另一方面，菲什将美方长期以来的间接索赔要求全部归结为萨姆纳个人野心的产物，总统和国务卿为争取英国放弃加拿大所做的努力，则被解释为顺应参议院意志的无奈之举。这样，菲什就以隐而不露、不失尊严的方式放弃了对加拿大的领土要求，避免英方因察觉到格兰特急于妥协的心态而有恃无恐。

菲什的计划收到了成效。3月10日，参议院通过表决罢免了萨姆纳的外交委员会主席职务。5月8日，英美双方签署了《华盛顿条约》。此时，菲什仍对条约的命运担心不已，他料定萨姆纳必然怀恨在心，可能会全力阻挠国会批准条约。菲什千方百计剥夺萨姆纳及其支持者的发言权，防止他们提出修正案。实际上，萨姆纳后来将自己被免职的原因归结为在圣多明各购买问题上触怒总统，而只字未提“四点备忘录”。[注]Charles Sumner, “Personal Relations with th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of State,” The Works of Charles Sumner, Vol.ⅪⅤ, pp.275-276.对于条约，萨姆纳投了赞成票，《华盛顿条约》最终以50比12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班克罗夫特·戴维斯回忆说：早在条约文本的讨论过程中，萨姆纳即对条约第6款中规定中立国义务的“三原则”大加赞赏。这些原则是：1.中立国政府应运用“充分注意”原则阻止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建造、武装、装备船只及利用船只同与该中立国政府保持和平状态的国家作战之行为。应运用“充分注意”原则阻止此类船只从其管辖范围内出发进行巡航或作战，应阻止将此类船只进行改装，用于战争的行为；2.中立国政府不应允许或容忍交战国的任何一方利用其港口、领水作为打击另一方的海军基地，或用于补给军火物资、扩充军备、人员招募；3.中立国政府应对其本国港口、领水及其管辖下的所有人员运用“充分注意”原则，以避免违反上述责任义务的情况出现。条约进一步规定：“缔约双方一致同意遵守上述原则，并将其知会其他海洋国家，邀约各国共同遵守”。[注] Freeman Snow, eds., Treaties and Topics in American Diplomacy, Boston: The Boston Book Company, 1894, p.97.依据上述原则，英国无疑在“亚拉巴马”号赔偿案中负有过失责任。尽管具体赔偿数额还有待仲裁确定，“三原则”的通过已宣告美国在法理上取得了本案的胜利。条约并未提及间接索赔问题，但修改国际法原则一事既已水落石出，对萨姆纳而言，目的已经达到了。依照条约的规定，由美、英、意、瑞士、巴西五国法学家组成的仲裁法庭于1871年12月在日内瓦开庭。次年9月，法庭判定英国应向美国赔偿1550万美元，“亚拉巴马”号赔偿案以美国胜诉告终。

结 语

仲裁法庭的最终裁决使英国内阁面临着一定的舆论压力，但格莱斯顿辩称：1550万美元的赔偿数额“与这一判例所蕴含的道义价值相比，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尘埃”。[注]Graham D. Goodlad, British Foreign and Imperial Policy, 1865-1919,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7.对英国政府而言，赔偿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一笔必要投资，“道义价值”上的回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际上通过对“三原则”的确认，重新定义了中立国的战时法律责任。英国的对手将无法在未来战争中利用中立国港口从事针对英国的造舰活动，从而保障了英国海上商业的安全；第二，“亚拉巴马”号赔偿案的和平解决，有效地化解了英美百余年的积怨，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为后世的“英美特殊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美国能够最终赢得诉讼，既得益于国际形势的有利因素，同时又是合理运用谈判艺术的结果。普、法势力的此消彼长，以及俄国在黑海方面的动向都使英国面临着现实的危险，为美英谈判创造了有利时机。萨姆纳提出的间接索赔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趁机夺取加拿大的领土野心，但综观本案全过程，间接索赔要求起到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只是由于格兰特的注意力此时聚焦于加勒比海局势，尚未对索赔问题给予足够重视，致使英美后续谈判一度停滞不前，这也是导致人们对间接索赔要求产生误读的重要原因。

菲什利用英方急于将萨姆纳和间接索赔要求排除出局的心理，视萨姆纳为保持对英外交压力的工具，最终以驱逐萨姆纳为筹码换取英方妥协。二人之间尽管相互敌视，但在谈判基点的把握上却殊途同归，都认为赔偿案应在修改国际法原则、确定英方责任的前提下解决。萨姆纳的强硬立场与菲什的务实作风看似针锋相对，实则共同服务于这一目的，在谈判过程中两者虚实相应，互为声援，收到了刚柔并济、相得益彰的效果。而萨姆纳对《华盛顿条约》出人意料的拥护，进一步印证了亚当斯的判断：萨氏并非“俾斯麦式的铁血政治家”。[注]Charles F. Adam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y of Washingto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the War in the Transvaal, p.103.貌似狂妄的扩张主义话语与其说是目的，不如说是策略和手段，其行为动机不能排除气质个性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要从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去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