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福特政府对韩人权政策，笔者所能接触到的相关外文文献主要有《美韩联盟》(The US-South Korea Alliance)[注]Gerald L. Curtis, Sung-Joo Han, The US- South Korea Alliance,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1983.、《韩美关系(1866—1997)》[Korean-American Relations(1866-1997)][注] Yur-Bok Lee, Wayne Patterso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美韩联盟(1961—1988)》[The US-South Korea Alliance (1961-1988)][注] Jong-Setlee, Uk Heo. The US-South Korean Alliance (1961-1988),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2.、《民主与人权：美韩关系1945—1979》(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US-South Korea Relations 1945-1979)[注] Bong J. Ki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US-South Korea Relations 1945-1979, Toledo, Ohio: University of Toledo, 1994.等。但上述著述对该问题都仅限于简单概述，缺乏深入研究。

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职位的业务工作是文献整理、编辑与出版，其职责之一是编制专题书目和索引，以服务于学术研究。例如王重民编《国学论文索引》（中华图书馆协会1929年出版）、赵万里编《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出版）、孙楷第编《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出版）等。其职责之二是参与编辑馆刊和杂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有《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读书月刊》《北京图书馆协会会刊》以及《图书季刊》（中、英文两版）等。赵万里、向达、王庸、贺昌群等青年编纂都曾参与上述馆刊和杂志的编辑事务。其职责之三是进行文献整理与研究，发表学术文章。

国内就福特政府对韩人权政策的研究同样较少，且散见于各类专著、论文中。梁志在《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一书中专章论述了1969—1987年美国改善韩国民主和人权状况的努力，并指出其具体手段和宏观目标的背离，但福特政府作为1969—1987年间的一个短暂阶段，其笔墨较少。[注]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84页。马德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从肯尼迪到卡特时期美国对韩政策研究》中从多方面介绍了尼克松—福特政府的对韩政策。其中，对美国对韩人权政策也有所涉及，但未对福特政府进行单独研究，而是将之与尼克松政府作为同一研究对象。[注] 马德义：《从肯尼迪到卡特时期美国对韩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此外，马德义在《美国政府与国会在对韩人权政策上的分歧》一文中详细分析了福特政府与美国国会在韩国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但其论述主要落于宏观层面，而对双方在具体事件中的博弈论述较少。[注] 马德义：《美国政府与国会在对韩人权政策上的分歧》，《外国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47—54页。郭永虎、薛丹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形成新探》一文中梳理了美国尼克松直至卡特时期人权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演进，但其关注重点在宏观方针，具体实践案例较少。[注] 郭永虎、薛丹：《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形成新探》，《美国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86—100页。总体而言，国内外对于福特政府对韩人权政策，尤其是对该政策在具体事件中的落实情况的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了福特政府对韩人权政策这一主题，以1976年金大中事件作为切入点与具体案例，借助福特任期内的《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档案数据库》(Access to Archival Databases，简称AAD)、《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FRUS)、《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简称DNSA)、《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简称DDRS)、《美国国会文献集》(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等档案对该问题做以探究。

一、尼克松—福特政府的对外人权政策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国会已为对外人权政策的发展做出努力。[注]如1961年，国会制定了《1961年对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1)，将美国对外援助同受援国人权挂钩。详见李世安：《美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与人权外交》，《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第4页。然而，出于国家利益及冷战对抗的需要，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诸多人权状况堪忧的“独裁政权”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政府与国会就该问题频频发生分歧。70年代前，国会在外交决策中被边缘化，[注] 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2页。理想主义的人权准则无法左右美国外交。

在金大中等人的上诉过程中，检控官态度依旧强硬，甚至要求法院加刑。[注]对金大中的判刑，检控官要求由原先的8年徒刑加刑至10年。“December 14 EA Press Summary,” December 14,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TATE 30 2860.12月20日，金大中获得了一次陈述机会，他在庭上表示，当法官拒绝传唤被告的目击证人后，他就不敢奢望获得公正的审判，但他依旧要为“一个具有良知、崇尚知识、信仰自由的社会”向在场所有人发出号召。[注] “December 20 EA Press Summary, ”December 20,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TATE 307055；金大中：《金大中自传：我的人生，我的路》，第176页。12月29日，上诉法院宣布支持18名被告的定罪，但对刑期进行了缩减，原判8年徒刑的被改判为5年，原判2—5年徒刑的被改判为1—3年。金大中表达了对判决结果的不满，表示将向最高法院上诉。[注] “Press Material,” December 30,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STATE313382；“December 30 EA Press Summary,” December 30,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STATE313376.12月30日，18名被告提交上诉状。1977年3月22日，最高法院宣布维持原判。[注] 李宝奇：《韩国修宪历史及其政治制度变迁研究》，第239—245页。1978年，金大中从监禁被减刑为软禁在家。1979年朴正熙被刺后，金大中恢复了政治权利。

同美国国会不同，福特政府对此的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福特政府希望朴正熙政府可以释放金大中等人，避免引起美国国会及公众舆论的不满，以防美国在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达成受到掣肘。不过福特政府对金大中事件的关注，更多出于顾忌美国国会，维护人权并非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福特政府不愿轻易介入韩国内部事务。故与朴正熙政府接触时，福特政府一般不表达自身的主观态度，多以美国国会为借口劝诫朴正熙政府释放金大中等人。此外，在公开场合，福特政府对该事件的态度模棱两可。

随人权因素纳入美国的外交实践，美国对韩国政策也该相应调整，然而，在应对具体事件时，如1976年的金大中事件，美国政府对韩国政策依旧背离了人权准则。

二、金大中事件始末

1976年3月1日，《三一民主救国宣言》在汉城(今首尔)明洞圣堂的祈祷会上被宣读，旨在抵制“维新体制”、要求朴正熙总统(Park Chung Hee)下台。所谓维新体制，即朴正熙的独裁统治。1972年10月17日，朴正熙以国家安全与经济形势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解散国会、禁止政治活动与群众游行、实行军事管制，史称“十月维新”。11月，韩国通过宪法修正案(也称“维新宪法”)，以立法形式正式确立维新体制。“维新宪法”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大权集于总统一身，延长总统任期至6年，并取消了对总统连任的限制。

由于新闻审查制度，《三一民主救国宣言》未能刊于韩国国内报端，反倒载于日本各报，并被评价为“第一次对维新体制下的朴正熙政权以正面抨击”。[注]金大中：《金大中自传：我的人生，我的路》，黄玉今、姜立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随后韩国当局据《总统紧急措施》第9号[注]《总统紧急措施》第9号颁布于1975年5月13日，规定：在大敌当前的局势下学生和市民必须禁止四种行为，即1.捏造谣言或歪曲国政现状并予以传播；2.通过集会、示威或新闻、广播、通信等公众传播手段，或通过文件、图书、录音等媒体进行否定、反对、歪曲、诽谤现行宪法，或主张、请愿、煽动及宣传修改或废止现行宪法的行为；3.除正常教学、研究或事前得到校长允许的活动及其他非政治活动外，学生不得进行集会、示威或开展有关政治活动；4.公然诽谤该措施的行为。第9号令还规定违反者可不经法官批准予以逮捕。见李宝奇：《韩国修宪历史及其政治制度变迁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9—245页。对18人进行起诉，其中7人未被拘捕，实行不拘留起诉。因为金大中(Kim Dae-jung)在被捕人士中声名最盛，是“韩国政治运动的象征”，[注] “Secretary’s Staff Meeting,” March 15, 1976, DNSA, KT01913.美国将该事件称为“金大中事件”。[注] 美国档案也称之“三一明洞事件”(March 1 Myongdong Affair/Incident)、“独立日事件”(Independence Day Affair/Incident)；韩国史则多称“明洞圣堂事件”。

据金大中回忆，“《民主救国宣言》发表后，不知为什么，朴正熙政权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又过了五六天后，即到了3月6日，当局才……逮捕了参加签名的人”。[注]金大中：《金大中自传：我的人生，我的路》，第173页。但据美国驻汉城大使馆3月9日发往华盛顿的电报，3月8日晚10点15分韩国海外信息处(Korean Overseas Information Service)发布新闻稿称，3月8日下午因涉嫌煽动反政府颠覆活动，韩国前总统尹潽善(Yun Po-sun)在家中被当局问询，金大中则被当局带走调查。新闻稿特意强调了“带走”(taken)同“拘留”(in custody)、“逮捕”(under arrest)的区别，以示金大中并非被拘捕。美国驻汉城大使馆认为这是由于朴正熙政府充分意识到了美、日对金大中的敏感态度。与此同时，韩国国内所有的报刊、广播、电视都未报道相关消息。[注] “Independence Day Affair: Kim Tae-chung, Chong Ⅱ-kyong, Yun Po-sun,” March 9,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SEOUL01765；据金大中另一部自传中称：“我也于3月8日凌晨被带走”，参见金大中：《金大中自传》(上)，李仁泽、王静、高恩姬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6页。

通过理论推导、软件仿真及实验分析，研究了泄漏对于液压系统流量、速度的影响；推导出了泄漏对于速度的影响表达式，为今后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参考；基于AMESim建立了调速阀进油节流调速回路仿真模型，仿真研究了外加负载对液压缸泄漏以及泄漏量对活塞速度的影响，得出了负载-流量、负载-速度、流量-速度曲线。

5月4日，对金大中等18名相关人士的审判开庭，此次庭审对保密性做了严格要求，禁止拍摄、广播，只允许30家外媒入场。[注]“Trial for Myongdong Affair Participants to Begin May 4,” April 23,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STATE214650; “May 4 EA Press Summary,” May 4,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STATE108411.被告律师以退庭相挟，抗议审判不够公开；被告家属们于庭外静坐示威，百名同情者(包括约20名外国传教士)加入其中。[注] “May 5 EA Press Summary,” May 7,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STATE110654. 最终，审判被推迟至5月15日重新开庭。然而，保密性更甚前次的第二次庭审依旧草草收尾。尽管部分被告家属收到了旁听券，在金大中夫人的带领下，被告家属们当场将其烧毁，拒绝入庭；路障外聚集了约200名同情者，高唱歌曲《我们要战胜一切》(We Shall Overcome)，直到警察带走了约20名被告家属。当日上午10点正式开庭，被告律师以准备时间不足为由再次要求延迟审判。庭上的金大中表示，他们并非意在推迟庭审，只是希望被告能获得充足时间同律师交流。此外，金大中特意指出，他和他的律师都未能获取《三一民主救国宣言》的复件。检控官对此做出回应称，被告已同律师会面五次，并拒绝在此时发布宣言内容。当法官驳回被告请求后，被告律师退庭抗议审判不公，金大中则保持缄默，拒绝回答检控官的一切问题。[注] “Myongdong Affair Second Trial Session, ”May 15,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EOUL03626；“May 17 EA Press Summary, ”May 17,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STATE120976；但据金大中回忆：“第二次公开审判时，旁听券都在大街上被大火烧光了。旁听席上坐着的全都是机关要员而并非我们的至亲家人，这是因为他们不想给我们真正的家人旁听券”，参见金大中：《金大中自传》(上)，第208页。

此后，该案又历经十余次开庭，被告律师常以退庭的方式抗议审判不公。8月3日该案第13次开庭，检控官表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要求法院判决金大中10年徒刑。被告律师再次退庭抗议。[注]“Myongdong Trial-AUGUST 3,” August 3,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EOUL05982.又经数次开庭，8月28日，法院终于宣布判决：裁定被告扭曲事实并通过宣言传播谣言；攻击《总统紧急措施》；提议修改维新体制。据《总统紧急措施》第9号令，宣判被告有罪。其中，金大中等4人被判8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8年，其余14名被告被判处2—5年不等。[注] “Myongdong Trial-SENTENCES,”August 28,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EOUL06747；金大中：《金大中自传》(上)，第209页。但是据金大中的另一部自传称：“审判的结果，我被判处7年监禁，在所有的被告中，我是唯一被判了重刑的人”。见金大中：《金大中自传：我的人生，我的路》，第173页。庭后金大中夫妇立即表示要上诉。[注] “August 30 EA Press Summary,” August 30,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TATE214650.

越战与水门事件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带来了契机。参与越战的正义性始终难以论证，水门事件则引爆了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宪政危机——产生自本国民主制度的政府，却反过来践踏了美国引以为傲的民主信仰和法律精神。本就因秘密外交和未经授权便发动战争[注]如1969年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美国B-52轰炸机对柬埔寨进行的未经授权的秘密轰炸。详见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第215页。而声誉受损的尼克松政府信誉彻底破产，自此，美国政府行为的道德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加强权力制衡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的意识在公众与国会中增强。[注] 周琪：《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2页。这一趋势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公众舆论与国会立法[注]国会通过一系列法案将对外援助同受援国的人权状况联系起来，如《1973年对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73)、1975年修订的《1961年国际开发和粮食援助法》(1961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Food Assistance Act)和1976年的《国际安全援助和武器出口控制法》(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and Arms Export Control Act)等中均有相关条款涉及。的压力下，联邦政府被迫将道义与人权纳入美国的外交考量之中，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超然地位开始受到国会掣肘。[注] 详见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第210—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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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方对金大中事件的反应

(一)美国国会营救金大中

金大中事件发生后，美国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与阿兰·克莱斯顿(Alan Cranston)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联邦政府详细调查韩国人权状况，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复审美国对韩国的经济、军事援助计划。声明斥责了韩国1975年通过的《总统紧急措施》第9号令，因为这一法令禁止对朴正熙政府的任何批评，并对金大中事件表达了同情与关注；同时还批评联邦政府在韩国人权问题上无所作为，称其只会耍弄口头功夫。参议员肯尼迪与克莱斯顿表示，他们并非想危及韩国的安全利益，只是因为韩国最大的危机不在于外部的军事冲突，而在于内部的恐怖氛围和镇压体制。[注]“Senators Kennedy and Cranston Announce Intention to Review U.S. Assistance to Rok,” March 13,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STATE061146.众议员尤德尔(Udall)也就金大中事件发表了批评性声明，呼吁重审美国对韩国的援助项目。众议员、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唐纳德·弗雷泽尔(Donald M. Fraser)在国会奔走游说，为两封信函寻求联署者——一封致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要求美国行政部门报告韩国人权状况；另一封致总统福特，要求将美国对韩国的安全政策同朴正熙的国内政策相分离。[注] “Informa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i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Bergold)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Rumsfeld,” March 16, 1976, FRUS, 1969-1976, Vol.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275. 5月4日福特政府收到了弗雷泽尔与其他118名国会议员联署的信函，其要求行政部门反对朴正熙政府对金大中等民主人士的镇压。弗雷泽尔称金大中等人被捕后只见过一次律师，故要求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出面介入，务必让朴正熙政府明白金大中等人有权同律师、家人见面。[注] “May 4 EA Press Summary,” May 4,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TATE108411; “Fraser Letter on Myongdong Affair Trial,” May 19,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TATE123173.5月14日，国际关系委员会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份有关《1976年国际安全援助和军事输出控制法令》的报告。报告中称：加强(对韩国援助的)限制是因为韩国对人权的侵犯日益严重……修正案(指《1976年国际安全援助和军事输出控制法令》)的讨论中提到了反对党领导人金大中及其他政治、宗教领袖的被捕。面对韩国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美国愈发难以证明援助韩国的正义性。[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and Arms Export Control Act of 1976,” May 14, 1976, 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Serial Set Vol.No.13134-6, Session Vol.No.1-6, 94th Congress, 2nd Session, H. Rpt.1144.

8月28日金大中案的判决宣布后，弗雷泽尔于9月2日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份有关朝鲜、韩国政府行为的报告，建议在众议院1506号决议中插入以下内容：众议院当……第一，对审判结果表示遗憾……第二，敬请韩国政府赦免判决。[注]“Concerning Recent Actions by The Governments of North Korea And South Korea,” September 2, 1976, 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Serial Set Vol.No.13134-11, Session Vol.No.1-11, 94th Congress, 2nd Session, H. Rpt.1462.9月30日，克莱斯顿等18名参议员联署致函朴正熙总统，称该审判结果损害了美韩两国关系，削弱了美韩共同抵御朝鲜军事威胁的效果，要求其重新考虑对金大中等人的镇压行为与审判结果，并对金大中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忧。[注] “Sen Cranston And Rep Fraser Announce Protest To President Park,” October 27,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TATE265464. 金大中被捕后健康便每况愈下，3月26日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助理国务卿哈比卜(Philip Habib)称金大中病得非常严重，可能“时日无多”，见“Secretary’s Staff Meeting,” March 26, 1976, DNSA, KT01921.金大中夫人也表示监禁生活使其丈夫的身体状况恶化，金大中需要立刻就医，见“September 27 EA Press Summary,” September 27,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TATE239736. 10月6 日，弗雷泽尔等135名众议员联署致函朴正熙总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并要求赦免金大中等人的刑罚。10月27日，克莱斯顿与弗雷泽尔发表联合声明，称153名国会议员对金大中事件审判结果的抗议已送达朴正熙总统处，并批评联邦政府对审判结果的无所作为和立场模糊。[注] “Sen Cranston and Rep Fraser Announce Protest to President Park,” October 27,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TATE265464.

2012年统计，全国有600座城市编制了城市防洪应急预案，占有防洪任务城市的95%，比2010年提高了近14个百分点。很多城市着力构筑全方位、多层次的防洪排涝应急预案体系，取得了很多宝贵经验。例如，北京市对下凹式立交桥、排水泵站、易积水点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逐一制定应急排水抢险预案，提高了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长沙市在编制城市防洪预案和排渍预案的基础上，要求每个涉水建设项目的业主单位编制防汛预案，报市防指审批，并适时组织督察，以保证每个在建涉水建设项目的防洪安全。

(二)福特政府“营救”金大中

1973年，受到苏联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刺激，尼克松政府认识到，是时候重新看待人权问题了。[注]“Briefing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ffairs (Popp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 October 1, 1973, FRUS, 1966-1976, Vol.E-3, Documents on Global Issues, 1973-1976, Document 231.福特就任总统后，在对外人权政策上的态度较之前任尼克松更为积极明朗。在1974年8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有关国际法和人权的声明中，政府首次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即一国在其国际职责范围内履行尊重和推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不受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法律限制；面对在人权问题上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国家，美国将公开表示关注或谴责，撤回主要外交代表与部门，停止所有的经济、军事援助等。[注]“Statement from the Legal Adviser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Rights,” August 26, 1974, in National Archives, 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藏, RG 59, L/HR Files: Lot 80 D 275. 转引自郭永虎、薛丹：《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形成新探》，第93页。同年10月，国务院制订了一份题为“美国人权政策与独裁政权”的文件。文件认为，如何与违反人权的国家打交道，有以下可供选择的方针：维持现状、消极应付、有选择地进行政策调整、主动发起人权攻势。为了增进国内的对外政策共识，改善美国处理外交难题的能力，文件建议选择第三种方针，即在有限的范围内进一步表达对人权事业的关心，更为主动地与外国政府进行有关人权问题的私下讨论，在国际组织中更加积极地宣传人权思想，在适当的时候与违反人权的外国政府划清界限。[注] “Summary of Paper on Policies on Human Rights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October, 1974, FRUS, 1969-1976, Vol.E-3, Documents on Global Issues, 1973-1976, Document 243.

从整个事件过程来看，朴正熙政府对金大中事件的态度可谓一波三折，美方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觑。不过除了美国国会与福特政府外，美国媒体[注]美国媒体对朴正熙政府的负面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国会对韩国人权问题的态度, 并成为美国国会议员的重要信息来源和取证途经(由于对韩国人权状况的立场不同，国会很难从政府方面获取相关信息)。出于对外国社会状况的陌生，驻外记者往往依靠美国政府的驻外机构获取消息，但由于对朴正熙政府的立场相悖，美国驻韩记者无法获得这类机构的支持，转而依靠韩国政治活动家、韩国本地记者等获取信息，而这些人大多是朴正熙的反对者。Patrick Chung, “The ‘Pictures in Our Heads’, Journalists, Human Rights, and U.S.-South Korean Relations, 1970-1976,” Diplomatic History, No.5, 2014, pp.1136-1155.、日本方面的抗议[注] “Japanese Reaction to Arrest of Kim Dae Jung, ”March 9,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TOKYO03545；“Japanese Reaction to Sentencing of Kim Dae Jung,” August 30,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TOKYO13049.、韩国国内的反对声，都共同左右了金大中事件的发展。

美国国防部也对金大中事件有所关注，3月16日，代理助理国防部长伯戈尔德(Harry E. Bergold)在给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备忘录中表达了对该事件的担忧，认为这将影响国会对韩国的支持。伯戈尔德建议国防部强调以下立场：朝鲜半岛的长期和平是国防部的主要目标，对韩国的军事援助计划同抵御朝鲜进攻息息相关；国防部对韩国国内镇压的关注不应消解保卫和平的努力。同时，伯戈尔德认为有必要向朴正熙政府施压以平息国会和舆论对金大中事件的批评，但需随机应变，因为施压可能造成韩国政府更强的不安全感，反而加强镇压以维持国内稳定。此外，伯戈尔德提到行政部门对金大中事件的立场是“我们关切韩国的人权状况，并已使韩国政府意识到我们对此的关切”，而基辛格则“强烈反对向朴正熙施压”，伯戈尔德于是建议拉姆斯菲尔德可以和基辛格协商韩国问题。[注]“Informa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i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Bergold)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Rumsfeld,” March 16, 1976, FRUS, 1969-1976, Vol.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275.

3月18日施耐德会见韩国总统府秘书长金正濂(Kim Chong-yom)，施耐德强调审判金大中等人的不利后果，并表示韩国应当为了自身利益释放金大中等人。此外，他还强调美方是以“面临着共同问题的同盟”身份在同韩国交流。金正濂拒绝了施耐德的建议并表示，韩方明白此时正值美国选举年，韩方会尽力将事件影响最小化，但金大中等人的行为是煽动反政府活动，释放金大中等人只会导致韩国动荡，并使美国陷入更严重的政治论辩，给朝鲜的侵略以可乘之机。金正濂甚至表达了如下“私人观点”：韩国政府准备接受美国军事援助和银行信贷的缩减作为维持国内稳定的代价。[注]“Arrest of Korean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Figures,” March 18,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EOUL02051.3月25日施耐德向基辛格汇报了他与韩国外长朴东镇(Park Tong-chin)的会谈。朴东镇就《华盛顿邮报》将朴正熙与金日成做比的言论表示不满。施耐德表示《华盛顿邮报》不代表美方立场，美国也不愿干涉韩国内政，但请韩方充分考虑美国国会和公众对此事的广泛关注。[注] “U.S. Ambassador Richard Sneider Provides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with a summary of his conversation with 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Park Tong-jin in which discussion centered on South Korea’s domestic policies,” March 25, 1976, DDRS, CK3100598990.朴东镇表示请美方给予三到四年的耐心与理解，如此朴正熙总统才能巩固经济发展成果、提高自我防御能力，届时韩国就足以抵御朝鲜的进攻。施耐德重申美方立场，并表示期待美国国会和公众舆论的“耐心与理解”不太现实。[注] “U.S. Ambassador Richard Sneider provides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with a summary of his conversation with 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Park Tong-jin in which discussion centered on South Korea’s domestic policies,” March 25, 1976, DDRS, CK3100598991.3月26日，哈比卜在会议上向基辛格汇报金大中事件的进展：韩国政府已起诉金大中等18人，金大中之外的被告都据刑罚较轻的法案起诉；但韩国政府据另一法案重新起诉金大中，一旦罪名成立，金大中将被处以死刑。哈比卜表示，无法确定从轻起诉金大中以外的被告是否算是韩国政府对抗议声的回应。此外，哈比卜本人将于当日下午4点同参议员汉弗莱(Hubert Humphrey)领导的韩国小组委员会会面，哈比卜表示小组委员会必将令他度过 “一段糟糕的时间”，但他会坚持立场。[注] “Secretary’s Staff Meeting,” March 26, 1976, DNSA, KT01921.4月7日，在朴东镇与施耐德的会面中，朴东镇表示朴正熙总统非常满意美国政府对金大中事件的立场，包括国务卿和政府发言人的公开声明，但美国政府不应默认“加入国会的批评”；朴正熙总统仍期许最紧密的美韩合作，尽管他不会向美国国会妥协。[注] “Foreign Minister Park’s Meeting with the Secretary,” April 8,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EOUL02595.可见，此前美国政府尚未对金大中事件表示公开谴责。

5月14日，得知金大中案的审判延期后，基辛格在会上直呼“这群疯子为何这么做”，哈比卜回道：“因为朴正熙决心不让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反对他……他(朴正熙)对金大中异乎寻常地讨厌”。之后哈比卜汇报了尼克松政府外交文件的泄露，这些文件被用来证明“总统(指尼克松)、你(指基辛格)、黑格(Alexander Haig)以及所有人都在告诉韩国人：我们不准备干涉韩国内部事务……其中一份电报是你(指基辛格)指示我别对韩国施压”。基辛格否认自己曾有过类似意图，言下之意似乎是其他人，包括他的部属，都误读了他对韩国的态度，而这种误读在政府内部广泛流传，甚至连驻外大使也被误导了。接着哈比卜表示，那份指示他别对韩国施压的电报来自胡梅尔(Hummel)，“是胡梅尔在说国务卿如何如何”。之后基辛格又对被泄露文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注]“Secretary’s Staff Meeting,” May 14, 1976, DNSA, KT01951.在这段会议记录中，基辛格否认了“不干涉韩国内部事务”的原则，但据3月16日基辛格本人发往汉城大使馆的电报，基辛格明确表示不愿干涉韩国内部事务，[注] “Arrest of Korean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Figures,” March 16,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TATE265464.可见5月14日会议上所言难免有推脱责任之意。基辛格与哈比卜真正担忧的是文件泄露后，政府会在人权问题上显得非常软弱，而这将刺激人权主义者。[注] “Secretary’s Staff Meeting,” May 14, 1976, DNSA, KT01951.

“金大中的幸存有赖于各国政府的干预，尤其是美国，但……美国政府首要关注的仍是维持反共的汉城政权”。[注]Hyung-A Kim and Sorenson Clark W., Reassessing the Park Chung Hee Era, 1961-1979: Development, Political Thought, Democracy, and Cultural Influenc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pp.189-190.观“营救”金大中的全过程，福特政府并未采取强力措施，确如参议员肯尼迪、克莱斯顿所言，只耍“口头功夫”。福特政府之所以关注金大中事件，与其说是担忧韩国的人权状况，不如说是顾忌美国国会及公众舆论在大选年的风向。美国对韩国政策在实质上背离了人权准则。那么为何会出现此种背离呢？

3月8日金大中被捕，次日美国驻汉城大使馆向华盛顿报告了金大中事件，[注]“Independence Day Affair: Kim Tae-chung, Chong Ⅱ-kyong, Yun Po-sun,” March 9,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SEOUL01765.3月12日继续跟进。[注] “U.S. Ambassador Richard Sneider updates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on the fate of South Korean opposition leader Kim Dae-jung, a Catholic, who took part in a rally at the Myungdong Cathedral to demand the resignation of President Park Chung Hee,” March 12, 1976, DDRS, CK3100578849.3月13日，美国驻韩大使理查德·施耐德(Richard Sneider)在给基辛格的电报中汇报了他与韩国官员就该事件交涉的原则：对韩国政府的行为在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表示担忧，与此同时避免美国同韩国政府的行为扯上关系，驳回韩国政府向美国寻求建议的要求。[注] “U.S. Ambassador Richard Sneider informs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South Korean opposition leader Kim Dae-jung’s confession,” March 13, 1976, DDRS, CK3100578851.3月15日基辛格在会议上与助理国务卿哈比卜(Philip Habib)讨论了金大中事件。从会议记录来看，基辛格对该事件所知较少，他先后询问哈比卜“朴正熙为何这么做”“(韩国)出了什么问题”，可见其原本不太关注此事。而之所以在会上讨论金大中事件，参议员克莱斯顿和肯尼迪的谴责声明才是关键原因，提起金大中事件的由头便是这份声明。哈比卜在向基辛格介绍金大中事件时表达了对朴正熙政府行为的不满，认为这将“威胁美国做很多事的能力，而这些事对韩国是有意义的”。当哈比卜表示金大中事件可能需要美国表达立场时，基辛格表示“不要(表达立场)，除非经过他准许”。[注] “Secretary’s Staff Meeting,” March 15, 1976, DNSA, KT01913.在3月16日发往汉城大使馆的电报中，基辛格表示，必须让韩国政府在最大程度上明白对金大中的审判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美韩关系、严重影响美国国会和公众舆论对军事援助计划的态度，避免这些结果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释放金大中事件相关人员。但基辛格同时表示，美国不愿介入韩国国内事务。[注] “Arrest of Korean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Figures,” March 16,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TATE265464.

四、福特政府对韩国政策的实质与成因

面对美国公众舆论、国会议员的指责及美国政府的劝诫，朴正熙政府有所退让。8月28日，金大中被判8年有期徒刑，其他人被判2—8年不等，金大中未被“特殊对待”。而在一个月前，美国驻汉城大使馆尚在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表达了对金大中的担忧：“很多人猜测朴正熙总统将宽恕部分被告，但无人知道金大中将被如何对待。”[注]“Current Political Scene,” July 28,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EOUL05799.不过这一量刑在美国看来仍旧过重，不久，153名国会议员联名致函朴正熙，要求重判金大中案。10月27日，克莱斯顿与弗雷泽尔公开声明，议员亲自致函朴正熙的部分原因是福特政府对该事件缺乏关注，当记者询问政府对金大中事件的立场时，政府没有做出任何评论。[注] “Sen Cranston And Rep Fraser Announce Protest to President Park,” October 27,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TATE265464.不过据12月28日华盛顿发往汉城大使馆的电报，美国政府发言人称已多次公开声明美方对金大中事件及韩国人权状况的关切，且已在多种场合将这份关切传达给韩国政府。[注] “Summary of Department Press Briefing, Wednesday, December 29, 1976,” December 29,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TATE312919.12月29日，上诉法院宣判缩短刑期，金大中被改判5年，其他人也被改判为1—5年不等。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这一审判结果恰与8月28日一审宣判之前美国观察员预计的刑期相近。[注] “Myongdong Trial-Sentences,” August 28, 1976, AAD, Electronic Telegrams, 1/1/1976-12/31/1976, 1976 SEOUL06747.至此，福特政府同金大中事件的联系基本告终。

图3为工件轮廓图。程序零点设在大端面中心，刀片采用VBMT160408(35°菱形刀片)，刀尖半径为0.8 mm。轮廓编程，程序如表1所列。

(一)出于无奈的对外人权政策

但“河长制”治理成效的效用呈现形式大多是官方发布的数据，并主要以政府单位为主导进行公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效用评测大多止于纸面，或者说，对于社会其他主体，诸如公众而言，他们对制度效用程度的评价内容却少之又少，甚至无迹可寻。

福特的前任尼克松是一位以现实主义风格上台的总统。执政之初，尼克松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冷淡，不仅拒绝批准加入《国际人权公约》，还公开反对国会在外交领域滥用人权准则。[注]Thomas B. Jabie and Richard P. Claude, Human Rights and Statistic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1, p.237. 转引自郭永虎、薛丹：《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形成新探》，第91页。执政后期，面对国会立法与公众舆论的压力，尼克松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有所让步，但依旧不赞成将人权状况同美国外交直接挂钩，认为对侵犯人权的国家是否采取行动、如何采取行动，应取决于是否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注] “Letter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ongress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State (Wright) to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s (Fraser),” December 7, 1973, FRUS, 1969-1976, Vol.E-3, Documents on Global Issues 1973-1976, Document 232.“在具体事件中，美国是否履行或如何履行(维护人权的)义务，需要考虑其他有义务实现的目标，如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对人权状况堪忧的受援国，缩减援助并非最有效合适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很难制定评判人权状况的普遍标准。[注] “Letter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Ingersoll) to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Morgan),” June 27, 1974, FRUS, 1969-1976, Vol.E-3, Documents on Global Issues, 1973-1976, Document 237.在韩国人权与民主问题上，尼克松1973年年初就表示不愿干涉韩国内部事务，基辛格甚至表示美国不值得对此进行投入。[注]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anuary 5, 1973, FRUS, 1969-1976, Vol.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230; 马德义：《美国政府与国会在对韩人权政策上的分歧》，第48页。

福特就职总统后，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承续了尼克松政府的外交风格。1975年1月16日，福特政府公布了有关人权事务的政策指南，要求其驻外机构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能只考虑人权因素，而是要将其同美国在相关国家的利益、美国政府与存在人权问题国家的友好程度、美国公众和国会的关注程度等因素一起考虑。[注]“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Ingersoll) to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 January 16, 1975, FRUS, 1969-1976, Vol.E-3, Documents on Global Issues, 1973-1976, Document 246.1975年8月福特政府制定替代性方案，[注] 替代性方案包括：1.加强教育和文化交流，明确支持人权相关项目。增强个人实际参与人权事务的能力；增强当地涉及人权的教学、研究或工作机构的工作能力；广泛吸纳参与者，尤其是关注能做出贡献的知名人士。2.强调非官方和非正式的接触方式，须主动与各种团体进行深入广泛的接触。3.出席能够反映尖锐政治分歧的重要审判，判断审判结果是否符合人权宣言或现行法律程序。“Telegram 182813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All Posts,” August 2, 1975, 0014Z, FRUS, 1969-1976, Vol.E-3, Documents on Global Issues, 1973-1976, Document 253.希望以更怀柔渐进的手段改变受援国的人权状况，而非采取强硬的缩减援助的方式。

建议根据北海和涠洲岛的地域特色、历史文化、生态优势、资源禀赋、民风民俗，充分挖掘北海自然和人文资源的观赏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游乐价值、康疗价值和体验价值，设计打造一批定位准确、传统与现代化、国际化相结合、核心吸引力凸显、游玩方式适应游客需求、投入产出合理的旅游产品。

如果说卡特政府在顺应大势的基础上主动选择了人权外交，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的对外人权政策则是一种迫于外部压力的无奈之举。

近日，央行发布《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据了解，2018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结构调整继续推进，供需总体平衡，经济运行韧性较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制造业和民间投资增速回升，就业稳中向好，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5%，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3%。但需要注意的是，受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及需求端“几碰头”等因素影响，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二)进退两难的对外人权政策

美国的对外人权政策体现了美国的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其本身令人动容，但在实践过程中始终面临困境，维护人权同国家利益时有冲突。于是，在福特政府乃至卡特政府时期，人权常向现实利益让步，就连国会都在人权问题上为联邦政府预留回旋余地。《1974年对外援助法》第502B 款规定，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国务卿可以提出向违反人权的受援国继续提供安全援助。[注]郭永虎、薛丹：《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形成新探》，第99页；Byung-Kook Kim and Ezra F. Vogel, The Park Chung Hee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 pp.476-478.

在人权的大方针下，美国对韩国政策进退维谷。美国在韩国的战略目标主要有两点：一是维持韩国国家安全与亲美政权稳固，使之成为亚洲大陆的反共前沿；二是促进韩国民主进程，将其改建为展示非共产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方式的窗口。而当两者发生冲突，美国将优先确保前者。于是，美国对韩国政策长期徘徊于矛盾中，一方面试图改变其人权状况，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扶持一个又一个独裁政府。[注]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第529—531页; Hyung-A Kim and Sorenson Clark W., Reassessing the Park Chung Hee Era, 1961-1979: Development, Political Thought, Democracy, and Cultural Influence, pp.107-12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anuary 5, 1973, FRUS, 1969-1976, Vol.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230; “Minutes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Staff Meeting,” January 25, 1974, FRUS, 1969-1976, Vol.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249.

福特政府对朴正熙可谓“牢骚满腹”，就拿基辛格、哈比卜来说，两人多次在会上嘲弄韩国的高压体制，[注]“Secretary’s Staff Meeting,” March 15, 1976, DNSA, KT01913; “Secretary’s Staff Meeting,” March 26, 1976, DNSA, KT01921; “Secretary’s Staff Meeting,” May 14, 1976, DNSA, KT01951.可见他们毫不赞同朴正熙政府的镇压行为。但是，基辛格、哈比卜或者说福特政府，不会只为了维护人权而行动，能驱使政府行为的首先是国家利益。在金大中事件中，福特政府对韩国的政策一如既往地“投鼠忌器”——不采取强力措施，而是通过外交手段(主要是私下接触)施压，甚至连公开声明都尽量回避，以免引发韩国反抗朴正熙的内乱，同时也防止进一步加深朴正熙政府的不安全感，刺激其加剧对内镇压。[注]Byung-Kook Kim and Ezra F. Vogel, The Park Chung Hee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 pp.251-260.福特政府不愿朴正熙政府倒台，只希望令其独裁行为有所收敛。[注]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12, 1975, FRUS, 1969-1976, Vol.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269.

此外，美国长期以来对朝鲜的“敌人意象”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进退两难。自艾森豪威尔以降，美国政府对朝鲜始终抱有强烈的负面揣测，时常将美朝摩擦和偶发事件视作朝方的蓄意谋划和恶意挑衅，[注]梁志：《“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与美国的国际危机管理》，《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67—183页；梁志：《协调与猜忌——1969年EC-121事件前后的美韩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37—46页；邓峰：《 “敌人意象”：美国与1976年板门店事件的缘起》，“第三届世界史研究前沿论坛”论文，黑龙江，黑龙江大学，2014年。这就使得朝鲜战争后的美国对韩国政策长期受制于美韩朝三方关系。巧合的是，1976年美朝关系紧张，4月，中央情报局提交备忘录，认为朝鲜将会采取“出人意料的军事行动”。国家安全委员会据此提议制定反击措施，并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联合拟定应急文件。此后，朝鲜多次公开谴责美韩的军事挑衅活动，并发出反击警告，5月27日还与韩国在半岛西北部一岛屿发生军事摩擦。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推测，朝鲜逐步加强对美韩军事活动的谴责是为即将发动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因为6月28日至7月7日，美韩将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此外，美军甚至准备摧毁距共同警备区1.7英里的朝鲜人民军兵营。8月18日，板门店事件发生，致使美朝双方多人受伤，美方两名军官死亡。出于长期以来的固有“敌人意象”，双方都将这一偶发事件视作对方的恶意蓄谋。[注] “Memorandum from Jay Taylo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Scowcroft),” April 22, 1976, FRUS, 1969-1976, Volume 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277；“Memorandum from Thomas J. Barne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Scowcroft),” May 28, 1976, FRUS, 1969-1976, Volume 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280.

很难确定1976年的美朝关系是否对金大中事件产生了直接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1976年的朝鲜半岛风平浪静，美国对朝鲜的“敌人意象”也将制约福特政府对韩国政策。当基辛格询问哈比卜，朴正熙政府是否对金大中事件做出解释，哈比卜这样回复道：“他没有给我们任何解释。但解释非常明显——正是以往他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解释——你不可能允许韩国出现这样的不团结，(在这种情况下)有朝鲜即将发动进攻的危险”。[注]“Secretary’s Staff Meeting,” March 15, 1976, DNSA, KT01913.事实证明，美韩不愧为风雨同舟二十载的盟国，对彼此都有着深刻了解。在施耐德与金正濂、朴东镇的先后会晤中，韩方果然以维持国内稳定、保证经济发展、防止朝鲜进攻为由，拒不释放金大中。显然，朴正熙政府早已洞穿了美国的“投鼠忌器”，朝鲜这张牌虽然老套，却相当奏效。

结 语

福特执政时期正值越南西贡伪政权陷落的阴影期，故其对朝鲜半岛的总体战略是保证韩国不成为下一个“越南”。于是，福特政府沿袭了美国对韩国的一贯方针：优先保证韩国的安全与稳定。然而迫于国会和舆论的压力，福特政府又不得不打起人权牌，最终投鼠忌器、左支右绌。1976年金大中事件的后续结果既无法令美国国内满意，又使福特政府和朴正熙政府多次摩擦，更令韩国国内的“民主斗士”们对美国大失所望。不过，福特政府毕竟在尼克松对外人权政策的基础上前行了一步，成为尼克松与卡特政府间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具承上启下的意义。

与分管副院长沈崇德谈话中了解到，这是自2014年，医院将“澳新风险管理标准”引入到后勤患者安全体系后的创新探索。“这只是医院后勤患者安全体系的一角，后面支撑的是有序化、制度化和具体化的风险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