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问题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问题的核心，柏林问题又是德国问题中的热点。柏林长期处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相互斗争的最前沿地带，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美苏有关欧洲的政策动向莫不与此相关。柏林的地位问题牵涉苏、美、英、法四个占领国及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利益，由于它牵涉范围广，而且二战后四国围绕西柏林逐渐发展出符合自己的法律解释，使得这一问题错综复杂。就像勃兰特所说：“这对柏林问题专家来说是像神学一样难解的问题，对门外汉简直是无法讲清楚的”。[注][德]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张连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4页。由于柏林位于苏占区，东柏林又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为首都，作为德国问题的一部分，柏林问题实质上是西柏林问题。[注]关于对柏林的称谓，在1944年9月12日伦敦协议的附件B中柏林作为特殊区被称为“大柏林”(Greater Berlin)，参见Dennis L.Bark, Agreement of Berlin: A Study of the 1970-1972 Quadripartite Negotiations,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4, p.8。西方认为四国对整个柏林都有占领权，故将东柏林也视为柏林的一部分，认为其应该属于四国管辖。但由于柏林位于东德境内，苏联在1955年与东德签署《波尔茨—佐林条约》，将苏占区柏林管理权交于东德，而一直将西占区称为“西柏林”，这里采用苏联的称谓。本文以1969年的西柏林危机为选择点，一方面是因为1969年是一个关键节点——美国和联邦德国的大选年，这预示着新一届政府在西柏林问题上可能产生政策变化；另一方面是由于学界关于1969年西柏林危机的研究较少。[注]国外关于1969年西柏林危机的研究大多囊括在专著的部分章节中，专题性的探讨较少，其中叙述最多的是Angela Stent, From Embargo to Ostpoliti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est Germany-Soviet Relations, 1955-198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57-159。安吉拉·斯腾特将1969年3月的西柏林危机视为苏联—西德关系决定性的转折点，认为苏联没有借此生事，而是巧妙地利用中苏边界冲突将关注点转移了出去，但没有对此事深入分析。还有Dennis L.Bark, Agreement of Berlin-A Study of the 1970-1972 Quadripartite Negotiations, p.23。丹尼斯对此事进行了简短叙述。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一笔带过，有关的记载散见于专著及回忆录中。参见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70页；[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陈瑶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29页。相关的论文参见楚志锋、黄晨曦：《浅析尼克松政府在1969 年“柏林危机”中的政策》，《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1期，第122—123页。该文认为尼克松政府在1969年西柏林危机中的政策依旧与前几任政府无异，只是由于西德政府的更迭才开始新的政策调整，而没有考虑到外部国际环境及美国内部因素在尼克松政府中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多种档案对该问题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一、回溯西柏林问题

柏林问题起源于二战后德国的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依照《雅尔塔协定》，德国连同其首都柏林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1945年7月26日达成的协议规定柏林由四国代表组成的军管总部共同管理。随着苏联与美、英、法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严重，英美率先实行双占区合并，进行货币改革，后将法国拉入，苏联对此反应强烈，1948年6月24日，苏联开始封锁连接西柏林与西德之间的陆路、水路及铁路通道，西方则通过“空中走廊”保持同西柏林的联系，由此引发了长达一年的柏林危机。1949年5月12日，苏联与西方签署协议，苏联解除了所有道路封锁，达成了1970年之前最后的四方协定。占领当局同意在四国基础上继续进行协商，共同致力于德国经济恢复与政治统一。

其后，随着西德和东德的分别建立，柏林也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西柏林由美、英、法三国占领，东柏林为民主德国的首都。从地图上看，西柏林位于东德境内，成为其“国中之国”。美苏都曾致力于德国的统一，但由于在经济还是政治先统一上的分歧，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后，苏联放弃了德国统一的方案，转而致力于维护欧洲现状。“对苏联来说，一个分裂的德国是比较安全的，……由于不能获得一个解除武装或中立化的德国，苏联准备接受现状”。[注][美]孔华润：《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第四卷，王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345页。

盐城地区三麦面积常年稳定在550-600万亩，根据农业区划，分属里下河农业区（含射阳河上游平原区、中部低洼圩区、串场河西平田区和射阳河荡田区四个二级区）、沿海农业区（含射阳河下游平田区、沿海垦区和堤东平田区三个二级区）和徐淮农业区（包含沙土平田区和淤土平田区两个二级区）。

为了满足建设工程市场不断发展的实际需要，各类建设工程的数量增多、规模扩大，施工难度增加。其中，在隧道工程的施工过程中，由于岩土层的突水和涌渗水现象，将会对施工安全和施工进度产生严重影响；同时，也会给施工企业及相关部门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针对这种情况，必需加强隧道工程掘进过程中防治水施工技术工作。下面，本文对川气东送管道忠县长江穿越隧道的防治水施工技术及对策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1965年西德在西柏林举行联邦会议，苏联派出军用飞机通过低空飞行，以声音干扰会议活动，除此之外，苏联在西德选举问题上基本没挑起过争端。然而对于即将在1969年3月5号于西柏林举行的新一届联邦大会总统选举，苏联先是由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提出口头抗议，随后又由驻东德大使阿勃拉西莫夫正式向西方三国提出抗议，要求西德当局取消这一决定，另择其他地方。1969年美国驻西德大使洛奇与阿勃拉西莫夫的谈话中，后者声称西德在西柏林举行联邦议会选举总统，是对苏联和东德的挑衅，意在分裂苏联和东德的关系，在美苏之间播种不和，会增加欧洲的紧张局势，苏联不排除对此强烈回应。苏联过去容忍西德在西柏林的非法活动，不能以此就认为苏联默认此事，而应视作苏联为确保欧洲和平的举动。[注]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9-1976, Germany and Berlin, 1969-1972, Vol.40, Document 2, Washington D. C.: USGPO, 2008, p.205.苏联的抗议对新上任的尼克松政府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处理得好可以改善与西德下降的关系，缓和与苏联的对抗，反之两边都可能得罪。苏联的抗议声明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应，政府内部要求采取强硬和妥协态度的声音都有，但是尼克松政府从一开始便采取了谨慎态度。

上述几方面的考虑使得美国在西柏林危机中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也为美苏之间的对话留下了余地。在政府中，这种谨慎的考量较为普遍。

长期以来，出于战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不遗余力地支持西德在西柏林上的强硬立场。美国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派出飞机空运物资到西柏林，1955年将西德纳入北约，并始终拒绝承认东德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些都渐渐地成为阻碍美苏关系发展的障碍。到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美国开始将西德纳入与苏联的缓和进程中，但政策上仍然没有太大突破，仅仅是缓和的初始阶段。1969年尼克松政府上台，与苏联在缓和路上会走多远，决定着新政府的西柏林政策成败。

当然，本文提出的算法还需要做进一步的优化工作。在种群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算法的运行时间也会变长，程序会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当中，这些都需要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加以改进。

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称西德违反《波兹坦协定》中关于德国非军事化和阻止法西斯复活的规定，由苏联正式照会西方三国，要求把西柏林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非军事化的自由化城市，并规定了六个月期限，要求西方三国退出西柏林，如不就西柏林地位达成协议，苏联将直接与东德签署协议。苏联此举在于迫使西方承认东德的合法地位，意味着西方以后将必须与东德打交道。直至1961年柏林墙建立，才结束长达三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

为了显示西柏林作为西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西德都以各种形式证明其在西柏林的合法存在。西德根据1949年其颁布的《基本法》第22条和第145(1)条，已经将“大柏林”列为其第20个州，[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首都为柏林；制宪会议应在大柏林代表之参加下举行公开会议，通过本基本法，签署并公布之。参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十三)》附录，台北：“司法院”印行，2011年。第388页、而西方国家基于与苏联达成的四方协定并没有对此承认。西德认为尽管地理分离，但在其他方面西柏林人民并没有从联邦共和国分离出去。自1949年西德建立，每届联邦大会、联邦总统选举都在西柏林举行。联邦议院每年要在此举行多次委员会及干部会议。联邦共和国的各种文化、科技、政治及经济组织团体也定期在西柏林开会。西柏林大学所授予的学位在联邦共和国其他大学同样得到承认。除此以外，西德各党派也在西柏林设立了各自的办公机构。

二、美国的考虑

美国在西柏林危机上的谨慎态度是基于深层次考虑的。首先，从军事实力上来看，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苏的军事实力已经趋于接近，真正的问题已不是战争打起来会发生什么，而是战争前会发生什么。过去双方尚未处于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较强的一方有足够的威力震慑住对方，但现在双方都拥有了恐吓的手腕，尤其是苏联常规力量的增长，其海、空军力量能够到达更远的地方，其战略力量已与美国接近。(参见下表)[注]Roger P. Labrie, SALT Handbook: Key Documents and Issues, 1972-1979,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11.

 

1968年9月双方军事力量对比

  

陆基洲际导弹潜艇发射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美国1054枚656枚565架苏联1140枚185枚145架

国防部、国会、中央情报局都对西柏林危机持保留态度，国防部甚至仅仅是为西柏林危机可能出现的状况提出一些补救措施，而非针锋相对的报复。与此同时，国会认为可以以此为契机，迫使苏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做出妥协让步。2月4日白宫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商讨了关于西德在西柏林召开联邦会议的问题。根据之前1月30日的备忘录，尼克松要求制订出一份关于西柏林的军事应急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丹尼尔和约瑟夫上校简要介绍了西柏林问题及拟定的应急计划。应急计划在2月15日之前和之后分两个阶段进行，前一阶段主要是对苏联的声明进行抗议；后一阶段可以通过有选择地削减与东方的贸易制裁东欧。如果西德与西柏林之间的通道完全阻塞，西德可完全停止与东德贸易关系的三方会谈，以及向所有北约成员国进行外部交涉，促使他们停止与东德的贸易。如果受阻时间持续一周以上，盟军可增强在西柏林的联合军事特遣队以及维持在西柏林的紧急库存积累。当基辛格问这是否适用于西柏林的居民和军事通道时，麦克尼尔上将说他们已经有了相关军事计划，但只适用于盟国通道之间，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计划。尼克松问道：“有迹象显示选举会有麻烦吗？”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回答说没有。总统接着问美国是否需要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时，国务卿罗杰斯回答说：“是的，昨天已经叫人准备好核不扩散条约了”。尼克松说：“这很有用，如果这是一个条件，谈判时苏联肯定会用到。”[注]Ibid., pp.219-221

其次，中苏分裂，社会主义阵营是铁板一块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在美国看来，中国将不会再享受苏联的核保护或是其武器和外交上的支持，他们目前面临的是可能演变为更大规模战争的边界冲突问题。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斗争已经使共产主义不再对东南亚人那么具有吸引力了，而且中苏的分裂会对苏联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美国可视之为能利用的机会。许多苏联政府官员已不再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而是把中国看成首要威胁，这在苏联在第三世界与中国争夺领导地位时反映得很明显。3月2日中苏在珍宝岛爆发冲突，苏联在3月8日向东德领导人提交的报告中声称：“中国的行动显示出打算与美国和西德进行“机会主义的政治调情”。[注]FRUS, 1969-1976, Germany and Berlin, 1969-1972, Volume 40, Document 17, Washington D. C.: USGPO, 2008, pp.279-283.莫斯科担心美中联合包围它。3月5日西柏林的选举在风平浪静中度过，可能与中苏冲突不无关系。

总体监测系统如图1所示，主要由信号采集电路单元、数据处理电路单元、CAN总线数据传输电路单元、稳压电路单元、拨码开关单元和数据处理计算机7部分组成.

第三，美欧关系已不像50—60年代那样的紧密团结。70年代双方矛盾突出,美国与盟国们不仅在经济上竞争激烈，政治上更是争论不休。一方面，欧共体在发展共同市场方面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对手；另一方面，西欧传统上凭借民族主义行事的趋势更加明显，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然而，历经二十多年的冷战后，虽然西欧的现状已经固化，人心越来越倾向于缓和，意识形态的对抗也冷却了许多，但其安全体系依旧依赖于北约的保护。而此时美国国内对减少驻欧美军的呼声高涨，1971年的曼斯菲尔德修正案(Mansfield Amendment)就险些成功。[注]1971年5月，参议院民主党多数派领袖曼斯菲尔德提出修正案，旨在将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削减一半，从30万减到15万。该修正案遭到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的坚决反对，最终以61票对36票未能通过表决。西欧各国虽已复兴，但自身又很难达成可以替代美国减少驻军的方案。因此，美国在70年代面临的矛盾是既要重塑对欧洲的领导权，又不能过分地无视盟国独立与东欧开展对话的要求。

第四，美国国内舆论对越战反应激烈，主张美苏缓和的呼声高涨。基辛格曾告知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美苏关系改善的根本先决条件是苏联在解决越南战争中的合作，美苏缓和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鼓励苏联支持或者至少积极默许美国从越南撤军的努力”。[注]刘金质：《冷战史1945—1991》(第二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68页。1969年5月哈里斯调查(Harris Poll)发布的民意调查报告表明：64%的美国人希望援助西柏林，但只有26%的人赞成使用武力。[注] Harris Poll, “Limitation of Public Commitments,” Times, May 2, 1969, pp.16-17.同样，在国防预算上，更多的人主张削减国防开支，在1968年时支持者比例达到了53%。在70年代，美国公众的情绪是“不许再打越南那样的战争”“削减军费”“我们不能当世界警察”和“让我们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吧”。[注] Hazel Erskine, “The Polls: Is War A Mistak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ume 34, Issue 1, 1 January 1970, pp.134-150.这对于极为看重选票的众议员来说不能不引起注意。《华盛顿邮报》在尼克松就职总统后的第二天发表社论说：“导弹会谈显然能在尼克松先生方便的时候开始。”“他们给他提供了一个直接的机会，他的第一个机会，来实现他表述过的信念：即东西方关系‘对抗的时代’已让位于‘谈判的时代’……他派给了自己一个最高角色，‘和平缔造者’的角色，究竟扮演得如何，现在考验降临到他身上了。”《时代》杂志在总统就职后的第一期(1月31日)中提出了美苏关系早日取得进展的期望：“俄国人选择了尼克松就职日来刺激美国——而且向全世界强调，下一步该华盛顿走了……华盛顿的某些外交人士和裁军专家相信，尼克松和罗杰斯已经得出结论，会谈就要开始，而且会谈可能就在两个月到四个月之内开始举行。”[注]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第176页。由此可见，美国国内舆论对缓和的呼声十分高涨。就像莱斯利·盖尔布(时任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处政策规划和军控项目主任)所言：“对70年代的总统而言，必须在不抛弃长期以来的盟国和不挫伤公众支持稳妥的国防准备的情况下，继续谋求和平解决同莫斯科和北京的分歧。”[注] [美]亨利·欧文主编：《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齐沛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第376页。但这使美国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既得承担对盟国的义务，又要避免自身卷入纷争。

由于相对湿润度指数(M指数)和标准化降水指数(SPI指数)在计算时考虑的因素不同，所以对干旱等级的衡量也不一样，在表3中M指数表现出的天峻地区1961-2017年干旱发生频率统计看到，过去57年中干旱发生率为100%，其中重旱的发生率为54.4%，而SPI指数表明干旱发生率为33.3%，干旱发生频率比M指标明显偏低，有研究认为[15]由于M指标考虑了地表水分平衡过程中降水和气温这两个重要参量，而SPI指数只将降水量作为唯一考虑因素，造成了两个指数在评估时的差异。结合天峻地区春季“十年九旱”的实际情况，相对湿润度指数(M指数)对天峻干旱等级的评估更合理。

三、尼克松政府的反应

在此过程中西方没有与苏联签署关于西柏林与西德之间通道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协议，这原本应由西方三国组成的盟国军官总部与苏联协商解决，而西方三国仅仅在他们之间的占领区内达成了协议。这是因为他们认为1945年柏林占领权包括进出整个柏林通道的权力，不需要再多此一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希望引起苏联不必要的怀疑，避免以后与苏联在西柏林问题上合作更加困难。他们觉得柏林的占领只是暂时的，随着德国新政府的出现，柏林的分裂也即将结束。出于这些理由，四国没有在柏林问题上制订相关协议。但冷战的来临和德国的分裂，使这一问题更趋复杂。苏联利用柏林处于苏占区这一优势，通过西柏林挑起与西方的斗争，时常在道路交通上设置障碍。西柏林成为了苏联裹挟的“人质”，除了两次柏林危机外，期间各种大大小小的道路封锁更是不计其数。尽管西柏林从法律上看不是西德的一部分，但西方三国授权西德政府打理西柏林事务，使其与西德藕断丝连。

前国务卿腊斯克认为，不应该介入西德在西柏林举行联邦议会之事，除非它严重威胁到美国在西柏林和德国的利益。因为一旦声援不力，会使西德丧失信心，而过激的反应又可能会使美国苏联兵戎相见，危害西方在西柏林的利益，恶化美苏关系。他给出了如下理由：1.美国政府应该重申自己的立场：任何声称美国对柏林进行干预的报道都是错误的，联邦大会应该由德国人自己决定是否召开。如果美国不同意西德在西柏林开会，德国公众和其他人会将美国视为软弱无能，这对西柏林居民和西德都会产生严重的心理打击，也会让美国付出沉重的代价；2.即使美国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但这能否换来西柏林的安全边界线是值得怀疑的，而且一旦美国不同意西德在西柏林开会，苏联将会对西德在西柏林的其他活动施加压力；3.西德政府内部对此事存在分歧，但是，美国只能依据西德政府采取的立场进行处理，即在西柏林举行会议。腊斯克同意驻西德大使洛奇认为西德在西柏林开会不会带来危险的观点，但表示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改变立场，会对美国及盟国产生更大危害，因为迫使德国人扭转他们的观点，就等于放弃西方盟国在西柏林的合法地位。[注]FRUS, 1969-1976, Germany and Berlin, 1969-1972, Vol.40, Document 3, Washington D.C.: USGPO, 2008, pp.210-211.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如何处理西柏林问题，不仅关系着美德关系的走向，还展现着新一届政府的对苏政策，进而影响着新时期冷战的温度。时任美国驻西德大使洛奇提出了自己关于西德的看法，他支持新政府对西德做出承诺和提供支持，以便防止新政府与西德关系的继续僵化。他认为西德领导人不够强硬，库尔特·基辛格总理在与法、美关系上左右为难。西德政府在西柏林问题上的谨小慎微，是由于美国从1961年开始在这一问题上的冷漠所导致的。美国的冷漠降低了西德对美国防御保护他们的信心，德美关系呈现螺旋式下降状态。如果德国人认为自己对美国的安全不再至关重要，苏联的绥靖策略就会得逞，毕竟历史上有过《拉巴洛条约》[注]1922年4月16日苏德两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其为双方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两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一战后在外交上的孤立地位。。因此，防止西德陷入苏联的轨道对美国很重要，美国要充分利用北约的作用。对此总统可以考虑一些事：1.访问西柏林；2.发表一份1969年后扩大北约的声明并要求参议院通过；3.继续承担对西德的责任。这有助于提升美德关系。[注]FRUS, 1969-1976, Germany and Berlin, 1969-1972, Vol.40, Document 3, Washington D.C.: USGPO, 2008, p.203.尼克松据此在2月底访问了西欧。2月1日，国防部长莱尔德在纽约接见了西德国防部长格拉德·施罗德，他表示，美国军方意在改善两国关系，支持政府对西德做出承诺。他对后者谈道，政府已经认识到你们在西柏林的问题，未来在没有和西德商讨之前美国是不会单方面行动的。[注]Ibid., p.203.

这种接近可以帮助苏联更好地追求它的政治目标。如何遏制苏联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使得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对美国来说极为重要。1970年基辛格曾表示：“我们赞成缓和是因为我们需要限制核冲突的危险，在一个笼罩着核毁灭危险阴影的世界里，除了谋求缓和局势外，没有别的合理办法。”[注]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美国国务院公报), pp.527-529, October 29,1970.而尼克松在1969年1月27日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同苏联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只有在如下情况下进行才会更有成效，即“谈判的方式和时机要同时能够促进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取得进展”。[注][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第171 页。

综上，煤样与有机/酸复合溶液之间的化学作用可从微细观上改变煤样的矿物组成与结构，使其产生孔洞、孔隙等，增加其孔隙率，影响其渗透率，进而改变其峰值强度和弹性模量等宏观力学性质，因此，单轴压缩实验能够较好地验证煤样微观破坏机理。

西方积极与西德磋商，坚定对西德的支持，以便回应苏联，2月10日，美、英、法驻波恩大使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抗议东德所采取的措施，并指出西柏林的集会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被视为挑衅。在西柏林开会此前已有先例，东德的骚扰恶化了西柏林的环境；四国对整个柏林负有责任，不仅仅是苏联宣称的西柏林。2月13日，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其的立场取决于联邦政府采取的措施，并且会支持他们的决定。[注]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talking points in preparation for President Richard M. Nixon’s visit to West Germany, 13 Feb. 1969,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USDDO), Gale, 2016, 文件号 [CK2349520103].

美苏均无意恶化双方的关系，不想因西柏林走向冲突。2月11日，基辛格发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谈道：“目前东德在联邦议会及去西柏林旅游的禁令仅仅是一次很小的反应”。苏联一直不承认西柏林属于西德，而依他们的解释，西柏林是一个拥有自主权的城市。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支持西德的各类活动，同时不会在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主权和责任上让步。苏联很有可能利用3月5号的会议作为扰乱的借口，基于西柏林的脆弱性，苏联会在任何时候找借口。基辛格表示，同意洛奇的观点以及回复苏联抗议的文本，并同意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索尔费南德1月14日发给他的延迟对苏联回复的备忘录。因为过早的回应可能会使西德认为新政府与前任政府的立场无异，由此使苏联和东德产生误判，引起西柏林和西德不必要的紧张。基辛格给尼克松提出了相关建议：1.接受洛奇回复给苏联的建议；2.让国务卿告知驻波恩的美英法小组中的美国代表，敦促小组成员对苏联的回复推迟三个星期，以减少与苏联进一步交流的可能性。如果西德要过早发表声明，美国将尊重他们的意愿。[注]FRUS, 1969-1976, Germany and Berlin, 1969-1972, Vol.40, pp.212-2152月13日国务卿罗杰斯对美国的动机做了解释：“在柏林问题上制造麻烦，毫无疑问会对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对抗增加压力。这将是新政府和苏联之间关系发展不幸的开始”，因此美国政府希望苏联理解东德的行动将引起严重的问题并希望苏联政府劝告东德低调行事。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表示苏联对西柏林没有企图，也不会要求西柏林归属于东德，但苏联也不会把西柏林交于西德。苏联乐于保持现状。[注]Ibid., pp.231-234.

美国政府的反应在尼克松访问西柏林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希望开展对话的意图展露无遗。2月27日下午在西门子工厂发表讲话时，尼克松向苏联和东德发出警告：“不能有任何单方面的行动，不能有任何违法的行为，也不能有来自于任何地方的任何形式的压力”。他宣称，将携手西方国家，决心捍卫其作为自由柏林人民的保护者的合法地位。但他又讲道：“当我们说拒绝以任何单方面形式改变柏林现状时，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认为现状是令人满意的。没有人能从僵局中受益，尤其是柏林人民。让我们把(美国)以柏林作为‘挑衅’的刻板印象抛之脑后，让我们所有人呼吁结束过去在柏林及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 [注]FRUS, 1969-1976, Germany and Berlin, 1969-1972, Vol.40, pp.279-283. 3月3日在基辛格与多博雷宁的会谈中，后者谈到尼克松的欧洲之行时表示，除了尼克松在西柏林的演讲外，并没有发现其他令人不快的言论。苏联唯一关心的是防止西柏林的地位及欧洲其他地区发生改变。莫斯科正准备通过基辛格—多博雷宁渠道与总统在一些微妙且重要的事情上进行秘密交流，莫斯科乐意接受非正式交流。[注]Henry Kissinger provides President Richard M. Nixon with a summary of his 3/3/69 luncheon conversation with Soviet Ambassador Anatoliy Dobrynin, 3 Mar. 1969, USDDO, 文件号 [CK2349569396].随后尼克松在接见西德总理时表示，他的西柏林之行并不是一次挑衅行动，而是他不得不做的事，否则会被视为软弱。美国必须呈现一个坚定且不好战的姿态。他极力强调，如果不与苏联协商，将危及盟国。3月6日，即西德选举日结束后的第二天，基辛格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谈道：“当天，通往柏林的三条高速公路在最近的紧张局势中首次关闭了大约四个小时。苏联和东德没有干扰空中走廊的企图，并且所有柏林检查站都被完全封闭的传言被证实是错误的。总体来说，选举是在出人意料的安静氛围中进行的”。[注]Ibid.西柏林危机虚惊一场，没有爆发冲突。

显而易见，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美国政府内部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来的是谨慎行事的风格——他们更希望避免美苏关系恶化。

四、结语

事实证明，尽管苏联递交抗议声明后东德对西德联邦大会的召开实施了一系列干扰措施，美国甚至还制订了西柏林的应急计划，但其从未得到过实施。3月3日选举日前两天，美国也仅仅是以五个车队做测试，并以最小的干扰进入西柏林通道。

总之，在西柏林危机期间，双方的斗争雷声大、雨点小。美苏两国尽管表面言辞激烈，针锋相对，但尼克松政府从最开始就是寻求缓和策略，态度谨慎；苏联也在力求搞好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渴望缓解现状。可以说，二者互有所需。西柏林危机恰好为双方提供了一个试探性的窗口，通过这一最敏感的问题达到探寻对方反应的目的。同时，这也为1971年美苏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及70年代东西方的缓和奠定了基础。美国新任驻苏大使雅各布·比姆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969年3月初，在参议院批准我的任命之后，我动身前往莫斯科时，尼克松政府已经通过苏联大使馆就讨论三个问题建立了联系，这三个问题是：为武器会谈所做的准备、越南问题和中东问题。”[注][美]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原名《重复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6页。至1969年6月，美国战略武器发展计划的制订与防务政策的调整已初步完成。美苏两国在10月25日即宣布开始战略武器谈判，11月17日在赫尔辛基开始了第一次会谈。美国在极短时间内便在与苏联的谈判中取得突破，可见西柏林危机仅仅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影响到两国外交政策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