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我们忘不了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忘不了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更忘不了万里对安徽农村改革所做出的杰出贡献。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在我国流传着“要吃大米找万里”的口号。这个口号，最简明、最集中地反映了万里对安徽、乃至于对全国农村改革的重大贡献。要讲清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首先要从当时的形势和万里来安徽工作说起。

奉命赴皖 勇冲禁区

1977 年6 月，在粉碎“四人帮”后8 个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文件，并决定调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说到万里，如雷贯耳。他1916 年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农村。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曾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等职，对黄土地和老百姓一往情深。新中国建立后，他长期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书记，曾协助周总理领导了50年代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著名的首都十大建筑工程的建设。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1975年，他担任共和国的铁道部部长，采取断然措施，迅速扭转了铁路交通混乱的局面，得到“安全正点万里行”的赞誉。但在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受到猛烈冲击，遭受迫害，腿部患了严重的脉管炎，住进医院。在疾病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万里，立即奔赴安徽省。从此，他的命运便和江淮大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万里一到安徽，就不顾医生的多次劝告，拖着一条腿，开始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短短的3个月内，他跑遍了安徽十几个地区。通过调查，他发现安徽作为一个农业大省，许多地方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最令万里心惊的是革命老区金寨之行。有一天，在一个农户家里，他发现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在锅灶口取暖，竟没有裤子穿。万里眼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他感叹道：解放快30年了，农民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到哪里去了？

为了把农业搞上去，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万里于1977 年11 月主持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与会人员的反复讨论，中共安徽省委制定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省委六条”。这个文件，冲击了当时“左”的思想的一些禁区，不仅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后来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打下了思想基础。“省委六条”的贯彻执行，很快引起全国的关注。《人民日报》1978年2 月3 日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予以报道。同年3 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万里的长篇文章《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新华社也及时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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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群众 大胆实践

1979 年春，正当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在安徽推行时，3 月15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封张浩写的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读者来信，并加了编者按。按语强调当前人民公社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应该稳定”，认为“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在政策上有问题，要“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虽然只是一篇读者来信，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在版面上那样安排，又加上那样的按语，人们自然明白它的意图和分量，因此引起安徽农村干部群众一时的恐慌和疑虑，思想产生了混乱。特别是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地方，感到压力更大。

同年5 月21 日，万里和周曰礼专程去肥西县山南公社视察调研。在山南，万里握着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的手问：“你可怕？”王立恒答道：“是有点……”万里对他说：“不要怕！在你们这里搞试点，我是点过头的……搞错了，不要你负责！”农民向他提出：“包产到户允许我们搞多长时间？”万里当场答复：“你们愿意搞多久就搞多久，什么时候不增产了就不搞。”在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针对群众怕变的疑虑，万里鼓励他们：“大胆干，省委支持你们！”“不会变！你们只管干下去，不要有思想顾虑，秋天我来看你们收成！”

1980 年春节前夕，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满怀丰收喜悦的小岗村农民把炒熟的花生一把把往万里和其他随行人员的衣兜里装，万里感动得热泪盈眶。在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议上，万里捧出了小岗农民的花生，请到会的同志们尝一尝，他说：“不管什么办法，只要能够增产增收，对国家有贡献，集体能多提留，群众生活能改善，就是好办法。”

为了解决好肥西县山南地区的“包产到户”问题，万里接受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王光宇的意见，决定派省农委的同志到山南区的山南公社宣讲文件，做调查研究。万里对省农委主任周曰礼说：“对‘包产到户'和‘联产计酬'，你们要注意调查研究，不要急于表态。要任其发展，到时候再研究不迟。不然，会挫伤群众积极性”。

当地的干部群众听到文件传达后，失望地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两个不许干”，“我们要求包产到户，如这次一炮打不响，就没有希望了”。周曰礼曾经担任过曾希圣的秘书，在1961年搞过“责任田的试点和推行”。他深知“责任田”的好处，对农民的心理感情、愿望要求非常理解和支持，但由于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两个不许”，感到很无奈。他于2 月5 日急回合肥，当晚就向万里汇报，反映群众对包产到户要求强烈，这件事情怎么向农民表态。2 月6 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他让周曰礼做了汇报。会上讨论，意见不一。有人提出：按中央文件上讲不准干，我们要表态同意农民干，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问题。有人建议：如果同意农民干，首先要向中央报告请示，中央同意后，我们再表态。讨论了一上午，意见统一不起来。下午继续开会，万里让王光宇先发言。王光宇在会上回顾了1961 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的实际情况。他说：“责任田”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克服困难，对当时扭转形势起到了很大作用。现在说起“责任田”农民仍非常怀念，称“责任田”为“救命田”。王光宇表示可以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至少在生产落后、经济困难的地方可以先试行。过去一二十年不断地批判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家搞怕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安徽有几十万干部因包产到户的问题受到批判，有些领导干部被戴高帽子、游街、关牛棚，把大家搞得谈“包”色变，一直心有余悸。现在如果要群众搞包产到户，首要的问题是要把干部思想搞通，解除他们的顾虑。万里认为王光宇对“责任田”的回顾对人很有启发。他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过去提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都要用实践来检验。”最后万里下了决心，提出一条建议：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的试点，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与会同志先后表态同意，终于形成一致决议：由周曰礼率领一批干部在山南公社搞试点，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万里的这个表态，支持和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78 年，安徽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全省大部分地区10个月没有下透雨，河水断流，水库干涸，人畜缺水，秋种无法进行。大片大片的耕地在那里抛荒。群众眼看今后生产生活无指望，非常恐慌，纷纷外出乞讨。为了战胜旱灾，万里于9月1日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度荒”：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每人借三分地，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粮，不分统购任务。结果这一措施立竿见影，不仅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抗灾热情，使全省最终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而且为在农村广泛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直接提供了契机和良好条件，诱发了一场中国农村改革风暴的到来。

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庄生产队是全省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1978 年秋种时，该队以“借地度荒”的名义，暗地里将所有的集体土地都借给了农民。附近生产队也有的跟着这样做了。但这一做法被人作为“方向”、“道路”问题告到省委。

万里的支持，坚定了山南人的信心。山南人也用实际成果回报了万里的支持。1979 年，由于实行包产到户，山南区夏粮获得了空前大丰收，仅大小麦总产就达2010 万斤，比1978 年翻了两番。

当时，万里正在滁县地区进行调查。针对干部群众的忧虑情绪和提出的问题，万里明确指出：“作为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当全椒县委领导还是担心《人民日报》来头太大，怕将来招架不住时，万里对他们说：“《人民日报》好比公共汽车，你可以挤，我也可以挤……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产量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也不能管你饭吃嘛……”当时，万里指示用安徽省委的名义立即发个代电给各地、市、县委，要求“所有推行责任制的地区一律不动”，“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同时，根据万里指示精神，省委组织力量针对“张浩来信”内容，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读者来信，也于3 月20 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人民日报》也加了编者按，承认发表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由此这场风波得以平息。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于1978 年12 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重要文件。这两个文件总的来说是很好的，总结了7条经验教训，提出许多加快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比如，提出“三个可以”（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这有利于联系产量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但另一方面，文件又提出“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在万里的支持下，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办法很快在凤阳县和全省范围内推广开来。这个办法概括地说就是：坚持基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联产承包为核心，采取“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配方式。

顶住压力 矢志不渝

在贯彻执行“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的过程中，由于长期推行的“左”的农村经济政策有明显的松动，全省许多农村闻风而动，或明或暗，或自发或有组织地搞起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2.针对管理采购合同不严格，在采购合同中，大学中的设备规格，质量，性能描述等方面存在不准确性现象，要强化审查高校政府采购计划的合理性、采购合同制定和执行情况。政府采购预算是年度政府采购预算实施和评估的基础，它也是政府采购计划和政府采购预算的实施方案。审查环节中，需要掌握住学校采购部门是否依照法律法规兢兢业业、克尽职责，使用方所提出的采购需求是否有必要，政府采购预算计划是否合情合理，资金链的来源是否符合政府要求中的采购资金的合法性，高校在政府采购过程中是否有随意扩大采购规模情况等等。审查过程中，应注意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是否明确、描述表达是否含糊不清以及政府采购合同的实施执行情况等等。

凤阳县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家乡，也是著名的“花鼓之乡”。该县农民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创造了“大包干”的办法，开始是包干到组，后来发展到包干到户。最早实行包干到户的是位于凤阳县东部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在推行大包干之前，该队每年人均产粮100 公斤左右，人均收入20 元左右，1100 多亩荒了1000亩。每年冬春季节大部分家庭携儿带女，外出乞讨。从1966 年到1976 年的11 年间，县、区、社、大队先后有38 人次到小岗搞过工作队、宣传队，大抓“阶级斗争”，生产队干部的任免像“走马灯”似的。斗来斗去，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粮食斗少了，社员斗穷了，集体斗空了。1978 年，小岗生产队推行包产到组责任制，全队划为4个作业组，搞不好；又划为8 个组，还是搞不好。这年11 月24 日，生产队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把土地分开，实行包干到户。1979 年，小岗生产队迎来了“大包干”后第一个丰收年：粮食总产从1978 年的3 万多斤一下子猛增到132370 斤，相当于1966 年到1970 年5 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总产35200斤，是过去20 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达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当年向国家交售粮食近3 万斤，是应交任务的10 倍，从而结束了23 年来未向国家交一粒粮、还年年吃供应的历史。交售油料24933 斤，超过任务的80 多倍。当年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 多元，人均年收入由22 元一跃为400 多元，最好的户收入达5000 多元，人均700 多元。最差的户平均每人年收入也在250 元左右。小岗由“讨饭队”一下子变成了“冒尖队”。这真是一个奇迹！

来自部队的压力也很大。1979 年12 月，安徽省军区召开第六次党代会，一些同志纷纷向万里提问：“军队大多数干部和士兵家在农村，如果都包产到户，让土地拴住心思，谁还当兵？谁还带兵？还不都跑回去种地？”有的人加重语气说：“这是关系到国防建设的原则问题！”“军心动摇、长城不稳啊！”针对部队的这些意见，万里在会上解释说：“我们安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自然条件很好，生产潜力很大。但过去在极左思想的干扰破坏下，农业生产几起几落，发展缓慢，粮食增长速度低于邻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去年又遭到百年罕见的旱灾，不少人估计要减产50 亿斤左右，但是，由于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保护和尊重社队的自主权，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实行多种形式的联系产量责任制，终于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夺得了较好的收成，粮食总产量接近1977 年的水平。今年以来，农村形势更好，全省午季粮食总产量达到80 亿斤，比去年增产三成多。”万里接着说，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把生产队集体生产的成果同社员个人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了，把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统一起来了，使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分配上直接表现出来，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凡是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地方，生产都有明显的大幅度的增长。难道这是复辟，倒退？他强调指出：“有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包产到户不同于分田单干……它仍然是一种责任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对军烈属的照顾，是党的既定政策，在这次年终分配中，省委已经专门布置了这个问题。”万里的解释消除了驻皖部队的疑虑，取得了他们对包产到户的理解和支持。

采用自适应变异算子，根据各代路径离散程度，动态调整变异概率。以相应概率选择个体某一路径点，随机搜索坐标点进行替换来作为新个体路径。其自适应调整公式为

教学评价是一门艺术，“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教师，首先你要学会评价学生”。课堂教学评价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行为、听课状态、课堂表现等做出的评价。那么，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如何才能做到有效评价呢？

由于万里顶住压力、矢志不渝的肯定和支持，安徽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开来。1978 年底，全省有1200 多个生产队或明或暗地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只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0.4%，但他们是安徽农村刚刚点燃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至1980 年底，全省实行“双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66.8%。至1981年底，全省实行“双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84.4%。至1982 年上半年，全省实行以“双包”为主要形式的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98.8%。随着“双包”责任制的迅速推行，安徽农村经济全面、持续、大幅度增长。全省农业总产值，1978 年86.4 亿元，1982 年达到124.62 亿元，增长了44.24%，年均递增9.6%。全省粮食总产量，1978 年148.25 亿公斤，1982 年达到193.3亿公斤，增加40.05 亿公斤，增长30.4%，年均递增6.9%。1966 年至1978 年12 年间，全省粮食商品率一直徘徊在20%左右，1979 年提高到25%，1982 年达到28.2%。1979 年至1982 年，全省共收购粮食176.4 亿公斤，其中1982 年收购量达54.45 亿公斤。因此，那时“要吃大米找万里”的话语传遍全国。

2.6 989名孕妇中户口属地和文化程度对口腔知识的了解及口腔健康行为情况 城市户口和高学历孕妇对口腔知识的了解及口腔健康行为优于农村户口和低学历孕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表6。

后来，万里调任国家农委主任，不久，又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农村改革。到1983年，全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占农户总数的98%。对此，万里曾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凤阳的朱元璋统一了中国，现在，凤阳的大包干又把全中国的生产责任制统一起来了。”

综上所述，万里对安徽农村改革，对全国农村改革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当时的一些做法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认识片面，形式单一。在当时，一些偏远山区、经营不善、生产落后、生活穷困的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必要的，效果也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先进社队，领导管理能力强，集体经济搞得很好，就没有必要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实行了反而效果不好。二是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对集体财产、对农田基本建设的成果如何保护利用，缺乏必要的措施，以至于造成机井的淤塞和农业机械的损坏。如果在当时能注意到这些问题，就可以避免上面所说的一些偏差和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