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缩影，家风是指一个家庭、家族在世代繁衍和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步形成的，并世代传承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家风在表面上规范的是如何做人与做事，其背后追求的是如何培养思想和行为端正的合格公民问题。寻常百姓家的家风，影响到家庭的持续发展，党员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家庭，同时还是连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道德伦理桥梁，关系到党风政风乃至社会风气的优劣，影响到整个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的构建，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起到最基础的“守门员”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1］

一、党员干部家风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密切关系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和党内政治文化纳入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范畴，并旗帜鲜明的指出对腐败斗争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和零容忍，不断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其目的就是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主体和对象，由于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们的角色与职业的特殊性、“私域”与“公域”之间的密不可分性，决定了不仅要对他们进行“八小时以内”的监督，还必须做好对其“八小时以外”个人生活圈的监督。

在远古时代，先民们披着兽皮，敲打着石头载歌载舞，最原始的歌舞诞生了。当他们祭祀（）神明和先祖时，负责祈祷的人一边跳舞一边念祝词，祈求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人口增长、战争胜利等，这种舞蹈与唱词的组合就是原始戏曲的雏（）形。

（一）内在关联性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关口。腐败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话题，其本质实际上是国家公职人员因追求私利而导致的对公权的滥用，如同发生在健康肌肤的瘟疫，会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经济上会动摇经济基础、政治上会削弱乃至破坏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文化上毒害人们的思想和社会风气，为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性后果。预防腐败不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又是反腐倡廉的攻坚之战，不仅需要党和政府建立起有效的反腐制度与机制，同时也涉及到全社会的积极协调和配合，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家庭，特别是党员的家庭更是廉政建设的重要地方，不仅党员个人要廉洁自律，还要加强对其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廉政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篇题为《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讲话中，提出领导干部不但要管好自己，还好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2］自觉经受权力、亲情和金钱的考验，树立正确的亲情观、子女发展观和交友观，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良好家风的重要体现。2016年起开始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的第八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在《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也都分别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注重家风建设，并严格教育和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这就突出了党员家庭是拒腐防变的基本防线和反腐倡廉的重要阵地与关口，为党员干部的“修身齐家”提出了道德底线、划出了纪律规则。把党员的家庭、家教和家风问题纳入党风廉政建设的准则和条例中去，就是基于家风本身所具有的的人伦特性很容易演变成权力腐化的催化剂，产生强烈的“蝴蝶效应”，使家庭成为腐败现象的重灾区，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以，家庭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家风建设，不仅与当下国内反腐倡廉的政治语境相契合，同时也是党推进廉政建设工作的基本关口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阵地。

培育优良党内政治文化的关键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3］可见，在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政治生态和党内政治生活这三者之间，党内政治文化处于最核心的地位，对其它两者具有源头性、决定性的影响，是营造健康党内政治生活和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精神底色和“土壤”。政治主体的行为选择取决于实际的政治规则，而人之所以会制定和执行某些政治规则，并依照这些规则行事，其背后都有一定的动机驱动和政治价值选择，而政治价值又是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什么才是党内政治文化中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呢？十九大报告中给出了确切的答案：“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和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家风作为家庭或家族价值观念、精神风貌、行事作风的综合体现，对于党员的政治价值观具有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影响。“移孝作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古训不仅成为维系传统中国社会与国家秩序的纲常，也是为世代家风所宣扬的美德，体现了由近至远、由小至大、由家到国之间的德行递进逻辑关系。所以，难以相信一个在家中不遵从孝道的党员干部会坚定和忠于理想信念，会把对党忠诚、为人民谋求福祉作为根本担当；很难想象生活上喜欢攀比、铺张浪费、奢侈挥霍、贪图享乐的党员干部会在工作上做到清正廉洁；无法想象通过或者纵容自己的家属行贿受贿、为子女“走后门”和非法谋私利、经受不住所谓“面子”、“人情”等“糖衣炮弹”轰炸的党员干部在工作上能做到作风正派和办事公道；很难相信表面上宣传马列主义背后信鬼神、算命和拜佛，表面一心为公背后“一家两制”的党员干部会做到实事求是。可见，党员干部家风建设的好坏直接到党员及其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政治价值念和政治行为的选择，从而影响着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健康的政治生活以及清廉政治生态的构建。

（二）外在扩展性

促进风清气正社会风气的现实需要。“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政风安。”“家国同构”传统文化形式下的家风家训与政风社风是同生共体的关系，家风培育的作用已经超出家庭或者家族的范围而上升到社会和国家的层面。社会公德的形成依靠每一个家庭的优良家风来实现，家庭美德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中的微观体现，同时又是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关口，对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起到重要的价值维系作用，成为了净化社会风气的“清新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2002 个人做过一项关于家有“传家宝”的调查，其中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优良的品性和作风就是他们心中的“传家宝”。［6］可见，优良的家风、家训成为了一个家庭或家族中世代相传的、以一种无形抽象形式存在的珍贵“传家宝”。 家风败坏很容易造成“一人落马牵出全家”的家族式腐败，成为把自己与亲人引向牢狱之灾的导火索，造成净化社会风气的负面效应，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与形象。而好的家风却如春风化雨不但滋养了一个家庭，更是对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无形的正义力量，鼓励岳飞精忠报国的“岳母刺字”、《郑氏规范》及其优良家风、明朝林俊编写的《林氏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等中国古代社会的“传家宝”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世子孙。可见，党员干部家风建设的优劣，不但是检验其家庭成员作风的“试金石”，是群众眼中党风政风优良与否的“窗口”，也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正所谓“家风好，民风社风自然好；民风社风好，党风政风就会好”。

随着重油深加工技术的不断进步，催化油浆作为催化裂化过程中富含优质碳源且廉价易得的副产品，可应用于炼化、冶金、建材、合成橡胶及新型碳材料等领域，生产炭黑、针状焦、重交沥青、介孔碳和碳纤维制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为了深入挖掘催化油浆深加工利用潜力，更好地发挥催化油浆所含优质碳源的经济价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相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本质要求。“百代兴盛依清正，千秋基业仗民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共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4］焦裕禄同志讲：“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干部，在感情的天平上，只能把砝码放在人民的一边”。［5］2016 年《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就明确规定，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从严治党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和要求，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决心，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准则》中还指出：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总体是好的。但还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脱离群众就是其中之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是这些党员的群众立场、群众感情出现了问题。受家族主义影响衍生而成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所导致的不少“窝案”腐败案件；通过各式方法，为自己的亲友、子女“走后门”；“上阵父子兵”、贪污受贿“夫妻档”、默许家人的腐败行为；奢侈浪费、权色交易等生活不检点的作风；“生活圈”和“社交圈”选择不慎而走向腐败堕落等，这些由于家风败坏所致的违法乱纪现象置人民群众利益于不顾，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严重危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之情。德国哲学家康德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仰望终生，一是我们头顶上璀璨的星空，二是人们心中高尚的道德律。”身为根植又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员，应该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心中的政治道德律令，管好自己及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使好家风成为维系党与群众亲密关系的忠实“守门员”。

二、党员干部家风影响全面从严治党机理分析

理想信念是指人们在一定价值观基础上，对自己确立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持有的态度。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缺少这种“钙”，精神世界就容易犯“软骨病”，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便会出现问题，导致脱离正确的政治方向而无法经受住各种风险与困难考验。徐州市原政协副主席张引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在2014 年5 月被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从张引在狱中写的忏悔书可以看出，他最初在工作时是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的，但随着职务的不断升迁，他的思想慢慢发生了蜕变，理想信念也逐步丧失，最终致使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被物质贪欲给冲垮了良知和底线。他在忏悔书中这样写道：“我在金钱的诱惑下一天天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爱民之心，为民之情……回首我的一生，以奋斗开始，以辉煌展现，以自我毁灭为结束。”2015 年11月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雅安市原副市长蒲忠因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 年，并没收个人财产12万元人民币。《南方都市报》这样评论他：“一边讲辩证唯物主义，一边烧香拜佛、相面解梦……中国特色‘无神论'已渐入精神分裂之境。”对此，当地很多百姓都认为，蒲忠等人耗费2千万元修建的“青云梯”是为他们自己铸造的，意为青云直上、步步高升。［7］

（一）党员干部自身的理想信念丧失

“机理”一词在这里的涵义是指引起事物变化的原因与道理。毋庸置疑，党员干部良好的家风建设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亦然。所以，就需要通过分析来找出到底是何种原因导致党员干部家风败坏，进而影响到甚至阻碍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推进。

从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共发布的34份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纪律处分通报可以看出（2015 年2月13日到12月31日之间），其中比例高达62%的人违纪涉及其亲属、家属。［8］可见，党员干部家人及身边人直接或者背着他们利用其职务的影响，来谋取私利的违法乱纪现象已经成为构建良好党内政治生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绊脚石”。从许多腐败的案例来看，引发官员堕落的轨迹各有不同，有为自己的贪欲、有为自己的情人、有为自己的孩子、有为自己的朋友等等，但是妻推夫变、夫妻二人共同贪污受贿、“鸵鸟式腐败”的现象却尤为突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曾是中国首批的32名“二级大法官”之一，执法20多年来一直谨慎内敛，但他的“贤内助”却成了他的掘墓人，在其不断地“枕边风”的攻势和影响下，最终使他走向了“权钱交易”的深渊。在2002年湖南省高院筹建新办公楼时，吴振汉从中受贿回扣，他妻子李芝还夸赞他的行为是“与时俱进”，但不久后，他便被省纪委“双规”。其妻子李芝在监狱中忏悔道：“我的丈夫原本是一个品行正直的好干部，如果不是我吹枕边风，他一定会功德圆满隐退。”［9］夫妻二人因贪污腐败同进监狱的例子数不胜数，其中都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位“贪内助”的配偶。

在与济南市公安机关进行沟通后，5月28日，七兵堂42人的“反恐处突突击队”正式开始在济南火车站执行巡逻任务，这是全国成立的首家民间反恐专门组织。

（二）党员干部家风不正引发的“后院起火”

这两个案例在众多的腐败案例中并不算是典型，有许多落马官员的案例表明理想信念一旦丢失，便不能很好的处理公私关系和洁身自好，就会缺乏正确的用人观、用权观，最终导致自己一步步走向深渊。现今，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仍存在着一些不良的的现象，有的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前途充满不信任；有的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信星座和迷信，热衷于算命和拜佛等等，这些都是理想信念不坚定的反映，如果任由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不但会逐步丧失一名共产员的本性，而且会把一些不正之风污染到其他家庭成员的人身上，造成恶性循环的不良后果，为家族式窝案、家族式腐败埋下伏笔。

然而，但如果家中有位常敲“廉洁钟”的贤内助，就可以对党员干部言行举起到监督和规范的作用，防止其违法乱纪行为的产生。2002 年获得“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湖南省委原副书记郑培民，之所以能够保持清正廉洁的品质，与他身后有位充满高尚情操和一身正气的妻子有很大关系。郑培民的妻子杨力在新华书店工作到退休都没要求过她丈夫给自己换份工作，并给自己订下“三不”政策：不帮人带信、不传口信、不接受礼物，还严格监督和规范家庭成员、亲属的行为举止，俨然成了家中刚正不阿的“纪委书记”。可见，要培养出良好的家风，不但要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家中配偶的思想道德建设也很关键，对帮助党员干部防微杜渐、牢固防腐倡廉的家庭防线起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党员干部“交友不慎”成为其堕落的“催化剂”

在中纪委监察部网推出的专题栏目《忏悔与剖析》3 周年时（2014 年3 月到2017 年3 月），有媒体通过总结在这期间被披露的22名违纪违法者的忏悔录，发现其中12 人（54.5%）在忏悔录中认为自己交友不慎是导致其腐败的原因之一。［10］2010年《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与《人民论坛》杂志联合做了一项关于如何看待领导干部建立的“小圈子”、“小兄弟”和“小爱好”（即官员“三小”）的问卷调查，共有8209人参与其中，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官员“三小”现象很普遍，应当予以警惕。［11］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参与什么样的圈子，直接反映出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交的朋友们和参与的圈子也会对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产生耳濡目染的效应。

1.2.1 调查工具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面对面的进行调查收集资料。调查员经过统一培训并考核合格。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户口所在地、省份、社区性质、卫生服务质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到社区医院距离、BMI)、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包括早餐频率、蔬菜摄入、晚餐吃饱频率、运动频率、静坐时间、睡眠、吸烟、饮酒等。

（四）社会环境是助长其家风不正的“助推器”

如果说党员干部家风建设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内生态”，那么社会环境则是“外生态”，正如恩格斯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虽然内因才是引起事物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但外因对事物的发展变化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违法乱纪的行为无非是在这几种“环境”下产生：一是违法乱纪行为在他人不知的情况下进行；二是一些党员干部的某种行为虽为他人知晓，但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性，他人并不知道其最后的决策和行为是在违法乱纪的情况下产生；三是他人知道其行为属于违法乱纪，但无力阻止这种任性使用权力的行为；四是他人知晓其行为是违法乱纪，但默许了这种行为。对于为什会默许这种违法乱纪行为，一项有关的数据调查结果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当公众被问及“为什么不选择举报腐败行为”时，占总数78.2%的受访者选择了“举报了也没用”的选项、占比高达83.1%的受访者选择了“害怕受到打击报复”的选项，只有占总数24.3%的受访者选择了“不知道怎么举报”的选项。［13］可见，公众这种害怕被打击报复和觉得举报也无济于事的容忍腐败心理成为了助长党员干部及其家人、身边人作风不正的“助推器”，公众的这种心理与全面从严治党坚持的对腐败“零容忍”态度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如何强化公众坚决同腐败行为作斗争的意识、如何保障对举报人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成为反腐败斗争中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2008 年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因受贿罪被北京市二中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所谓的“朋友”批土地、揽工程、批贷款，对这些“朋友”送来的钱财也欣然接受，他在总结自己的教训时说：“没有过好‘朋友关'，侥幸的认为朋友靠得住……因而陷入了朋友的泥潭。”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所受贿的赃款中，大部分都来自于他口中的“朋友”，以至于他被判刑之后追悔莫及地说自己是被朋友所害。［12］因为交友不慎而落马的党员干部例子很多，都是在这些“朋友”面前“讲义气”而没有守住自己的底线，不重视小节、做事不讲原则是非不分，进而发展到“礼尚往来”的权钱交易，最终害了自己，更损害了党、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这些“朋友”也恰恰是利用“糖衣炮弹”作为感情投资，成为滋生党员干部堕落的“温床”和导致其腐败的“催化剂”。

三、加强党员干部家风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探析

通过分析可知，多种因素导致了党员干部家风不正，造成了对党内政治生态的污染，阻碍了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推进。所以，作为拒腐防变的重要关口，建设良好的党员干部家风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促进清正廉洁的政风和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起到非常关键的“守门员”作用。要做好这个“守门员”，重点在于要把加强党员干部家风建设工作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去，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修己自律，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筑内在廉洁屏障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党员干部的在家中的言行作风，对家庭成员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模式会产生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和模仿效应，如果自身没有形成一身正气，就很难形成良好的家风，正所谓“修身才能齐家”、“内圣才能外王”。《礼记·大学》中认为从天子到百姓的所有人都应该把修己作为大事来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4］修己需要修哪些内容？《周书》中提过“八行说”，即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无倦、明察这八个方面。修己要想实现，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以达到知行合一，首先要善于学习。周恩来同志说：“我的修养要则，一是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15］

谈及“你如何看待专业技术的作用？”时，许多被访者都认为，目前我国殡仪馆硬件设施建设都有很大的提高，亟待加强的是信息化、科技化、人文化的软件技术及服务理念。但在增强专业技术和管理服务的同时，殡葬行业前辈的职业经验是新一代殡葬从业人员取之不尽的知识来源。因为，某些逝者家属会提出某些个人理想化的要求，当出现家属要求与专业实现度不统一的情况时，具有丰富职业经验的前辈会凭多年工作的实践经验处理好此类问题。这往往是新一代殡仪馆从业人员要通过个人多年实践才能获得的宝贵财富。

党员干部要学习的内容很多，其中最基本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管理方法、民主法制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吸取和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其目的就是要不断地通过加强理论、政治、思想道德、文化知识、业务能力等方面的学习来夯实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正确的权力观和政绩观，提高防腐拒变的能力。其次要慎独自律。“慎独”是儒家修身养性的重要法则，指的是在无人监督自己的情况下依然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的道德底线，体现出一个人道德的高度自觉性与日常的严格自律性。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与其说受所处环境的影响，倒不如说是放松了克己自律而无法洁身自好。“自律”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意为“法则由自己决定”，也就是行为主体自己约束和限制自己。康德认为“自律”是道德主体自主地为自己的意志设定道德法则。江泽民同志把“四自”（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作为对当代领导干部思想政治道德修养的要求，自重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注重自己党员干部的身份，珍惜自己的名誉，不做违背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自省就是经常对照党员干部的道德要求来自我反省、自我省察，养成“每日三省吾身”；自警就是时刻告诫自己不要违背政治原则和道德标准，并以他人的教训为自己敲警钟；自励就是自我鼓励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主动积极地开拓创新。这四个方面体现了自律的不同侧面，是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意识到行为的自律过程：自重是自律的前提；自省是自重的保证；自警是自省的结果，是从反面来自律；而自励是以自警为前提，是从正面来自律，具有“自为”性。

（19）分期出杳入宴，恍惚經緯萬方。（《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二，《中华道藏》30/549）

（二）严格家教，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牢防腐“门槛”

反观这些腐败官员与其家庭的内部关系，可分为主动犯罪型和被动犯罪型，第一种情况是最初腐败行为的主导者是官员本人，由于碍于自己身份的特殊性不便亲自出马，便指使家庭成员实施具体行为，但也不排除亲自上阵；第二种情况是腐败官员随着家人的被污染，进而使原本清廉的自己如同“温水煮青蛙”式的一步步被家人拉下水。所以，党员干部不仅要修身自律，同时还要管好家人，教好子女，认识和处理好亲情观，摆正“情”与“法”的位置，明白严管才是厚爱。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清廉官员、新中国革命先辈们的家风故事为我们培养良好的家风树立了典范、提供了精神动力。宋朝的“包青天”包拯在为官时，为自己的家人立的家训为：“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16］陈云同志要求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陈毅元帅在《示儿女》中写道：“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毛泽东同志曾为自己定下恋亲但不徇私、念旧但不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

当然，要形成良好的家风环境，不仅要依靠党员干部本身的自律和其身体力行地对家人的教导，家庭成员对党员干部的影响也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家属反过来也应学习廉洁自律知识，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党员干部的配偶要常敲“廉政钟”、念好“廉政经”、永唱“正气歌”，担起帮助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监督员”；子女们要树立起自立的观念，摒弃父母的光环效应，并和父母一起端正对腐败问题的认识；党员干部的父母们要督促子女抵制腐败诱惑，严防他们对自己的孝敬“变质”，在家庭成员中形成相互教育、相互警示、相互监督的良好家风氛围。

（三）谨慎交友，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塑造干净“社交圈”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孔子曰：“不知其人，视其友”，所以，交什么样的朋友、如何与朋友交往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特别是党员干部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和职责的重要性，他们的社交圈和交友观就成了折射党风政风的一面镜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17］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就对党员干部的人情交往列出了清单。不仅党员干部自身要谨慎“社交圈”，还要向家属强调交友的重要性，并且向家属讲清党纪国法中关于礼尚往来的规则，党纪国法并非要求为政者没有人情味儿，而是要对那些披着人情面纱的违法乱纪行为零容忍，使家属明白哪些行为属于正常的人际交往，哪些属于变相的“人情腐败”，同时和家属一道相互监督、相互警告，做到有原则、有界限的与人交往，打造干净纯洁的“朋友圈”。

式中，p(θ)为单个粒子散射相位函数，r为粒子半径，Qsca为散射效率因子，n(r)为粒子谱分布函数.

（四）净化社会风气，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清正“外生态”

家风作为社会风气寓居的小环境，在影响着社会大环境的同时又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党员干部的家风连着党风带着政风，三者治理的优劣都是要通过社会风气反映出来，并在对社会风气的净化中落地。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一项全民性的廉政文化建设，不仅要针对党政机关人员，同时也要针对每一位大众，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

第一，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政机关政治生态的腐蚀，划清政治与市场的边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划清政治与经济的边界，目的是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清正的“外生态”环境，防止把公共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交易筹码，使党的纪律规则被利益输送和交换的潜规则所代替。不仅要落实以建设党员干部良好家风为基本关口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还要加强对市场经济主体特别是对工程招标项目的监管，铲除滋生权力与利益不正当交易的温床。第二，重视家庭教育和强化学校教育，廉洁教育要从青少年抓起，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在思想和道德方面还属于不成熟时期，把廉洁教育积极地引入德育课堂，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使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第三，推进企业的廉洁文化建设，加强对企业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党纪法律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同时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力度。第四，向农村、城市社区宣传廉洁思想，利用这两个区域内各种宣传资源和手段积极广泛地开展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化氛围；最后，运用“第四种权力”——媒体的宣传功能，不仅通过媒体宣传反腐倡廉的信息，最重要的是通过媒体传播的信息来引导和加强大众的廉洁思想。

（五）完善体制机制，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紧制度牢笼

透明国际组织对腐败的定义为代理人滥用委托权力以谋取私利的行为。委托——代理关系下很容易使委托人对代理人滥用权力的行为处于不知情或者无意识的模糊状态，甚至出现无人负责的情况，但代理人却因此受益。这就意味着腐败行为因其较强的隐蔽性而导致腐败者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侥幸心理。人理性的有限性往往使他们只看到了腐败带来的一时好处，在人的有限理性与侥幸心理双重影响下，如果仅靠对代理人进行廉政教育和其自身的自律，缺乏有效的体制机制支持，反腐倡廉工作的效果就会事倍功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8］

首先，把党员干部家风建设纳入干部考核体系。考核标准可以细化为勤俭持家、孝老敬亲、子女培养、夫妻关系、邻里关系、家庭廉洁教育等内容，使家风考核体系具体化和明确化，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并以此作为党员干部晋升和奖励的重要依据；扩大对党员干部家风建设的评测参与人员范围，不仅包括其工作单位的上级、同事、下级，还应包括其亲属、邻居、居委会工作人员等。其次，健全对党员干部家属的教化机制。加强对党员干部配偶的廉政教育，树立一批“廉内助”、“贤内助”的典型进行正能量教化，对其余家属尤其是直系亲属的廉政教育也要跟进，并使这种廉政教育形成一种长效机制持续开展下去。最后，加强社会监督，健全举报人保护制度。积极接受来自人民群众、各种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方面的监督，公开宣传举报腐败的方法和措施供群众学习，完善纪委、检查、监察等部门接受群众举报的途径。完善立法工作和制度创新，明确举报人的权利范围、明晰受理举报机构的义务、完善举报程序和对举报人身份保密和人身安全保障制度、举报人奖励措施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健全公民举报保护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2］［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55—356、165、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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