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长征期间，各路红军都进行了艰苦而激烈的战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然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不但使中国共产党转危为安，而且使我们党进一步成熟，为党的建设规律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其间，召开的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影响最大、意义最为重要，对党的建设也最具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一、遵义会议与党的建设

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长征初期，中央红军仍然连遭挫败，危机继续加剧。忧心如焚的毛泽东经过和王稼祥、张闻天协商，又争取到了周恩来等人的支持，终于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在黔北重镇遵义召开。参加会议的包括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20人。遵义会议后取得的主要成果有：第一，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负责；第二，毛泽东被选为常委；第三，取消原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指挥军事的“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尽管从名义上来讲，毛泽东还不是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从实质上来说，由于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才能和其他领导人包括张闻天、周恩来对毛泽东各项建议的尊重，毛泽东实际上已成为党和红军的领袖人物。也就是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正因为如此，党和红军才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摆脱了危机，从而绝处逢生，并开始走向复兴和发展。

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而且在党的建设方面也有重大的贡献：第一，开始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一般说来，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军事路线，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而且还在决议中肯定了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政治路线。但是，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出如陈云所指出的那样：在当时的条件下，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部分，纠正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实际上是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政治路线错误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以后全面克服这一错误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1］37-38第二，组织建设方面。遵义会议进行期间，各位参会人员各抒己见，本着为党和红军负责的态度，没有任何顾虑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最后在充分发挥民主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制定了决议，这也充分反映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第三，遵义会议贯穿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重大问题的第一次重要会议。通过排除外界干扰，摆脱了教条主义束缚，做到了实事求是，从而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和决策。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创造了良好条件。第四，体现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会议期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以来的损失，尽管周恩来不负主要责任，但是，他却勇于自我批评，检讨缺点和错误，这也表现了共产党员的担当精神和勇于改正错误的决心勇气。对于博古等人对于党和红军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及其对错误进行的辩解和否认，与会绝大部分同志本着为党和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对他们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使得博古最后也不得不承认错误。第五，开创了处理党内矛盾的正确方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既对博古、李德进行了坚决斗争，严厉批判了他们的错误和给红军造成的危害，并通过合法的、民主的方式免除了他们的领导职位，又对他们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价，指出了他们仍然是自己的同志，对他们进行真诚的团结，帮助他们进步，使他们放下包袱继续为党工作。后来这些犯错误的同志都积极拥护毛泽东的领导，继续在重要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即使是李德，也为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感化，当毛泽东等人在1935年9月9日为摆脱张国焘的陷害北上时，李德挺身而出，和张国焘派来劫持中央的人据理力争，旗帜鲜明的站在了中央这一边。［2］89遵义会议所采取的这种处理党内矛盾方式对于党的健康发展，对于我们党的进步发挥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后来延安整风运动所采取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原则就是遵义会议上所形成的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徐渭《畸谱》称：“五十三岁。除，释某归，饮于吴。明日元旦，拜张座。”[1]1329万历元年(1573)，徐渭在张氏父子等人的努力下，加上适逢万历皇帝登基大赦，在除夕终于保释出狱。徐渭没有忘记张氏父子的情谊，元旦即去拜访了张氏父子。这年冬天，元忭因父病归越，开始编纂会稽县志，“今之文学士优于史无如徐生渭者”[4]，同时推荐徐渭来参加编写工作。万历《会稽县志》中的序文总论，均出自徐渭手笔。

二、瓦窑堡会议对党的建设的贡献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着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继吞并东三省以后，加快了灭亡中国的步伐。1935年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重，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6周年纪念大会上和十九大报告中，都提出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要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7］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通过遵义会议，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为党的健康和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政治路线。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了变化，但是，我国仍将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我们仍然要坚定地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更要把人民放在心中，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拉近党和人民群众的距离，增强党和人民群众的感情，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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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方案二：在老釜上安装，需要寻找现有的预留法兰，需要DN50以上的预留管道，根据位置进行套管加长，将探头安装在套管顶端，另一端焊接固定法兰，见图1，套管和法兰准备及焊接自行准备，如果没有足够大的预留管道、或者插入后会碰到搅拌，就不能安装，需要重新开口或寻找别的位置。

会议闭幕不久，毛泽东又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进一步分析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面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发生分化的可能性，指出：“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4］148这就为不久以后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联蒋抗日”，从而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

瓦窑堡会议不仅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起了关键性作用，而且对于党的组织建设也有很大的推动。第一，在发展党员问题上，会议指出，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时期所担负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去扩大与巩固党。为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为了进一步克服一些人的落后观念，《决议》强调：“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些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地位。”［3］549这样，《决议》在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认真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唯成分论”的“左”倾幼稚病，大大增加了我们党的社会基础，从而为党的组织的迅速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第二，在培养党的干部问题上，会议指出：“必须大量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会议对于干部的培养和使用问题，也有了正确的认识，指出，对于干部，应当将它们派往斗争实践之中去，使他们在斗争中学习；应当爱护他们，信任他们，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天才与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应当向他们耐心地说服和解释他们所担负的任务和工作；对于他们在思想和工作上的错误，不应当轻易的给予打击，应当给以耐心的说服教育。会议强调：“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是免不了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列宁主义的学习精神与从斗争中求锻炼，是改正错误的最好方法。”［3］550上述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干部政策的逐渐成熟。

另外，瓦窑堡会议也充分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逐渐成熟。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党中央才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判断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党的政治路线及时做出了适合形势的调整，这也是我们党逐渐成熟的体现和重要标志。

三、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其他方面

（一）长征期间党和红军具有严明的纪律

尽管长征结束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但是，长征期间党的建设经验对于今天党的建设，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对于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仍然具有强烈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作用。

1881(明治14)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科独立，井上圆了是此时唯一的入学生，而且是首个兼修西洋哲学与东洋哲学的学生。

客观形势的发展表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有了重大变化，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但是中日之间的综合国力相差极大，任何一个阶级或一股政治力量都不能单靠自身完成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重任。因此，有必要建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就共产党内部来说，“左”倾关门主义的思想和意识还非常浓厚，许多人，包括许多领导干部认定民族资产阶级是永世的反革命，“是最危险的敌人”，至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同属一个阵营。这种思想和方针如果不彻底纠正，就会给党、给中国革命、给中华民族的生存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失。

（二）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动力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就要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历史证明，当我们党贯彻落实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党的事业就会推向前进；当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三）心系群众从而赢得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长征中，无论战斗多么残酷，环境多么恶劣，物质条件多么匮乏，广大红军指战员不仅不侵犯人民利益，而且处处为人民着想，一举一动都考虑到人民的利益，还把没收来的土豪劣绅的谷米财物分给民众。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所到之处，民众无不欢迎，如红军进驻遵义城时，“商民不但不逃，而且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红军，旗上高书欢迎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6］251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人民军队的本质。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艰难险阻的根本因素。

四、长征期间党的建设经验对今天党的建设的启迪意义

虽然经历了万里征战，条件异常艰苦，但是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对于人民群众秋毫无犯，无论行军作战都做到纪律严明，听从指挥。如，红军从云南渡过金沙江北上四川的过程中，仅凭着六只小船就在几天之内渡过了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具有严明的纪律：所有人都听从渡河司令部的安排。各部队按到达江边的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红军各个部队，按照命令依次上船，即便师长、军长渡河，也必须按照次序。正是因为红军有严明的纪律，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发挥团体优势，进而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力量。这种在严明纪律的基础上所展现的井然有序和配合一致也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是弱小的红军能屡屡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的重要因素。

为了克服关门主义，制定出新形势下正确的党的政治路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3］536。决议虽然仍然把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看作是主要敌人，与以后的建立包括蒋介石政权在内的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有较大的差别。但是，与以前相比，已经有巨大的进步，这也是最后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必然过渡。

（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雕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发展是相伴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鹳鱼石斧图》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传统绘画的发端与雕塑（刻）艺术存在的姻缘关系。这是一件陶瓷与装饰绘画相结合的作品，史家和学界都一致认为依附于其表面的绘画作品在绘制手法上与之后的中国画艺术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因此，被认定为是中国画的“鼻祖开篇”。

（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始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朝着这个伟大理想前行。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5］4也正因为我们党具有了崇高理想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才会“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5］4红军历尽千难万险没有被消灭，也没有溃散，崇高理想信念的精神支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8］106-107为此，我们要在全党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在全党、全国人民之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使全党全国人民在远大理想的指引和鼓舞下，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要贯彻正确的干部路线

长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的关键时期，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的领导，才使中国革命峰回路转，逐渐走向正轨。“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关键，这样的干部，应当具有“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8］109的标准。要培养出这样的好干部，一方面需要干部自身的努力，要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做到老实、踏实、清白，还要努力学习业务知识，提高自己服务群众的本领；另一方面就是组织的培养，要强化干部的党性教育、道德建设、宗旨意识，还要积极为干部成长搭建平台，让干部在实践锻炼中增强党性，增长才干。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还要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要充分发挥党内民主，使得普通党员、干部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发扬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克服一言堂，从而集思广益，使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在各级党组织顺利执行。

（四）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遵义会议能顺利进行，取得丰硕的成果，与充分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直接的关系。同样，瓦窑堡会议能够圆满成功，顺利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也是充分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正是由于充分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才使得党员干部认识到了自己和其他同志的缺点错误，并指出错误的症结和改正的方法，从而减少了损失。今天，为了有利于党的事业，为了党员干部的进步和少犯错误，我们更要大力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使同志们能经常“红红脸”“出出汗”，通过揭短亮丑，不断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使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受到洗礼，灵魂受到触动。

（五）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随着我们党建设的日益成熟和科学化，党内法规也变得科学化和制度化，已大大减少了不成熟和规章制度不健全所造成的人为的、主观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如，处理违反党内纪律的主要依据就是《党章》和《纪律处分条例》。任何党员、干部，不论其职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只要其触犯了《党章》和违犯了《纪律处分条例》，都会根据其情节的轻重受到相应的处理。在具体操作中，一方面，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对于违反党纪党规的党员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从而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

当前临床认为糖尿病随着血脂上升的主要机理是因为[5]，糖尿病可能造成患者自身免疫出现问题，造成胰岛素水平降低，另外外周靶组织在脂肪组织中和肝脏内部出现胰岛素抵抗情况[6]，让在正常水平下胰岛素无法正常工作，无法获取够量的葡萄糖，特别是对于肝脏、肌肉以及脂肪组织等对胰岛素较为敏感的组织结构来说，无法摄取到适量的葡萄糖导致肝葡萄糖输出抑制效果差[7]。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宋任穷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宋晓明.中共党建史（1921-1949）［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6.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