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作出的重大决策。［1］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其中，“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价值目标，而革新基层治理理念、创新基层治理体系、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则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应然路径。然而，在当前的农村基层治理实践中，面临着农村基层治理理念异化、基层治理与社会结构“脱嵌”、农村基层行政权力“势差”、治理效益递减的困境，因此，可从矫正治理理念价值偏差、创新基层治理方式、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健全基层治理机制层面寻求破解之道。

一、农村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意蕴

（一）有助于化解基层矛盾，实现农村和谐稳定

农村基层事务纷繁芜杂，具有模糊性、连续性、碎片化的基本特征，同时，农村基层政府还承担着协调政社、政企、干群等多方关系的职责，这无疑需要农村基层政府具有高超的日常事务处理能力与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能力，而基层矛盾化解和协调利益关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提升基层矛盾处理能力的过程，就是防范和化解基层社会风险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过程。

（二）有助于修补基层生态，提升社会资本

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与侵入，社会转型的加快，不少乡村的传统社会结构开始解体与崩塌，面临着价值理念内向化、虚无化，人际关系疏离化、理性化，乡村治理高成本、碎片化的事实，［2］乡村传统的人际结构和社会生态逐渐变形和扭曲，村民的原子化趋势和不信任感加剧。而农村基层自组织文化的涵养与培育，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健全以及基层治理格局的优化无疑将有助于重构村民之间的社会“联结”，增强村民之间的利益“纽带”和信任度，建构乡村共同体意识，从而修补乡村“碎片化”的社会生态，提升乡村社会资本。

（三）有助于巩固基层政权，提高政府威信

在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实践中，不少地方政府治理方式过度行政化、简单化、粗暴化，村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民沟通互动缺失，干群关系矛盾突出，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受到侵蚀。因而，变革治理理念，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而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无疑将有助于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有利于理顺政民、政社关系，强化村民与基层政府的正向互动，促进政民、政社双向交流，消弥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感，进而有效提高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巩固农村基层政权。

二、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

（一）治理理念异化

农村基层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社、政企、政事不分，基层官员的“大政府”思维和“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部分农村基层政府官员服务意识和服务理念缺失，治理立足点存在偏差，“以我为主”代替“以民为主”，“政府意志”替代“民众需求”；某些基层官员秉持“家长式”行政管理理念，注重“权威式”管控，用“政府管控”代替“社会治理”，管理错位失位问题突出，忽视基层群众、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能动性与创造性并挤压其作用空间和价值空间。

如在门诊遇到这样的问题，医生通常会说，不好讲，挺复杂。这不是医生敷衍，而是确实不太容易三言两语说清楚。生长痛这个概念虽然已提出近200年，但对于其病因的阐释，却仍难以让人满意，只有一些假说，在此不妨与好奇的家长分享一下。

（二）基层治理与社会结构“脱嵌”

何大爷告诉我，前些日子，他去县城看病。一出车站，险些被车撞上。赶巧遇上她。她放弃去姑姑家串门，领着老人家到医院就诊，安排吃住，无微不至地照顾，一直到痊愈，又把老人家送到家中，还经常来看望。

本区表层土壤Pb含量的变化范围为12.5～54.6 mg/kg，均值为22.79 mg/kg，远远低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70 mg/kg)[4]，表明土壤环境质量中单指标Pb处于清洁状态。

（三）农村基层行政权力“势差”

农村基层治理制度越来越精细化、复杂化，但同时治理制度的贯彻落实却低于预期，不少制度执行难、落实差，有些制度流于形式，陷入“空转”，而且制度与制度之间的衔接性、协调性和系统性不足，制度之间的紧张张力加大，制度体系的集成性和系统性削弱，造成治理制度的成本高，治理效益递减。此外，由于农村基层政府过于依赖“治理技术”而陷入到“形式技术”的怪圈，导致农村基层治理“内卷化”问题突出。［3］

农村基层政府倾向采取行政式管控模式，通过下达行政命令、指标设定、会议传达、文件落实等强制性方式来贯彻政府意志，采取简单粗放的“自上而下”的“目标管理”来达成管控目的，忽视道德、法律等软性手段的功能价值，用“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导致治理技术与治理价值“脱节”，单一化管理手段与基层群众多样化需求“脱钩”，一元化行政权力与多元化社会结构“脱嵌”，单向化管控方式与基层自治结构“错位”，基层治理能力与基层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存在“张力”。

（四）治理效益递减

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制度不健全，缺少“自下而上”的制度化常态化的社情民意表达渠道，下层民意无法“上传”，同时，随着乡村传统的宗法关系的解体，经济能人和村干部等“乡村精英”不断“俘获”行政资源并结成“利益共同体”，农村基层权力“场域”开始不断向内收缩，造成农村基层行政权力与基层群众权力“势差”扩大化，并衍生基层行政权力的封闭性和内向性；此外，由于新乡贤的价值偏离和功能异化以及“乡贤参与治理模式”与社会结构“互构”的不确定性，农村基层行政权力“势差”还可能进一步扩大化。

三、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路径

（一）矫正治理理念价值偏差

面对基层政府治理理念偏差的现实，应该加快转变农村基层政府职能，加速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职能边界，确定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职权的划分和常态化监督倒逼农村基层官员转变治理理念，破除“大政府”思维和“官本位”思想。同时，优化农村基层政府政绩考核模式，建立基层治理满意度民主测评量化体系，由基层群众对治理效果进行评判，注重结果导向，强化治理不作为问责和督导力度，促使农村基层政府官员扬弃扭曲的权力观和管理观。通过常态化培训帮助基层干部提升服务意识，树立服务思维，转变工作方式，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提高基层政府服务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综上所述，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高危妊娠子宫螺旋动脉血参数，能全面检查和评估子宫螺旋动脉血流状态，加强妊娠结局的预测，也适合临床上的积极推广。

（二）创新基层治理方式

推进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改革，创新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优化治理模式，充分发挥法治与德治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实现德法共治。摒除简单化、单向化的行政管理方式，用制度约束行政权力扩张冲动，实现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多样化。具体而言，全面推进依法治村，深入推进依法治理，促使基层官员提升法治意识，树立法治思维，强化法治理念，实现行政权力的规范运行，提高基层政府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理水平。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中介作用，完善依法维权和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引导村民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理性表达合理诉求。同时，充分发挥道德的教化和约束作用，坚持以德治为引领，全面推进农村道德文化建设，构筑乡村治理的道德之基。加快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村民思想道德教育和文化素质培育，涵养道德文化，引导村民崇德尚礼、仁爱亲诚、恭俭孝悌。建立道德评议机制，完善诚信激励约束机制，推进诚信建设，重构乡村诚信文化生态，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另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依托专家咨询系统对本地社情进行精准评估，在动态把握本地社会结构、群众需求和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治理模式，确定行政、法律、道德等手段的科学配置，确定自治他治共治的主次之别，根据社会结构、群众需求、发展目标“匹配”治理模式，实现治理模式的结构“嵌入”，并注重评估治理模式与社会结构的“互构”影响，提升治理模式（治理手段）的动态调适性和动态适应性。

（三）优化基层治理结构

加快村民自治建设，创新村民自治方式，构建以村民理事会为核心的自治载体，明晰权责利，保障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参与日常村务决策；构建多方参与的村务联席会议制度，以刚性制度为支撑提升村民话语权，打破村民的“权利困境”，实现基层事务共商共建共治。同时，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健全村民利益表达机制，依法保障村民民主监督权利，通过定期下访、民众建言、村务公开、民主评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消弭政意民情互动“隔阂”，突破政民双向沟通“阻力阀”，进一步减少信息权力“势差”。此外，逐步转移农村基层政府部分公共职能和公共服务，鼓励有能力的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和部分公共职能，并加强激励引导和政策保障，培育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生态，构造共治共享格局。以村民自治试点为牵引，以村民自治制度为保障，以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为支撑形成多元协同治理格局，“增溢”行政权力“开放度”，打破少数“乡村精英”对行政权力资源的垄断，使基层治理结构“扁平化”，减少治理权力“势差”。

（四）健全基层治理机制

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建设，建立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完善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提升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有效提高行政决策的“有限理性”获益度。同时，按照分级管理、高效统一原则，合理赋予经济强镇更多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适度提高发展自主性，建构权责统一、功能完备的管理制度，有效降低行政管理制度成本，拓宽制度管理的获益空间。此外，进一步厘清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的权责边界，完善公共服务清单管理制度，并强化准入管理、过程监督与动态考评，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公益效能。健全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机制，保障乡贤议事权利，完善乡贤遴选机制和考核制度，强化村民对乡贤的民主监督，赋予村民提名、罢免乡贤权利，防范乡贤权力“私用”和功能异化，提升乡贤治理制度的正向社会“溢出”效益。强化对基层政府的过程监督与结果考核，充分发挥监督的约束和考核的导向作用，确定监督主体、责任和办法，细化考核评价体系和结果公开办法，建立严格规范的考核和追责机制，以监督和考核倒逼治理制度的落实和执行。另外，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职能相近的部门优化重组，加强职能部门间制度建设的协作与沟通，注重统筹协调和系统衔接，实现制度的协同与相嵌，从而降低治理制度的“操作”成本，提升治理制度的综合效益和复合收益。

参考文献：

［1］田俊秀.多维施策.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EB/OL］［2018-07-1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712/c216373-30143896.html.

［2］王巍.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四川省A村的个案调研［J］.理论导刊，2018（5）：70-76.

［3］李祖佩.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内卷化”问题省思［J］.中国农村观察，2017（6）：116-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