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伯克特（Paul Burkett），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是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重要的学术地位。当今西方世界掀起的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思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伯克特的工作。就如著名美国学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评价：马克思对生态学的贡献之所以能在当今世界获得广泛认可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伯克特的工作[1](pvii)。福斯特认为他自己的学说加上伯克特的学说才能构成完整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生态学[2](pix)。福斯特还说，伯克特主要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学价值分析，而他自己主要进行(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的研究[1](p259)。那么伯克特对马克思的生态学价值理论发展了什么，又是如何发展的呢？伯克特在他的代表作《马克思和自然：一种又红又绿的视角》[1]里从多个层面对此进行了阐述和论证，其中对马克思的自然价值观的发展是在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生态辩护和对生态批评者的反驳中进行的。借鉴参考伯克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围绕伯克特对马克思自然价值理论的辩护和发展，展开讨论分析。

一、马克思价值论的生态批评者混淆了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

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分析其根源的。有些生态经济学家或其他学者指责马克思没有把价值直接赋予自然，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无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对此，伯克特针锋相对地指出：“那些指责马克思没有把价值赋予自然的批评家应该调转矛头把批评指向资本主义自身。一般来讲，这些评论家未能理解马克思理论中历史的和社会关系的方面，也就是说，价值作为财富的一种具体的资本主义形式并没有代表马克思对自然固有价值(例如，根据审美的和其他的使用价值)的规范定价。”[1](p99)这些生态批评者只要认真读马克思的著作，就不应该提出这样的指责。伯克特甚至说，如果仔细读了《资本论》中的这段文字，马克思的批评者就应该可以省掉很多麻烦：

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者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观，使一部分经济学家迷惑到什么程度，也可以从关于自然在交换价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进行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得到证明。既然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像例如汇率一样不包含自然物质[3](p100)。

马克思这里的观点是明确的：既然交换价值是财富的一种具体社会形式，它就不可能被认为是由自然决定的。当然，为了在市场上卖得一个正的交换价值(货币价格)，商品也必须是一种使用价值。就如马克思指出，尽管使用价值通常是交换价值的载体，而不是交换价值的原因，但是如果什么东西要想有交换价值，它就必须要有使用价值。因为自然总是对使用价值有贡献，所以自然和使用价值两者构成了交换价值的必要条件；就算两者对交换价值的量没有贡献，但至少交换价值是被价值控制的。考虑到交换价值是价值(抽象的雇佣劳动时间)的一种必要形式，所以也可以说自然和使用价值是价值和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这条路径顺便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能够描述自然条件允许工人去生产剩余产品，并作为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同时还能坚持剩余价值不能被当作是由自然决定的。这是因为，剩余价值还包括具体的资本主义关系[1](p99-100)。

伯克特认为，只有清楚地区分和明确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现象之间的关系和矛盾，马克思才有可能确立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关系是怎样塑造生产的，以及怎样塑造这种生产所需的人类条件和人类以外的自然条件。所以，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分析了价值和资本(例如，货币、工资、不变资本、固定资本、流通资本、租金)的特定亚形式自身是如何被生产的物质条件塑造的，也就是说如何被使用价值的自然基础和本质塑造的。这样，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揭示了财富的资本主义形式与财富在人类与自然共同进化意义上个人的和集体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暗示，即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将导致通往财富生产的一个新阶段[1](p100)。

与此相反，许多马克思的生态批评者想要直接赋予自然价值，而不考虑财富的社会形式的历史具体性。由于财富的社会形式是由特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当他们尝试指定自然承载的明确的价值种类时，他们便被驱使到多种多样的理论矛盾中。最常见的矛盾是，不可能给自然定义这样一个传说中的“价值”——这个“价值”独立于它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如果这么做的话，经常会导致三个概念的合并。这些合并会导致批评者们在讨论问题时忽略或弱化资本主义财富的生态矛盾。而马克思以辩证的方式对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进行区分，则能正确揭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1](p100)。

二、马克思的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框架优于生态批评者的合并论

在论及马克思的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框架远远优于价值合并论时，伯克特以当代北欧最著名的哲学家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的言论为辩论和批判对象。伯克特说，只要希尔贝克打算将价值赋予自然，并试图批判马克思时，矛盾就出现了。希尔贝克主张，只有当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输入时，劳动才是价值来源；而从自然中提取的生产就不是。在后一种情况中，希尔贝克主张自然在产品中添加了价值：

第二，马克思是在自然条件客体化了人类劳动的情况下才把价值赋予它们的吗？答案也是肯定的。不过这里必须记住的是，马克思的价值创造劳动概念只包括了生产商品的雇佣劳动。因此，只有在这些占用劳动被直接客体化于商品中时，它才包含最初占用。诸如吃饭、睡觉，以及其他的恢复性活动，更别说小孩抚养劳动和维持家居环境的劳动，这样一些工人们在下班时间所承担的劳动的确包括对自然财富的占用，不仅是人类以外的自然条件(例如，洁净的空气)，还包括家庭劳动力的自然力。但是可剥削劳动的维持和发展与这些家庭活动一起被资本免费占用了。它是一种使用价值，不是价值。如果家庭活动能低于劳动力的价值(通过提高雇佣劳动的生产率或减少工人的商品化的消费需求)，那么资本通过强化对劳动力的家庭的免费占用，就能增加剩余价值的利率。因此，如果他们想要协调一致，这些马克思的批评者的分析应该责备马克思没有把价值赋予家庭劳动，以及赋予那些被资本免费占用的自然财富。不幸的是，这样的主张加深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混淆，因此恶化了对资本而言的使用价值(也就是作为货币积累的条件)与对工人阶级和社会整体而言的使用价值的混淆[1](p105)。

但是自然的价值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呢？希尔贝克说，自然的价值表现为一种高于货币收入的形式，因为工人和资本家在对自然资源的提取中获利，也在把它们当作生产原料中获利。这些更高的货币收入对应于工人和资本家的更高的生活标准，但这是以牺牲自然和下一代的利益为代价而得来的：

本文所提出的控制策略控制框图如图5所示。由图5可知,本文通过添加电流控制器和虚拟电阻控制器调整下垂系数使线路电阻与虚拟电阻之和动态均衡,从而实现负载电流的均匀分配。另外,在下垂控制中添加了电压控制器,可以消除虚拟阻抗控制引起的电压偏差。

简言之，希尔贝克的观点是，自然当它有部分资源被使用了而没有被等量地还回去的时候，自然就是受到剥削的，并且这种对有限自然财富的破坏性提取就意味着使后代贫困。“剥削”这个词也因此用来指代自然财富的减少，以及由自然财富减少引起的后代生活标准的降低。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看到，价值离开了人根本无法被独立地定义清楚，把内在价值直接赋予自然的做法注定会破产。把从自然的提取的剥削与使后代贫困化的剥削等同起来，是在合并价值和使用价值；而在这种合并论的框架中，他对马克思的批判显然是成问题的。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定义是，只要事物(或东西)对人有用，那么它就具有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3](p48)。马克思把使用价值赋予了自然，在他眼里，自然是绝对具有使用价值的，“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森林等等”[3](p54)。实际上，在马克思的语境里，财富的使用价值是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说过，“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3](p49-50)；以及“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3](p54)。所以，代表马克思财富观的是使用价值的概念。而价值，只是马克思对历史的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财富形式的定义，即凝聚在商品中的毫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量，也就是抽象的劳动时间。价值代表不了马克思对财富的全部定义。马克思说：“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3](p50-51)再来看交换价值，它是一种比例关系，它消解任何的使用价值属性，抹掉了自然与劳动的质的多样性，“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交换价值体现的是价值，“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3](p51)。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交换价值具体用货币表示。希尔贝克把“价值”赋予自然，可是他在论证的时候，指定给自然的却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他通过混淆“使用价值”与“价值”，通过赋予自然“使用价值”而说赋予自然“价值”，进而批评马克思没有把“价值”赋予自然。显然希尔贝克的做法犯了逻辑错误，是失败的。甚至，当马克思允许区分一般意义的自然财富与作为受到更多限制角色的自然财富即价值和资本积累的条件时候，希尔贝克对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合并却不允许这种区分。实际上，通过限制对自然价值的剥削到生产的抽取形式，希尔贝克似乎有一种自然化资本主义的趋势，把自然当作取之不尽的水库被动地拥有使用价值，而不是当作与人类生产共同进化的生物圈系统[1](p101-102)。

但是谁被这种提取的剩余利润“剥削”了呢？答案是：自然，以及间接地，后代。抽取的剩余利润代表了未来的贫困化。例如，石油公司不仅被免除了当代的生态支出，他们还剥夺了后代的重要资源却省略了对未来的开支[4](p95-104)。

伯克特说，像上述这种混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然后在生态环境方面批评和指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人，对于下面的这个基本问题提供不了有效可行的答案。这个基本问题是由把价值赋予自然引起的，即“自然的价值形式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自然价值的根据是什么，又是对谁而言的？”[1](p104)可见，在“人”缺位的情况下，直接给自然赋予内在价值，会将问题导向虚无；这种貌似有理的做法，实际上不仅无助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还会让人更迷惑。

接着伯克特依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用马克思的概念工具——使用价值和价值解析了自然的不可或缺作用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伯克特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

在价值的创造中，实际上只有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从能量循环的角度看，劳动者(也就是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投入的能量(大脑、肌肉、心脏、和手)比他在最后获得的能量和物质形式多。这些剩余的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到了资本家手中。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工人被带入了这种能量的亏损花费。……但是，自然又是怎样的呢？它的价值创造力在哪里，价值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被创造的，剩余部分又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自然的再生产是根据热力学定律发生的话[5](p10-34)。

伯克特认为，希尔贝克回答阿尔韦特的失败就在于对特殊交换价值和更一般范畴的价值的合并。确实，通过对稀有自然条件的占用和生产性的使用，单个交换价值能包含剩余利润；马克思用他的资本主义租金理论分析了这样的价值重新分配。然而，希尔贝克却不仅忽略了马克思的租金理论，还混淆了以租金形式的价值的重新分配与价值生产本身[1](p103)。

TL-1是该锡石浮选的主要捕收剂，其性能较为稳定。适用范围广，对矿石性质波动大，原矿含泥量、含锡品位、含硫品位波动均较大等的影响较小，能够最大限度提高了锡石浮选精矿品位和作业回收率，其溶解度较低，在配制过程中，需要用70℃以上的热水进行配制，且要加入一定量的助溶剂碳酸钠。

伯克特还指出，希尔贝克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折价和溢价，概念化了对自然的“剥削”，然后又假定价格形式能够充分地反映自然的使用价值。这使希尔贝克绕开了交换价值作为自然财富的一种社会形式的矛盾。例如，自然资源现在被折价的观点，似乎是建议提高价格就可以解决资源耗竭的问题。但是，根据希尔贝克自己的逻辑，更高的价格将不仅通过提取部门加剧对自然的货币剥削；它们还将刺激资本主义企业去寻找和提取新的资源存储，以及强化对现在已知存储的提取，包括先前利用的替代资源的存储。因此，反而加速了资源的耗竭。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租金分析可以前后一致地解释这种矛盾，但希尔贝克的框架却不能[1](p103)。

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优于生态批评者的合并论

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发展，伯克特是在与学者大卫·沃腾(David Orton)、卡朋特(Geof⁃frey P.Carpenter)的论战中进行的。另一种常见的指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贬低自然声音是，就如沃腾对马克思的抱怨——“自然是没有价值的，除非人类的劳动对它起过作用”[1](p103)。伯克特说，根据上下文也不清楚沃腾到底是根据使用价值还是根据价值即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本质，来衡量自然“没有价值性”。伯克特讽刺说，在这方面，至少沃腾的批评还有模棱两可的优势，然而另一位学者卡朋特却直接倾向于合并使用价值和价值：“对马克思来说……自然的使用价值只有在生产中才能实现，在这里自然被劳动转换成商品或服务。‘没有被人类劳动客体化的纯粹的自然物’，马克思说，‘没有价值，因为只有客体化的劳动才是价值’”[6](p129-153)。

伯克特说，希尔贝克的论述里还有另外一个同样严重的矛盾。认识到人类的生活条件依赖于对自然产生的使用价值的社会性的有组织占用是一回事。马克思的历史观和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肯定没有否认这个事实。但是，完全主张对自然条件的利用包含一种高于货币收入形式的价值提取却是另外的事；也就是说，除非有人想合并价值和使用价值，否则这种提取不可能。当希尔贝克考虑货币收入如何体现从自然界真实获得的价值，比如提取之类的问题时，困难就变得明显了。一方面，他认为这些收入取决于市场上对自然资源的折价，这样就能让公司和有关部门在使用自然资源时能够享受较低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他主张在那些提取型的部门(例如石油工业之类)，只要自然资源价格超过了这些部门的劳动所添加的单位价值，那么自然就被剥削了。显然，对自然的剥削包含了同时发生的对自然资源的溢价和折价。到底是哪个呢？换句话说，希尔贝克没有解释为什么提取部门对自然资源的溢价没有抵消资源使用部门对自然资源的折价，从而导致从自然资源抽取的收获为零，然后对自然资源的剥削率也为零[1](p101-102)。

这里的问题是，根据对自然资源的溢价和折价然后确定的自然的价值以及对它的剥削，希尔贝克实际上认为价值能够在流通领域里增加或减少。换句话说，他把价值和交换价值等同了。实际上，他甚至由此推论，去解释劳动力的剥削本身，认为在“利润产生于对产品所需劳动的非足额支付”的情况下，劳动者就被剥削了。总之，希尔贝克把价值赋予自然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他犯了一种常见的错误，就是把不平等的交换当作价值之源[1](p102)。因此，他没有理解马克思的基本观点，那就是从全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角度看，通过对自然条件的买卖而拥有正的剩余价值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交换中一个代理人的收入是另一个代理人的损失)；对劳动力的占用不是依赖于不平等，而是依赖于工人的这种能力，即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工人花费了比他们自己再生产所需的更多劳动。就如艾尔玛·阿尔韦特(Elmar Altvater)所观察到的：

第一，马克思指出过自然财富只有通过与人类劳动的结合才能实现它的使用价值吗？答案是肯定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能够定义使用价值为“劳动的自然载体”。这里经常被忽略的是，在马克思的劳动观念里，他对最初占用(打猎和采集，捕鱼，采矿——甚至更基本的活动，如呼吸、看东西、听东西、触摸、感受等，特别是当一个人谈论有关一般的财富生产时，而不只是价值生产的劳动)的包括；对满足人类需求而言，如果要以使用价值的形式实现自然财富，那么这些最初占用都是必需的。自然生产的使用价值仅满足人类需要(在生产中或消费中)，这些使用价值必须要呈现在自然中才能被占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同样的使用价值能够不需要劳动获得，那么将没有交换价值(租金除外)，而且它将保留与以前一样的自然使用属性即使用价值[1](p104)。

虽然CP粉之间有着相似的审美和价值观，但是不同组CP粉之间对于偶像CP发展占有性的差别，使得冲突也常常上演。TF boys内部的CP组合形式有三种，三家CP粉大多情况下也都是出于圈地自萌状态，一旦有人出来招惹是非，也都是水火不容的状态。当其中二人CP跑到对家的微博、站子、MV安利自己的CP，就会引发群起而攻之，本来只是个别人的行为，最终还是会演化成两家CP的互撕，而在此类突发事件中，由于粉丝事先没有想到应对方案，这个时候粉丝群体中的个别人采取行动，很多人便会进行效仿，因为这一群体有共同的目的和兴趣，因此他们对彼此有很高的身份认同感，也更容易协调一致。

在开展整本书阅读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对学生的阅读开展有针对性的评价，综合考查学生阅读中的理解、感受以及体验，并对学生的阅读方法、价值取向以及阅读习惯等给予关注，对学生的阅读量以及阅读面进行关注，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阅读进行全面评价。于整本书阅读的评价而言，教师可以使用多种多样的评价方法。教师可以针对学生阅读的书籍给学生建立相应的阅读成长记录册，在其中记录学生的阅读心得体会、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以及学生的阅读书目等内容。如果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有突出表现，教师应该给予相应的鼓励。除此之外，教师应该多元化地对学生展开评价，使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以及家长点评相结合的方法，从各个角度对学生进行全面的阅读评价。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建立在劳动对生产的再生产形式有效的基础上。但是在一种提取型的生产中，价值是从资源转移到利润的，这经常被称为提取的剩余利润。这种提取的剩余利润能够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全部的生产过程、所有的层次都能从这里收到比劳动本身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4](p95-104)。

回顾2011年上任之初，面对媒体，屈哨兵说：“在我的内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那就是要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公平。”在任5年来，广州教育在这位开放、务实、学者型官员的执掌下，呈现出改革动力十足、教育理念不断创新、基础教育改革纵深发展、教育社会满意度不断提升的新气象。

本文选取的报道语料围绕特朗普和普京的双边会谈展开，共803字，共出现9种隐喻架构，总计35次；其中占比最高的架构为恋爱架构(9次，占比26%)、自然架构(5次，占比14%)、方位架构、旅程架构、战争架构、戏剧架构、建筑架构(3次，8.6%)。

四、价值作为社会的且物质的关系

马克思价值理论里的价值概念表达的是一种既是社会的又是物质的关系，也就是说价值具有社会的和物质的双重属性。如果有人要人为地割裂价值的这种双重属性，就必然要犯前后不一致的逻辑错误。然而现实中却真的有人这样来对马克思进行批评，伯克特通过具体举例反驳进而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进行了发展。苯藤(Ted Benton，1989)发表了对马克思的生态批判，乍一看似乎比前述的批判来得更老道。苯藤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穿越资本积累的限制、矛盾和危机的中心工具，被认为完全是社会关系性的。劳动价值理论要么排除了自然的稀缺性考虑，要么允许它在经济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内部仅以一种被替换的表现形式被认识到”[7](p51-86)。苯藤评论道，《资本论》的环境缺点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对经典劳动价值理论的采用[8](p118-142)。

苯藤在这里的主要指责是，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抽象于所有自然稀缺性对人类生产的物质的(与社会的相反)影响。这里的假设是，只要价值是一种社会范畴，它就不能同时是一种物质的范畴。在马克思看来，尽管价值是物质财富的一种具体社会形式，但它同时也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构成的矛盾体；而且，马克思坚持认为自然和劳动两者都对使用价值的生产有贡献。苯藤的批评因此人为地二元分割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使得他对价值的去物质化解释是同样的人为行为[1](p106)。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如果一种生产的有用自然条件变得越来越稀有（由于它的消耗，所以对它的利用会减少），根据每小时工作的物质使用价值生产量，那么劳动占用或利用这种自然条件的平均生产率是一定会减少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用它们来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将会相应地增加，因为为了生产相同的使用价值，现在需要更多的社会劳动时间(这包括了任何的占用和利用替代自然资源中所必须花费的劳动)。马克思清楚地阐述了这些影响，不仅在他对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的论述中，还在他对因农作物歉收而造成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危机的分析中[1](p106)。

简言之，在马克思的价值分析视野里，即便抽象于租金对资源占用的程度和模式，自然的稀缺性也必定具有物质的影响。不过，对当前论题更有趣的是，苯藤人为地二分价值和使用价值真实地反映了生态批评者合并论框架的对立面。这里的区别是，苯藤的“价值”对应的是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而这个“价值”被其他的批评者谈论的时候指的是臆想出来的人类以外的自然的固有价值，它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社会劳动对自然的占用。前面已经说明了，如果没有把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同的话，那么其他的批评者不可能对自然确立任何的价值形式。而苯藤则通过二元分割价值与使用价值，将价值去物质化，从而就使得使用价值成了自身前后不一致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概念；这种做法没有把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减化为特殊的资本主义财富[1](p106)。

五、结语

在马克思价值理论里，使用价值是商品或物品对人的有用的属性，是人类的财富，是劳动和自然两者共同的产品；财富仅以无数的使用价值形式存在，它们由物质形态上多种多样的劳动和自然共同创造[1](p81)。而价值作为资本主义这个具体社会形态里的财富的本质，仅仅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的或同质的社会劳动时间。至于交换价值，马克思则将它设定为价值的一种形式：商品在市场上获得的交换价值确定了商品中凝聚的个别劳动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也就是确定了商品的价值，其具体表现形式为货币价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一以贯之地清楚区分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这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比当代某些直接赋予自然以价值的所谓非马克思生态经济学家更能正确地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从而为找到合适的生态危机解决路径并进而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对于他的这个学术观点，笔者的另一篇文章《从马克思的价值论看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9](p225-229)有详细的介绍。那些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生态批评者，要么是没有认真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混淆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要么是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对价值的双重属性强行进行人为分割。这些批评者提出的貌似有理的企图替代马克思的自然价值的理论，不仅在逻辑上犯有不可自洽的错误，而且还会将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引入注定无用的歧途。

尽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国内在这个领域也有不少研究，像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科威尔的《自然的敌人》、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等都有中文译本，而且还有不少论文对他们的学术观点进行专门阐释和研究。但是国内对伯克特这样一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里的领军人物的研究却显得不足，不仅他的著作没有中译本，而且对他的学术观点的研究报道也比较少。迄今为止，国内还未见有对伯克特发展和辩护马克思自然价值理论的研究报道。本文专注于解读和阐释伯克特的这一重要学术观点，将有助于国内有关的学术交流和探讨，为之提供有益的参考。而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马克思的自然价值论，必将有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话刚落音，雨心不辞而别。茶馆顿时冷场了，蒋浩德悔不该打这个主意。年轻时，他就吃过雨心的闭门羹，老来还是这样。真想活个样子出来，找一个比她强百倍的人。紫云看在眼里，先稳住神，轻声说道：“伯伯也不必太悲伤，师母正在失夫之痛中，到时候……”

参考文献：

[1]Paul Burkett.Marx and Nature：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M].Chicago：Haymarket Books，2014.

[2]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0.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Gunnar Skirbekk.Marxism and Ecology[J].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1994，5（4）.

[5]Elmar Altvater.The Foundations of Life（Nature）and the Maintenance of Life（Work）[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20（1）.

[6]Geoffrey Carpenter.Redefining Scarcity：Marx⁃ismand Ecology Reconciled[J].Democracy and Nature，1997，3（3）.

[7]Ted Benton.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J].New Left Review，1989，178（November/December）.

[8]Paul Burkett.A Critique of Neo-Malthusian Marxism：Society，Nature，and Population[J].Historical Materialism，1998，2（1）.

[9]罗顺元.从马克思的价值论看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论伯克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J].生态经济，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