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河北设立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这一顶层设计的面世成为全球瞩目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深水期和关键期后的重大举措，是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一举措对于缓解北京功能承载过多、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意义非凡，是医治北京“大城市病”的一剂良药，也是京津冀区域携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发端。相对于浦东新区、深圳特区对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区域的拉动作用，雄安新区旨在克服京津冀协同治理理念缺失、合作治理主体碎片化、整合机制匮乏等区域发展短板，秉承“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致力于全新发展空间的结构调整、整体布局与深度拓展。这一破题之作也是在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培养新的增长极，探索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开放城市和创新城市发展模式的重要实践。习近平在河北省安新县召开座谈会时指出，雄安新区将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必须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理念，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他强调“要坚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水准规划设计建设，经得起历史检验”。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区域协调发展进行了系统部署：突出各区域全方位发展，适应城市经济一体化新趋势，突出城市群的发展，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强调“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在何种语境下定位雄安新区的顶层设计和发展理念，如何在理念引领下，充分尊重多元主体固有价值和独立性的基础上凝聚共识；如何在理念引领下，依托聚合性共同体谋求集体行动目标的达成；如何在理念引领下，促进共同使命和整体性治理方略的实现，这是本文试图着力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京津冀区域协同进程中的发展理念变迁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较早开展区域合作试点的地区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京津冀区域大致经历五个阶段的合作尝试。

第一阶段，合作发端阶段（1976—1993年）。在中央最早决定开展国土规划工作时，京津冀三地的区域规划就被提出。当时的提法并不是“京津冀”，而是“京津唐”，但三地当初并没有协作意识，严格依照行政区划自成体系形成的发展模式，导致京津唐三地的竞争远远大于协作，北京利用首都在资源配置多方面的特权，先后兴办了几千家工业企业，涵盖钢铁、机械、石油化工、电子、建材、医药、纺织、轻工、食品等几乎所有行业，这直接导致区域内产业重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使得原本按照区域发展规律和城市功能定位应配置到津冀两地的资源和项目，都投向北京。这也为如今北京日趋严重的“大城市病”埋下了伏笔。1976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组织京津唐国土规划课题研究，开启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篇章。1981年10月，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内蒙古等5省（市、区）率先打破行政区划界线，成立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会。这一协作组织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高层间的协商合作，解决地区间的物资配置调剂问题，并且成为全国最早的区域协作组织。1986年，时任天津市长李瑞环提出环渤海区域合作问题，在其倡导推动下，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共同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建立环渤海经济区，开展多方面、多层次、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这一联系组织的成立被看作京津冀地区最正式的区域合作机制。联席会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商区域政府间的合作事宜。不过，当初的合作停留在观念上，缺乏实质性的合作行动。1988年，北京与河北环京地区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等6地市组建环京经济协作区，建立市长、专员联席会制度，设立日常工作机构。由于行政区行政思维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利益相关方合作动力不足，尽管愿望良好，但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中，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初衷是促进区域内的协同发展，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困难重重，难以承担区域规划和政策协调的职责，解决不了深层次合作问题。因此，其功能逐步削弱。自成立初至1990年共集中举办了七次会议，1994年之后工作打打停停，步入低潮，最后被撤销［1］。

第二阶段，盲目竞争、各自为战阶段（1994—2003年）。华北经济技术协作区撤消后，由于缺少统一规划和统筹协调，各地方政府以GDP为导向，基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专注于自身的经济建设，在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由于缺少统一规划和统筹协调，合作意识和协同发展理念淡漠，区域内地区政府之间、企业之间的盲目竞争、重复建设愈演愈烈。以京唐港为例，由于北京和天津之间在发展上的分歧导致关系协调不好，最终北京只好舍近求远，转而到唐山和秦皇岛寻找出海口。协作意识的淡薄和整体观念的匮乏导致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步伐逐步放缓，协作的力度逐步弱化，“孤岛效应”日趋凸显，有形的疆界无形之中在区域政府之间也形成一道难以破解的屏障，这道令思维理念隔绝的屏障横亘在区域内地方政府官员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一直延续了十几年，时至今日，地方保护主义的观念还如同笼罩在京津冀上空的雾霾一样挥之不去。1999年，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主持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立项，在其报告中提出“大北京”概念，“大北京”包括京津和冀北地区，包括京津唐、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带，雄安新区就位于当时提出的京津保地区。2001年10月，《京津冀北城乡地区空间发展规划研究》通过建设部审定，被称为“大北京规划”。

所有（里帕的）材料集结在一起，作为整体观之，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一种百科全书，它们反映了知识的主体，这是人们在16世纪伊始就迫切渴望获得之物。但并非是指，这种材料是被视作结构完善的一个有机体系。中世纪的百科全书是一切有用知识的图式记录，里帕的《图像学》与之类似，他为过往那些时代的人类知识的庞大躯体，赋予了形态。⑰

第四阶段，合作深化阶段（2013—2017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强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2013年5月，习近平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指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此后，习近平多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解决好北京的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在此背景下，2013年成为京津冀三地关系实现重大突破的重要一年：3月24日，京津合作协议签订；5月20日和5月22日，河北省分别与天津和北京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主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会议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七点要求”，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这次会议明确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地位。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随后，国务院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任组长，同时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编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布局思路，明确了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设定了区域功能整体定位和三地功能定位。这一阶段发展理念的变化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瓶颈得到突破，合作意识、统筹观念、协同理念和发展动力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从中央到地方形成推动京津冀发展的一股合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地位已经明确，顶层设计取得重大突破，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全面深化阶段。

第三阶段，合作积极推进阶段（2004—2012年）。2004年，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持的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河北廊坊召开，会上达成加强京津冀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廊坊共识》。决定就京津冀都市圈的基础设施、资源、环境等方面展开合作，并引导区域内行业和企业间的经贸、技术合作，建立京津冀发展改革部门的定期协商制度，同时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2005年，北京市在《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提出要创新京津冀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合作发展的战略构想。在随后召开的京津塘科技新干线论坛上，北京和天津通过磋商，达成8条战略合作举措。2006年，北京市与河北省正式签署《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双方商定，“十一五”时期要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领域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作。合作将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能源开发、产业调整、产业园区、农业、旅游、劳务市场、卫生事业等九个方面展开。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已形成城市群发展格局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区域，要继续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2006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京津冀都市圈（2+7）”，即以京津为核心，包括河北省的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和沧州等7个市，后来又加上石家庄，形成“2+8”的格局。然而，就具体协作进程来看，缺乏强有力统筹协调下的三地合作，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很难放弃各自的利益而达成妥协。如在区域合作各自的定位上，北京认为自己是三地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城市，理所应当成为核心，一切合作以推进“首都经济圈”建设为定位，天津则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而河北提出打造“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因此，即使三方高层彼此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却没有推动务实的基于利益的共赢协调机制，区域合作缺乏成效［2］。2011 年，“首都经济圈”的定位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2012年，建设“首都经济圈”、河北省“沿海发展战略”“太行山、燕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开发战略”同时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一是合作的态度。“合作的文化不仅能修正个人的预期和偏好，使参与者期望组织中其他人的合作行为，也能修正单个组织的预期和偏好，形成对其他组织产生合作行为的期望”［10］。在协同治理实践中，合作的态度决定着合作的行为。在协同治理理念引领下，各治理主体摆脱了对立和冲突，共同的使命把各方引导到追求互动合作的发展轨道上。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下，共同体中任何一方的付出不再是不计成本和代价的，而是会得到来自整体内协同组织的利益补偿和激励回馈，这就使得治理主体为了共同愿景而形成积极的合作态度。合作的出发点是力图改变“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传统治理格局，克服“搭便车”心理和“机会主义”行为，清除地方利益最大化的惯性思维，通过区域内多元主体之间真诚的合作，搁置争议，增进信任，发展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用共同的使命凝聚合作共识，升华思想感情，进而把合作的态度和愿望演变为共同行动的内驱力，这种拧成一股绳的内驱力会成为雄安新区建设中的引擎和重要推动力量。

雄安新区的愿景是价值性的，是理念和信念的聚合，是思维观念的情感表达，也是组织治理架构优化的根本。引领雄安新区未来建设的具体价值理念可以概括为合作的态度、协调的意识、共赢的观念、善治的精神和绿色的情怀。

国家利益的最高价值、区域公共利益的现实价值和地方利益的基础价值构成合作治理的价值，通过价值理念的设定、传递和引导，有助于对制度安排和决策工具提供目标导向和强力约束。雄安新区的治理架构是最高价值、现实价值和基础价值的融合体，是基于合作治理的价值层面和工具层面融合而成的复合体，摒弃了区域内合作主体之间不平等的惯性思维模式，让在京津冀区域中一直处于从属和次要地位的雄安新区走到了舞台中央［4］。

二、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的思维障碍和理念困境

（一）区域政府治理主体协同治理理念缺失

就京津冀区域而言，协同治理表面上协同的是利益相关者的“行动”，但根本上协同的则是其“思维和理念”，因为行动协同是以相关主体思维观念上的统一为前提的。具体来说，一是“合作治理思维”欠缺，区域内多元主体无法平等参与区域协同治理。如京津冀区域的合作大多以北京为核心，各行政主体之间尚未形成平等合作关系。北京作为首都所在地对河北具有强大的“虹吸效应”，而河北只有被动扮演服务北京的角色。这种合作是建立在牺牲河北利益基础上的不平等合作，治理思维属于典型的零和思维。北京一味要求河北提供生态、安全等方面的保障，但缺乏与河北合作共赢的发展意愿，援助性质的合作缺乏可持续性。河北自身作为首都生态屏障，牺牲了自身利益，丧失了发展机会，又没能从区域内利益补偿中获益，因而对协同治理的合作行动存在消极思维和情绪。北京和天津之间，“竞争”思维远远大于“合作”思维。长期的明争暗斗、恶性竞争形成区域之间的森严壁垒，严重制约双方的共赢发展。此外，由于共识性价值理念不到位，区域内不同地方政府官员思想觉悟和能力素质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冲突，行为各异，言行不一，因而难以形成协商机制、达成共识合作。二是“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成为协同发展的羁绊。主要表现为：三地一味固守传统的以封闭和保守为特征的“行政区行政思维”即“属地治理思维”，有界、分割、各自为战的思维理念根深蒂固。在属地主义模式下，“行政区界线是行政权力统治和管理的最大边界，每个政府在横向之间都无权超越行政区界限去干涉其他相邻单元的决策和政策”［3］。以行政区划为界限进行治理助长了地方本位，“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为决策的出发点。直接导致治理过程和结果的碎片化，以致整体性战略布局成为盲点。雄安新区顶层设计出台就是基于“属地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应运而生的，但是业已形成的“行政区行政思维”在京津冀政府治理主体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这一思维定式的固化成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中的瓶颈，直接造成彼此间的信任缺失，表现为缺乏一盘棋意识、缺乏共同体的观念和一体化方略，利益相关者彼此间缺乏信任沟通，一味追求自身最大化利益。以“GDP”为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进一步催化与固化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传统观念［4］。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区域内打破行政区划、突破固有疆界表面上是一种行政手段，实际上是协同发展理念与地方保护主义的激烈博弈，是对区域内长期以来“非均衡”发展状态的挑战。

 

表1 京津冀协同进程中的发展理念变迁

  

发展阶段 时间 组织架构 治理理念及合作行为第一阶段：合作发端阶段 1976—1993年华北经济技术协作区；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环京经济技术协作区市长专员联席会行政区行政思维，协同意识淡薄，利益相关方合作动力不足，区域规划和政策协调职责乏力，解决不了深层次合作问题，功能逐步削弱，直至撤销。第二阶段：盲目竞争、各自为战阶段1994—2003年 华北经济技术协作区撤销，无组织状态“一亩三分”地思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GDP”为导向，行政壁垒森严，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区域内恶性竞争，重复建设愈演愈烈。第三阶段：合作积极推进阶段2004—2012年京津冀都市圈京津冀城市群首都经济圈在协同发展的意识和理念方面达成共识。三方彼此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却没有形成务实的基于利益共赢的协调机制，区域间合作缺乏实实在在的行动，成效不佳。第四阶段：合作深化阶段2013—2017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统筹发展、协同发展的理念得到鲜明体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理念的瓶颈得到突破，合作意识、统筹观念和发展动力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地位明确，顶层设计取得突破，协同发展进入全面深化阶段。第五阶段：实质性推进阶段2017年4月1日至今 雄安新区由价值理念、制度安排、政策工具、利益分配等结构要素相互嵌入、融合生成命运共生体基础上，通过价值理念引导和整体性治理机制达成，最终形成互动合作的新型网络治理模式。

（二）区域政府间协同治理的动力不足和意愿分野

“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性行动的逻辑’都有一个中心问题，即搭便车问题，任何时候，一个人只要不被排斥在分享由他人努力所带来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动力为共同的利益做出贡献，而且只会选择做一个搭便车者”［5］。雄安新区所处的华北最大内陆湖白洋淀一直以来受到“搭便车”现象的困扰。白洋淀自身湖面隶属两市四县，13条入淀河流又分别流经若干行政区划，面对旅游产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各行政主体趋之若鹜。然而当面对日趋严重的污染治理问题时，责任承担困境便凸显出来。流域内每一个主体都缺乏动力去寻求承担共同责任，导致流域内责任分担、利益分配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

具有协同意蕴雄安新区治理理念的设定，既是打破传统思维定式、破解合作治理困境、优化治理架构的价值前提，也是新型伙伴关系建立、新型治理模式建构的行动起点。雄安新区顶层设计价值理念的设定彰显了整体理性、公共价值和协同发展的意蕴。

就协同意愿而言，区域内不同主体亦是同床异梦，自我中心主义观念和区域补偿机制的缺失导致协同发展战略难以付诸实施。亚洲开发银行调研报告发现，在河北省环京津区域有25个贫困县、3 798个贫困村，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贫困人口达272.6万人，且集中连片。追根溯源，北京的“虹吸效应”是导致大面积“环京津贫困带”出现的重要原因。河北作为京津的主要水源地，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严格限制自身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象。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对周边地区的吸附效应远大于辐射和拉动效应，索取远大于回报，缺乏对周边做出贡献地区生态补偿的力度和持续性。这种“孤岛效应”进一步拉大了与周边地区的贫富差距。多年以来，区域内京津冀不同行政单元各行其是，使命各异，河北省的核心发展使命是加速工业化，大力发展经济摆摊贫困。比如，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河北省与京津联防联控是迫于中央权威压力体制下的制度安排，京津冀区域治理联动的效果仅仅局限于“运动式”治理期间，如短暂出现的“两会蓝”“阅兵蓝”“APEC蓝”等。具体到协同意愿而言，河北省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缺乏足够的参与热情和动力。

（三）区域地方政府协同取向中的“权威依赖”现象普遍存在

协同取向的“权威依赖”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是对中央权威的依赖；二是在协同执行中对于等级权威的依赖［6］。

区域内不同治理主体对中央的“权威依赖”具体运行方式表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任务分解。“压力型体制”是指在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体制还处于艰难的探索过程中，在各级政府对下负责的政治责任机制和压力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政治条件下，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根本途径是依托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建立起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机制，由上级政府给下级政府下达经济社会发展硬性任务，并根据指标任务的完成情况给予不同奖励待遇［7］。就对中央权威的依赖而言，京津冀三地在政治地位、产业结构、文化素养、公众意识等方面存在梯度差异，参与协同的动机不同，出发点和追求的目标也不一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与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密不可分，有利于打破三方政府“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惯性。然而，中央的推动，实际上使得京津冀协同发展变为三地四方关系，中央虽然不作为独立的一方参与到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中，但三地都要服从中央政府的要求和命令。在某些方面，由于中央利益和作为首都的北京利益之间并没有严格界限的划分，因此，一些从中央视角出发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规定有可能维护北京的利益，而牺牲津冀的利益［1］。河北省的主要负责人在多个场合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要扮演好服务的角色。这种“只服务、不索取”的行为无论在河北省领导人还是中央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平等的合作、牺牲一方利益而成就另一方利益并不是协同发展的本质内涵。就京津冀区域被广为诟病的大气污染来说，三地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方面面临不同的定位和选择，造成各方在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方面只是压力体制下短暂的“运动式协同”，而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协同意志。北京迫切希望通过区域联防联控措施实现大气污染的协同治理，但自身既缺乏协同的权威，又不愿意承担相应的治污成本，其思维惯性是依赖中央以及国家各部委的强力推进。河北对权威的依赖表现为希望来自中央权威层面更多的扶植政策和转移支付资金的倾斜。天津则希望中央协调督促北京、高新技术部门、智库机构在污染治理技术和方略方面予以支持。由此可见，区域内协同行动一直是基于中央权威而达成的不具可持续的协同模式，京津冀三地缺乏内在驱动力，地方政府官员缺乏内在的协同动机。

从京津冀区域合作治理的发展历程来看，协同治理的“等级权威依赖”明显，突出体现在大气污染治理领域。就协同过程中的“等级权威依赖”而言，虽然为推进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的跨域协同治理而专门成立了负责整体统筹、统一规划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但是协作小组层面确定了工作安排后，具体的协同任务还是以各省（市）为单位加以执行，换言之，以往传统的基于属地的层级纵向治理的运作模式并未有根本的改变或突破［6］。协同治理是基于横向协同模式、整体性治理模式抑或纵横交织的网络化治理模式而达成的治理方略，纵向上的权威依赖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往往会与协同治理模式发生冲突。就制度安排、政策工具和体制机制而言，京津冀区域在形式上达成的协同框架依旧是以纵向等级权威为基础的。雄安新区的治理架构则力求在协同机制上实现突破，价值理念重塑成为突破合作困境至关重要的一步。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治理理念的变革与重塑

福山指出：“正规法律和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机构与制度尽管十分重要，但它们自身却不足以保证现代社会获得成功……要依赖某种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才能起到恰当的作用。”［8］在协同共生价值理念引领下，雄安新区在建设过程中应该谋求多元主体治理体系的建构，这一治理体系有别于“国家中心主义”和“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不是既定模式的翻版和延伸，而是建立在包容性增长基础上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这一模式力求实现价值、理念、使命和责任的有机统一，实现组织架构、制度安排、政策网络、资源配置等构成要件的相互嵌入，最终达成协同共生的整体性合作治理格局。

从理论计算和实验研究结果看，超高速动能武器对地打击效应与已有常规钻地弹差异很大，集中体现在侵彻深度趋近极限、成坑效应和地冲击效应显著等方面。目前对超高速动能武器的防护尚缺乏成熟的设计规范，文献[20]提出了一种“硬-软-硬分层配置”的遮弹防护结构方案，通过数值模拟计算，验证了方案的可行性。本文在该遮弹防护结构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4种靶体分层设计优化方案，称为“软硬结合、分层配置”。

（一）雄安新区协同治理理念设定的价值视角

基于国际视野来看，北京正在经历许多发达国家首都和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大城市病”带来的阵痛。雄安新区的设立秉承世界眼光和国际标准，旨在通过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基础上带动区域内共同体的协同发展，致力于用超前理念与核心要素的集聚去打造创新高地，“绿色”“智慧”“人文”“开放”等要素成为引领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重要发展理念；基于国家利益的的价值视角，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催生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的蓬勃发展，深圳特区的设立带动了珠江三角洲区域的空前繁荣。雄安新区的战略布局对于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区域非均衡状态、优化空间结构、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京津冀区域公共利益的现实价值来看，合作性整合成为该区域发展的主题。新区的设立致力于治理层级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和公私部门的整合。雄安新区开发强度小，发展空间潜力大，具有较强的非首都功能的承载能力，可以让京津长期累积叠加起来的资源得以疏解和释放。尤其在打破属地思维定式、探索新区新型治理架构模式、创新投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合作建设等方面，雄安新区会成为化解京津冀协同发展困境的集成创新者；基于地方利益的基础价值来看，长期以来无私助力京津发展但自身发展受阻的河北省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河北省作为京津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供给地，与京津之间存在“悬崖式”发展水平落差，近年来集中承载了京津淘汰的大量落后产能，经济发展水平粗放，产业结构比重失衡，形成与大都市发展极不相称的“环京津贫困带”，出现“灯下黑”这一违背区域协同发展常态的现象，区域内大气污染等环境治理政策的强力实施更是让河北省的经济发展举步维艰。雄安新区的设立对于化解区域内矛盾冲突，缩小发展差距，促进要素合理流动，推进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破解新区所在白洋淀流域行政化、部门化和碎片化发展瓶颈，具有重要意义。

京津冀协同进程中发展理念变迁，见表1。

在网络通信系统当中，有一些基础软件逐渐呈现出公开化的发展趋势，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是由于较强的开放性，因而也就加大了被攻击的概率。与此同时，由于当前很多用户由于自身并不具备较强的安全防护意识，例如：一些用户对于系统、机密文件并没有设置密码，即使设置了也非常简单，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网络安全隐患的发生几率。

（二）雄安新区顶层设计理念中的协同发展意蕴

从1976年到2017年，五个发展阶段历经40年的发展历程，从合作发端时的画地为牢到发展过程中的各自为战、恶性竞争，从合作深化阶段协同发展理念的觉醒到雄安新区设立后协同发展理念的升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程也是合作文化、协同意识、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不断深化和提升的过程。

雄安新区建设开启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历史上新的篇章。“谋定而后动”，习近平针对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在顶层设计上的缺陷和统筹规划方面的不足，秉承协同发展理念，以整体性的思维、强烈的问题导向意识和清晰的发展思路，进行统筹规划、谋篇布局、系统设计、整体推进。运用其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想，洞察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矛盾和挑战，厘清了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思路和具体方略。具体体现在：

一是强烈的问题导向意识，切中区域协同发展的障碍和瓶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克里斯·安塞尔在其研究成果中得出如下结论：“如果相关者之间的权力与资源严重不对称，使得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不能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参与，那么有效的协同治理就需要采取积极的策略，以代表弱势的利益相关者和对其授权。”［9］雄安新区战略布局的出台便是针对京津冀区域发展困境中的一项积极策略，其针对京津冀区域多年来不协同、非合作、条块分割的发展现状和“一亩三分地”思维障碍，从区域内利益相关方资源和权力配置不均衡的现实出发，提出从根本上解决协同意识淡薄、制度安排缺失、政策工具乏力等突出问题，决定从源头上根治各自为战、壁垒森严、零和博弈、地方保护等弊病，下大气力彻底消除区域发展过程中公地悲剧、孤岛效应、碎片化、搭便车等现象，杜绝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恶性竞争等危害整体、系统、协同发展的顽症。这些问题抓住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力的根本，找到了问题解决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二是注重协商机制和整合机制的建立，强调顶层设计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统筹性。2015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其统筹的观点强调区域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共同行动，主张核心要素间的组合与嵌入，通过统筹协调把竞争行为转变为合作行为。首先，应该对区域内治理采取灵活的、弹性的、多样化的协商行动，要充分考虑内部动力因素，建立起有效的内生动力机制，通过协商确立规则，协同多元主体，进而设定集体的制度安排；其次，从制度主义视角出发，针对区域内不良竞争和非合作行为，注重沟通信任、互惠互利等社会资本的供给；再次，合作风险的承担及合作剩余的配置均通过平等协商加以实现，区域内利益冲突和分歧力求通过深入沟通加以解决，通过平等协商、充分讨论后达成共识；最后，对于单个行政主体不能或难以解决的区域性公共问题，对于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均通过一体化的协商加以解决。其主张以区域合作发展带动解决大城市问题，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涵盖了去行政区行政化、逆部门化、防碎片化等治理策略；其整体性的治理策略主张从分散、局部和碎片走向集中、整体和整合，进而形成合作有序、前后贯通的整体性政府治理图式；其系统化的思维改进“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倾向，突破碎片化管理的束缚，以系统组织架构为载体，矫正一味分权带来的弊病。尤其在雄安新区的设计理念中把京津冀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依据系统和要素、要素之间、系统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来形成治理架构思路，体现了整体性、结构性、立体性、动态性、综合性等特征。其整体性、系统性、统筹性的治理图式彰显了协同治理大思路和高境界，协同发展的治理理念在雄安新区的发展战略中得到鲜明体现。

三是注重协同发展理念的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针对创新不足、协调失衡、绿色缺失、开放不够、共享匮乏的发展短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彼此协同、相互融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创新发展主张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之间的协同整合发力，旨在促进不同制度、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共生互鉴和共存；协调发展，站在全局高度，注重整体内各个环节、系统内不同要素的协调联动。主张把碎片化的部分系统化，把局部零散的功能整体化，推进区域内优势互补、利益补偿、互联互通，着力构建要素合理流动、主体功能有效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形成均衡治理架构。雄安新区战略布局最终协调范围是京津冀区域整体，协调的策略是整体性效能的发挥，协调的目的是增强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作为发展理念，协调的最终理念是实现区域整体功能最大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进而形成科学空间布局与均衡的利益格局；绿色发展强调绿色资源、绿色经济、绿色空间、绿色环境、绿色生活、绿色文化内容整合协同发展。旨在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力求兼顾“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之间的平衡；开放发展强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涵盖了相互协同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力求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下，摒弃零和思维，解决内外联动问题，以共生共赢的共同体为依托聚合思想、凝聚共识，通过集体行动和伙伴关系谋求协同治理方略的实现。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建设，亚投行的设立，还是雄安新区的顶层设计出台，都蕴含协同发展思路的深入考量；坚持共享发展旨在着力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区域内行政单元、合作主体发展不平等问题，倡导包容性增长，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进而化解非均衡发展的矛盾。通过共生共享价值理念的传递和引领，助力区域发展的目标指向价值融合与理念协同，雄安新区的治理架构策略摒弃了区域内合作主体之间长期非均衡发展的惯性，让长期以服务京津为己任的河北省成为主角，把雄安新区这一不为人所知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配角推到区域协同发展的舞台中央。总之，“五大发展理念”的倡导和践行，不但意味着价值观念的嬗变和提升，而且必然会推进京津冀区域治理方略的调整和优化，而雄安新区的区域发展定位则彰显了集体行动价值，把协同治理的意蕴向纵深推进一大步。

（三）雄安新区协同治理理念的变革与重塑

整个生育期对两个新品种抗病虫性进行了调查记录，结果发现：科河699大小斑病发生率为0、茎腐病0、红蜘蛛发生率0.2%、棉铃虫发生率8.5%、丝黑穗病发生率0.01%、穗腐病发生率0.02%、抗倒伏性强；大民3307大小斑病发生率0.2%、茎腐病0%、红蜘蛛发生率1.5%、棉铃虫发生率10.5%、丝黑穗病发生率0.5%、穗腐病发生率0.2%，抗倒伏性强。与对照相比，科河699和大民3307抗病虫性较强。

第五阶段，实质性推进阶段（2017年4月1日至今）。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之前习近平曾明确指示，要着力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在河北规划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化新型城区。2017年2月23日，习近平在保定安新县进行实地考察。在座谈会上，他赋予雄安新区高标准和高起点的发展使命；提出“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发展要求；确立“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的发展定位；明确了建设绿色智慧新城、打造优美生态城市、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创建城市管理样板、构建快捷高效交通为网络，打造绿色交通体系、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推进雄安新区的建设。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出台是破解京津冀区域合作困境的一剂良方，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迈出关键性、实质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

二是协调的意识。“如果说政府关系的纵向体系接近于一种命令服从的等级结构，那么横向政府间关系则可以被设想为一种受竞争和协调动力支配的对等权力的分割体系”［11］。强化协调意识需要治理主体根植于系统规划和整体布局的考量，综合运用多种途径和手段修正并妥善地处理各种关系，依托协调手段使跨界、跨部门的竞争行为向合作行为转化。通过途径协调解决个人偏好与集体行动冲突问题，运用协调方式解决合作风险的承担和合作剩余的配置问题，进而把不同主体的子目标统一到为实现系统共同目标而努力的行动中。这一协调过程是化解冲突、统一认识、达成共识的过程，协调成败的前提是组织或部门管理者的意识朝着共同目标而努力。求同存异、顾全大局、齐心协力等意识成为决策者的主要心理特征。在雄安新区建设过程中，区域合作组织要善于调节、平衡和统一不同部门、不同行政主体、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善于调和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努力在矛盾冲突中挖掘“调和”“折中”的价值，克服部门利益至上、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现象，营造相互支持、相互协作、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的氛围，进而形成发展的动力和合力。

三是共赢的观念。区域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赢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吉登斯将信任界定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的正确性信念”［12］。共赢是指合作主体在完成集体行动或共担任务的过程中彼此信任，精诚合作，互惠互利，相得益彰，最终达成双赢或多赢的理想结果。共赢主要体现在理念上求同存异，使命上同心同德、行动上步调一致。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注重合作主体“在信念上达成共识，在道路选择上协调一致，在实际行动中齐心协力”，通过治理主体信任合作机制的强化，减少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成本，遏制机会主义行为。这也是雄安新区发展过程中突破自我中心主义藩篱、克服自身利益最大化窠臼所必须秉承的发展理念。

四是善治的精神。在治理实践中，合作与竞争、开放与封闭、责任与效率之间的冲突催生了善治理论，善治理论的提出是基于现实中治理失效的现实而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善治是一种治理境界，是治理的价值追求，是政府治理能力所致力达到的境界。善治既是社会运行和民生福祉的“晴雨表”，也是良性互动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它注重社会的合意性，倡导民主价值，这种治理的过程，是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确立良好伙伴关系的过程，是政府持续回应公民需求的过程，也是政府之间、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合作关系的调适过程。Hewitt教授认为，善治过程应该结合以下要素：对改革更具创造性而非技术性的理解；对制度和程序的变化展开更多对话；对公共领域（国家和公民社会）如何巩固加以更多关切；促使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趋向一体；更为关注影响治理的国家和国际因素［13］。在整合汲取各种积极要素后形成的善治理念导引下，治理主体在求同存异、化解矛盾冲突、调适各种关系基础上精诚合作、协同共生，树立集体行动的目标、形成共同的愿景规划、达成一体化的发展战略，这是雄安新区在建设过程中必然的价值诉求。

第一步，教师确定作文评改标准，划分作文评改小组，确定小组作文循环顺序，以本组作文水平最高的学生为组长，指导本组作文修改。第二步，将学生作文分为“A”“B”“C”“D”四个等级，以四个等级的评分和评语为引导，将学生作文按循环顺序发回修改。第三步，修改完毕后，小组长组织组员对评改情况进行讨论，最终上交给老师。

2018—2020年是国家新“棚户区改造三年计划”实施阶段，全国计划改造各类棚户区1500万套，广西通过深入各市县摸底调查，挖掘棚户区改造潜力，将棚户区改造开工量原计划24万套扩大至37.57万套，旨在抓住棚户区改造政策和金融信贷政策机遇，在改善民生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和城镇发展。

计量模型中每个主要解释变量间有可能隐含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Pearson方法逐次计算了每个主要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所有主要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4，可知每个主要解释变量间不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五是绿色的情怀。“绿色”是生态环境特有的颜色，代表自然、和谐、健康，寄寓着生命和希望。绿色协同治理体系效果的实现需要各主体职责和功能的相互补充，但相互补充不是各主体优势的简单相加，而是有机结合。治理主体都应通过倡导绿色政治、绿色行政以及绿色治理的理念，促使社会形成一个开放的生态环境治理氛围。促进各主体治理理念的改进是保证各主体优势有机结合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引导机制，让各主体认识到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协作的复合型主体，要积极鼓励并引导各主体在履行自己主要职责的同时，也主动履行绿色行政、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参与、绿色宣传和绿色智慧等所倡导的其他要求［14］。生态挑战是雄安新区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打造绿色智慧新城是雄安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等三大理念是雄安新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绿色发展理念着眼于区域内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经济与生态协同共荣，行政单元和部门之间合作共赢。这是雄安新区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可行路径和思想导引。绿色发展情怀的注入既注重时间维度上的纵向协调，也强调同一时空上各个主体和单元的横向协调，把绿色治理理念纳入顶层设计的总体布局，在路径和愿景的有机统一中实现永续发展，是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中需要一以贯之的。

综上所述，该区隐伏岩体埋藏深，上覆地层厚度大，区域重磁异常规模大，区域磁异常反映有NE和NW向构造存在，地表浅部有大范围锑、汞等低温热液矿床存在，上述特征显示该地带找矿空间广阔，具备寻找中大型低-中-高温热液矿床的条件。

四、结语

理念的变革是对伙伴关系的重塑，是对碎片化治理模式的战略回应，也是区域新型合作治理模式建构的逻辑起点。雄安新区地处京津冀腹地，近期规划包括安新、雄县、容城等县域区划，长远规划必定会涵盖周边的高碑店、高阳、定兴、博野等县市，其毗邻的白洋淀水域受制于长年以来的多头管理，亟待突破以“各自为战、壁垒森严、分割有界”为特征的“行政区”行政治理理念。雄安新区的设立，基于协同共生的善治理念，是对相互排斥思维观念的否定，是对长期以来京津冀合作困境认识上的飞跃，是中央政府审时度势，克服区域内单个行为主体“搭便车”现象和非合作行为的一次有益尝试，是破除京津冀三地政府“孤岛效应”、突破行政区划刚性约束的一次重大突破。

关于雄安新区的顶层设计与建设发展，习近平倡导价值共享，主张推行新理念、制定新政策、出台新举措，要求摒弃各自为战、各行其道的思维定式，注重理念、政策、举措之间内在逻辑关系。这一布局彰显出整体有序、合作共赢、共享共治、融合贯通的文化品位和战略内涵。为雄安新区未来发展勾勒出合乎区域本真价值的图式愿景。在协同共生的语境下，这一战略催生共同体内利益相关者固有价值的融合，而这一理念的变革与重塑势必会成为破解京津冀长期以来协同不力的一剂良药，引领区域共同体伙伴关系的建立，促进整体性治理方略的达成。

参考文献：

［1］张可云，蔡之兵.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制约因素及未来方向［J］.河北学刊，2014，（11）：101-105.

［2］薄文广，陈飞.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与困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10-118.

［3］陶希东.跨界区域协调：内容、机制与政策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0，（1）：56-64.

［4］赵新峰.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新型治理架构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7，（10）：22-29.

［5］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8.

［6］魏娜，赵成根.跨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河北学刊，2016，（1）：144-149.

［7］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7.

［8］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117.

［9］ANSELL C&GASH A.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8，（4）：543-571.

［10］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李柱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38.

［11］理查德·D·宾厄姆，等.美国地方政府的管理：实践中的公共行政［M］.九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62.

［1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98.

［13］GRINDLE M S.Good Enough Governance Revisited［J］.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07，（5）：533-574.

［14］杨立华，刘宏福.绿色治理：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J］.中国行政管理，2014，（1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