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正确认识中国“三期叠加”与“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通过不断地探索提出的改革方案。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朱德总司令听到这首展示人民战争壮美图画的歌曲后，十分喜欢。他要求八路军总部机关人人会唱《在太行山上》，还把《在太行山上》歌词抄录下来，随身携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之后，中国的很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对其进行了研究。李稻葵(2015)[1]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三个方向，即想方设法给老百姓提供最需要的公共品，通过政府的改革加快产业更新换代，积极运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改革生产结构。李智和袁锦凤(2015)[2]通过对需求管理政策边际效应的评述来提供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依据。刘伟和蔡志洲(2016)[3]从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出发，认为简单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必须强化供给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发展中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贾康和苏京春(2016)[4]基于“新供给经济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系统论述。龚刚(2016)[5]从新常态和“两阶段理论”出发，提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金晓彤和黄蕊(2017)[6]认为供给侧改革是有效释放技术进步与消费需求互动效应的重要手段。厉以宁(2017)[7]从供给与需求的互动关系谈起，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激活企业的活力和动力，要特别鼓励创新、创业，始终保持旺盛的创新和创业精神。厉以宁(2016)[8]还认为结构调整无论是补短板还是去过剩都需要金融的支持。也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研究。洪银兴(2016)[9]从供给与需求及其关系的理论出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包括解决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释放企业活力三个方面。刘伟和白利鹏(2016)[10]认为供给侧改革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是当前供求失衡的根本原因。方敏和胡涛(2016)[11]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史和中国经济改革史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邱海平(2016)[12]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既要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张如意和任保平(2016)[13]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来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王炫和邢雷(2017)[14]认为中国供给侧改革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引导。然而，很少有学者从生产力与消费力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分析，也极少有学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融资问题进行分析。

本文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与消费力的矛盾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进行分析，认为解决好当前矛盾的主要方式是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中国提高生产力的核心在于驱动创新，驱动企业创新的关键是要解决好创新企业的融资问题；本文认为在经济下行、投资风险加大的背景下，资本型金融对于创新型企业是较适宜的融资方式。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缓解生产力与消费力的矛盾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对关系。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15]，“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16]。因此，生产力可以理解为人们运用生产要素，生产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能力(马昀和卫兴华，2013[17])。人类为了物质和精神财富的需要，不得不从事生产，发展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18]。在这里马克思将消费看作生产力的动力，“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 [18]，但是这个动力属于较远层次的动力，因为消费为生产提供的只是“想象的对象”。那么生产力如何发展呢？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三个来源，“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19]。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将依赖于这三个方面所处的每个阶段的先进水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要素的发展，将表现为从要素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

信用为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能的同时，也可能导致生产过剩。“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23]，这个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 [23]，特别是那些“举办劳动期间相当长而规模又很大的事业”对最低限度价值的要求就更高。而银行信用和股份制公司，可以把社会上闲置的资本集中起来，使经济的扩张不受现有的个别的资本限制。信用实现了它使经济具有一种扩张力的意义。就如马克思所说的，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运用。然而正是这种最大限度的推动力,有可能会使“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19]，导致生产过剩。

根据新增长理论，知识的创新和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模仿律的作用，如果没有外力作用，模仿就会以几何级数增长下去[27]，而创新是符合幂次法则的。创新的幂次法则不仅意味着创新可以按照指数级增长，还意味着一小部分公司的成功能完胜其他所有的公司。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发展中的后发国家，一些重大的科技工程项目都是从模仿国外先进技术开始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出，中国的科技创新已经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相结合的新阶段。尤其是中国经济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之后，从模仿到创新将成为助力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力。

然而，生产并不必然根据需求而生产，“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不一致。而且，资本是由商品构成的，因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包含商品的生产过剩”[19]。因为生产的目的是生产利润，产量是根据生产规模来决定的，同时由于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的作用，使得商品能够在未销售之前就可以购买和赊销商品，给生产者一种需求繁荣的假象，从而导致产业资本增加，商品积压，造成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如果生产的目的是满足需要，是根据需求量来决定生产规模，那么就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

（六）品牌创新能力与新疆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关系。企业创新能力与品牌竞争力之间体现乘数效应理论，同市场竞争中的“马太效应”同时作用，呈现品牌聚集现象[19]557-560，品牌聚集的少数企业通过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形象创新，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20]9-11，新疆农产品企业在技术、管理、品牌形象设计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资金，力图提升品牌创新力。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马克思对消费力与生产力的关系分析，给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启示：经济发展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仅要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要克服为生产而生产的发展理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求供给侧(生产力)与需求侧(消费力)在总量上达到均衡，还要求在结构上和部门间达到协调。而现实中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经常处在不平衡的状态中，“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22]，“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在这里，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这种理性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19]。为实现社会再生产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货币资本和信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为较长的时间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连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22]。信用(金融)*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的权利”。信用是融资的方式，因此为了与政治经济学的一致性，此部分使用“信用”来进行分析。 为某些行业的社会再生产的顺利实现提供了便利和可能。

生产力驱动的增长模式需要将投资从过剩的超负荷的行业中撤离出来，投向那些有潜力提高生产力、有机会创造就业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具有创新力的高技术含量的企业。科学技术孕育着生产力，因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20]，“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24]，“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23]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创新驱动增长模式是生产力驱动增长模式的核心，这样不仅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为中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可以巩固和壮大消费潜力巨大的中产阶层。同时，也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提升居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

三、金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在中国，由于许多行业的生产具有盲目性，导致一些行业生产过剩，还有一些行业却存在供给不足的情况。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供求的主要矛盾就表现为部分产能过剩和部分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其中，一些资源密集型部门，如煤炭采选业、金属和非金属采选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具有较低的产能利用率，2006—2012年产能利用率几乎都低于79%，个别年份甚至在75%以下，处于产能过剩状态(樊茂清，2017[21])；而需求愈多的高档次、高质量、高安全性的创新型产品有效供给不足，无法形成对本国产品和服务的现实需求，使得消费者不得不转向国外消费，根据财富品质研究院的数据* http://www.sohu.com/a/128256819_115865 显示2016年中国人买走全球近一半的奢侈品，中国人全球奢侈品消费额达1204亿美元，其中境外消费奢侈品928亿美元，从而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不到应有的拉动作用。这表现为供给侧结构性短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需要需求的拉动力也需要供给的推动力作用，在供给侧方面不仅要合理增加供给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调整供给的结构，去除过剩产能、增加中高端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本研究结果表明，B组患儿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A组(P<0.05)。治疗前，两组患儿的TBILI水平、IBILI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的第4、7天，B组患儿TBILI水平和IBILI 水平均显著低于A组(P<0.05)。B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A组(P<0.05)。研究中以新生儿黄疸病情轻重程度作为因变量，将胎龄、胎儿出生时体质量、头颅血肿、喂养方式、开奶时间、母婴血型不合作为回归性分析的自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而开奶时间、母子血型不合、喂养方式是新生儿黄疸病情严重程度加重的主要危险因素。

信用制度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19]。信用能把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强化到极限，同时信用的扩张和收缩对再生产也有依赖性，信用的扩张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张为基础。一旦由于市场商品过剩而出现再生产停滞时，信用就会停滞。我们知道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杠杆”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去杠杆”主要是针对企业金融债务过高提出来的，目的是降低企业的债务负担。去杠杆并不是完全不需要杠杆，而是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降低企业的杠杆率，甚至在某些时候需要通过有限度的精准的加必要的杠杆的方式来去企业的杠杆。“去杠杆”并不是否认信用在生产中的作用，而是要合理适度地利用信用。同时，适宜的形式不仅不会降低生产的积极性，还可以使企业的融资方式多样化。

生产需要信用的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需要信用的支持，需要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信用对生产的作用还表现为对利润的平均化起中介作用，“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19]。要实现利润平均化需要资本能够在部门间自由流动，而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就是资本的货币化和证券化。信用提供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其中，货币市场通过银行流动，而资本市场通过直接融资进行流动，体现为股权的资本证券化。而一个国家的信用到底是以货币市场为主还是以资本市场为主，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中国处在“新常态”的经济形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除了“去库存”和“去产能”之外，还需要“去杠杆”和“降成本”。而改革中的“去杠杆”所需要的是改革经济的投融资体制，不仅使企业融资结构更多地由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还要使银行等间接融资机构通过“差别化信贷”、“债转股”和“投贷联动”等新型方式来适应新的投融资需求，即发展多层次的投融资市场，从而在投融资结构上为企业特别是创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四、资本型金融是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金融力量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中国的劳动生产力只相当于经合国家(OECD)平均水平的15%—30%。若想将生产力提升至发达经济体水平，那么产能过剩的行业就需要重组，投资方向也需要转向那些生产力更高的行业。这要求投资更多地集中到创新和提高劳动者技能的研发密集型产业，需要企业沿价值链上移。如果选择这种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增长模式，到2030年，中国GDP增长将比原有的以投资主导的模式多出5.6万亿美元(约合36万亿元人民币)，家庭收入也将新增5.1万亿美元(约合33万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自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6年的报告《中国的选择：抓住5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机遇》。

1.驱动创新是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力

是夜，百里香悄悄来到县城东郊小柳河闹春楼，找心上人琵琶仙商计对策。走上楼来，却见琵琶仙坐在窗前泪眼蒙胧，不由心中一惊，急问道：“让鬼子欺负了？还是姓刁的又来找你麻烦？”琵琶仙哭得更伤心了。百里香以为琵琶仙定是受了鬼子的欺负，不由怒发冲冠，说：“我这就去找川矢，这个假仁假义的东西！”正待转身，却让琵琶仙一把拉住。“田五哥！”琵琶仙说，“这事与鬼子无关……”

生产力的提高在一定阶段之后更多地体现为科学技术及其创新的发展。马克思比熊彼特更早地提出创新思想。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科技创新”，但是马克思的许多思想都体现了他对于科技创新与生产力作用的理解。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而大力发展，“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20]，资本为了生产的需要也不断地运用科学，“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25]。科技创新不断推进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马克思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26]

消费力是指一段时期内消费者的消费能力。马克思从生产力的角度提出了消费力的概念，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中，在论述“固定资本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标志”时指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绝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20]。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有三点结论：①要想使经济得到有效发展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力；②消费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发展；③消费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

由表1可见,在治疗前,两组V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具有可比性,治疗后,两组组内治疗前后VAS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说明两种方法均能减轻患者的疼痛;两组VAS评分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针刀组治疗后VAS评分减少的更多,说明针刀松解术在改善KOA疼痛方面效果更好。

3类16味临床常用抗动脉粥样硬化中药的作用机制研究…………………………………………………… 侯腾飞等（17）：2432

2.资本型金融是实现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创新按照技术创新自主程度的高低可以分为简单仿制、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三个层次。科技创新最重要的特征是不确定性，其复杂度高、难度大、可行性低和可采纳性差等特点，使得人们对创新活动的发展趋势和结果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科技创新有很大概率出现很低的收益，甚至亏损，同时有很小的概率出现极高的收益(范从来，2016[28])。即使是作为高科技创新和发展聚集地并号称“科技之都”的硅谷，在有新的初创企业一夜成名的同时，至少也有95%以上的企业趋向死亡。因此，科技创新是一个充满技术风险、信息风险、市场风险和融资风险的过程。

创新自身的特性使得其融资成为一大难题。熊彼特曾指出，创新通常是体现在新的企业中，而不是从旧企业里产生的。科技创新从发展的过程来看可以分为前端科学发现、中端技术孵化和后端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由于产业化创新的发动者“往往既不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也不是对本行业熟悉的行业内企业，而是行业外的科技创业的小企业”(洪银兴，2015[29])，同时，驱动创新本身需要足够的资金投入，因此，科技创业，包括科学技术的研发和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产业化的每个阶段都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由于创新驱动实践是对未知领域、未知事物关系的开拓、探索和发现的过程，因而创新不可能完全一帆风顺，必然面临着不确定性及由此产生的高风险。同时由于创新投入属于沉没成本(斯蒂格利茨，1998[30])，且投资时间长，又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等无形资产难以质押，使得科技创业的小企业融资面临着难而贵的窘状。因此，自熊彼特对创新理论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内源融资是企业创新投入的主要来源。

科技创新从科学发现到应用于生产中，每个阶段都需要资金投入。这种较长周期内的不间断投入，以及商业周期导致的利润波动使得单纯依靠内部资金无法满足创新投资的需要，外源融资是企业创新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外源融资可以分为债务型和资本型。债务型融资，主要是以还本付息为交易形式的融资方式。其中，“利息是由利润调节的，确切些说，是由一般利润率调节的”[19]，而“不管怎样，必须把平均利润率看成是利息的有最后决定作用的最高界限”[19]，这就使得债务型金融无法获取可能的高额回报率，自然努力降低风险。因此，债务型融资方式特别是银行资本不适合风险大、周期长的科技创新项目。而资本型金融形成资本、股权，对剩余收益有索取权，体现了风险与收益的对称性，最适宜创新项目(范从来，2016[28])。特别是越靠近创新前端的项目，风险越大，投资成本越低，投资收益率越高，越适宜选择资本型金融对其进行支持。内源融资本质上也属于资本型金融。但是外源资本型融资比内源资本型融资更有优势，因为外源资本型融资使得创新投资的高风险承担主体增多，从而可以降低和缓解个体风险，通过利益共享能够实现风险共担。因此，资本型金融是驱动创新的重要金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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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个人投资者，投资机构能够更好地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多方面的支持。资本型金融从资金募集的角度可以分为公募和私募，从投资的角度可以分为股票投资和股权投资。有研究表明，股票市场有事后筛选和淘汰机制，一旦企业创新项目未满足市场预期，股价就会下跌，造成企业难以再次融资，不利于企业创新项目的持续推进。另外，股票市场中信息公开的强制性要求使得创新项目出现信息外部性，大大降低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因而股票融资对于创新型企业不是一个最优的融资方式。由于处于初创期的创新型企业多为非上市的中小企业，因而股权投资具有为创新进行融资的优势。又由于创新型小企业的投资风险大，且非上市而导致的政府监管不够充分，此外中小投资者信息不对称，从而其没有足够的信心介入。同时，个人进行投资的时候会面临着项目渠道来源少且数量有限，投资经验和知识缺乏，投资成功率低等问题。除此之外，个人资金实力也有限，不容易进行相关项目投资；而且个人的时间也有限，难以承担尽职调查等工作。而投资人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组建的专门的投资机构，如天使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VC)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等，作为股权投资中的间接投资，对未上市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 中国的风险投资基金属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一种，所以在此处的私募股权基金包含风险投资基金。 机构作为专门的投资机构，有不同业务性质、不同从业背景专业的人员团队，从而在与被投资者进行交流的时候更易获得缄默信息。* 缄默信息是指可编码性比较低的信息，需要具有相近的经验、习惯和语言的参与方在较近的地理空间内，通过不断对话和渐进的解释才能真实完整地传递信息。 同时，由于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机构在以往的投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投资经验，在了解被投企业的基础上，能够积极参与企业的管理与运营，并利用自身的客户关系等资源优势为新创企业提供支持，提升企业价值。因而，机构投资是支持早期创新型企业的主要金融力量。

科技创新产业化的不同成长阶段有着不同的融资需求，需要相应的投资主体来为其融资。种子期/研发期和创建期的企业刚刚起步，创业者凭借新想法、新发明、新技术或者专利创办企业，自有资金少，几乎没有固定资产，不确定性最大，同时资金被锁住的时间长。此时更多地牵涉到天使投资或者公共部门的支持，还有部分早期风险投资。处于发展/扩张期的企业一般成立了一定时间，虽然有了首期流动资金，但是内部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资金被锁住的时间和风险仅次于种子期和初创期，此阶段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将加入，风险投资是最优的融资方式。处于后期发展的企业稳定增长，公司可能盈利也可能不盈利，但是盈利的可能性更大，资金被锁住的时间短，更多关心的是退出，此时私募股权投资是此阶段资金的重要来源。

根据信息不完全理论，创新不同阶段的信息不完全程度不同。随着创新阶段的后移，离市场越近、信息越完全、风险越小(洪银兴，2010[31])。同时由于创新投资的周期长、风险大，大部分的金融公司，甚至是风险投资公司也成了“避险公司”，喜欢投资于创新的后端。2007年，中国创业风险投资按投资金额所处阶段分布为：种子期12.7%、起步期8.9%、成长期38.2%、成熟期35.2%、重建期5%。可以看出，创业风险投资喜欢投资于靠近市场的风险比较小的创新阶段。近年来，该问题有所缓解，风险投资有向前端移动的趋势。到2015年，中国创业风险投资按投资金额所处阶段分布为：种子期8.1%、起步期21.5%、成长期54.5%、成熟期15.2%、重建期0.7%。成长期为风险投资的主要投资阶段，起步期投资占比明显提升。2015年，美国创业风险投资项目按投资金额所处阶段分布为：种子期2%、早期34%、成长期37%、后期27%。将中美放在一起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创业风险投资的成长期占比偏高，起步期占比仍然偏低。此外，中国创业风险投资的种子期占比相较于美国高很多，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天使投资发展不足。

为了保证风险投资的可持续性，需要为风险投资提供顺畅的退出机制。正如奈特所指出得那样：“在现代经济中新企业的创建和建成后企业的经营之间的分离的趋势很明显。一部分投资者创建企业的目的是从企业的正常经营中得到收益。更多的人则期望从建成后的企业的出售中获得利润,然后再用这些资本进行新的风险投资活动”[32]。欧美股权与创业基金主要通过实业集团公司收购其所持股权方式退出，如在北美，收购占可知的私募股权退出方式的72.6%，IPO占11.7%，清算占15.7%；在西欧，收购、IPO和清算分别占比75.1%、10.4%和14.6%。[33]而中国股权投资主要通过IPO和新三板挂牌退出。如2011年，创投退出方式中有68%的基金通过IPO退出；PE退出方式中有90%的基金通过IPO退出。到2016年前三季度，创投退出方式中有77.0%的基金通过新三板挂牌退出，10.3%的基金通过IPO退出；PE退出方式中，有73.5%的基金通过新三板退出，11.2%的基金通过IPO退出。虽然IPO平均产生的回报比收购及其他退出方式要高，但有些退出策略更重要的作用是释放资源，把资源放在更有前景的地方。

虽然中国的股权投资市场还存在着诸如风险投资不完善、天使投资发展不足、退出渠道单一等问题，但是综合创新型企业的不确定性高、风险大、投资周期长等特点，以及股权投资符合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特点，并且能够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研发、管理、咨询等决策，帮助企业提升其创新优势和企业价值，因此资本型金融对于创新型企业仍不失为一种适宜的融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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