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与文献

在货币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议题是货币政策如何传导至实际经济(Real Economy)。现有研究基于多种理论假说与宏观模型提出不同的传导路径，即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近年来，各界人士对于不平等问题的密切关注使得货币政策的分配渠道成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话题(Blanchard et al．，2013；[1]Kanbur&Stiglitz，2016；[2]Blanchard&Portugal，2017[3])。那么，什么是货币政策的分配渠道或者分配效应呢？依据Sterk&Tenreyro(2015)[4]以及Prasad(2014)[5]等的论述，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指的是在特定的货币政策机制下，某一外生冲击对于不同经济主体所产生的差异性影响。显然，如果货币政策存在分配效应，那么在某一具体货币政策机制下，外生冲击必然引起不同类型家庭在消费、实际工资收入等方面的显著性差异，继而引发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等现象的出现。

与不平等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货币政策分配效应成为近年的热点话题(Prasad&Zhang，2015)。[6]Doepke et al.(2015)[7]基于美国现实经济状况构建了一个封闭经济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以下简称NK-DSGE)模型，考察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Sterk & Tenreyro(2015)在一个包含耐用品的封闭经济世代交叠(即OLG)模型中考察了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研究将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称为再分配渠道(Redistribution Channel)。Auclert(2017)[8]分析了货币政策影响消费的传导机制并发现，外生冲击通过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影响了消费，进而使得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消费呈现明显的动态偏离。这些研究均发现货币政策分配效应的显著存在，不过，其对于货币政策分配效应的考察仍主要集中于分析发达国家的情况，在模型的使用上也主要采用的是封闭经济NK-DSGE模型。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Prasad & Zhang(2015)基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现实构建了一个小型规模开放经济模型，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同样存在显著的分配效应。不过，这一研究忽略了很多现实元素，如资本品、名义价格刚性以及贸易品部门的非完备性(Imperfection)等，但这些元素对于刻画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经济状况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康立和龚六堂，2014)。[9]

与国外研究者类似，我国研究者对这一领域也进行了较深入地探讨。朱振和王行鹏(2009)[10]基于拉姆齐模型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分配效应。陆磊(2010)[11]、闫泽涛和李燃(2017)[12]等基于中国经济体制度特征的视角，考察了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徐明东和陈学斌(2011)[13]以国际收支为工具，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陈利锋(2018)[14]基于包含李嘉图家庭与非李嘉图家庭的NK-DSGE模型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这些研究主要着力于剖析我国货币政策整体效应上存在的分配效应。另外，仍有部分研究着力于从区域差异的角度考察我国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课题组(2014)[15]建立了一个包含城乡区域差异的NK-DSGE模型，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对于城乡差距的影响。张伟进等(2015)[16]在一个包含城乡差距的模型中考察了货币政策对于城乡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进而发现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消费分配效应。综合以上可以发现，现有研究的结果无一例外的证实，我国的货币政策分配效应显著存在。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经验证据，但是部分研究并未剖析外生冲击如何通过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对实际经济产生影响的传导轨迹，而基于城乡差异剖析货币政策分配效应的研究则忽略了我国开放经济以及部门间差异的事实。

基于以往研究的轨迹可以发现，货币政策分配效应显著存在。然而，以往研究在考察货币政策分配效应时，往往基于某一特定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仍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如果货币政策机制发生变化，那么不同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对于不平等将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二，在考虑货币政策存在分配效应的背景下，旨在最小化社会福利损失的最优货币政策具有怎样的特征；第三，基于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考虑，何种货币政策对于不平等的影响与最优货币政策最为接近。

前文所引彭绍升《儒行述》中的徐枋小传，在其篇末是这样表明史源的：“《居易堂集》《苏州府志》。”是则，传主的自我人生选择，特别是诗文集中的自我抒怀和陈情，对身后为其写作传记、行状者，还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对此，徐枋本人是深信不疑的，这在其自编《居易堂集》的时候，就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自序》中，他这样说道：

鉴于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多部门NK-DSGE模型，并结合这一模型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及其对于不平等的动态影响。首先基于贸易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的脉冲响应可以发现，在基准货币政策下，这一冲击引起就业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家庭消费与实际工资的差异性变化，这意味着基准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分配效应。进一步，考察了基准货币政策机制下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动态轨迹。结果表明，基准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导致了不平等的恶化。在此基础上，我们考虑了存在分配效应条件下的最优货币政策，并且引入不同的货币政策机制，比较了不同货币政策机制分配效应所引致不平等的动态演化。研究结果显示，考虑分配效应条件下的最优货币政策应该降低不平等。更重要的，对实际汇率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平等的动态影响与最优货币政策最为接近。换言之，当考虑货币政策分配效应时，为了缓解不平等，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应该对实际汇率做出反应。

香樟不仅是常用园林绿化树种和珍贵用材树种，也是日用化工原料和药用资源树种，有较高的应用和经济价值。该虫主要蛀食危害香樟的当年生或次年生枝条，引起枯枝，造成树势减弱，抵抗力下降，影响植物生长的同时，也影响园林景观等生态和社会效益。但目前调查发现，该害虫没有蛀食香樟主干，引起整株枯死的可能性极低。

二、模型与设定

模型经济中包含了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因而产品依据来源分为贸易品与非贸易品。模型经济中的家庭提供劳动力并分别就业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两种类型就业的工资存在显著差异，并成为模型经济异质性的重要来源。

(一)消费与价格

模型经济中的家庭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家庭就业于贸易部门(本文使用T表示这一部门)；第二类家庭则就业于非贸易部门(本文使用N表示这一部门)。定义分别表示总消费、贸易品消费以及非贸易品消费，那么，三者的关系可以表示为如下方程：

 

其中：γ1为贸易品的权重，其取值为小于1的正值；ε1为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替代弹性，其取值为正。定义分别为CPI、贸易品价格以及非贸易品价格，那么，最优消费需求条件为：

 

家庭消费的贸易品由国内生产的贸易品与进口贸易品构成，具体的，其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其中：γ2为国内生产的贸易品在家庭贸易品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其取值为小于1的正值；ε2为国内贸易品与进口贸易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其取值为正。基于的设定可知，两类消费品的最优需求分别为：

综上所述，尽管近年来针对肩袖分层撕裂的修复手段越来越多，但仍缺乏统一的认识和诊疗标准。尽管对于该疾病的发生原因仍未明确，但对于其生物力学特点已取得一些进展。肩袖分层撕裂的发现仍主要源于术中探查，希望将来能出现更加简便及精确的检查手段用于该疾病的诊断。虽然关节镜下小切口技术应用于肩袖分层撕裂能获得一定的效果，但目前仍以全关节镜修复为主。双排锚钉和缝线桥技术是相对单排锚钉及穿骨缝合技术更稳定的固定方式，但对于肩袖分层结构使用分层缝合或者全层缝合仍未达成共识，且内固物及缝线对于修复肩袖的微循环改变有待进一步研究。相信随着肩关节镜技术及新兴材料研究的不断进步，肩袖分层撕裂的治疗效果会更加令人满意。

 

家庭消费的非贸易品由一系列非贸易品加总而成，类似的，由一系列本国生产的贸易品构成，则由一系列进口贸易品构成。具体的，和可以分别表述为如下形式：

本文综述了瘦素对水生动物代谢、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进展，旨在深入理解和研究之，以便更好地利用瘦素，调控水生动物代谢、生长发育和繁殖，促进养殖渔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其中：εp为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其取值大于1。基于以上设定可知：

 

依据Gal1′ & Monacelli(2016)可以得到如下社会福利损失函数：

 

 

与非贸易品生产部门类似，贸易品生产部门也包含两类企业：中间产品企业和最终产品企业。贸易品生产部门中间产品企业的生产技术为：

(二)家庭行为

模型经济中家庭的目标为最大化如下效用函数：

 

其中：β为折现因子；φ-1表示就业供给弹性；表示服从平稳AR(1)过程的偏好冲击。对就业于非贸易部门的家庭而言，其收入为家庭成员在非贸易品生产部门就业获得的工资(定义单位名义工资为因此，就业于非贸易部门家庭的预算集为：* 何东等(2012) [17]发现，我国非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低于贸易部门，进而造成非贸易部门利润率相对较低；胡佩(2016) [18]则通过我国现实数据发现，我国贸易部门的工资远高于非贸易部门，并且这一差距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仍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基于此，参考Gal1′ et al．(2007) [19]，本文将就业于非贸易部门的家庭看作经济中相对贫困的家庭，其消费行为类似于“非李嘉图型”家庭。

 

定义为非贸易品名义价格刚性，那么非贸易品价格调整动态为：

甲鱼为肺呼吸不与鱼类争氧。而且，甲鱼在池中上下往返呼吸，可使空气中的氧溶入，并使表层、中层、底层水体的溶氧得到交流，防止表层水体过饱和的氧逸走，弥补深水层溶氧的不足。甲鱼在池底觅食活动，可加速池底有机物的分解，降低其耗氧量。因此，鱼、鳖混养可使混养水体溶氧增大，从而增大鱼类的放养量。

 

其中：Ξt表示名义汇率。基于以上设定，可以得到就业于贸易品部门家庭效用最大化问题最优条件为：

 

 

 

(三)非贸易品生产部门

非贸易品生产部门包含两类企业，分别生产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前者称为中间产品生产企业，后者称为最终产品生产企业。非贸易品部门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表示非贸易品生产部门技术冲击；为非贸易品生产部门使用的物质资本；αN为非贸易品生产部门资本的产出弹性。定义为资本品的实际价格，基于式(5)可知，非贸易品生产部门中间产品成本最小化问题最优条件与实际边际成本分别为：

 

 

对就业于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家庭而言，其家庭收入包括：(1)在贸易品生产部门就业获得的工资(定义单位名义工资为上期购买本国债券并持有至本期所获得的收益(定义名义利率为Rt)；(3)上期购买国外债券并持有至本期所获得的收益(定义外国名义利率为贸易部门转移给家庭的利润而该类家庭的支出则包括：(1)消费；(2)购买本国政府债券；(3)购买外国政府债券。因此，结合以上设定，可以将就业于贸易部门家庭的预算集表示如下：

 

其中：为非贸易品部门中间产品生产企业获得最大利润时的最优价格满足如下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

LONG Jun-rui, SHAN Chan-juan, WANG Jiu-sheng, MEI Chang-lin, XIONG Lin-ping

 

本部门另一类企业为非贸易品生产部门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其使用的生产技术可以表示为：

 

基于这一设定，非贸易品生产部门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可以表示为：

(四)贸易品生产部门

基于以上设定可知：(1)家庭在贸易品消费上的支出等于家庭购买国内生产的贸易品与购买进口贸易品的支出之和，即家庭消费支出等于家庭购买贸易品与非贸易品支出之和，即：

 

其中：表示贸易品生产部门技术冲击；为贸易品生产部门使用的物质资本；αT为贸易品部门生产资本的产出弹性。基于式(9)可得，贸易品生产部门中间产品企业最优投入决策条件与实际边际成本分别为：

 

 

定义为贸易品名义价格刚性，那么贸易品价格调整动态为：

 

其中：为贸易品生产部门中间产品生产企业最大利润时的最优价格满足如下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

 

贸易品生产部门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技术为：基于这一设定，本部门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五)资本品生产部门

资本品生产部门包含资本品生产商与销售商，前者从事资本品的生产，后者则购买资本品生产商的产品，并将其出售给非贸易品部门与贸易品部门。资本品生产商的生产技术为：其中：为投资冲击，其反映了资本品生产商的技术水平；It为物质资本生产过程中的投资品投入。资本品销售商以的价格将资本品购入，并进行组装。与定义组装成本为Ω(.)，那么任意时期t模型经济中的物质资本总量为：

 

其中：δ为资本折旧率。上式表明，模型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包括本期新生产的物质资本与上期未折旧的物质资本。资本品销售商以价格将物质资本出售给非贸易品部门与贸易品部门，其对应的利润函数为：那么，对应的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其中：式(13)决定了资本品生产部门的最优投入决策。与Christiano et al.(2016)[20]相同，定义Ω(It,It-1)满足：

（3）由于整个建筑工程涉及到的施工环节众多，在施工现场进进出出的人也十分的杂乱，由此需要各工种人员做到互相配合，尤其是那些在施工后期阶段来到施工现场的施工者，他们应该保护其他施工人员在前期的施工成果，减少对前面工序的影响，从而保证建筑工程施工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也能够有所保证。

 

(六)汇率、贸易条件与国外家庭

贸易品与非贸易品替代弹性系数ε1，依据Gal1′ & Monacelli(2016)，将其取值设定为0.74；本国产品与进口品的替代弹性系数ε2，依据黄志刚和郭桂霞(2016)[27]估计的结果，将其取值设定为1。就业供给弹性系数φ-1，依据Gal1′ & Monacelli(2016)，我们将其取值为0.16。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价格刚性系数和不同种类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εp以及非贸易品部门与贸易品部门资本份额αN和αT，依据康立和龚六堂(2014)，本文将其分别取值为0.75和0.35、1以及0.3和0.7。

与式(3)类似，国外家庭消费的欧拉方程为：

 

其中：表示国外家庭的消费，表示国外的CPI。依据Gal1′(2015)[23]，结合式(3)(15)可以得到本国贸易品消费与国外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满足：

 

同时，结合(4)(12)可得本国名义利率与世界名义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

 

对于式(16.2)一个直观的理解是，本国的家庭存在两种投资策略：购买本国资产与购买国外资产。购买一单位本国资产的下一时期收益为Rt；如果本期购买外国资产，则可以购买(Ξt)-1个单位，下一时期的收益为换算成本币的收益为无套利条件意味着式(16.2)成立。对式(16.2)进行对数线性化，可以发现这一方程实际上就是未抛补的利率平价条件(Uncovered Interest Parity Condition)。

与Prasad和Zhang(2015)、朱军(2016)[24]等类似，我们设定定义表示国外通货膨胀，与朱军(2016)等类似，我们设定服从平稳的AR(1)过程，而则依据泰勒规则进行调整，即：

 

 

 

其中：ρY、ρΠ分别表示国外产出冲击、国外通胀冲击的持续性；γp、γy分别表示对的反应系数；为国外利率冲击，其服从平稳的AR(1)过程。

(七)加总与货币政策

首先，与Gal1′和Monacelli(2016)相同，模型经济的净出口满足：

一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村学校宽带网络、数字教育资源、网络学习空间建设，特别是要为村小学和教学点配置数字教育资源接收和播放设备，配送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努力做到全覆盖。

 

非贸易品生产部门的产出用于满足本国家庭的消费需求，因此：

 

资本品生产商的产品用于满足非贸易生产部门与贸易生产部门的需要，那么，资本品市场出清条件为：而模型经济中的总就业Nt为两类家庭的就业之和，即：不过，为简化分析，我们对就业进行标准化处理，即模型经济中的就业Nt=1。我们采用这一设定的原因主要是在于，在本文的基准模型中，劳动力市场总是处于出清状态，并不存在失业，因而可以采用这一设定简化分析。

2) 三级数量弹性契约的供应链在价格随机或是价格稳定的突发事件下显现出来的规律性质大体相同.它们的主要区别是：价格随机情景下批发价调整的幅度、供应链上企业的期望收益变化的比率，要比价格稳定的情况要大一些.由此可见，价格随机的突发事件对供应链系统的影响较大，企业需要采取定特定的手段以消除突发事件的影响.

 

本国经济的总产出Yt可以表示为非贸易品部门与贸易品部门产出价值之和，即：

 

本国的基准货币政策为：

 

其中：ρ1、ry、rp分别代表本国名义利率平滑参数、名义利率对产出的反应系数以及名义利率对通胀的反应系数。

与此同时，目前常见的Android应用安全性检测方案主要使用动态和静态两种检测技术，但大多数设计方案只针对其中一项技术进行应用或改进，少有对这些技术检测效果的相关性与互补性进行研究。这明显无法对root手机进行全面、高效的安全防护。

贸易品生产部门的产出用于满足本国家庭与出口需要，即：

“枫桥经验”自1963年诞生以来，一直致力于基层治理和矛盾化解，并随着时代转型、矛盾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2003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四十周年之际，总结推广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十年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在全国政法战线和综治系统广为所知，俨然成为“枫桥经验”的代名词。2013年“枫桥经验”五十周年之际，“枫桥经验”将内容拓展到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形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服务提供在家门”的经验，这是新时期“枫桥经验”的实践创新和理论突破。

三、基准模型动态分析

本部分首先对基准模型中的参数进行校准，然后使用动态冲击反应分析法考察基准货币政策下外生冲击的动态效应，进而分析基准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及其对于不平等的影响。

(一)校准

复合消费中贸易品的权重γ1以及贸易品中本国产品的比重γ2，依据康立和龚六堂(2014)的取值，将其设定为0.5；家庭折现因子β，依照惯例取值为0.98；物质资本折旧率δ，按照He和Yu(2016)[25]，将其取值为0.04。关于非贸易部门占比y1的取值，则需要使用我国的现实数据进行估算。参考何东等(2012)以及王刚贞和张卓成(2013)[26]等的设定，我们将非贸易部门设定为建筑业和第三产业，进而使用年度数据估算出非贸易部门产值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的平均值。基于此，我们将参数y1的取值设定为50.96%。* 以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作为非贸易部门，我们首先使用2006年至2016年相关数据估算出非贸易部门产值占比的平均数，然后以平均数作为y1的取值。估算的结果表明，非贸易部门产值占比自2006年至2016年11年间的平均值约为50.96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将y1取值为50.96%。非贸易部门就业占比的取值，则依据康立和龚六堂(2014)，将其取值为0.5。

四是建立单位内控三级管理机制。采取三级检查，各个食堂日查、饮食服务公司周查、集团总经理副总经理带队月查，月度会议上通报检查情况，实施奖惩并进行整改。

定义表示贸易条件，与Prasad和Zhang(2015)类似，我们定义为贸易条件冲击。与宿玉海等(2018)[21]、Gal1′和Monacelli(2016)[22]相同，模型经济中名义粘性的存在使得一价定律(Law of One Price)可能不再成立。定义表示一价定律缺口(Law-of-One-Price Gap，以下简称LOPG)，其中为国外的价格水平。实际汇率REt定义为以本币表示的国外CPI与本国CPI的比值，即：

国外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的参数γp和γy，依据朱军(2016)，我们将其分别取值为1.408和0.0552；而国内货币政策中利率平滑参数ρ1、名义利率对产出和通胀的反应系数ry和rp，依据陈利锋(2017)[28]，我们将其取值设定为0.8、0.35和1.25(详见表1)。

 

表1 参数校准

  

γ1=0．5y1=50．96%φ-1=0．16γp=1．408γ2=0．5n1=0．5θTp=0．75γy=0．0552β=0．98ε1=0．74θNp=0．35ry=0．35δ=0．04ε2=1ρ1=0．8rp=1．25εp=1αN=0．3αT=0．7

(二)动态分析

我们设定贸易品生产部门技术冲击的持续性系数ρaT的取值为0.8，在此基础上，图1给出了贸易品生产部门1个单位标准差积极的技术冲击所带来的动态效应。* 我们选取技术冲击的动态反应作为分析对象的原因在于，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仅包含技术冲击，因而基于比较的角度考虑，选择技术冲击更为合理。为便于分析，我们集中分析贸易品生产部门技术冲击对于就业于非贸易品部门家庭的消费与实际工资、就业于贸易品生产部门家庭的消费与实际工资、产出、名义利率、贸易品部门通胀、名义汇率及净出口等变量的动态冲击效应。

图1显示，贸易品生产部门技术冲击提高了就业于非贸易品生产部门家庭的消费与实际工资、就业于贸易品生产部门家庭的就业与实际工资。原因在于，贸易品生产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提高了本部门的生产率，进而提高了本部门就业者的名义工资，名义工资的提高增加了就业于贸易品生产部门家庭的消费能力，从而促进了就业于本部门家庭消费的增加。而贸易品生产部门技术进步尽管对于非贸易生产部门并不存在直接作用，但是通过劳动力的流动等渠道促进了非贸易品生产部门工资的上升，进而也推动了就业于非贸易品生产部门家庭消费的增加。这一发现与以往研究如Liu & Phaneuf(2013)[29]、Basu et al.(2013)[30]是一致的。后者在多部门经济中考虑了不同部门技术冲击带来的动态效应，研究结果均发现某一部门特定技术冲击对于其他部门存在“外溢性”。图1还显示，贸易品生产部门技术冲击引起了总产出、净出口的增加以及名义利率、贸易品生产部门通胀以及名义汇率的下降。这与现有的研究如Gal1′ & Monacelli(2016)、Prasad & Zhang(2015)是一致的。

数学方法变题主要指对于同一数学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寻找不同的方法解决，常见的有图形方法变题和代数方法变题。

  

图1 贸易品部门技术冲击的动态反应

图1中，更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基准货币政策下，贸易品生产部门技术冲击对就业于贸易品生产部门与非贸易品生产部门家庭的消费与实际工资具有不同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相对于非贸易品生产部门而言，贸易品生产部门技术冲击引起就业于本部门家庭的消费与实际工资更大幅度地上升。换言之，在基准货币政策机制下，贸易品生产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引起了家庭在消费与工资收入上的差异，进而使得就业于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家庭具有更高的消费和实际工资，而就业于非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家庭则具有相对较低的消费和实际工资。

为了更好地反映基准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我们引入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两个指标。* 大多数现有的相关研究在DSGE模型中使用的不平等指标均为消费不平等或者收入不平等。当然，也有部分研究使用基尼系数。参考Auclert和Rognlie(2017)[31]，消费不平等采用就业于贸易品生产部门与非贸易品生产部门家庭的消费之比表示，即：

 

另一个度量不平等的指标是收入不平等。定义和分别为就业于非贸易品部门与贸易部门家庭所获得的劳动收入，那么，收入不平等定义为就业于贸易部门家庭的劳动收入与就业于非贸易部门家庭的劳动收入的比值，即：

 

方程(25)(26)构成了本文度量不平等的两个指标。基于上式的设定，图2给出了贸易品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对于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冲击效应。通过观测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变化轨迹，可以更为全面地反映基准货币政策机制下外生冲击对于两类家庭产生的不同影响。

  

图2 贸易品部门技术冲击下不平等的动态轨迹

显然，贸易品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引起了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上升。首先，基于图1可以发现，贸易品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引起了两类家庭消费的增加，不过，就业于贸易品部门家庭的消费增加的幅度大于就业于非贸易品部门家庭的消费。因此，在这一冲击下，消费不平等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类似的，在贸易品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下，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就业者所获得的工资均呈现上升趋势(具体可见图1)，但是贸易品部门就业者工资增长的幅度大于非贸易品部门。因此，在这一冲击下，以就业收入之比度量的收入不平等呈现上升趋势。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在基准货币政策机制下，贸易品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对于不平等具有显著的冲击效应，进而导致了不平等状况的恶化。

四、政策评价

本部分首先求解包含贸易品生产部门与非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开放经济中最优货币政策，然后引入几类现有研究中常见的货币政策。通过比较不同货币政策机制对于不平等的动态影响，进而更好地总结我国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

(一)最优货币政策

模型经济中的CPI由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价格加总而得，而贸易品价格则由本国生产的贸易品的价格与进口贸易品的价格加总而得，即：

 

 

依据Lambertini et al.(2017)[32]以及陈利锋(2017)可知，总社会福利损失为就业于贸易品生产部门与就业于非贸易品生产部门家庭社会福利损失的加总。因此，总的社会福利损失可以表示为：基于以上设定可以得到如下最优货币政策机制：

 

 

 

 

以上λ1、λ2、λ3、λ4均为拉格朗日乘子。方程(27.1)至(27.4)构成了包含贸易品生产部门与非贸易品生产部门开放经济DSGE模型中最优货币政策的核心方程。

(二)其他货币政策

基于基准货币政策机制下贸易品部门技术冲击的动态效应可以发现，相同的外生冲击对于贸易品生产部门与非贸易品生产部门产生了不同的冲击，并且加剧了不平等状况的恶化。但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货币政策当局执行的是其他货币政策，又会对不平等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更重要的，如果相比基准货币政策而言，相同的外生冲击对于宏观经济以及不平等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那么这将意味着货币政策具有分配效应：在相同的外生冲击下，仅仅由于货币政策机制的差异引起了两类家庭消费与实际工资的差异，进而引起不平等的动态差异。基于这一思路，结合以往研究，我们分别引入货币政策机制：名义汇率管理(Nominal Exchange Rate Management)与实际汇率管理。

第一类货币政策机制为名义汇率管理，即中央银行将名义汇率引入基准货币政策，进而依据名义汇率的变化及时调整货币政策。Lubik & Schorfheide(2007)[33]、Liu & Spiegel(2015)[34]等发现，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名义汇率是货币政策考虑的重要目标。黄志刚和郭桂霞(2016)在拟合我国货币政策时，同样使用了盯住名义汇率的货币政策机制。具体的，本文将这一货币政策表述为如下形式：

 

其中：rε表示名义利率对名义汇率的反应系数；Ξ为稳态名义汇率。Gal1′(2015)、Gal1′ & Monacelli(2016)等将这类货币政策称为灵活CPI通胀盯住规则(Flexible CPI Inflation Targeting Rule，简称FCIT)。

第二类货币政策机制为实际汇率管理(Real Exchange Rate Management)。与第一种货币政策类似，在这类货币政策机制下，中央银行将实际汇率作为调整名义利率的重要依据。Frommel et al.(2011)[35]、Aizenman & Hutchison(2011)[36]以及Burstein & Gopinath(2014)[37]等指出，新兴市场国家(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在货币政策中往往倾向于使用实际汇率。具体的，第二类货币政策机制可以表述为如下形式：* 尽管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差异仅在于物价水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方程(28)(29)是相同的货币政策。原因在于，名义价格刚性的存在，使得两类货币政策机制下外生冲击的效应存在显著的差异。

 

其中：re为名义利率对实际汇率的反应系数；RE为稳态实际汇率。第三类货币政策为严格盯住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在这一货币政策机制下，货币政策当局盯住的唯一目标就是增长。这一货币政策可以表述为如下形式：

 

在这一情形中，货币政策调整的目标是使得产出接近潜在产出(也即本文的稳态产出)。当然，式(30)代表了一种极端情况，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这种情形。不过，式(30)可以反映对增长极端重视的情况。以往研究对货币政策参数进行了估计。黄志刚和郭桂霞(2016)的估计结果显示，名义利率对名义汇率的反应系数rε取值为0.925；而Burstein & Gopinath(2014)估计的结果则表明，名义利率对实际汇率的反应系数re取值约为0.13。在此基础上，图3给出了不同货币政策机制下贸易品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对于不平等的动态冲击效应。

  

图3 不同货币政策机制对不平等的动态影响

显然，在最优货币政策机制下，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均呈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如果基于社会福利损失的角度考虑，政府应该着力于降低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与基准货币政策相同，其他三类货币政策机制下，贸易品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会引起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并且不同货币政策机制下贸易品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对于不平等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分配效应，并且不同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具有显著性差异。更重要的，相比基准货币政策，其他三类货币政策机制下不平等的动态变化轨迹具有如下特征：(1)严格盯住产出增长的货币政策下，贸易品生产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引起不平等最大幅度地上升。这意味着，这一货币政策机制对于不平等的恶化具有最大的作用；(2)对名义汇率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机制下，贸易品生产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对于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动态效应小于基准货币政策；(3)对实际汇率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机制下，贸易品生产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对于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动态效应小于基准货币政策对名义汇率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

基于不同货币政策机制下不平等的动态反应可以发现，在相同的外生冲击下，仅仅由于货币政策的不同而引起了不平等的动态演化轨迹的差异。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具有分配效应，进而使得在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就业的家庭在消费和收入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使得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于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具有不同的动态影响，因此，基于不平等的角度考虑，货币政策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考虑分配效应带来的影响。

基于图3，严格盯住产出增长的货币政策下，贸易品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引起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最大程度的恶化。这意味着，在现实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严格盯住产出增长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其可能导致不平等现象的严重恶化。同时，相对于基准货币政策机制而言，对汇率(名义汇率抑或实际汇率)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即本文政策1和政策2)下，贸易品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所引致的不平等上升趋势的幅度相对较小。这意味着，基于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考虑，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应该对汇率做出反应。

最后，基于图3还可以发现，在对实际汇率做出反应的实际汇率管理政策(即政策2)下，尽管贸易品生产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引起了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但是其所引致的不平等恶化的程度相对较低。更重要的，在本文考察的货币政策机制中，其对于不平等的动态影响与最优货币政策最为接近。因此，考虑最小化货币政策分配效应所引致的不平等，货币政策应该对实际汇率做出反应。

五、结论与展望

在一个包含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开放经济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本文考察了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首先，在基准货币政策框架下，贸易品生产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引起就业于贸易品生产部门家庭消费和实际工资更大幅度的上升，这意味着在基准货币政策下这一外生冲击使得家庭之间在消费和劳动收入上产生差异。贸易品生产部门技术冲击下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反应证实了这一论断：在这一冲击下，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均呈现上升趋势。换言之，基准货币政策机制的分配效应导致不平等的恶化。

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不同政策机制对于不平等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具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第一，相对于不考虑汇率因素的货币政策而言，考虑名义汇率或实际汇率的货币政策下，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恶化的程度均相对较小；第二，相对而言，仅盯住产出增长的货币政策在最大程度上恶化了不平等，因此，这一政策并不可取；第三，最优货币政策下，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表现出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基于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的角度考虑，货币政策当局应该降低货币政策分配效应引致的不平等；第四，在本文考察的货币政策中，盯住实际汇率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平等的动态效应与最优货币政策最为接近。这意味着，在操作层面，为了缓解不平等进而降低社会福利损失，在开放经济背景下，货币政策应该对实际汇率做出反应。

尽管在开放经济背景下考察了货币政策分配效应引致的不平等，但本文仍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1)尽管引入了贸易品生产部门与非贸易品生产部门，但本文并未刻画开放经济中劳动力在这两类部门之间流动的过程。因此，一个可行的拓展是采用搜寻与匹配方法，在本文的模型中引入劳动力在贸易品生产部门与非贸易品生产部门流动的动态过程，进而考察不同货币政策机制的分配效应。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Zhang(2013)[38]等。(2)与现有大多数开放经济NK-DSGE模型相同，本文在建模过程中设定劳动力市场是出清的，并且不存在任何摩擦。显然，这一设定与我国的现实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一个可行的拓展是在本文的模型中加入劳动力市场不完备性，并引入失业。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Christiano et al.(2011)[39]以及Christiano et al.(2015)[40]等。(3)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多种引致不平等的因素，如技能差异、身体健康状况等，而本文仅考虑了部门差异引致的不平等。因此，另一个可行的拓展是在本文模型框架中考虑其他因素，并考察货币政策分配效应引致的不平等。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Ahn et al.(2017)[4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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