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建筑师的大学》

  

2《中国古代建筑师》

  

3《世界建筑历史人物名录》

帝王与建筑：张钦楠的《中国古代建筑师》

《中国古代建筑师》是张钦楠先生“学习中国通史和文化史，寻找中国古代建筑师过程”的硕果。《中国古代建筑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第1版印数10000册，18万字。

作者从阅读和寻找中，看到了民间匠师、文人、官方大将乃至汉族和周边民族之间在建筑观念和操作技术上的相互影响。著此书的目的在于“衷心希望，我们的史学家们，能够在‘人’‘事’‘物’（城市，建筑，园林工艺品等）并举之下，给那些‘物’的创造者以应有的地位。”该书在实现作者心愿方面，即在建筑文化史研究上确实是颇具开拓性的重要著作。它不仅继承了司马迁《史记》以来“人”和“事”并举、以“人”为主的史学优秀传统，而且创造性提出“人、事、物三并举”的史学研究路径，十分具有启示和示范的意义。

此书比李邕光先生强调“从建筑人看建筑史”显然有更加深入和细致处；而且原本此书出版在李书（2013年）之前的2008年，虽然我是先读了后者，仍然觉得应把此书列为“之一”。作者指出，被称作“时代的镜子”“文化缩影”的建筑好像是沉默无言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建筑这面镜子和他的建造者进行文化交流。所以说，建筑师有意无意地谱写着历史。

目前临床对于肺部真菌感染疾病的检查方法通过纤维支气管镜检方法、穿刺活检方法、手术病理方法为主，而病原学检查则作为肺部真菌感染疾病的检查“金标准”[3]。但是病原学检查方法的培养时间长，而且容易因涂片受污染而造成假阳性。随着临床影像学技术持续发展进步，在临床诊断肺部真菌感染方面起到一定应用价值，尤其是CT技术的持续发展，更明显提升肺部真菌感染疾病的早期诊断与鉴别[4][5]。从本次研究结果可知，经真菌类型培养结果显示，真菌类型培养率为100.00%，CT检查阳性率为73.00%，X线检查阳性率为51.00%，提示，CT检查阳性率更高于X线检查。

他分析，建筑师的厄运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对科学技术蔑视，学术界重视人文轻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重视综合论道轻视具体分析；二是建筑的功劳总是归功于帝王和物主。于是，与有名望的诗人、画家相比，建筑师既无名望又无地位，只能沦为“无名氏”。其实，在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上，建筑师是创造历史的重要力量。

为了让读者增加对建筑师在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作者从他找到的200名古代建筑师的行列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分别成章介绍，见人、见事、见物、见思想，并以“知识链接”的方式进行中外比较，介绍同一时期或同一题材的国外代表性的建筑与建筑师，试图提供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场景，不仅增加了该书的可读性、可视性和中外建筑的思想市场性，在促人深思后加强了读者与作者的认同感。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仅摘取几个促人深思的帝王与建筑实例：

周公姬旦与弥牟。张先生称周公姬旦与弥牟为“中国第一对都城规划师与建造师搭档”。周公的重要贡献之一便是主持洛邑营造等。他在营造洛邑时任用了一位名为弥牟的建筑师（工程师），他的任务是“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糇粮……”并编写手册“以令役于诸侯”。这些都是营建一座城市及其建筑不可缺少的工作，但是都属于技术性的工作，按当今的实践标准，他属于建造师一类。至于新的帝都的全部基本设计，最终负有责任的权威是周公。

地方高校公共数学课的教学质量是比较受关注的问题，公共数学课如何突出地方特色和应用性人才的培养是地方高校数学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国内许多高校在公共数学课的培养模式和分级教学等改革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7]．近年来，韶关学院在地方高校公共数学教学模式、分类分级教学、管理机制和教学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等方面也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实践探索．

嬴政、蒙恬。作者认为，嬴政、蒙恬是中央集权国家建筑文化的开创者。

周公旦营造洛邑（在今日洛阳附近）是有远大的战略目标。将新都置于洛水以北，全国的中心地带，“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有利于实施中央政权的权力。

对已初支完毕的背后存在的空洞和不密实处进行注浆回填，如预留注浆孔出现堵塞，可重新打设，打设要求按设计图纸进行，初期支护施工时,应在拱部120°范围内预埋φ42mm钢花管作注浆管，壁厚3.25mm,长0.8m。注浆管间距1.0m×1.0m，梅花型布置，即对初衬背后压注水泥浆。

由于丹江流域常年室外温度大多时候都在30 ℃左右，因此，本节对试样进行30 ℃养护，研究高温养护条件下胶凝材料的固铅效率。高温养护时胶凝材料固铅试样的浸出结果见表3。

笔者认同李老的高见。“从人看史”，这可是一部在世界建筑史书出版史上划时代的一部巨著，一部奇书、神书。“见物不见人”是中外建筑史的顽疾，专业人员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似乎只有专业人员是建筑史的主角？该书的作者精神了不起，出版社的支持了不起，该书对端正史学作风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许多业务部门缺乏归档意识和全过程管理意识，不够重视元数据采集，只对电子文件最终结果进行归档，对业务活动中电子文件的形成，以及业务办理过程中的申报、审批及办理过程文件材料没有制定电子文件归档范围、元数据采集标准和要求，造成许多电子文件和元数据归档流程不明确，以至于大量的电子文件一直未能归档或归档不完全，且没有建立关联，存在损坏、遗失的风险，也对后期档案大数据的应用带来数据缺失的隐患。

蒯祥（1397～1481年），字廷瑞，吴县香山渔帆村人。祖父蒯思明、父亲蒯福都是有名的木匠（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赵世瑜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公元1417年蒯祥与父亲应召同往北京，不久蒯福担任“营缮所丞”（崔晋余著《苏州香山帮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很多产妇及家属认为“剖宫产手术后疼痛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一些医生也会如此劝慰：“生孩子哪有不疼的？忍几天就过去了。”

在处理软地基以后需要对填土的高度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严格地设计，使其充分满足设计要求，同时还要对预压的土地分层填筑以及夯实。应该注意的是在对路堤进行压实的时候，要对横坡进行完整的配套设置，这样可以流畅地排水。对于施工的单位来说，在进行组织工作的时候要注意预压的细节，严格要求堆载的顶层是平整并且密实的，同时还要有横坡。但是如果工程的时期短，这样就导致预压操作的时间很短，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超载预压的方法对其进行有效处理。补方处理和适当的碾压需要在完成预压操作之后进行。

阮安，又名阿留，交趾人，永乐间太监。

该书介绍明都城和宫殿的建造师（书213～223页）。张先生认为，朱棣（皇帝）是明北京城的总策划和决策者；吴中（工部大臣）是营造工程的行政主管，阮安是具体构思者，而蒯祥则是皇家建筑师中出类拔萃者，既设计又营建。阮安的设计包括北京的9个城门、城池、宫殿、官府和河道疏通。

校园与育人：金磊的《建筑师的大学》

2017年问世的《建筑师的大学》是继《建筑师的童年》（2014），《建筑师的自白》（2016）之后的“建筑师三部曲”的第三部。

历来治史有三种路径：“以史带论”“以论带史”和“从人看史”。“建筑师三部曲”的做法属于第三种方式。这种方式长期以来，多被中外建筑史学者忽视。

正如2013年出版的《世界建筑历史人物名录—从建筑人看建筑史》（以下简称“从人看史”）编著者李邕光先生（1924～ ）所指出的：“一般书文，专业的或非专业的，多以只描述建筑物，而不提建造者，见物不见人。”

朱棣、蒯祥、吴中、阮安。朱棣（公元1360～1481年），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公元1406年开始营建北京宫殿，公元1420年建成后翌年迁都。

把秦始皇嬴政（前259～210年）列在建筑师队伍中，似乎比较牵强，但是也不无道理。秦统一全国后，进行了几项大型工程建设，其规模之大、构思之宏伟，恐怕不是一般工匠或官吏所能胜任。当时秦王朝有组织严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其中负责土木建筑的部门称为“将作少府”（翦伯赞著《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其官员负责工程的具体实施，统率管理“百工”队伍，每次大型工程都要征集几十万人服役，其中有不少俘虏，内中还有来自六国的工匠。没有强大的政权网络，动用庞大人力资源，像长城这样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实施的。然而这些工程的策划及其基本方案的设计，却只能出自最高领导—皇帝。所以，把秦始皇作为他所策划工程的总设计师恐不为过。他策划建造的项目有：命大将蒙恬以30万以上民工，10年时间修筑的万里长城；建造驰道（相当于今日的高速公路），从首都通向全国各地；亲自策划宫殿群体的建造，后因工程过大没能完成。

今年见到《建筑师的大学》出版正是重视“从人看史”的好兆头。正如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修龙先生在该书的序言所说的：“建筑师成长三部曲，鲜活生动地复原了中国建筑学的近代史，读者可以重新回顾那段经历，重新认识那个年代，重新梳理那份人生感悟，非常有意义。”

该书和序言再一次证明研究口述历史的重要性。人，才是真实历史的本体，比石头的史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只重视后者而忽视前者，是舍本逐末的行为。此“建筑师的三部曲”是走上“从人看史”，抢救“口述史”的大道。由此想到，此前杨永生先生曾千方百计地抢救了张镈建筑大师创作道路的“口述史”，开了一个好头，金磊主编接过了这个历史接力棒，可喜、可贺、可赞！

另外，还有吴中，字思正，山东武城人。任右都御史，1407年改任工部尚书。

这里，再引李老的治史卓见，他说：“过去，人物方面，一般多着重于担任设计的建筑师，其实古来并无建筑师一职，在西方多由石匠、雕塑师、画家兼之。在东方由于以木构为主，所以以画家、木匠、甚至掌管工程官吏为设计主力，但是，仅从设计层面着眼，未免片面。”因此，李老在自己的巨著中，补充了许多“建筑人”，他们之中，既有帝王，也有农奴；既有僧侣教士，也有艺术家、匠人，尤其可敬佩的是还有侏儒或残疾者。”他用101万字、848页的大手笔为“建筑人”补天的壮举，实堪赞扬和借鉴。

商鞅是管仲之后又一位在财政经济改革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改革家，其实行的改革比管仲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由于他的变法，秦国一跃变成富强的先进国家，为日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新兴的封建地主制日后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巩固和发展，其中有商鞅的重要贡献。

建筑师虽然只属于“建筑人”的一小部分，但他们确实属于“龙头角色”。由此开始，从建筑师看建筑开始，当然是明智之举！况且《建筑师的大学》书中的文章作者，多有扩大大学的远见和高见，如主张“大学无界，达人达己”的李纯女士（1964～ ）；认为“校园与社会都是大学”的朱颖先生（1976～ ）；写“大学感悟”的刘建先生（1971～ ）。试想，如果李邕光先生能听到这样历史沉思的人竟然是“70后”的“建筑人”，他大概会引为知音吧。

建筑人还是建筑师：李邕光的《世界建筑历史人物名录》

李邕光先生该书的副标题为“从建筑人看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共848页，1010千字）。强调“从建筑人”而不是“从建筑师”看建筑史这一提示，非常重要。此书按此思路收入1900年前诞生的欧美建筑人795位，中国建筑人295位，日本建筑人53位，共计1143人。

按照编著者的思路，所谓“建筑人”中“既有帝王，也有农奴；既有僧侣教士，也有艺师匠人”。笔者按艺师匠人、帝王官员、僧侣教士、文化人（含画家、雕塑师等）四类“建筑人”分法，分析了历史上中国263个建筑人的文化结构（不含补衣的32人），发现中国263位建筑人的文化结构基本上是三分天下，即：官员占1/3，建筑专业人员（匠人）占1/3，文化人（含僧侣）占1/3。

就建筑业和建筑科学在社会和学科上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其排序为：帝王官员排首位，商业第二位，文化第三位。这是定性分析，比起定量分析更为重要。另外，质而言之，官员虽少于建筑专业人员，但他有决策权；商人是投资者，也有很大的决定权；文化人有智慧、有理论、有媒体影响力比专业人员决策权大得多；专业人员不得不甘拜下风，绝不能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建筑史上对这四类人员的分工十分明确，建筑专业人员属于操作性实干角色，前三方面则是在决策、指导、定方向上起作用。

  

四类“建筑人”数量构成

从上图四类“建筑人”构成数量的百分比看，所体现的建筑本质特征也十分明显。其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文化性、宗教信仰习俗性、地域性等所占的比重都远远超出建筑的科学技术性，所谓的建筑艺术性比前者所占的比重十分有限，只能排第四位。

以往的中外建筑史过于凸显建筑专业人员的作用，特别是某某建筑师个人的作用，这显然是不符合建筑历史实际情况的做法。李邕光先生强调“从人看史”的视角与实践，其难能可贵之处也在于此。“从人入史”的研究思路将会使我们不仅见人、见物、见思想，更见到了历史社会背景与政治、经济、人群等因素对建筑行业和建筑学界的深刻影响，能促进建筑史的撰写与评价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

有了“以人为纲”的思路，才能真正进入科学的建筑史学境界，将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对建筑人以及其思想、理论、学术成就的推动作用的认知；加深认识和研究，而不再是只停留在建筑艺术形式、风格或事件等表层论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