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域文化经历了缓慢的发展过程，唐代之前长期滞后于中原地区，中晚唐之后随着移民入闽而有所发展，至宋代达到高峰，明清时期又有所回落。元代属于北方民族政权，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元代福建的地域文化处于什么状态？它承前启后的作用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文学属于广义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人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结合文学地理学的方法，从元代福建诗人的地理分布和整体特点探讨福建文学的特点，进而折射出文化发展的消涨态势。

一、元代福建诗人地理分布

笔者根据杨镰先生主编的《全元诗》进行整理统计，元代福建籍诗人共有136人，收录标准为诗人的出生地*曾大兴先生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一书中，将地域文化对诗人的影响分为“本籍文化”影响与“客籍文化”影响。一般来说，“本籍文化”对诗人的影响要超过“客籍文化”。 。对于父辈徙居他省或成年后才寓居福建的诗人，不列入统计中。例如，杨载祖籍浦城(今属福建)，其父亲迁居杭州(今属浙江)；陈玖、曹知白情况类似；黄文德祖籍汴中，后来寓居邵武(今属福建)，这些诗人都没有列入*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提出，杨载诗歌“旷朗雄健”的主体风格与整个元代福建诗风大相径庭，笔者以为，从诗人迁居与游历的角度可以解释这种差别。 。此外，笔者从《南村辍耕录》《全闽诗话》等书中补入了陈公荣、宋介夫、真山民、翁某、赵必晔、倪文一等6人，这些诗人虽然没有作品存世，但是文献记载确凿无疑为元代诗人。最终，统计出元代福建籍诗人共有142人。

关于程度副词“伤”，陈小荷老师在《清江话和丰城话的程度副词“伤”》[3](P223)一文中有过精辟的阐述。与丰城方言相类似的是，高安方言也用“伤”来表示很深的程度，但其后通常添加时间副词“口得”而不是“哩”。例如：

从全国范围来看，《全元诗》诗人排名位列前三的浙江、江西、江苏都超过了400人，福建以137人位居第六位，与河南、山东、山西等地都属于第二集团，位列中游*参见徐永明、唐云芝《〈全元诗〉作者的地理分布的可视化呈现》，《2017全国元代文学与西域文学研讨会论文集》，第50页。由于与笔者判定籍贯的标准不同，统计数字略有差异。 。再看对样本的统计分析，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根据谭正璧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进行统计，元代浙江地区的文学家数量多达149人，在各地区中名列前茅；江西地区的文学家数量为71人，居于第二位；福建地区为27人，同样属于中游；广东地区为2人，排名靠后。[1]296-305可见福建元代诗人的地理分布大致与全国文学家地理分布规律相符。

2.1 人群分布 性别：男24名、占20.17%，女95名、占79.83%；职业：医生25名、占21.01%，护士62名、占52.10%，实习生15名、占12.61%，进修生5名、占4.20%，保洁人员12名、占10.08%；工作年限：0～5年65名、占54.62%，6～10年 31名、占26.05%，11～15年14名、占11.77%，>15年9名、占7.56%。

福建东北部诗人数量较多与浙江地区的文学影响有一定关系。福建省沿海地区多为平原地形，西部则为丘陵。福建的山脉走势多呈东北——西南走向。武夷山脉占据了建宁路、邵武路、汀州路的西部，将福建与江西分隔开来。然而，在与浙江交界的建宁路、福州路北部，地形却相对平缓。这为福建文人与浙江文人的交流打破了地形屏障，提供了交通条件。毗邻浙江地区，使得福建文化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元朝时的江浙行省不仅经济发达，十分富庶，同时还是一个教育发达、文化繁荣的区域。与此同时，福建文人往来浙江地区也较为频繁。迁徙移居他乡的诗人中，杨载在其父辈时期移居杭州，陈玖也在其父辈时便移居德清(今属浙江)。此外，诗人叶福孙曾寓居杭州，佛教诗人释文静也有主持浙江天章寺的经历*杨载生平见黄溍《杨仲弘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三)等，陈玖生平见《元诗选·癸集》戊集上，叶福孙生平见方回《叶君爱琴诗序》(《桐江续集》卷三十三)，释文静生平见释放来复《澹游集》等。，可见当时福建文人往来浙江地区较为频繁。相较浙江地区而言，江西地区虽也与福建接壤，且文化较为发达，但其交界处恰为武夷山脉，交通不便使得其文化交流受阻，故而史料中罕见福建诗人迁徙江西的记载。广东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更在福建之南，距离文化中心更遥远，其文化发展程度尚不及福建，更毋谈及促进福建文化发展。福建诗人的地理分布体现出一定的地缘意义。

经过对诗人的详细籍贯进行考察，福建诗人在本省的地理分布依次如下：福州路有诗人54人，建宁路24人，兴化路23人，邵武路10人，延平路9人，泉州路6人，漳州路4人，汀州路2人，具体地址不可考者有10人。

元代福建诗人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三个梯度：(1)以建宁路、福州路、兴化路组成的第一梯度，诗人数量均在20人以上，远胜于福建其他地区；(2)以邵武路、延平路、泉州路组成的第二梯度，诗人数量在5—20人之间，在省内处于中等水平；(3)以汀州路、漳州路组成的第三梯度，诗人数量低于5人。如果将元代福建各地区的诗人数量与元代行政区划图相结合，可更直观地显示出元代福建籍诗人的分布规律，整体上呈现出从东北到西南逐步递减的趋势。

从文学家族的角度看，元代福建籍诗人中共有6个文学家族：兴化府的洪岩虎、洪希文父子，延平路的郭复宝、郭居敬兄弟，福州路的王都中与其子王畛、王畦、王，兴化府的林以辨、林以顺兄弟*林以辨，兴化府莆田人，字子泉。林以顺，兴化府莆田人，字子木。二人所处时代地区皆相近，其姓名与字疑似有亲属关系，但具体资料不详，暂且按兄弟关系处理。，福州路的陈天锡与其子陈阳至、陈阳盈、陈阳复、陈阳纯、陈阳极，建宁路的彭九万与其孙彭炳。除郭复宝、郭居敬兄弟之外，其余5个家族均位于诗人地理分布的第一阶梯，与同时期诗人的地理分布情况相吻合。

元代福建的进士也以福州、建宁、兴化三路为多，汀州、漳州二路最少，闽学学者的地理分布类似[2]93,95-102。可见，福建各地的文化繁荣程度表现为从东北到西南逐步递减。

综上所述，sTWEAK在PD及HD患者中表达下降，且与CRP、WBC等炎症介质及IMT、斑块阳性率有关，是亚临床型动脉硬化的预测因子。血清sTWEAK水平升高可能是HD患者炎症状态及动脉粥样硬化的预测指标。sTWEAK可作为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新靶点，但仍需进一步研究。

她以为她可以控制的，可是爱情哪由得了控制。她明明讨厌这样的来者不拒，可又明明喜欢死了他的手指他的唇舌他的气息。

二、诗人地理分布的相关因素分析

元代福建诗人虽然缺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家，但是积极参加元代的各类文学活动。元初的月泉吟社是轰动一时的诗歌比赛，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南宋遗民的情感。福建人连文凤、高瑢、刘边参与其中，作《四时田园杂兴》诗，化名罗公福的连文凤还摘得桂冠。

诗人总数142人和排名中游反映的是福建诗人的数量，那么，从质量方面来看，诗人的影响力如何呢？总的来说，福建缺乏具有全国影响的诗人，位列元诗四大家的杨载在父辈即迁居浙江，严格地讲，不属于福建诗人。元初的谢翱、郑思肖在南宋遗民诗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元代福建籍的142位诗人中曾在元朝入仕的有31人，除王都中靠荫袭累官至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外[7]4231，其他人做官品级普遍不高，且多担任学正、县学教谕、儒学教授、书院山长等学官，如傅定保、郑杓、陈天锡等人*傅定保生平见陈旅所撰墓志铭《安雅堂集》卷十二、郑杓生平见《书史会要》卷七、陈天锡生平见《闽书》卷一二二及《元诗选》三集。。这也是福建诗人作为南人政治地位低下的表现。

诗人地理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文学的繁荣与否，也是地域文化兴衰的折射。其中的因素比较复杂，地理、政区、经济等因素都会产生作用，而且，这些因素经常是交互作用而不是单一地发挥作用。

三、元代福建诗人的群体特征

元代诗坛的创作群体十分广泛。除了汉族之外，元代还有许多蒙古、色目等其他各民族诗人，甚至还有原籍外国的诗人，如居住在福建泉州的阿拉伯人蒲寿宬*日本学者杉本直次郎《蒲寿庚の国籍问题》(《东洋史研究》11，5、6，1952)认为，蒲寿庚家族具有阿拉伯或波斯血统。。元代诗人的社会身份也较为丰富，官员、隐士、僧人、道士、也里可温、答失蛮一应俱全，此外还有妇女、商人等。元代福建籍诗人群体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但是，与山西、河南、浙江等地不同，福建诗人缺乏蒙古、色目人，除了文献散佚的因素外，原因在于，这些民族都属于北方，福建距离他们的原籍过于遥远，因此，蒙古、色目各族很少有人占籍福建。

(一)诗人身份的广泛性

尽管元王朝延续将近百年，但是福建诗人还是具有一些共性，下面从诗人身份、理学的影响、南人的政治地位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元代福建诗坛的作者身份极为广泛，142名福建诗人中，包含有闽学学者、科举进士、南宋遗民、释道二教及女子等多种类型*这几种身份存在交叉情况，笔者取其主要倾向。。具体数据如表1：

我特别喜欢《农家致富顾问》所设置的“政策法规”“生活百科”“科技信息港”“农产品增值”“生财有道”“养殖园地”“作物天地”“新优良种”“经营参谋”“乡村文学”等栏目。我认为《农家致富顾问》有三个特点：“内容丰富，容量大”“特色鲜明，风格新”“编排精巧，质量高”。

 

表1 元代福建诗人各类群体数量表

  

所属群体闽学学者科举进士南宋遗民僧人道士女子原籍外国医生数量/人31191882211比例/%21.813.412.75.61.41.40.70.7

(二)理学的影响与遗民诗人

“闽学”学者占据了元代福建诗人的1/5以上，闽学，作为理学的重要学派，由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开创，正因朱熹多在福建讲学，其弟子也多为闽人。元朝时期的闽学经历了高潮后的回落，表面上已不复宋代的辉煌，但有许多学者仍秉承了闽学精神，在行为与著述方面加以延续。林拓在《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一书中整理出79名元代闽学学者[2]95-102，笔者发现其中共有诗人31名。很多诗人除了诗集外，都有经学与理学著作，比如熊禾著有《易讲义》《书说》《四书标题》等[4]，黄清老也有《春秋经旨》《四书一贯》等书[5]。

理学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元初福建多遗民诗人，也与理学有关。福建的南宋遗民诗人有18人，包括谢翱、郑思肖、熊禾、陈普、赵必晔、刘边、毛直方等人。他们大多隐居授徒、潜心钻研学术，如熊禾、陈普等人。也有一部分人参与到遗民诗社当中去，与各地遗民一齐抒发心中愤懑。元初影响最深远的月泉吟社中就有不少福建籍遗民，如夺得第一名的罗公福，本名为连文凤，福州三山人。此外，刘边、刘汝钧、高镕等人也参加了月泉吟社诗歌竞赛*连文凤、刘边等人参加月泉吟社事见吴渭编《月泉吟社》、顾嗣立编《元诗选·三集》刘边《自家意思集》。。元代福建籍诗人对于孝道、贞节等理学提倡的品行推崇备至，这正是在理学影响之下形成的。例如，诗人郭居敬，“博学能文，事亲欢顺。既没，哀毁尽礼”[6]。他辑大舜以下古人孝行事迹，咏之以诗，上图下文，编成《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极力颂扬孝道*杨镰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洪武刊本《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编入《全元诗》第24册。。

(三)官职品级不高与科举途径

行政区划也对元代福建籍诗人的地理分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福州路向来为福建地区的政治中心，政治与经济都比省内其他地区发达。且福州路自唐宋以来文教兴盛，乾隆《福建通志》卷九《风俗》引《闽中记》曰：“自晋宋文雅以来，教化丕变，家庠序而人诗书。”[3]由于长期受福州路的辐射影响，与其相邻的建宁路、兴化府的诗人数量也较为突出。而泉州路虽然经济实力也十分强大，诗人数量却远远少于福州路等第一阶梯的地区。这一点是延续宋代而来。宋代泉州港的贸易就很繁荣，但是当地的学校教育相当低沉[2]78。由此可见，经济的发展并不能必然带来文化的发展和文学的繁荣。

从家族发展的角度看，宋代已无世袭制的保护，家族的盛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族成员的努力，尤其是在科举领域的表现。元代这一方面有所倒退，朝廷用人看“跟脚”，即出身，蒙古、色目勋贵占据要职，北方汉人在仕进方面也优于南人。导致南人或者隐居不仕，或者沉抑下潦。仁宗延祐开科以后，很多文人投身于科举之中。这一点在福建诗人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142名诗人中共有19名进士，其中包括5名南宋进士、13名元代进士以及1名明代进士。考虑到元代开科时间短，录取名额少、南人考生基数大的特点，13名进士，9%是个很高的比例，说明福建诗人仕进的道路极为狭窄。

(四)积极参与元代的文学活动

元代福建诗人由东北向西南逐级递减的地理分布，与各地区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等因素相关。

同题集咏是元代盛行一种诗歌活动，杨镰先生说：“元诗的一个特点是：社会人群因赋咏同一个题目，而纳入一个共同的文化圈。”[8]624元代诗坛的同题集咏题目广泛，著名的有西湖竹枝词、上京纪行诗、佛郎贡马、题咏岳飞墓与岳庙、静安八咏、咏郑氏义门、咏余姚海堤等等。福建诗人积极参与到同题集咏中，释良震参加了杨维桢组织的著名的“西湖竹枝词”歌咏，杨维桢这样评价他：“爱吟唐人七字诗，而不为律缚”[9]。林以顺曾作《咏郑氏义门》诗，颂扬浦江(今属浙江)郑氏的家族美德[10]。余姚判官叶恒筑堤捍海，护卫百姓，长汀(今属福建)人卓说参与了歌咏其善政的活动，作《咏余姚海堤》[11]。汪元量是元初著名诗人，他以宫廷乐师的身份随同南宋皇室北上大都，又返回江南*汪元量生平参见其《湖山类稿》刘辰翁序及四库提要。。汪元量特殊的经历与反映南宋灭亡的诗作使得南宋文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很多人为他的文集题诗，三山(今福建福州)人叶福孙也参与其中，他的《题汪水云诗卷》，充满家国灭亡、离散飘零之感[12]4137。书画鉴赏与题咏也是元代流行的文化活动，董旭作《长江伟观图》，三山人楼礼曾为其题诗[13]。建安(今福建建瓯)人黄介翁参与了赵孟頫为钱德钧所画《水村图》的题咏[14]。

释来复(即见心和尚)曾将与自己交往的170多人的诗文作品编为《澹游集》，保存了大量元末文献，福建诗人林泉生、江晃、释文静、释良震、释懋诇等人都有与释来复唱和的诗作[15]。徐达左的耕渔轩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文人游览汇聚之所，王禋曾作《题徐良夫耕渔轩》诗[16]18，王也与徐达左交游，他的《谩兴三绝呈良夫契友》被徐达左收入元末明初的总集《金兰集》[16]104。

四、余 论

上述文学活动多发生于元末，使得明初福建诗坛拥有一个较高的起点，“闽中十子”的出现绝非偶然。宋代是福建文化发展的高峰期，据王祥在《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一文中统计，北宋时期福建的占籍诗人数量为507人，占全国占籍可考的诗人数量的17.42%，在全国各地区排名中名列前茅。王毅《宋代文学家庭》在宋代文学家庭的省份分布中，福建排名第三。[17]2在宋代进士的统计中福建排名第一，《宋元学案》立案学者排名第一，南宋词人数量排名第三。[2]47此外，刻书业的发达、理学家朱熹在闽地的讲学等诸多因素都使得宋代福建文化相对于元代更为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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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诗人与诗作在元代并不很突出，但也算不上落后，反映出福建的地域文化在元代处于一个相对低潮期*根据笔者统计，在元代词人地理分布方面，福建仅有2人，排名第14位，较宋代下降明显。。一方面，从诗人身份和理学影响等看，福建文学延续了宋代的传统。另一方面，诗人品级不高，通过科举入仕较多，积极参加元代的各类文学活动，包括月泉吟社、西湖竹枝词、耕渔轩、余姚海堤同题集咏等诗歌活动，则反映出元代文学的特色。元末丰富的诗歌活动使得福建诗坛在明初迎来了高潮，元代在文学方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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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叶翼.余姚海堤集：卷二[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8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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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二[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5]释来复.澹游集：卷上[M]//《续修四库丛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6]徐达左.金兰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7]王毅.宋代文学家庭[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