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是我国民间的中元节，在闽台人们又将之称为“鬼节”，其活动范围不限于当日，而是覆盖了整个七月。闽台中元节习俗的众多活动彰显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反映了传统节日习俗的社会功能，具有较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当前强调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下，对传统中元节日习俗的现代价值的关注日益增加，需要人们用治理的思维发扬中元节习俗的正功能，避免它的负功能。同时，开展闽台中元节习俗的特色、功能与治理研究有利于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相互借鉴先进的治理经验，共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一是以前只注重教，不注重学生的学。现在既注重教，又注重学生的学，因此在教学过程当中注重了教与学的辩证关系，使得教师教的轻松，学生学得愉快，使得课堂学习的效率有很大的提高。

一、关于中元节

中元节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因其时间是在每年农历的七月十五日，故民间也将之俗称为“七月半”，“它源于先人崇拜，后来融合了儒、 释、 道三家的某些思想”[1]，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今日的民俗传统节日——中元节。

传统电气设备的控制技术，需要安装相关配套设备以及软件，整个安装过程非常复杂，一方面考验安装人员的技术和能力，另外一方面也影响着矿山生产的进度。应用PLC控制技术，在安装过程中，只需要根据安装提示进行，过程非常快捷。因为PLC控制技术本身的先进性和优良性，就能够降低PLC控制技术在运行之中所发生的各种故障，从而尽量降低发生问题的可能性，便于后期维护和保养。PLC技术无论是在安装上，还是在后期维护上，都具有传统控制技术所不具有的优点和长处。

关于台湾方面的习俗，有研究表明中元节就道家而言，民间有祭祀地官大帝的仪式；就佛家而言，七月十五日也是台湾佛教做“盂兰盆会”的日子；就民间而言，中元节还是台湾普通老百姓祭祖、祈求祖先保佑的日子。[2]也就是说，每年的七月十五日，既是道教重视的中元节，又是佛门看重的盂兰盆节，更是民间信仰中的鬼节。因此，它体现了“佛、道、儒”三流合一，共同构成了中元节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成为我国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3]相关学者指出，中元节的核心意义在于祭祖和超度亡灵，这是对我国远古时期留下来的祖先崇拜习俗的传承。[4]

患者均满足以下入组标准：（1）膝关节内侧间室骨关节炎病变未累及外侧间室；（2）在负重位膝关节屈曲畸形、内翻畸形＜15°，并且内翻畸形在适当外翻应力下可被纠正；（3）前后交叉韧带及侧副韧带功能完整；（4）非感染性关节炎和免疫性关节炎；（5）既往未接受胫骨高位截骨术；（6）无可影响关节恢复功能的严重内科疾病及神经肌肉病变。

在少数民族中元节习俗研究上，张翠霞通过研究广西白族的中元节仪式，解释白族节俗仪式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探索村落节日传统的意义与功能。[6]廖冰艳的研究描述了广西中元节的形成、传说与习俗，指出广西的中元节在当地人生活中的现实意义。[7]

闽台中元节传统活动持续长达一个月之久，其热闹程度超越其他传统节日。在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人们把鬼称为“好兄弟”并与其和平共处，构成独特的中元节文化现象。解释任何节日的现象，都应秉承尊重人的精神需要为原则，才能客观地看待和理解。中元节不仅慰藉了逝者，也宽慰了生者，教育年轻一代要崇敬祖先，善心善行，尊老扶弱，这也是该节日能够不断被传承的重要驱动力。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闽台中元节之所以盛行，从个体层面说，在于它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因此，我们在一日活动中进行了纸艺的研究，让幼儿在宽松、自由的活动氛围中，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地选择活动材料，主动进行纸艺活动，产生对纸艺活动的兴趣，从而激发他们的动手能力及创新潜能。

高洪兴认为，以往的研究总是将清明节、中元节和寒衣节这三大鬼节分别探究，其中关于中元节的起源往往被归因于佛教和道教。他以阴阳五行阐述鬼节，指出中国鬼节产生的根据就在阴阳五行，中国诸鬼节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近年来有研究指出，在佛教盂兰盆节和道教中元节产生之前，中国民间七月初就有祭祖祀鬼的习俗，由此作为民间鬼节的中元节便被认为并不是来源于佛教和道教，但在高洪兴看来，“这样立论还是稍嫌不足”。[10]

2.加强联系，增进亲情友情。闽台中元普度的宴请活动为亲朋好友相聚提供了机会，让平时不常联系的彼此在这重要的日子能够聚集在一起，加强联系，增进感情。由于城市化的加快，闽台此前的很多乡村如今已转变成城市，当年的邻里已分散各地，而中元普度宴能将所有人再次聚集起来，能够一起吃饭，大家叙旧联络感情，加深了邻里关系。从大的方向讲，两岸同根同祖，有共同的中元节文化和信仰，有利于促进彼此的沟通交流。

二、闽台中元节习俗的特色

农历七月十五，闽台俗称“七月半”，是我国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传说这一天地府会放出所有鬼魂回阳间探望后世子孙，并宴飨一番，因此又被民间称为“鬼节”，而道教将之称为“中元节”，佛教称之为“盂兰盆节”，反映了佛道俗三者合一，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农历七月丰富的民俗活动。而从每年的闽台中元节习俗活动看，它们又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关于福建中元节研究，汤漳平通过对楚墓竹简中记载的人鬼的祭祀状况进行研究，揭示战国时代楚人与中元节的文化传承相关联的祭祀内容，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今日闽地民间习俗与古代民间习俗的联系。他强调，中元节习俗被民众普遍重视，体现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延续，并呼吁“这种全民共同参与的习俗节日，作为文化遗产理应引起社会的关注”。[5]

(一)佛教盂兰盆节活动

每年的盂兰盆会，是佛教岁节中最重要的仪式。佛教弟子目连救母的传说与儒家提倡的忠孝具有相似的文化价值和训诫意义，因此当天也就是普罗大众孝亲祭祖、祭祀亡灵的重要日子。佛教盂兰盆源于目连救母的故事：目连的母亲，又称青提夫人，生性贪婪，最爱宰杀生灵，犯下滔天大罪。待到目连的母亲死后便下了阴曹地府，被罚不能进食，饭尚未到口中，便已化为木炭，十分痛苦。目连十分孝顺，为了母亲，便请教佛祖，佛祖说他母亲罪孽太深，要目连在七月十五日罗列百味供飨十方僧众。目连按照指示作盂兰盆，置物于盆中普施僧众，终于使其母亲脱离饿鬼之苦，升入天堂。此后，这则佛门的孝义故事变成了民众七月十五供盂兰盆的习俗，广为流传。

处理3、龙粳40，株行距为10cm*30cm，。水整地时施入二胺6公斤、50%硫酸钾3公斤、尿素2公斤。插秧时侧深施肥时加入20公斤云浩良河复合肥。

(二)道教仪式

道教中有三官崇拜，即天官、地官、水官，称之为三官大帝。他们各有责司，正月十五日为天官赐福日，称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地官赦罪日，称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水官解厄日，则称下元节。这三节统称为“三元斋”，道教的许多活动建立于三元斋。凡是这三天，三官都要检查人间功罪以定赏罚。其中地官管地府，所查的重点是各路鬼众。七月十五日这天众鬼都要离开冥界到人间，因此闽台的道士都在这一天诵经做法事，以三牲五果普度十方孤魂野鬼，民间也有诸多祭祀活动。七月期间闽台有的地方还有晚上少出门的习俗，忌嫁娶搬迁，认为不吉利。

(三)民间普度活动

“鬼节”“中元节”“盂兰盆节”这三个节本来是不同的，但由于最终目的都是普度众生，因而久而久之界线逐渐模糊。在闽台，民间习惯上将三节合一，统称为“中元普度”，并开展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普度活动。

在闽台，盂兰盆会一般是在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举行一天，此前数日即建立三坛：佛坛、普施坛、孤魂坛。当日清晨，六人一队的行法僧人在唢呐为上的僧人乐团吹奏声中出现。领头的是“导师”，即仪式主持人，持手铃，坛上备有如意尺；后面五位分别手持大鼓、木鱼、引磐、铛子、铪子、小手鼓等。在现代，闽台盂兰盆会仪式虽然古风犹存，但参与人员的心境与活动内容早已失去了宗教的色彩和迷信的味道，可谓“节日仪式今犹在，冥间救赎已枉然”，尤其是在福建，这种活动已日渐减少。闽台盂兰盆节从早期与儒家结缘到当代同世俗生活接轨，宗教信仰的色彩已日趋淡薄，娱乐升平的景象声势则日盛。

回到阳间的鬼魂，有的因为无家可归，四处游荡。台湾称无人祭拜的孤魂野鬼为“好兄弟”，普度的意思就是普遍超度无祀孤魂。原先在台湾等到七月初一开鬼门后，各地村庄或乡镇轮流举行普度，以祭拜孤魂野鬼，把七月里的每一天排得满满，让孤魂野鬼每天都能饱食。后来政府为推行节约政策，将普度的日期集中在七月十五日举行，许多地方风俗因而改变。

闽台中元普度，分私普和公普。私普就是民家的普度，虽然台湾地区的政府定七月十五为普度日，但民间习惯七月初一“开鬼门”和七月底“关鬼门”祭拜两次，并会在门前点上一盏夜灯，从初一亮到月底，称为“普度公灯”，是为“好兄弟”照明用的，福建亦是如此。农历七月初一“开鬼门”，闽台百姓杀猪宰羊，一般都在下午的时候祭祀，而且要在门口，不可“请鬼入厝宅”，需摆上丰盛的菜饭，包括五味碗、粿、酒、米饭、水果，桌下放置一盆清水，盆上搭着条毛巾，并备发梳、镜子、春仔花、粉等供“好兄弟”梳妆打扮，俗称“拜门口”。

公普则是各村落在同一天以共同祭拜的一个寺庙为中心举行祭典，仪式较为盛大，费用也相当高，所以往往是庙宇和地方大姓联合举办，一般在农历七月十五进行，俗称“拜七月半”，由寺庙的主持者来主持。

普度还可细分为公普、街普、巷普、家普等不同形式。道光《金门志》卷十五曰：“七月朔(初一日)起，各社延僧道设礁，作盂兰会，俗名普度，以祭无主鬼。里社公祭，各家另有私祭。”[11]闽台比较有特色的大型中元普度活动有二：

1.台湾基隆中元普度。在台湾所有的中元祭活动中，属基隆中元祭最有特色，也是举办最盛大的地区。在清朝中期，大量泉州、漳州移民涌入台湾。由于早期台湾地区祖籍观念较强，因此形成了不同族群。双方因为土地界限的问题和灌溉的问题时常发生争执，常有斗殴事件产生。在咸丰三年(1852年)，基隆发生一起严重的械斗，超过百余人死亡，最后由威望人士出面才和解，设埋葬祭祀等相关仪式，建“老大公庙”抚慰亡灵，双方约定在每年七月进行普度，现在已由当地十一姓氏发展到十五姓氏轮流举办中元普度。久而久之，这成为了基隆独具特色和规模的观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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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从七月初一就开始，当天举行“开龛门”仪式，迎接冥界的孤魂野鬼到人世间接受奉祀。七月十二日举行“敬献”活动，将“普度公灯”(又称七月灯)分送各氏宗亲，安置在家门口或村庄出入口，在夜间指引孤魂野鬼到鬼门关。当晚举行盛大的“开灯放彩”活动，普照阴阳两界。七月十三举行“迎斗灯”仪式，各式阵头及各姓宗亲会迎接“斗灯”绕境。至2017年，基隆中元祭进入第163个年头，基隆市区在中元节会举办游行活动，有花车，烟火等等，如同嘉年华会一般热闹。活动的高潮是放水灯，各式各样刻着不同姓氏的水灯漂入八斗子海，渐行渐远，传说是要帮海上的孤魂野鬼引导到岸上。七月十五下午人们至老大公庙祭拜后，即在庆安宫由当年主办姓氏举行普度活动。最后举行“‘火烧大士爷’及‘跳钟馗’活动，将孤魂野鬼强行押走，在锣鼓喧嚣和氤氲香烟中结束热闹的盛典”。[12]

2.闽南石狮中元普度。闽南石狮中元普渡也分为公普和私普。公普氏由乡里宗族举办，而私普是以家庭为单位。私普一般于农历七月初一至三十举行，居民任选一日在家门口摆上祭品，这不仅在乡村部落随处可见，在繁华的市区也能看到居民在举行祭拜。祭品主要以三牲为主，再加一些饮品、糕点等，有的还会准备脸盆(装满水)及毛巾、牙膏、香皂、镜子等，供于桌前的“好兄弟”清洁用，仪式后面还会烧金纸和此前已悬挂一个月供“好兄弟”照明用的红灯笼，另外也会烧一只与真马体型相当的纸马，以让“好兄弟”更好地离去，由此结束“鬼节”的活动。每逢私普，在仪式进行中常见乞丐成群过来居民家门口乞讨，主人也会根据情况予以施舍。

闽南石狮中元普度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龟湖大普”，即把龟湖的十三个村落分属十二生肖(后安和仑后村合属猴)，12年各村轮流普度一次，大摆酒席，宴请亲朋好友。该习俗一直流传至今，与石狮的廿一都十八年大普相媲美，远近闻名。

早期进入福建和台湾拓荒的先辈们必须经历各种艰难险阻，打拼谋生，也不得不面对天灾、地变、疾病等不确定因素。为了能更好地克服各种风险，首要的是能够找到心理上的平衡，鼓足勇气，这就需要依靠精神上的支持，而随身携带家乡奉祀的神和祖先牌位能够达到这一点。等到人们到达安身立命之处，没有遇到危险和灾难，于是便会认为这是神明和祖先庇佑，更慎重地将其奉祀。

泉州府南门外廿一都十八年大普的热闹场面，是闽南石狮中元普度文化最具特色的习俗活动。廿一都十八年大普，也是各村轮流普度的一种方式，参与轮值的村庄在古代都同属泉州府南门外廿一都的村庄。这十八年才轮一回的普度，有的村庄是独立承办一次大普，有的则是几个村庄联合承办一次，从莲塘村开始，到东店村结束，一个轮回十八年，如此循环往复。十八年各村轮值一次的普度，祭祀的是廿一都供奉的“普度公”，这是一尊“木主”，还有“大灯”“杯”“香炉”等信物。

按照惯例，“普度公”及信物，每年七月十六要由当年轮值做“普度”的村庄送出，由下一年轮值的村庄前来迎回奉祀。在每年的“普度公”的迎来送往过程中，常因送接界线问题，爆发村与村之间的摩擦，甚至封建械斗。为避免矛盾持续，在20世纪80年代末，莲塘村老人会召集各村德高望重的老人进行会商，决定在廿一都都宫东侧建一座普度公宫，此后普度公就由当年轮值普度的村在七月十六送到普度公宫中，下一个轮值村在七月十八到普度公宫迎普度公到该村供奉，这样避免了两村民众在交接时的正面接触而引发冲突。

三、闽台中元节盛行的功能分析

任何文化现象都有它的功能，而闽台中元节文化活动也不例外，我们可以用功能主义的视角加以分析。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将社会看成是一个整体，指出社会的存续需要各种制度、习俗和规范的相互配合，各部分对整体强调整体性原则，把社会生活看成一个整体，强调为使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社会的各种制度、规范和习俗必须相互配合，并对整体发挥一定的作用，促进社会的整合。从功能上升到社会治理的角度看，文化因素参与到了合作治理，它“是各种社会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对国家与社会进行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13]

（1）对日常交易日志和历史积累异常交易日志进行预处理，从格式不一的原始数据中提取出能表示每一步交易的关键值，形成交易序列数据；

实心球投掷项目一直在初中体育课田径部分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作为体育中考的重要项目，虽然是选择性项目，但仍然越来越多地被学生、家长所关注，成为近些年中考体育的重点关注项目。就原地双手向前投掷实心球而言，是发展上肢肌肉的速度力量和爆发力、全身用力素质、腰腹背肌力量以及身体灵活性、协调性的运动项目。对于上肢肌肉的速度力量、快速爆发用力要求较高；对于腰腹背肌的收展用力要求较高；对于全身的灵活协调用力要求较高；对于自身的动作控制力要求较高。

(一)个体层面分析

在国外研究方面，李东辉在考察日本赠答习俗的起源和义理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日本现代中元节赠答习俗的调查资料数据分析，展现了义理与赠答习俗的关联，以及日本赠答习俗的意义和变化。[8]李明华指出，作为中日传统文化中一个共同的事实，中元节的形式与内容都体现了两国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以及文化的传承与延续。[9]

1.寻求精神慰藉。古人在睡觉时候梦见自己仍然和已故的亲人在一起生活，并得到他们的帮助，醒来时觉得非常真实，因此便认为灵魂的自我不死。但是灵魂生活在阴间，恩格斯说：“人们不得不考虑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14]那时的人们无法科学地解释梦的原理，便依据自己的想法来猜测，他们相信有灵魂的存在，且认为这会对他们有益，当自己遇到不能解决的困难时便会寻求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祖先的帮助，相信祖先会保佑自己，赐福于子孙，这其实就是个人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使自己面对困难时不再害怕。有了这种精神上的依靠，他们确实能够减少内心的痛苦和焦虑，直至度过难关。久而久之，人们逐渐相信祖先灵魂的存在，希望通过节日的祭祀，祈求祖先的保佑。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多为腰5～骶1、腰4～5处发病，以下肢放射性疼痛、腰痛为主要表现，在腰2～3、腰3～4处发生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较少，患者主要存在下肢不完全性瘫痪、大小便失控等问题。现如今，由于我国人们工作与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加，使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病率逐渐上升，严重损害人们身体健康。并且，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病情日益加重的同时，一些并发症也悄然出现，如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症并发椎管狭窄会增加患者身体疼痛，严重影响其活动能力，不利于正常生活与工作的开展。对于该疾病患者而言，有效和及时的治疗极为重要，故需通过有效的诊断方式以明确患者疾病类型与病情程度[2-3]。

2.祖先崇拜的遗存。原始社会人们的崇拜有对大自然的崇拜，有对图腾的宗教崇拜，有对天神的崇拜，还有对祖先的崇拜。其中祖先崇拜一直流传下来，从进入奴隶社会开始，人们对祖先的崇拜不断得到强化，祖先崇拜意识，逐渐融入了儒教的忠孝仁义，并与道教的消灾除难以及佛教的普度亡灵的观点构成完善的思想体系，且通过每年的固定时令或节日活动流传下来。中元节是我国民间社会表达对祖先崇拜的重要节日之一，闽台的老百姓沿袭了这一传统。

3.孝道准则的奉行。盂兰盆活动起源于印度，后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最主要的缘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孝道与佛教的《盂兰盆经》的经义非常吻合，与我国民众的观念十分接近。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孝道，如《诗经·蓼莪》有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15]“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孝是仁的根本，对父母的孝顺体现在具体行动中。孝道文化普遍得到闽台百姓的认可，通过中元节祭祀祖先活动，闽台的百姓恪守了孝道准则。

4.寻根心态的反映。中国人历来有追本溯源的观念，大到皇亲国戚小到黎民百姓的家里都会有一本家谱，以便了解自己的身世家庭。闽台老百姓自然而然也有寻根的心态，而每年的中元节，恰好提供了一次怀念祖先、知道祖先名讳和成就、了解自己从何而来的机会。相关祭祀活动的如期开展，被闽台地区的人们认为这是不忘根本的表现。

(二)社会层面分析

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知名社会学家默顿认为，功能具有正功能，也有负功能或反功能。以该视角分析，从社会层面说，闽台中元节的正功能主要有三：

Had eaten the forbidden fruit,Eve has also experienced an emotional conflict and protest.When thinking of Adam,she repeatedly thinks about 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their own deed,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ction to be taken:

1.恪守孝道，乐善好施。闽台中元祭所代表的涵义不仅是敬畏鬼魂，也反映了人们悲天悯人、普及鬼魂的爱心，以及缅怀先人的情怀。中元节活动既有孝敬祖先、追思功果的作用，也有关注社会贫困群体的表现，如竞标福物筹集的款项，对乞丐的施舍以及现场的募捐，惠及贫困与弱势人群。该节日看似属于宗教迷信活动，但它所推崇的慈善和倡导的孝道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有学者指出，“剔除迷信色彩看中元会的集体拜祭，对象不仅是自家的先人，推己及人的布施，也是集合了道教、仁 慈、‘老吾老幼吾幼’的义举”。[4]

以上的研究对于我国中元节传统习俗有着较深入的观察和理解，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相关研究在传统中元节日习俗的社会治理研究上还存在明显空缺。如今中元节习俗在现代社会中的正、负功能日益受到关注，而如何加强社会治理以更好发挥传统习俗的当代价值，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为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弥补该领域的空白。

3.彰显民间传统艺术。闽台中元节活动不仅有丰富的民俗活动，更有众多与民俗活动有关的工艺美术品出现，如剪纸这种手工制作品最为常见。具体来说，在闽台普度中使用的物品，如斗灯、水灯、灯篙、看桌、看牲、经衣(烧给孤魂野鬼穿的纸制的衣服)、银纸、纸马等，也都成为很特别的民间艺术品。而制作那些物品的人大多是传统手艺人，尤其是在福建，这些人员目前日益在减少，迫切需要加以保护，以更好地传承我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闽台中元节习俗也存在着部分对于个人和社会的负功能或反功能，主要有：在农历七月内，无论是公普还是私普，准备好祭祀用品和普度宴都需要一笔不少的花销，特别是闽台各地方的村庄街区轮流普度和请客，规模庞大，需要花费较多的钱财，带来不良的社会风气，这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加上七月高温酷暑，食物容易变质腐烂，影响公共卫生，人们吃完祭拜后的食物也可能导致身体不适。此外，各村轮流举办的普度宴还常出现有大吃大喝酒后斗殴的事情，酒驾醉驾的现象常有发生，给公共交通安全造成隐患。因而，很多地方的有识之士均反对普度，建议地方政府要移风易俗、下令禁止。虽然闽台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旧街换新颜，老邻居也不断搬迁，随之普度习俗也逐渐减少，但中元节的文化影响仍然广泛，在一定范围内依然有浓厚的民俗色彩。

从某种程度上论，中元节确实有迷信色彩较浓的弊端，不利于科学思想的传播，尤其是体现在对青少年的影响上。但总体而言，闽台中元节习俗的正功能是大于负功能的，我们应当趋利避害，传承我们的民族传统精华。

四、闽台中元节习俗的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16]从学界的观点看，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17]可见，与传统的管理和统治不同，治理强调权力主体的多元性、社会组织的参与性、权力运作的交互性、多元主体的合作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要求实现治理的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也要求保障治理的公益性、公平性和公正性，由此提高治理的预见能力、动员能力、反馈能力、统筹能力以及执行效能，从而实现社会事务的有序治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传统习俗的社会治理也遵循治理的基本要义，需要动员社会的多方力量来共同参与，目的也在于实现社会的有序运行。

1966年，荷兰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H. Freudenthal）任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时，建议单独为数学教育召开国际性大会．1969年在法国里昂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开始了ICME的历史．ICME每4年召开一次，与国际数学家大会错开两年召开．

大陆和台湾地区同属于中华文化，先后都在经历着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现代化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上，两岸都有很多彼此可以借鉴的地方。虽然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有着不完全相同的背景、起点、内容和形式，但都“面临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和调整，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职能和运行变化，以及治理体系的重塑、治理功能的转换和治理机制的再造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18]大陆与台湾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转型具有共通性，都必须面对传统节日习俗的正功能和负功能，并采取相应的举措，促进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底柱光凭声响，就知道对面鬼子撅起屁股要拉什么屎。比如刚才那发炮弹，就一点也不可怕。炮击最可怕的是每次大战前打的几发校验弹，校验弹一响，不出喘气的功夫，后面准会跟来比蝗虫还多的弹雨。

中元节属于中华全民共同参与的节日，在闽台中元节习俗治理上，我们可采取相应的措施。

1.应当将其作为文化遗产加以更好地保护，以增强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而不能简单地视为封建迷信活动而予以取缔。对照邻国日本的中元节习俗，我们发现中元节的盂兰盆活动传至日本，至今已成为他们仅次于元旦的第二大节日。而祖国大陆作为中元节的产生地，至今还未引起许多地方应有的重视，像闽南的晋江市安海镇，当地政府还明令禁止普度活动，这种做法不免令人感到遗憾。

2.应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元节习俗治理经验，即对传统习俗和文化彰显包容性治理，让当地居民能尽享节日带来的安详和乐趣，以更大限度地保护和传承传统习俗和文化。对于中元节习俗的负面功能，闽台两地都需要在社会治理上注重管理和引导，各部门和人员通力合作，联合行动，采取有力的软硬手段。例如强调节俭，避免铺张浪费，提倡或限定普度宴请的规模与费用标准，严防打架斗殴，并加大酒驾的防范和查处力度。

3.对于中元节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迷信活动，不能像以往那样将之排斥拒绝，而在新时代对待传统习俗要多一些包容性。当下政府特别重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因此在对闽台中元节习俗的社会治理问题上也需要温和的手段，体现对传统习俗弊端的包容性，“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间基于立体治理网络的协同与合作、促进社会公平、容纳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19]或许会是今后政府在开展社会治理行动上的一个新创举。社会治理包括社会管理、社会自治和社会基础三部分，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社会基础上，闽台中元节习俗的社会治理既需要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更需要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在多元主体参与的条件下实现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4.闽台利用中元节关怀弱势群体、和谐邻里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在社会治理上值得我们推广。这一节日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于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元祭祖反映了人们对祖先的怀念、崇敬和畏惧。怀念是回忆祖先的业绩，崇敬是对祖先的敬重及渴求得到祖先的保佑，畏惧是害怕自己因违反“礼”而受到祖先的惩罚。这种民族的心理状态，在我国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者共同秉承的核心，那就是“孝”。可以说，中元节不仅在于超度亡灵，更重要的还有祭祖活动，这是祖先崇拜习俗的传承。直到如今，祭祖仍是有利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重视中元祭祖活动，对于今天的社会治理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看到闽台中元节习俗的积极功能，同时努力避免它的负面功能，充分发挥它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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