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1871年普法战争，引起了当时远在英国伦敦的恩格斯的高度关注。自1870年7月29日起，他不断为英国伦敦一家著名报纸——《派尔—麦尔新闻》的专栏撰写“战争短评”。这些评论文章显示出恩格斯敏锐的战略判断能力，特别是分析战争进程的高超技艺。他的预言一再为战场事态发展所证实，因此引起了当时欧洲军政界和舆论界的普遍轰动。恩格斯之所以能够透过战争迷雾直击战争发展的实质与要害，关键在于他能够准确把握决定和制约战争的关键环节。

一、预测战争首要是深刻把握战争与政治的紧密联系

政治对战争进程乃至最终胜负的影响通常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恩格斯之所以能够深刻了解普法战争，预见其大体发展趋势，首先就得益于他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深刻把握。正如恩格斯在战争爆发伊始指出的，“只要概略地观察一下政治和军事形势就够了”①《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95页。。这里所要观察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并非各自孤立存在，而是一种立足于紧密联系的透彻分析。

(一)切实把握政治对战争的支配作用，成功预言战争的爆发与结局。恩格斯在看待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政治不仅能够导致战争的爆发，而且还能够影响战争的一切方面，甚至是战争的结局。这是恩格斯考察一切战争必然遵循的首要原则。恩格斯并不是将普法战争视为某个孤立事件，而是看做交战双方平时和战时政治的继续。战争前夕，欧洲的许多人都寄希望于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两国的外交争端，恩格斯却明确指出，不存在这种可能。他清楚地认识到，法皇拿破仑第三所奉行的对外扩张、对内镇压政策，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末，除了乞求于对外战争已无其他任何选择，即“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自己的统治……1870年7月的军事阴谋(指发动对普战争——引者注)不过是1851年12月的政变的修正版”②《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86—87页。。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为了增强本国在欧洲同法国争霸的地位，扫清德国统一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也认定惟有诉诸武力方能奏效。“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战争，还能期待什么呢？”[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89页。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孕育着战争危险政治的延续必然导致一场你死我活的王朝战争。

正如恩格斯所预言，这场战争很快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一些资产阶级军事专家纷纷断言，准备充分的法军将在战争中获胜，恩格斯则指出，战争对拿破仑第三“不可能有完美的结局”，普鲁士一定能击溃他的全部军队。这一后来得到完全证实的预言，正是恩格斯通过对法国战前的政治的深入分析得出的。拿破仑第三统治下的法国在发动战争之前，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相当激化；第二帝国本身腐朽透顶：盗用公款、营私舞弊、假公济私等恶劣现象遍布全国一切行政部门。因此，普法战争刚一开始，法军就出现了人员不齐、装具不足、给养极差等混乱状况，从而使本来处于进攻地位的法军在战争最紧要的关头丢掉了几乎一星期时间，丧失了战场上的一切主动权，以致造成尔后的一败再败，直至第二帝国最后崩溃。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二帝国的军队迄今为止败就败在第二帝国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108页。正是在认识和分析战争时，充分考虑到政治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才能在军事行动尚未开始以前，就一眼看穿战争的结局，作出法国对普宣战，意味着“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敲响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88页。的大胆战争预测。

(二)全面考察政治和军事形势及其紧密联系，准确预测战争的进程。根据对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整体分析与把握，恩格斯将普法战争初期分为两个阶段，判明两个阶段已经或即将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他指出，从法国对普鲁士宣战“到目前为止几乎还一弹未发，但是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并且是以法皇的希望的破灭而结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95页。为什么两军尚未接战，恩格斯就如此定义战争的第一阶段？因为在他看来，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表现在，法皇意欲以战争初期能够掌握的优势兵力，向南德意志发动突袭，以期达成“使北德意志联邦受到南德意志各邦的孤立，并利用不久前归并普鲁士的地区所存在的不满情绪”[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3卷，第95页。这一政治目的，使普鲁士陷于军事和政治上的被动。但是，恩格斯指出，这样一个计划很快被粉碎，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因为法国军队的踌躇不前，特别是“德意志人民族感情的突然的强烈的迸发”，使得法国不得不面对空前团结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及其军队，这“就需要用现有的全部兵力来进行正规战以代替突然袭击了。……于是，开始了战争的第二阶段，即酝酿大规模战争的阶段，从这一天起，法皇必然成功的希望开始消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3卷，第96页。恩格斯通过对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全面考察，精辟概括出普法战争初期战争进程的阶段性特点，极富预见性地指出不同阶段战争进程和可能发展。

恩格斯还善于从政治可能对作战行动施加的种种影响，大胆推测战局的发展。在他看来，战争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律要遵循，如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但在普法战争中，法军却常常违背这些原则，导致作战行动一败再败。恩格斯将这一现象归因于无理的“政治上的必要”[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3卷，第115页。。普法战争进行到1870年8月上旬，法军由进攻转入防御。此时直接配置在边境上的法军如同一字长蛇。恩格斯指出，依据防御部署的基本常识，法军或可把军队主力后撤一日行程，使军队集中、同时处于能够灵活机动支援的距离范围内。但是法军的部署丝毫未有改变，直接导致首战的惨败。恩格斯洞见症结地指出，这根本是由于“不允许在第一次的会战以前就退却”[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144页。这一政治需要。恩格斯还大胆预言，正是出于“军事行动一直服从政治上的考虑”[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259页。，麦克马洪军团必将遭受覆灭的命运。战局的发展再如恩格斯所料，因为担心继续退却会引发国内革命，巴黎政府拒绝麦克马洪元帅的合理军事请求，即退向巴黎固守防御、诱敌深入待机破敌。而巴黎政府却一再强令该兵团去援救远离法国中心的巴赞兵团，终致麦克马洪兵团的被歼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覆亡。

需求情况：农业方面，尿素需求冷清，仅南方部分地区水稻有少量需求。工业方面，复合肥和胶板企业开工率偏低，对尿素逢低采购，整体需求疲软。经销商冬储采购观望为主，对目前高价格不接受。出口方面，印度招标结束后，虽然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仍在采购，但需求量大幅减少，国际市场需求放缓。

二、预测战争离不开对地理环境特征的透彻分析

(二)全面辩证地看待指挥体制对军队指挥能力和作战行动的制约作用。军队的指挥体制是战时军队行动的神经中枢，直接决定军队的指挥效率甚至战争的胜负。恩格斯在分析法军在普法战争中遭对手彻底打垮的原因时，指出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国的整个行政管理系统，特别是军事指挥管理系统过于集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209页。当时，法国为了军事目的把全国划分为23个军区，每个军区都驻有一个步兵师。然而，各师的师长和陆军部之间没有中间环节。师司令部更加突出行政管理职能，军事指挥职能则被大大弱化。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这23个师曾合编为6个军，每个军由一个法国元帅指挥。但是这些军和原来的师一样，也没有真正的司令部。在恩格斯看来，这些师、军是单纯的行政组织而不是作战组织，“它们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是为了军事目的编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210页。。一句话，“法国军队的行政管理机关(如军需部门等)不是接受指挥官(元帅或将军)的命令，而是直接接受巴黎的命令。”[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210页。恩格斯进而指出，如果巴黎被围陷于瘫痪亦或投降，那么各地便没有任何组织核心。事实确实如此，直至普法战争结束之际，普军实际上仅控制着巴黎周边和一条通往巴黎的狭长补给走廊，这些占领区尚且不足法国全部领土的八分之一，但是，分布在各地的法国驻军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相继被歼。

(二)地形地貌条件决定军队主要作战方向。地形地貌是战争赖以发生和进行的重要物质条件之一，恩格斯非常善于把对地形地貌的分析融入对战争指导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的分析之中。特别是在普法战争中，对两军可能的主要作战方向甚至是首次进行大规模会战的地点，恩格斯据此早在双方首次交锋的前几天，就作出了科学的预见。1870年7月29日，法军向普法两国边境线开拔。恩格斯指出，法军究竟要“向哪一个方向运动呢？一看地图就可以得到答案”[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99页。。在莱茵河左岸，有两条纵贯南北、彼此毗连的山脉——佛日山脉和霍赫瓦尔特山脉。它们都有一些很好的大道贯穿其间，但是其中没有一个地区是便于20万—30万大军行动的。不过，在佛日山脉和霍赫瓦尔特山脉之间却有一条宽达25英里—30英里的宽阔的通道，这里是极便于大军运动的地区。此外，从麦茨到美因兹的道路也经过这里，因此，“这里就有了一个自然界规定好的作战方向”[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99页。，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一定发生这个通道内的某地，或者在通道以外的美因兹城下。

糖尿病具有多种并发症，其中，以肾病最为常见，该疾病与肾小管、肾小球病变有直接联系，会造成人体出现蛋白尿。糖尿病肾病会从微量蛋白尿逐渐发展成临床蛋白尿，直至出现终末期肾功能衰竭，也是糖尿病致死的主要原因[1]。通过早诊断、早治疗，能有效控制糖尿病肾病发展。该院2014年1月—2017年12月采用自拟补肾活血方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66例，现报道如下。

打架原因竟然是儿子看中了对方带到学校里的游戏机，想借来玩一下。同学不肯，然后儿子就去夺东西，于是就起了争执。

恩格斯又分析到，与此完全相反，普鲁士的每个军都有固定的战时编制，有定额的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并且设有保持作战准备的军事指挥、卫生、军法和行政等部门。更为关键的是，尽管普鲁士军队的总指挥是普鲁士国王，但“在他周围的首先将是以毛奇——一位优秀的将军——为首的总参谋部”[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58页。。在恩格斯看来，毛奇为首的总参谋部之所以优秀，根本在于其实行的一种全新指挥模式。毛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少下命令，多下达指示”的“任务式指挥法”。[注] 参见戴耀先：《论德国军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151—152页。立足于此，普军总参谋部于1867年进行了彻底改组，努力将其“改造成一种独特的工具，既保证下级单位层次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又保证对于共同的作战信条和统帅部战略意图的遵循。”[注] 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87页。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普法战争中，同样在突然的遭遇战中，普鲁士军队能够镇定自若、灵活应变，而法国军队却常常陷入惊慌失措、被动挨打的不利境地。

(一)地缘环境特点对国家主要战略方向具有重要影响。恩格斯十分重视研究地缘环境特点对国家地缘安全战略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深刻解读了法国数百年征战史中所奉行的地缘安全战略——致力于构建首都巴黎东北边境方向的可靠的地缘安全屏障，根本是由法国天然的地缘环境特点所决定的。他指出，巴黎，这一“法国的中心距东北边境太近”[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210—211页。，且“这条国界又完全没有河流或山脉可以作为防线”[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269页。，这就促使法国：第一，去征服国界附近的地区；第二，建立从莱茵河到北海的三层要塞带；第三，总是力图占有莱茵河的整个左岸地区。恩格斯还作出一个形象比喻，即以巴黎为中心画弧，国界自然形成了一条以巴黎为圆心的、半径为250英里的弧线。但是国界在法国东北边境离开了这条弧线而形成了一根弦，这根弦上有一点距巴黎仅120英里。如果把上述弧线从此向北延伸就会发现，它几乎全部沿着莱茵河到达海边。恩格斯指出，这就是法国要求取得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的真正原因。因为只有在取得这个边界以后，巴黎才能在它的最暴露的一面也得到与它的距离都是相等的边境的掩护，而且有一条河流作为国界。恩格斯进而指出，这种对于“自然疆界”的诉求并非欧洲政治安全的一般指导原则，对普鲁士，“同类性质的军事理由也不能使它有更多的权利要求取得法国的领土”[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211页。。但事实上，法普两国毫无疑问地都自认为有权要求这一点，这将必然导致二者在这一战略方向发生军事对撞。

整个普法战争中，交战双方正是紧紧围绕于此展开军事较量。普军在法国东北边境击败法军主力后，巴黎成为其击败拿破仑三世法国的直接军事目标。因为，法国的整个行政管理系统过于集中，这种集权化的趋势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又被加强了。与此相应，巴黎作为行政中心的地位进一步被强化。恩格斯进而指出：“如果巴黎陷于瘫痪状态，如果同巴黎的交通线被切断，那末各地便没有任何核心，并同样地陷入瘫痪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210页。战事发展再一次被恩格斯所言中，普鲁士后来的军事行动皆以巴黎为基本指向，具体是消灭可以援救巴黎的一切野战军团，同时挫败巴黎城内的一切突围行动，牢固围困巴黎并逼迫其投降。这一点也为历史所证明，普鲁士参谋本部对法国的战争计划首次拟定于1867年，此后又不断加以改正，然而始终如一的是，“它的性质是具有高度攻势性，其观念极为简单。一般方向为巴黎；目标为击碎在任何地处所遭遇到的敌人。”[注] 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3卷，钮先钟译，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110页。

2.3 家系Ⅲ 检出致病基因为SLC26A4基因的c.259G>T和IVS7-2A>G(c.919-2A>G)两个位点复合杂合突变，患者前庭总脚至前庭水管外口之间中点的最大管径宽度>1.5 mm;诊断为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孕18周胎儿基因检测与先证者携带相同的致病基因。SLC26A4基因c.259G>T位点突变为广西首报，结果、家系图及测序突变。见表1、表2、图1、图2。

恩格斯还指出，法军集中的情况也很好地印证了他的判断。通过分析法军第一线、第二线以及预备队的配置地域，以及近期的军队调动情况，他指出，法军的全部兵力都已集中在那两支山脉之间的通道前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法军企图进入这个通道，真正的会战可能发生在刚才谈到的那个地区。恩格斯的这一预见也像他对普法战争可能的进程的其他许多预测一样，在后来的战事发展中被完全证实了。他所指的这一地区在8月初连续发生了维尔特会战、维桑堡会战、福尔巴赫会战，成为普法战争爆发初期几次大规模会战的主战场。

三、预测战争需要对国家军事制度异同进行全面比较

(一)发展变化地看待兵役制度对国家军事能力和战争策略的必然影响。“多兵之旅必胜”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战争法则。如何在平时和战时保持一支数量和质量上占据优势的军队，一直是19世纪欧洲主要军事强国设计自身军事制度的重要出发点。因为历史传统和战略考量的差异，法国和普鲁士采取着完全不同的兵役制度。法国采取的是基干兵制度，而普鲁士则采取后备军制度。恩格斯全面比较两种制度的特点，指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决定着双方迥异的军事能力。法国的基干兵制度专注于培养和保持一支数量庞大的现役军队，它的平时编制与战时编制差别不大。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则与之完全不同，普军平时编制的人数还不到战时编制人数的三分之一，但主要着眼为转入战时编制作好一切周密的准备。这种兵役制度以较高的征兵率、较短的服役期，保证培养出一大批受训良好的后备兵力。且普鲁士有着一套极为完善的战争动员体制。因此，战争持续时间越长，战争动员越充分，兵力优势就愈发凸显，战场主动权就愈可能倾向于普军。

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同本国采用的军事制度紧密相关，这种与军事制度息息相关的军事能力也通常是国家制定战争策略的逻辑起点。恩格斯在认识和分析战争现象时，从战争自身所包含的内部要素——军事制度情况，全面考察战争的运动、发展和变化，进而基于这种变化准确预测了交战双方的军事能力、战争策略的相应嬗变。

在恩格斯看来，两种迥异的兵役制度决定了两国不同的战争策略及战争局势的可能走向。普法战争爆发伊始，恩格斯就指出，“法国的基干兵制度使它能够比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远为迅速地集中一支譬如12～15万人的军队。”[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95页。 因而，利用先期兵力优势发动突然袭击，击败尚未充分完成战争动员的普军，成为法国必然采取的战争策略。但同时也指出，“法国的受过训练的兵士不超过55万人，而这样的兵士单是北德意志就有95万人。德国的优势正在于此，而决战越向后推迟，这个优势就越明显。”[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98页。所以，随着动员进行和兵力占优，“如果德军在最近的将来不遭受攻击，那么他们自己将转入进攻。”[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98页。法皇的战争策略在其被俘后的自白中得到证实，即“路易·拿破仑告诉我们，他深知德军在兵力上的巨大优势，他曾经希望用下面这个方法来抵消这个优势，那就是迅速攻入南德意志”[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253页。。普鲁士军队也正如恩格斯所料，通过迅即完成动员和集结，很快扭转了兵力对比并主动对法军发起攻势，完全夺回了战场主动权。

战争指导者对于战争的驾驭能力，还突出表现在对地理环境特征的全面考量和整体把握上。恩格斯在思考和分析战争现象时，正是以此为关键环节，通过透彻分析交战国家的地缘环境特点，以及可能爆发冲突的战场地形条件，从更全维度、更深层次上揭示出战争的实质和运动轨迹，从而科学预见其发展。

长白猪第一胎和第二胎产仔数与第三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大白猪第一胎与第二胎（P＜0.01）以及第三胎与第二胎（P＜0.05）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长大二元猪第一胎和第二胎与第三胎（P＜0.05）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地域性主要是新农村景观在实际设计的时候就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还要保留当地自然景观特点。以此为基础的背景下，要开展合理的创新设计。农村地区中涉及的地形和地貌都成为了十分重要的景观资源。在设计的过程中就要尊重自然景观，使新景观和当地的地形相互协调。要展现出节约成本获得经济效益的优势，还要重点保留本土优势，迎合新农村发展的具体宗旨。

四、预测战争要时刻紧盯攻防技术的最新发展

攻防武器之间的竞赛，一直促进着军事科技的发展，并导致作战方法的变革。在恩格斯看来，每一次战争的内容和进程，都可以看做是最新攻防技术的较量、与之相应最新作战方法的对抗。他非常善于从攻防技术的发展及其最新特点出发，深刻分析由此引发的战术演变，进而对战争可能采用的作战方法和具体进程作出精准预测。

(一)基于攻防手段的最新变化准确推断交战双方采用的作战方法。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要塞保卫战在战争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一次战争的成败可能就取决于交战双方对某几个要塞甚至对某一个要塞的夺取和防守。在普法战争中，随着法军野战主力兵团相继覆灭，对于斯特拉斯堡、土尔、巴黎等法国要塞城市的围攻日渐成为战局的重心。恩格斯非常重视对这些要塞攻防战、特别是对巴黎保卫战的研究，通过认真分析攻防技术手段的演进给予要塞攻防战带来的重大变化，准确预测出法军可能采用的要塞防御战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普军采取的要塞攻击战法。

普法战争爆发前，独立堡垒体系已经取代旧式要塞，通过在大要塞周围修建大量独立堡垒，有效实现了相互之间的火力和兵力支援。这种要塞的最大优势在于，彻底改变了旧式要塞的一线构筑方法和被动防御战法，特别是保证了积极的野战与正规的要塞战相结合，从而大大地加强了要塞的防御。正因为熟知这一点，恩格斯指出法军要想挫败普军对巴黎的围攻，就必须以相当力量的野战兵团，在独立堡垒体系周围展开机动作战，强力突破包围线或阻止敌人完成包围的尝试。因为，“最后的胜负总是由野战部队来决定的，而要塞的作用并不是取决于它们天然的或人工的赋予的威力，即它们本身固有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它们所能给予野战部队以掩护和支援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602页。但是，随着法军两大野战军团相继覆灭，巴黎保卫战恰恰失去了可以依托的核心力量。仅仅能够依靠固有的堡垒体系、以新兵为主的巴黎守备部队，以及“分散在城外的同样一些新兵的微弱支援” [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237—238页。。在巴黎被围的几个月中，城内的法军依托堡垒体系先后多次出击，其中不乏一些大规模的出击和某一方向的全面进攻，试图以积极的军事行动打破对巴黎的围困，然而，却始终因为缺乏一支强有力的野战部队做配合，实际取得的作战效果乏善可陈，最终不得不陷于绝望、投降。

(二)熟悉技战术变化的显著特点成功预测战争可能的发展进程。恩格斯通过分析指出，随着筑城技术特别是火炮技术的进步，对于要塞的攻击方法也发生了重大改进。他指出，“自从使用线膛炮以来，甚至野炮的炮弹也几乎完全是榴弹，所以现在可以比较容易地用任何一个军的普通野炮去轰击要塞和烧毁它的建筑物，而不必像从前那样等待臼炮和重型攻城榴弹炮的到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181页。他还特别关注到，作为线膛野炮的补充，普鲁士军队还装备有一种大口径的新式线膛臼炮。这些臼炮能够发射触发引信炮弹，大大提高了对堡垒防弹掩蔽部的火炮和仓库的毁伤率。因此，在分析普法战争中发生在斯特拉斯堡的第一次要塞围攻战时，恩格斯特别提醒到，“这是第一个使用现代线膛炮发射装有着发信管的炮弹来对付石质工事的围攻战例。……斯特拉斯堡将清楚地向我们说明，现代重型线膛炮在围攻战中应当如何行动，因此这个围攻在这方面值得我们特别重视。”[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182—183页。

1870年8月中旬，普军的军事行动在斯塔拉斯堡、土尔等法国要塞城市遭到了顿挫。新闻舆论界普遍认为，这些地方之所以久功不克，是因为普军不善于围攻，或者只是为了进行军事试验。恩格斯对此嗤之以鼻，他详尽解析了要塞攻防战的方法步骤，提醒那些不懂军事的人们“究竟什么是围攻”[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190页。。他指出，对斯特拉斯堡的第一次野炮轰击并非正规围攻的开始。围攻要塞的准备阶段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在这一阶段，首先是包围要塞，驱逐其警戒部队和其他部队，侦查要塞的工事，运来攻城炮、弹药和其他储备品，并建立仓库，“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野炮轰击也是在这个准备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191页。。在这之后，“挖掘第一道平行壕被认为是正规围攻的开始。”[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191页。因此，斯特拉斯堡从8月23日到28日受到了炮击，但正规围攻直到挖掘第一道平行壕，即29日才开始。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由挖掘第一道平行壕算起，“到第十七天，可能击毁棱堡的侧面以及配置在上面的火炮；那时才可能打开缺口”，因而从纯军事观点来看，被围者至少能够坚守这样一段时间，即17天。但这仅是“对于围攻一种最薄弱、最简单的要塞(沃邦式六角堡)的过程做一概述”，因为在斯特拉斯堡被攻击的正面上又有外围工事，因而它至少能比平均期限多支持5天，也就是22天。后来真如恩格斯所预测，斯特拉斯堡从受正规围攻开始至9月19日被迫和谈并最终陷落，与恩格斯的预测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