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如何处理好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是旅游业持续发展过程中需不断探索的问题。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发展和旅游资源保护之间呈现出了相互矛盾而又相互依赖的关系。相互矛盾在于旅游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旅游资源的破坏，而相互依赖在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旅游资源的保护。因此，为了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资源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市场参与主体及政府管理者的重视。

理论界关于旅游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保护的研究虽然开展较早，但是大多集中于旅游资源界定、旅游景区企业化经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旅游开发等问题，研究成果大多是局部的、零散的，一些成果或观念明显带有部门背景和体制色彩。就旅游资源的界定而言，曹国新(2004)将旅游资源定义为：旅游活动的文献体系所保育的、旅游文化范式建构出来的人们旅游价值观的承载体[1]；汪宇明等(2010)基于旅游需求变化和科技进步的视角，提出了旅游资源是游憩需求变化与科技进步的函数, 将一切具有旅游吸引力、可开发、可产生价值的旅游资源或要素, 包括自然与人类历史发展演变进程中积累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成果和要素资源, 以及正在创新或建设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成果, 都纳入到旅游资源的范畴中[2]。就旅游资源保护及开发而言，早期的研究如杨福泉(1995)以云南省为例，说明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必须大力抓好旅游资源的保护和改善，发展生态旅游。通过生态旅游使当地民众和游客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共识，以发展生态旅游来保护和改善云南旅游资源，促进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3]。刘旺等(2002,2005) 认为，由于市场体制建设、产权制度安排和旅游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我国现阶段旅游资源保护存在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现象，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关于资源利用激励机制的基本原理，建议从资源管理主体、资源利用主体及旅游景区居民三方面着眼构建旅游资源保护激励制度[4-5]。

近几年，随着旅游经济的迅速发展，关于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章尚正等(2009,2011)根据现代经济发展理论，认为旅游经济发展必然由以传统的数量扩展发展为主向质量效益发展为主转变。同时，不同形式的发展模式对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质量效益发展型更有利于强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实现中国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6-7]。王薇等(2010)基于对于云南省旅游资源优势的分析，提出云南生态旅游业应立足区域旅游发展大格局, 贯彻“向面倾斜、沿线开发、重点发展”的战略思路, 促进云南生态旅游业做大做强, 并进一步优化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体系[8]。朴松爱等(2012)基于文化空间理论，认为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应以遗产保护为核心，以文化氛围营造为重点，同时需要现代产业意识的指导，是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具有体验性和互动性的空间。基于文化空间理论开展旅游资源保护，将赋予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9]。涂自力(2012)从生态伦理角度出发，认为困扰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自然的生态伦理问题。同时，生态伦理是通过作用于旅游利益相关者而实现其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的[10]。王丽(2013) 认为，关于旅游资源保护可以借鉴国外国家公园的优秀经验，进一步完善管理定位、立法和政策指令、景区与旅游开发及社区参与旅游等方面的内容[11]。李庆雷等(2015)将广义虚拟经济学说引入旅游资源开发理论研究，认为旅游资源开发的核心问题就是赋予旅游资源以某种能够满足游客心理需求的信息，并通过各种方式将这种信息传递给游客[12]。李庆雷等(2016)根据剧场理论，认为化石型旅游资源应采取活化的利用思路，综合考虑编剧、演员、导演、舞台、表演、观众六个要素，灵活采用动态展演、参与体验、虚拟现实、功能再造、产品衍生等手段进行化石型旅游资源开发利用[13]。罗浩等(2016)根据旅游经济增长的旅游资源贡献率和旅游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在全国排序的差值，衡量各省旅游资源利用与其旅游资源禀赋的适宜性，将各省划分为旅游资源依赖过度型、旅游资源开发过度型和旅游资源利用合理型。其中，广西、贵州、湖北、辽宁、山东、重庆、海南为旅游资源依赖过度型省份，河南、黑龙江、吉林、江西、青海、陕西为旅游资源开发过度型省份，其他省份为旅游资源利用合理型省份[14]。

综上所述，随着旅游问题研究的交叉与深入，对于旅游资源范畴的理论界定在不断加深，有关地区旅游资源的优势、旅游资源开发思路及策略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但对于旅游资源保护与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大多还是学者们的主观认识或经验观察，或是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给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对于旅游资源保护和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对于旅游资源保护机制和旅游资源保护模式的研究还比较浅显，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旅游资源是采取市场主导型还是采取政府主导型等保护模式的研究还属于空白；二是对于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指标或指标体系来评价旅游产业的发展情况，这也限制了旅游资源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等问题的实证分析，使得主观结论缺乏说服力。

LIFO在GAAP下是假定后购进的先发出，发出的存货按最后采购的单价进行计算。期末存货成本明显偏低，期末资产总价值也明显偏低。而销售成本较接近当前市价，销售利润比较真实。并且，当期销售收入能与当期销售成本相配比，能够反映出当期经营者的实际经营指标。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配比性好，即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能够更好地实现收入和费用的配比。缺点是容易被用来操纵利润，即使用所谓的LIFO liquidation 操纵手法。简单地说，LIFO liquidation可以减少当期销售成本，增加当期利润，因为管理层只要减少当期采购，就会导致以前年度购买的期初存货被清算，从而虚增当期利润。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拟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旅游资源保护的增长模型，对旅游城市旅游资源的五种保护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并根据研究结论给出适应性对策。本文对于旅游资源保护模式的理论研究来说，是一次有益的补充和发展；对旅游资源特别丰富的旅游城市而言，有利于选择正确的旅游资源保护模式和有效的调控政策，促进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模型的理论基础及其有关假定

(一)模型的理论基础

在CB-Sync算法中,将信标节点的本地时间t作为整个网络的参考时间.如图3所示,信标节点以时间间隔tr周期性广播消息,每个广播消息的数据包都会包含从信标节点发送出去的时间t2n-1.当普通接收节点收到广播消息后,会记录下接收到该消息的本地时间T2n.显然,节点的本地时间T2n与相对于信标节点的逻辑时间t2n的关系可表示为T2n=θt2n+β.

 

假定图1中的B点代表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最高(意味着最优的旅游资源保护模式)，优于A点和C点状态，则虽然A点所示的旅游资源虽然较丰富，旅游品质较高，但较低的旅游收入使得A点所示状态劣于B点所示状态；同理，C点虽然旅游收入较多，但旅游资源的耗费使得C点所示的发展状态也劣于B点所示状态。因此，旅游产品的需求量(或游客人数)、旅游资源保护和旅游产品品质以及旅游收入间存在一个动态最优关系。

(4)效用构成的权重γ。该参数反映本地居民对消费和旅游资源的偏好，根据有关文献假定居民相对来说更看重消费带来的效用，因此假定其值为0.6。

当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未处于最优状态B时，旅游产业发展的状态可分为旅游资源开发不足和过度开发两种状态，分别如图1中A点和C点所示。在状态A情况下，可采取优惠性政策促进旅游企业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吸引游客，提高旅游收入。由于旅游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特征，因此在市场机制下旅游资源一般处于过度开发状态，也即状态C的情形。在此情形下，可对旅游企业征收污染税，由政府集中治理污染进行旅游资源保护，或可由旅游企业自身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采取一定措施主动进行旅游资源保护，然后由政府征收一定税收对旅游企业资源保护行为进行纠偏。不论哪种情形都可实现旅游资源存量增加，旅游品质提升，提高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对于旅游城市而言，各种旅游资源保护模式孰优孰劣，可在旅游资源保护的动态分析框架下进行比较。

(二)模型的有关假定

根据前文所述，假定旅游产品的反需求函数形式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为便于分析，假设每位游客消费一单位旅游产品)，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Et为地区t期旅游资源，反映旅游消费过程中体现出的品质(旅游资源存量越多，单个游客感受到的旅游产品品质越高)；Nt为t期游客人数，反映旅游拥挤程度，亦反映旅游市场旅游产品需求量；参数φ、θ皆大于零，且∂P/∂E>0，∂P/∂N<0。

同时，在进行动态最优分析时设定的目标函数社会福利最大化，在此假定反映社会福利的当期效用函数形式为：Ut(C,E)=γlnCt+(1-γ)lnEt，即社会福利取决于居民消费及其本地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也用旅游资源多少来表示。

另外，假定地区资源最大可污染量为Pmax，当期实际累计污染为Pt；单位游客污染指数为α；污染的降解包含自然降解和人工降解，其降解系数分别为M和(1-M)Dt/Yt，而人工降解系数大小取决于治理污染私人或政府的经费投入比例Dt/Yt。由于旅游资源存量为：Et=Pmax-Pt，因此可得到旅游资源存量的动态方程如下：

Et+1=Et+[M+(1-M)Dt/Yt]×(Pmax-Qt)-aNt

结合前文关于模型理论基础的界定及其相关假定，在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该最优化问题可归结为基本模型(1),如下所示：

在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职业范围、职业形式、自我兴趣和能力等后，需要制定一份职业生涯的规划，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规划线，研究自己适合的职业、自己适合从事的职业岗位、社会迫切需求的职业、预测工作范围的变化情况、不同工作对自己的要求及应对措施、预测可能出现的竞争、如何相处与应对人和事等，要想更好的去完成自己设定的规划，职业的路上再根据自己的职业生涯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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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Et+1=Et+[M+(1-M)Dt/Yt]×(Pmax-Qt)-aNt

基本模型(1)

Ct=(1-Dt/Yt)Pt(Qt,Nt)Nt

三、旅游资源保护模式及其DSGE模型构建

(一)五种旅游资源保护模式内涵及特征

根据旅游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及资源保护主体，本文将资源保护模式分为五种，分别为市场机制下的零投入模式、政府垄断机制下的零投入模式、市场机制下的政府集中治理模式、市场机制下的私人治理模式，以及政府垄断机制下的集中治理模式，如表1所示。

 

表1 五种资源保护模式内涵及特征一览表

  

保护模式类型定价机制资源保护主体经费投入/治污技术经费来源pattern1竞争机制无无无pattern2垄断机制无无无pattern3竞争机制政府治理有税收收入pattern4竞争机制私人治理有旅游收入pattern5垄断机制政府治理有税收收入

这五种治理模式的内涵与特征可表述为：(1)市场机制和政府垄断机制下的零投入模式(pattern1和pattern2)可针对旅游污染物不具备人工治理条件(投入经费无效)的情形，其污染的缓解完全依靠自然降解本身；也可作为参照模式与后三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以辨别即使存在人工治理条件时，不投入经费和投入经费之间的福利差异等。这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旅游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市场机制下旅游企业是旅游产品价格接受者，在动态最优分析时不用考虑旅游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而在政府垄断机制下，政府统一规划可通过最优的定价策略保证最优均衡的资源存量以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2)市场机制下的政府集中治理模式(pattern3)，由政府投入资金来集中治理污染，资金来源于针对私人部门的税收，税率为t。同样地，在该模式下旅游商品价格由市场竞争机制决定，在进行动态最优分析时不用考虑旅游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3)市场机制下的私人治理模式(pattern4)，私人部门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出发确定资源保护的最优经费投入比例z*，政府不加以干涉。同样地，在该市场机制下，私人部门在治理污染做出资源保护决策时，不考虑旅游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4)政府垄断机制下的政府集中治理模式(pattern5)，由政府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视角全权统一负责污染治理、资源保护。在该模式下治理污染的经费来源于税收收入，税基为旅游收入。该模式是在政府统一规划下进行，政府选择最佳经费投入比例z*，并选择最优的定价策略以保证最优的资源存量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二)五种旅游资源保护模式的DSGE模型构建

本文在引入污染治理技术的前提下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在参数校准的基础上对提出的五种旅游资源保护模式进行稳态分析和脉冲相应分析。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表2 不同旅游资源保护模式的DSGE模型

  

方程类型不同旅游资源保护模式下的DSGE系统方程对应模式游客人数N与旅游资源存量E跨期最优决策方程a(1-γ)/Et+γ(1-M)/Nt=γ/βNt-1a(1+γφ-γ)/Et+γ(1-M)(1-θ)/Nt=γ(1-θ)/βNt-1a(1-γ)/Et+γ[1-M+(1-M)t]/Nt=γ/βNt-1，税率t=Dt/Yta(1-γ)/Et+γ[1-M+(1-M)zt]/Nt=γ/βNt-1，比例Zt=Dt/Yta(1+γφ-γ)/Et+γ(1-θ)[1-M+(1-M)zt]/Nt=γ(1-θ)/βNt-1pattern1pattern2pattern3pattern4pattern5旅游资源存量E的动态方程Et+1=Et+M×(Pmax-Qt)-aNtEt+1=Et+[M+(1-m)Dt/Yt]×(Pmax-Qt)-aNtpattern1-2pattern3-5价格P决定方程Pt=EφtNT-θpattern1-5收入Y决定方程Yt=EφtN-θtpattern1-5治理经费投入比例决定方程Dt=0Dt/Yt=t(外生确定)zt=1-{aNt/[(1-M)(Pmax-E)]}(内生确定)zt=1-{aNt/[(1-θ)(1-M)(Pmax-E)]}(内生确定)pattern1-2pattern3pattern4pattern5消费C决定方程Ct=pt(Qt，Nt)Nt；Ct=(1-Dt/Yt)Pt(Qt，Nt)Ntpattern1-2pattern3-5福利W决定方程Wt=γlnCt+(1-γ)lnEtpattern1-5冲击决定方程lnMt=(1-PM)lnM+PMlnMt-1+eMt，其中|ρM|<1，emt～N(0，σ2M)pattern1-5

四、旅游资源保护模式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分析

(一)参数的校准

在得到模型均衡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需要参数化模型，即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或估计，目前大多数研究采用校准的技术。与校准相对应的是采用极大似然或贝叶斯估计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这些方法需要将模型与实际数据进行拟合来进行参数估计。在我们的研究中，由于实际数据难以获取，因此我们采用校准的方法对参数进行赋值。本文的研究中需要赋值的参数有：Ω={a,β,φ,γ,ρM,σM}。本文对这些参数校准如下：

（1）控制的稳定性，对于路桥施工的整体结构必须具备较强的稳定性，稳定性的加强是公路与桥梁施工质量的基础。

(1)单位游客污染指数a。该参数反映游客数量新增一个研究单位造成的污染量。为简便起见，在合适的量纲单位下可假设其为0.1。

拒绝服务攻击属于网络攻击者利用各种办法导致目标机器停止提供服务的一种攻击，属于黑客经常使用的攻击手段之一。而且拒绝服务攻击这种攻击手段对网络安全能够造成极其严重的威胁，其主要模式为网络攻击者通过使用各种方法，对网络与服务器自身具有特别的弱点进行利用，使网络攻击者逐渐通过对大量的毫无意义的数据流量进行制造，从而使大量毫无意义的数据流量，能够不断对网络为正常使用者所提供的请求服务进行挤占与使用[1]。同时网络攻击者通过不断对不同的攻击措施进行使用，不间断地向攻击目标的机器对大量的非法的IP报文、ICMP数据报文等进行快速的传输，从而确保逐渐对主机的处理能力进行消耗。

(5)冲击方程中的自回归系数ρM。该参数反映污染治理技术冲击的时间持续性，文献中大多数采用的数值大于0.9，本文取值为0.95。

(3)反需求函数参数φ和θ。该参数反映游客支付意愿对旅游资源存量和旅游目的地拥挤程度的弹性，本文假设其分别为0.55和0.45。

问卷设计完成后先进行小范围预调查并咨询预防接种人员，验证其合理性和可行性，进一步修正形成正式调查表。由2名流行病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负责问卷收集。预调查选择25名基层医务人员，3~7 d内完成重测，计算各条目计分和各维度得分分组的Kappa值在0.576~1.000，重测一致性较好。调查员统一培训，包括调查内容、方法和现场调查技术。调查完成后及时对调查表进行审核，更正空项和逻辑错误。

(2)福利的跨期贴现因子β。该参数表示经济主体对未来效用相对于现在效用的评价，它依赖于个体的主观跨期偏好率，通常取略低于1的数值。RBC文献中对于年度数据采用的典型数值是0.97。

她对敬老院的老人和他们的儿女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家人该说的话，做家人该做的事。”因为化解了不少家庭矛盾，她获赞颇多，每次都不忘把这些赞扬美滋滋地和我分享。

(6)冲击方程中误差项的标准差σM。本文假设其为自然降解稳态值的一个百分点，为0.003。

(二)不同旅游资源保护模式的稳态分析

在参数校准之后，利用Matlab中的Dynare工具箱对上述一系列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稳态分析，可以得到各内生变量的稳态水平，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中各内生变量的稳态水平

  

变量pattern1pattern2pattern3pattern4pattern5Pmax100100100100100E37 669566 778174 510871 798873 9793N186 99199 6655130 887141 00692 3315P0 69901 271171 19431 13161 3919Y130 7060126 692156 32159 568128 515C130 71126 69108 642113 977118 447W4 37534 58564 75554 75304 6351M0 30 30 30 30 3t∗--0 305--z∗---0 28570 0783

表3显示：pattern3-5相较于pattern1-2来说，稳态的社会福利水平都较高，说明在不同的定价机制下，政府或私人部门投入经费进行旅游资源保护都能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因此投入一定经费进行污染治理和旅游资源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就后三种保护模式而言，在实现最优税率(t*=0.305)征收的前提下，第三种资源保护模式福利水平最高，其中最优税率由基于福利水平最大化原则采用反复迭代的方法得到。若未能实现最优征税，则第四种旅游资源保护模式带来的福利水平相对较高，也即市场竞争定价机制下的私人治理模式较优。同时可以发现，在追求不同的目标时，后三种模式并不能实现完美的统一。也即在最优福利水平和旅游资源存量最大化时，第三种模式最优；在追求旅游收入最大化时，第四种模式最优；而在追求一般消费水平最大化时，第五种模式最优。

(三)不同资源保护模式冲击反应的比较分析

下文将基于上述构建的DSGE模型对污染治理技术冲击造成的脉冲反应进行分析。图2到图6反映了五种不同旅游资源保护模式下各内生变量应对1%正向治理技术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5和图6报告的是第四种模式和第五种模式下各内生变量的脉冲响应。由图5和图6可知，在1%正向治理技术冲击下，隔内生变量变化路径基本一致。相比较来说，私人治理模式下的反应强度更大，这点与模式一、二之间比较的情况类似。也就是说，即使在投入经费治理污染的情况下，价格竞争会使得旅游产品价格在技术冲击的情况下当期下降，导致游客人数增加，旅游资源受到破坏，虽然旅游收入短期会增加，但由于治理经费的大幅投入反而降低了短期消费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而价格的垄断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旅游产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并进而使得在第五种资源保护模式下各内生变量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可以说，垄断定价机制是一种价格相对稳定的定价机制，对于旅游资源保护也相对更加有效率。

 

图4报告的是在当前最优税率的条件下，各变量应对1%正向治理技术冲击的脉冲响应。由图4可知，治理技术提高带来的冲击会使得短期内价格下降、游客人数增加，对旅游资源存量、旅游收入、社会福利及其消费水平造成不利影响。而随着价格的上升，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迅速降低。与前两种模式相比较，可知在进行污染治理时，各内生变量对于治理技术冲击的响应幅度更大。

 

 

由图2和图3可知：在零经费投入情况下(pattern1和pattern2两种模式)，污染治理水平提高对旅游收入、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冲击基本是一致的，都是立刻并逐渐恢复提高并趋于稳定，而且两种模式下的变化趋势及其幅度也基本一致。两种保护模式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价格、游客人数，以及旅游资源存量不同程度的反应。在pattern1模式下，游客人数增加的幅度相对较大，价格向下调整的幅度相对较小，可视为竞争和垄断两种定价机制的表现。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根据以上五种旅游资源保护模式内涵及特征，对基本模型(1)进行动态最优分析，可以得出不同资源保护模式下的随机性均衡模型。该均衡模型由以下8个方程来表示，对应8个内生经济变量。同时，假设治理技术进步的冲击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对旅游资源保护模式进行优劣分析需要率先引入旅游产品的反需求函数，该反需求函数的经济含义为：旅游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支付意愿取决于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品质以及旅游消费的拥挤程度，其中，旅游消费的拥挤程度用游客数量来表示。旅游目的地游客人数越多，会加大旅游资源损耗程度，同时使得旅游消费在消费过程中感受到的拥挤程度增大，会直接降低旅游产品的体验品质，游客的支付意愿降低。因此，可以认为，该反需求函数在图形上表现为向右下方倾斜，如图1所示。

陆上常规油田已处于中等采出程度阶段，未来陆上常规油田产量趋于平稳，增幅较小，中东地区仍在产量构成中占据主要位置。2025年后，美洲地区常规油田产量上升明显，产量占比迅速增大，欧洲、亚太地区产量下降迅速，产量占比缩小。预计2020年全球陆上常规油田产量为31亿吨，其中原油产量为24.2亿吨、溶解气产量为9000亿立方米；2035年产量约为31亿吨，其中原油产量为21.2亿吨、溶解气产量为1.2万亿立方米。

第一，投入一定经费进行污染治理和旅游资源保护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福利的稳态水平，并且第三种资源保护模式下的社会福利水平最高，也即市场竞争机制下实行最优税率的政府治理模式。

上海作为国内工业用化学品的主要出口口岸，企业在其对外贸易中遭遇的贸易壁垒数量众多、情况复杂，应对贸易壁垒、扩大产品出口的需求也最为迫切。在授牌仪式上发布的《2018“一带一路”背景下上海工业化学品贸易壁垒研究报告》就是通过介绍全球、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工业用化学品总体发展趋势及贸易状况，分析当前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际贸易中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及“两反一保”贸易救济措施情况，以及遇到的贸易困境，进而结合上海工业用化学品的发展现状、贸易现状，提出应对贸易壁垒的上海对策和上海建议。

第二，在市场竞争机制和实现最优税率的前提下，由政府作为污染治理主体不但能够实现居民社会福利最大化，同时也能够保证旅游资源存量最多，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

第三，与未投入经费进行旅游保护的情况相比，投入的情况下经济体受到治理技术冲击的影响相对来说更大；另外，在相同的治理技术冲击下，私人治理模式下的响应程度更大；同时，旅游产品的垄断定价机制是一种价格相对稳定的定价机制，对于旅游资源保护也相对更加有效率。

(二)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结合《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建设目标，旅游城市要进行旅游资源保护以及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建议如下：

我的青春似乎总是和夜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今天，我刚从监狱出来，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走进熟悉的城市，只能选择夜晚。这个夜晚，我要去三个地方。首先要见米米，我为她进的监狱，再就是我的哥们儿一浩。我还要去哥哥嫂子那里，如果他们愿意，那里也许还会是我的家。

1.加强对旅游资源的分级分类保护，严格实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婚姻忠诚观是指人们如何看待家庭中夫妻双方的忠诚情况。爱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独占性、排他性，所以，忠诚是婚姻的根基，一旦根被拔起，就会使婚姻这棵大树死去。社会学家认为，忠诚是一种道德行为，但社会发展到今天，有人觉得它是对人们个性的严重束缚、压抑。其实，对婚姻的忠诚不仅是一个人的道德问题，更是一种应对能力和心理素质，婚姻生活不仅包括忠诚本身，还要有家庭责任感及经营婚姻技巧。在现如今“婚外情”泛滥、“小三”盛行、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大环境下，本研究所选对象在被问及有关婚姻出轨的问题时，均表示坚决反对精神出轨或身体出轨。

首先要对旅游资源根据其景观特点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做好与《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协调衔接，优化旅游建设项目类型和规模。同时根据上文《意见》要求，对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如海南等省份)来说，更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健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行更加严格的生态环保标准。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和问责制，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惩处力度。

2.提高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质量，提升环境教育和环境保护的社会参与度

对于政府来说，要把生态旅游环境价值观和道德观教育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实施环境教育示范工程，提升环境教育质量，加强旅游生态文明宣传，培养生态旅游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同时更需要出台政策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强化环境污染防治。这不仅有利于旅游资源保护，也能显著提高全社会福利水平。在旅游资源保护条件下，政府部门通过税收政策增加经费投入进行旅游资源保护不但不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而且可以增加旅游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对于旅游行业来说，投入一定的经费用于旅游资源保护也是实现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全社会各行各业包含政府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到旅游资源保护的重要意义，发挥旅游行业协会、环境保护组织的作用，加大旅游资源保护宣传，提高环境教育质量，强化环境保护意识。

3.兼顾市场行为，发挥政府在旅游资源保护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不管是在政府治理模式下还是在私人治理模式下，政府部门都应该尊重市场的力量。在选择政府治理情形时，政府在选择最优税率的条件下，可以实现了旅游资源的最优保护，这样的一次性征税效率水平较高。不但可以规避私人治理情形下的旅游资源保护的“搭便车”问题，还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在旅游产品或服务中定价的积极作用。另外，在选择私人治理情形时，政府部门还可以通过纠偏性的税收政策，例如通过旅游行业企业所得税政策的调整来引导市场微观主体的资源保护行为，达到政府预期的旅游资源保护目标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无论选择政府治理还是私人治理，政府部门都应该发挥其在旅游资源保护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4.适当提高旅游行业市场集中度，进行旅游产品或服务的科学定价

旅游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并非有利，就旅游资源保护而言，提高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程度，反而有利于旅游产品的科学合理定价，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宰客”“黑导游”等旅游乱象，以及缓解旅游资源保护的“公地悲剧”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倡导改变这种传统的低质低价、粗放型的旅游资源开发方式。这要求政府加大旅游市场监管，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高旅游产品或服务质量，采取各种措施吸收更多高质量的旅客，提高旅游消费收入。这点可以借鉴国外旅游业的成功经验，如国外一些旅游城市、景区和旅行社等根据自己的实际接待能力控制旅游总量，依据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将该地区全年、旅游旺季游客接待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时段内，防止秩序混乱、服务质量下降等各种问题；同时，要健全资源管理、环境监测等其他保护制度，严格评估旅游活动对景区环境的影响，规范景区工作人员和游客行为；另外，政府也应该鼓励与支持旅游行业的并购与重组，促进旅游城市酒店业、旅行社、景区等旅游关联产业的资源整合，适当提高整个行业的准入门槛，提高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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