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恐怖袭击事件是影响旅游地形象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典型突发事件，对旅游地具有较为复杂的负面效应，部分恐怖袭击事件甚至引发旅游地危机、摧毁旅游地的品牌形象和客源市场。近年来，国外旅游市场发生多起的恐怖袭击事件，对国际旅游市场均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旅游客源国，出境旅游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安全挑战。有效应对恐怖袭击等安全事件带来的市场影响，是我国旅游产业必须面对的理论与实践议题。

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PMT）认为，人会根据风险信息进行威胁和应对评估，据此改变人的行为[1]。从动机因素角度来看，游客根据对恐怖事件所造成危害的估计也会影响到其出游意愿及旅游决策行为。按照业界和学界的传统认知，恐怖袭击事件对事发地形象会造成重创，对游客的安全感知与判断会产生负面影响，对游客的出游意愿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作用[2]。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整体感知[3]和整个出游决策过程[2]，这表明游客的安全感知对游客出游意愿具有内在的影响机制。但是，游客的微观旅游安全感知和宏观旅游安全感知所指向的空间范围是存在差异的，游客的微观出游意愿和宏观出游意愿也具有不同的内涵指向，学界很少对旅游安全感知和出游意愿进行微观与宏观层次的区分，也很少从微宏观层次区分的角度来探讨旅游安全感知和出游意愿的具体关系。揭示微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和微宏观出游意愿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对于明确旅游者在风险条件下的旅游决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厘清这种影响机制有助于准确描述游客内心的分析判断过程，对于旅游地进行精确的危机公关和干预管理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向性。

选择图8中4—6月冷海表温度异常大值区(130°～170°E,0°～20°N)的深层海温进行平均,并与反号的HCI进行相关,得到相关系数的时间—深度剖面(图9)。从图中可以看出,冷海温异常除了在上年夏末秋初有一定的上传以外,从上年冬季开始,通过0.05显著性检验的深层冷海温异常不断地上传,一直维持到当年4月。所以前期暖池热含量异常偏低,在西风异常的作用下将冷海水上传到海表面,形成了图8中的冷SSTA持续发展,进而对反气旋环流的发展起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5—6月西太平洋冷SSTA并不明显,反气旋环流依然存在并影响江南的原因是什么?

基于此，本文将对游客安全感知与游客出游意愿进行微宏观层次划分，并选择游客微观安全感知、宏观安全感知、微观出游意愿和宏观出游意愿等4个容易受到恐怖袭击事件冲击的变量进行影响机制的探索。文章将从游客感知视角出发进行数据搜集，并以国际恐怖袭击事件作为具体背景，探索国际恐怖袭击事件对游客出境旅游意愿所产生的深层影响和决策反应，揭示游客进行安全判断和旅游消费决策的内在机制与过程，并为安全事件背景下的旅游市场管理提供理论指导。

总之，技工学校要强化专业型技能人才培养的策略，适应我国新课程教学改革的局势，努力完善教学体系，结合办学条件最大程度的建设实训设备，促进学生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的有效结合，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校以及教师也要积极地结合学生的实际来选择教材，创新教学模式，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水平专业人才。

1 文献综述

1.1 涉旅恐怖袭击

恐怖袭击事件是实施者对非武装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通过将一定的对象置于恐怖之中，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是一种利用公众事件来引起社会及政府关注的极端方式，旅游目的地作为人群集中的地方容易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对象[4]。对国际旅游目的地而言，国际媒体的关注使其能产生更广泛的国际影响，因此对国际旅游目的地进行恐袭成为恐怖主义者从政府及相关利益群体争取不当利益和谈判优势的重要途径[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涉旅恐袭事件的增多使其成为旅游研究的重要方向[2]，恐袭事件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Enders和Olson认为，恐怖袭击事件不仅对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居民等造成直接的、有形的破坏和伤害，一定程度上也会对经济产业产生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旅游业、航空业等[6]；Tremblay通过研究发现，恐怖事件、政局动荡、地区战争等都将对旅游业的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7]；Pizam针对以色列的实证研究发现，恐怖事件对入境旅游有较严重的负面效应[8]。

[18]Seabra C,Dolnicar S,Abrantes J L,et al.Heterogeneity in risk and safety perception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J].Tourism Management,2013,36(3)：502-510.

1.2 旅游安全感知

（2）宏观旅游安全感知的直接效应检验

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山区乡村，人口居住分散，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地质灾害多发。在地质灾害高危、隐患多的地区，可考虑撤村并点进行移民安置，这是预防灾害的有效措施，有的地方甚至可能是唯一出路。移民安置也是许多地方新农村建设的做法，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村地区城镇化，符合新型城镇化的要求。

1.3 游客出游意愿

出游意愿是旅游者对于到特定旅游地开展旅游活动的倾向性看法，潜在游客的出游意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旅游目的地负面事件[16]。任何突发事件的发生对旅游目的地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17]，而恐怖袭击事件对游客出游意愿的影响更是巨大[18]，游客有可能因为风险感知的增加而取消旅游行程或改变旅游计划[19]。在恐怖袭击事件影响游客出游意愿的过程中，游客的微观安全感知扮演着重要角色[14]，游客只有在风险感知低的情况下才会到访旅游目的地[20]。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一直被认为是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21-23]，当恐怖袭击等安全事件发生后，游客感知到的风险因素增加，游客对旅游地的负面看法集聚、正面看法减少，旅游地的安全形象由此将受到负面影响。因此，诸多学者都认为目的地形象重建是旅游安全事件发生之后的工作重点[24]，是增进安全形象感知、改善游客安全预期、推动出游意愿形成的重要方式。从意愿层次来看，出游意愿可以分为微观出游意愿与宏观出游意愿，微-宏观出游意愿是两种相对的概念。在出游决策过程中，宏观出游意愿是指游客想开展旅游活动的想法和意愿，是游客长期形成的一种较为模糊的出游计划和动机；比较而言，微观出游意愿便是指游客到某一个具体的旅游地开展旅游活动的想法和动力，它经常受目的地城市正面或负面微观事件的短期而集中的影响。恐怖袭击事件作为社会影响广泛的旅游地突发事件对旅游安全感知和出游意愿等行为变量具有更深层的影响，现有的研究虽然已经明确了其负向影响机制[2,25]，但是对于恐袭事件背景下旅游安全感知和出游意愿的微宏观互动影响机制还缺乏明确的实证依据，这是本文想要厘清的理论议题。

2 研究假设提出与模型构建

2.1 游客微观旅游安全感知的影响作用

旅游安全形象是旅游目的地总体形象的一种子形象，是人们对一个旅游地安全要素所持有的总体印象和看法[26]，是游客心目中对旅游地安全形势与状态的一种主观感知，它一般包括了游客对旅游地自然环境、社会治安、主客交往、设备设施、综合环境等领域的安全状况的一种综合感知和判断。旅游安全形象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游客的心理感知[27]。由于大部分游客对安全问题较为敏感，因此游客对旅游地安全形象的感知是影响地区游客数量的重要因素[28]。旅游地的安全形象越不良，越会让游客产生惧怕感而不敢前往，相反，良好的安全形象则会让游客形成良性的安全判断，增强游客对旅游地的出游信心。游客对目的地的安全感知形象越好则出游偏好度越高，选择该旅游目的地的几率也就更大[29]。因此，在旅游地发生恐袭事件的背景下，事发地所展现的安全形象将扮演关键的角色，它能从正面影响游客的出游意愿和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游客对事发地的微观旅游安全感知正向影响游客的微观出游意愿

3.构建资金计划管理责任体系。通过年度资金和月度资金计划，明晰相关部门和相关工作人员在资金管理上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向，规定工作目标和工作时间，建立考核方案，并将考核结果融入到年度考核结果中。

环境条件会影响潜在游客对事发地安全形象的看法[30]。恐怖袭击事件作为影响较为广泛的安全事件，容易给旅游地造成较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害，它可能改变旅游活动顺利开展的安全基础。旅游地发生恐袭等重大安全事件会通过新闻媒体的传播影响游客的感知看法，使游客对旅游地形成事件后的经过安全削弱和风险增强的感知印象。特别是国际性恐怖事件会借助国际新闻媒体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复传播和广泛渗透，从而对游客的安全感知产生负面影响[31]。在游客形成对事发地微观安全形象的负面感知过程中，游客的微观安全感知会形成累积效应，并影响游客对整体出游环境安全的宏观感知和判断[10]。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游客对事发地的微观安全感知降低，对宏观安全形势的感知也会随之降低，反之亦然。通过影响游客的宏观安全感知，微观安全感知不仅影响游客的微观出游意愿，也会在整体上影响游客的宏观出游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游客对事发地的微观旅游安全感知正向影响游客的宏观旅游安全感知

H3：游客对事发地的微观旅游安全感知正向影响游客的宏观出游意愿

2.2 游客宏观旅游安全感知的影响作用

出游决策往往需要考虑宏观的环境形势和环境条件。在游客的旅游消费决策中，购前认知是影响游客购买行为的决策基础[32]。由于信息不对称，宏观的自然、社会、政治环境又具有陌生与复杂性，使非惯常环境下的旅游活动呈现出一定的风险性和不可控性。例如在出境旅游活动中，由于出境旅游地一般距离遥远，大部分游客对出境旅游地一般具有陌生感，出境旅游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也较国内更大，这些特殊性都使得游客在出境旅游的安全感知上更为敏感。同时，在旅游安全事件不断发生的过程中，游客群体会形成集体关注旅游安全的一种社会氛围[33]，进而形成对国际旅游安全形势的一种整体判断。国际性恐怖事件的发生不仅降低游客对事发地的安全感知程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对地区或者国际安全形势的估计，进而影响游客对宏观旅游环境的安全判断。游客所形成的对宏观旅游环境的安全感知和判断不仅影响游客到恐怖袭击事发地的微观出游意愿，也会影响游客外出旅游的宏观出游意愿。通常情况下，游客认为国际安全形势越好，宏观旅游安全环境越稳定，其出游意愿就越高，反之亦然。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为了进一步检验微-宏观旅游安全感知与微-宏观出游意愿等各变量间的总体互动效应，本研究对初始概念模型进行整体分析和验证，继续采用AMOS中最大拟然法为拟合方法，并采用偏差矫正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对总体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重复抽样2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检验结果显示，整体检验模型的拟合指标除RMR外都达到了理想标准，如表3所示。从影响系数来看，事发地微观旅游安全感知对微观出游意愿（0.394，p=0.001）、宏观出游意愿（0.182，p=0.009）、宏观旅游安全感知（0.409，p=0.001）等变量的直接影响都显著成立。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对微观出游意愿（0.112，p=0.049）和宏观出游意愿（0.285，p=0.001）的直接影响都显著成立。其中，微观安全感知对微观出游意愿之间的间接效应为0.046（p=0.097），偏差矫正估计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为（-0.008，0.110）；微观安全感知对宏观出游意愿之间的间接效应为0.117（p=0.000），偏差矫正估计的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为（0.056，0.200）。整体模型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假设H6在正统模型中未获得数据支持，H7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成立。

H5：游客的宏观旅游安全感知正向影响游客的宏观出游意愿

游客对旅游地的安全感知是影响游客出游决策的重要因素[34]。游客对旅游地的安全感越强、风险感就越低，出游意愿就越大，不同程度的安全感和风险感对旅游者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1]。一般情况下，游客的出境决策较一般的国内旅游更为慎重，决策周期也更长。其中，游客对国际旅游环境的宏观安全感知是游客开展出游判断的重要决策依据。游客可能会将旅游地的安全事件因素与国际旅游环境的宏观安全形势进行比较，从而产生最终的决策判断。当旅游地发生恐怖事件等负面事件时，游客的微观安全感知会受到影响[35]。若此时游客对宏观旅游安全环境依然抱有积极态度，它可能部分抵消旅游地负面事件的负面效应，使游客依然保留外出旅游的意愿。当游客对宏观旅游安全环境抱有消极态度时，旅游地的微观安全事件会进一步累积和削弱游客对宏观旅游环境的安全感知，进而降低游客的出游意愿。可见，游客的宏观出游意愿和微观出游意愿往往综合了游客对旅游地的微观安全感知和对国际旅游环境整体的宏观安全感知，游客对旅游地的微观安全感知会透过宏观安全感知的整合判断过程发生关联影响，最终影响游客的微观与宏观出游意愿。基于此，得出假设：

H6：游客的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在事发地微观旅游安全感知与微观出游意愿间具有中介效应

H7：游客的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在事发地微观旅游安全感知与宏观出游意愿间具有中介效应

由此，研究构建了恐袭事件背景下游客微-宏观安全感知和游客微-宏观出游意愿间的互动效应模型（图1）。

在安德森的实验室里，研究的重点是赤霉病抗性，这意味着需要在试验田中喷洒真菌孢子，并观察哪些单株不会死亡。在3年前，他开始使用基因测序技术来帮助培养更多的幸存单株。

  

图1 游客微-宏观安全感知与微-宏观旅游意愿关系的概念模型Fig.1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macro safety perception and micro and macrolevel travel intentions

3 研究设计与样本结构

3.1 观测量表设计

问卷包括6个部分，分别是背景事件巴黎恐怖袭击的情景描述、游客的巴黎旅游安全感知、游客的宏观旅游安全感知、游客赴巴黎旅游意愿、游客宏观出游意愿及相关人口统计变量。问卷中的微观旅游安全感知、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微观出游意愿和宏观出游意愿等均设置了5个测量问题。其中，微观旅游安全感知变量的测量问项从安全感知形象入手、参考了Baloglu[21]的观点将形象分为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并结合安全影响因素设定了5个观测变量：安全、可靠、值得信赖、向往和喜欢；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变量是基于游客访谈的关注重点，按照总体旅游安全形势、旅游环境安全、社会秩序安全、国际环境安全、出游环境条件等方向进行设置；游客微观出游意愿与宏观出游意愿量表均借用了Lee[36]和Zeithaml[37]等学者的观点，将购买意愿分为支付意愿、推荐意愿、重购意愿和溢价意愿。考虑到被调查者不一定有出境经历，最终形成5个观测变量：出游意愿、期待出游、长时间出游意愿、推荐亲朋出游、携带家人出游。问卷均采用了李克特7分量表对问项进行设计，同意程度由低到高，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

3.2 数据搜集与样本结构

研究以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做为预调研基地，共发放了200份问卷并进行了问卷的效度与信度分析，以此为基础修正和确定了最终问卷。正式调研以厦门、泉州、福州三地的国际机场为主要调研地，主要采取当场发放当场回收的方式，共发放了450份问卷，回收了439份，回收率97.5%；有效问卷410份，问卷有效率91.1%。其中，受访者中男性样本占比49.76%，女性样本占比50.24%，男女调查比例比较均衡；年龄层面，00后样本占比0.97%，90后样本占比44.15%，80后样本占比36.10%，70后样本占比11.95%，60后样本占比4.88%，50后及50后以上样本占比1.97%，调查者以青壮年为主；学历层面，初中及初中以下占比8.29%，高中样本占比15.85%，专科样本占比25.12%，本科样本占比40.24，硕士及硕士以上者样本占比10.50%，本次样本数据中本科学历占比较高；旅游频率方面，极少旅游样本占比12.93%，偶尔旅游样本占比35.36%，有时旅游样本占比33.17%，经常旅游样本占比16.83%，频繁旅游样本占比1.71%，调查旅游经历比较适中；从出入境经历层面来看，有出境经历样本占比39.76%，无出境经历样本占比60.24%；去过巴黎样本占比4.15%，没有去过巴黎样本占比95.85%。

4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4.1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研究使用了SPSS 20.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信效度检验。研究采用Cronbach’α（＞0.7）作为信度检验指标，采用KMO（＞0.7）及因子载荷系数（＞0.5）作为效度检验指标。对于数据中的缺失值，采用均值替代法处理之后进行数据信度与效度分析，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成分的因子载荷系数均达到较高水平，所有测量项目均达标。对测量指标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整体的α系数为0.916，微观旅游安全感知（0.869）、宏观旅游安全感知（0.895）、巴黎微观出游意愿（0.946）、宏观出游意愿（0.909）等变量模块的α系数均大于0.8，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巴黎旅游形象感知问项的KMO值为0.755，国际安全形势感知问项的KMO值为0.873，巴黎旅游意愿感知问项的KMO值为0.853，宏观出境旅游意愿问项的KMO值为0.853，各个指标的Bartlett卡方检验相伴概率均为0.000（p＜0.001），各观测变量与总分的相关度上均在0.5以上，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各个测量指标的相关性，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系数均在0.5以上。说明问卷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结构。

4.2 验证性因子分析

研究进一步使用AMOS 17.0针对测量问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使用吴明隆构建的开发效度计算程序用于计算平均变异抽取量（AVE）和组合信度（CR）①吴明隆开发的执行程序，免费下载地址：http：//bbs.pinggu.orgla-390421.html.。统计结果（表1）显示，测量问项的因子载荷数值较符合标准，但微观旅游安全感知中有两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小于0.7，宏观旅游安全感知中有一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小于0.7。为了实现模型较高的拟合度，将因子载荷小于0.7的问项都予以剔除。除此之外的其余测量问项的因子载荷数值均较高，表明问项具有很高的效度。根据模型修正指数对问项继续进行修正，删除不满足测量问项之后，问卷的平均变异抽取量均大于0.6，表明问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且α值与组合信度数值较接近，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在CFA拟合指数中，NFI、RFI、CFI、IFI、GFI等指数的值均大于 0.9，RMSEA值均小于0.05，RMR的值小于0.8，表明因子模型与实际数据拟合良好，可用于假设验证。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注：*表示在AMOS测量潜变量对指标变量的因素载荷时，先假定该指标与潜变量之间的因素负荷量为1。

 

共同度Communality 0.858 0.907 0.838 0.758 0.736 0.819 0.634 0.768 0.812 0.644 0.773 0.691 0.739 0.832 0.827 0.851 0.870Variable微观安全感知Micro safety perception宏观安全感知Macro safety perception α系数Cronbach’s α 0.869平均变异抽取量AVE 0.799测量变量Measurable variable WA1 WA2 WA3 HA5 HA2 HA3 HA4 HY1 HY2 HY3 HY4 HY5 WY1 WY2 WY3 WY4 WY5均值Means 4.31 4.35 4.44 4.65 4.59 4.55 4.36 5.15 5.38 4.84 5.34 4.91 3.87 4.28 3.88 4.08 3.91组合信度CR 0.922 0.8950.6790.894宏观出游意愿Macro-level travel intention 0.9090.6700.910 Fit index χ2=73.3 df=49 RMSEA=0.039 RMR=0.049 GFI=0.969 AGFI=0.951 NFI=0.978 RFI=0.971 PNFI=0.726 CFI=0.992 IFI=0.992微观出游意愿Micro-level travel intention 0.946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 0.865 0.962 0.850 0.836 0.800 0.899 0.754 0.873 0.904 0.713 0.839 0.748 0.799 0.875 0.886 0.919 0.931 t值t value_*26.593 22.894_*18.686 21.562 18.686_*25.085 16.937 22.059 18.229_*21.002 21.397 22.574 23.023 0.7800.947

4.3 假设检验与修正

利用AMOS进行模型修正与假设检验。在初始概念模型中，微观旅游安全感知与微观出游意愿、宏观出游意愿之间存在以宏观旅游安全感知为中介的中介效应，根据国外学者Rucker[38]和Hayes[39]及国内学者方杰[40]对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的研究与建议，在判断中介效应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中介变量的抑制效应。因此，研究根据温忠麟[41]和Baron[42]等学者提出的中介效应验证方法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依次验证，并利用AMOS中的Bootstrap对整体模型进行检验。

（1）微观旅游安全感知的直接效应检验

研究首先分别对事发地微观旅游安全感知与微观出游意愿（模型1）、宏观出游意愿（模型2）及宏观安全感知（模型3）之间的直接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微观旅游安全感知的直接效应模型各拟合指标均达到建议指标，模型拟合度较为理想，说明在恐怖袭击背景下，游客的微观旅游安全感知对微观出游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34，p=0.000），对游客宏观出游意愿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91，p=0.000），与游客宏观安全感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429，p=0.000）。假设H1、H2、H3在统计学上显著成立。

“赞哈”所演唱的内容往往有一定的针对性，题材十分丰富，大抵可分为古代神话史诗，宗教故事，文学唱本，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训世箴言、寓言故事，天文地理、历法算术、字母来历等的唱词以及祝词、贺词、颂词等。“赞哈”演唱时使用的伴奏乐器主要是筚(簧管乐器，似巴乌)或西玎(弓弦乐器，似二胡)等。“赞哈”的演唱有固定的腔调，旋律和语言结合十分紧密，称“赞哈调”，具有吟诵性、宣叙性的特点。

旅游地形象是人们对目的地形成的一系列信仰、想法和印象[14]，这种印象是在不断从各方面收集信息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受到各类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中，旅游安全是旅游地总体形象的重要构成部分[15]。旅游安全感知是指游客对旅游活动过程中安全的评估与认知，是一种对目的地安全形象的正面感知与评价，而旅游风险感知则是与其相对的一种形象概念，它主要用于表达旅游地秩序不稳定、环境不平衡、活动不可靠、行为不友好等可能给游客带来人身财产损失的负面元素的印象集合。安全事件的发生通过媒体和信息网络的传播，可以影响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安全形象的感知。从感知范畴来看，游客的这种安全感知可以区分为微观安全感知和宏观安全感知两类。微观安全感知指游客对事发地微观安全形象的感知，它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短期集中影响。宏观安全感知则指游客对事发地和事发地以外的总体旅游市场的安全形势和形象的感知，这种感知往往是一系列安全事件长期集合影响下游客所形成的总体安全印象和看法。

继续对宏观旅游安全感知的直接效应进行检验，即分别对游客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对微观出游意愿（模型4）、宏观出游意愿（模型5）的直接效应模型进行验证，结果如表2显示，两个模型的各拟合指标均达到建议指标，模型拟合度较好，表明在恐怖事件发生背景下，游客宏观旅游安全感知与微观出游意愿呈显著正相关（β=0.206，p=0.000）；对游客宏观出游意愿之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16，p=0.000）。假设H4、H5得到验证。

（3）宏观旅游安全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

引导自我管理，根本上在于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在班集体创建活动过程中，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是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渠道。

模型6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变量。模型1显示微观旅游安全感知对微观出游意愿的直接影响效应是0.434（p=0.000），模型6显示在加入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变量后，微观旅游安全感知对微观出游意愿的影响效应变为0.390（p=0.000），其影响效应有所下降，因此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在两者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结合模型1、模型3和模型6的检验结果，假设H6得到初步验证。

 

表2 模型拟合检验结果Tab.2 Goodness-of-fit test result of models

  

注：X为事发地微观安全感知，M为宏观旅游安全感知；Y1为事发地微观出游意愿；Y2为宏观出游意愿；***表示在0.01水平显著。

 

模型Model＞0.5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路径系数Path/estimate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1＜,＜3＜0.08＜0.05＞0.9＞0.9＞0.9＞0.9＞0.9＞0.9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 0.615 0.530 0.530 0.615 0.611 0.624 0.598 X X X M M 0.434***→0.291***→0.429***→0.206***→0.316***→Y1 Y2 M Y1 Y2 X→M→Y1 X→M→Y2 1.436 1.423 1.221 1.228 1.786 1.825 1.849 0.033 0.032 0.023 0.024 0.044 0.045 0.046 0.031 0.040 0.027 0.036 0.040 0.052 0.042 0.987 0.991 0.992 0.989 0.985 0.972 0.981 0.973 0.976 0.980 0.976 0.967 0.948 0.961 0.993 0.994 0.994 0.993 0.987 0.981 0.985 0.989 0.988 0.989 0.989 0.980 0.970 0.976 0.996 0.996 0.998 0.998 0.991 0.986 0.989 0.998 0.998 0.999 0.999 0.994 0.991 0.993

  

图2 宏观旅游安全感知的中介效应模型Fig.2 Mediating effect

 

注：*表示在0.05水平显著，**表示在0.01水平显著，***表示在0.001水平显著，下同。

模型7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变量。模型2显示微观旅游安全感知对宏观出游意愿的直接影响效应是0.291（p=0.000），模型7显示，在加入模型2基础上加入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变量后，微观旅游安全感知对宏观出游意愿的影响效应变为0.178（p=0.000），其影响效应有所下降，这表明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在两者间同样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结合模型2、模型3和模型7的检验结果，假设H7得到初步验证。

（4）微-宏观旅游安全感知与微宏观出游意愿的总体效应

H4：游客的宏观旅游安全感知正向影响游客的微观出游意愿

综上，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在微观安全感知与宏观出游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在只有一个中介变量的情况下，中介效应等于间接效应。由此，微观安全感知对宏观出游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为0.117，占总体效应的33.14%（0.117/0.353）。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首次对游客的安全感知与出游意愿进行了层次的区分，在法国巴黎恐怖袭击事件背景下，通过调查游客对该微观事件的安全感知、对国际安全局势的估计（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宏观出游意愿和对事发地的微观出游意愿，构建了游客微-宏观安全感知与微-宏观出游意愿的互动影响模型，并采用结构模型方程中的Bootstrap对总体模型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包括：

（1）本研究将保护动机理论引入旅游安全研究，验证了该理论在旅游安全领域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游客的旅游安全感知对出游意愿具有较强的直接影响作用。游客对事发地安全感知程度越高，前往当地旅游的意愿越强；对国际旅游安全感知程度越高，宏观意义上的出游意愿越强。可见，恐怖袭击事件所传播出的信息会对国际安全氛围造成影响，并会传导和影响游客的出游意愿，这既会影响恐袭地的旅游客源市场，也会影响整体意义上的宏观旅游市场。

 

表3 整体模型检验Tab.3 Overall model test

  

注：X为事发地微观安全感知，M为宏观旅游安全感知；Y1为事发地微观出游意愿；Y2为宏观出游意愿。

 

X→M(α1)M→YI(b1)TOTEL(c1)X→YI(c1`)X→M→YI(α1×b1）M→Y2(b2)TOTEL(c2)X→Y2(c2`)X→M→Y2(α2×b2)0.409 0.112 0.440 0.394 0.046 0.285 0.299 0.182 0.117 0.062 0.071 0.055 0.064 0.036 0.079 0.062 0.068 0.036 0.273 0.025 0.329 0.263-0.008 0.134 0.165 0.042 0.056 0.521 0.252 0.546 0.514 0.110 0.447 0.409 0.305 0.200 0.001 0.049 0.001 0.001 0.097 0.001 0.001 0.009 0.000 χ2/df=2.321，RMSEA=0.057，RMR=0.189，GFI=0.959，AGFI=0.935，NFI=0.967，RFI=0.956，TLI=0.975，CFI=0.981，PNFI=0.718；

  

图3 整体模型检验结果Fig.3 The test result of intergrated model

（2）本研究验证了不同来源信息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不同来源信息对游客保护性行为的差异化影响，这是对保护动机理论的扩展。本研究结果表明，游客的微观安全感知对宏观旅游安全感知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游客在出游计划过程中对微观安全事件事发地安全状况的认知与评估会严重影响游客对整个国际安全形势的估计与预判。恐怖事件本身包含了较为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不确定性，事件通过新闻信息的反复传播与渲染会导致游客对事发地安全感知程度的降低和风险感知的增加，使游客形成最为直接的不安全感知，境外客源国游客在这方面表现尤为明显。换言之，游客对国际旅游安全形势的判断依赖于局部小事件的累积效应，微观旅游安全感知直接影响游客对国际旅游安全局势的整体判断。结果还表明，微观安全感知对出游意愿的影响强度和宏观安全感知对出游意愿的影响强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3）本研究对微-宏观安全感知和微-宏观出游意愿的互动效应进行了验证，其结果有利于丰富出游决策理论。本研究表明，游客的微观安全感知会影响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和宏观出游意愿，游客宏观旅游安全感知在微观安全感知与宏观意愿间具有中介效应，这种交错影响机制在游客的决策判断中具有复杂的影响效应，并使游客的决策判断和形成过程具有多元化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来源。

5.2 研究启示

第一，旅游地应重视旅游安全事件对出游意愿形成的基础性影响。安全需求是游客出游的基本需求，缺乏安全保障的旅游地难以获得可持续成长的基础。安全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安全形象的主观感知、旅行决策和目的地选择。游客对事发地的安全感知受到事件本身、媒体传播及周围人态度等众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对策方案的设计上，首先是要尽量避免恐怖袭击等安全事件的发生，同时要从根源上维护好事发地的安全形象，对于已经发生的安全事件要进行积极而系统的感知调控，这样才有助于减小安全事件发生后对游客出游意愿形成的急剧冲击和影响。

第二，旅游地应重视对微观旅游安全事件及其影响的集中干预。游客对事发地安全形象的感知是影响游客出游的基础影响因素，其中，微观安全事件的累积效应起着关键的驱动作用。因此，当微观旅游安全事件发生时，旅游地利益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高度重视微观安全事件的影响干预，要不断强化游客对事发地的原生感知形象，改善游客的决策感知环境，增强游客出游信心。提倡全面性的信息发布，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旅游安全信息披露工作，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决策障碍；积极做好安全事件的善后工作，减少事件损失；加强基础设施维修与检查，确保旅游目的地的基础性安全；全力加强对事发地的安全营销，推动游客参与事发地安全形象的宣传工作，发挥游客口碑的关键作用。

第三，旅游地应重视对宏观旅游安全形象的长期建构和系统营造。不管有无发生安全事件，旅游地都应该持续强化安全形象的维护与塑造。旅游安全形象的营造与维护需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安全保障体系，政府方面应该规范信息传播渠道，完善安全咨询与预防体系；要持续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完善安全救援体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机制，为游客的安全旅游提供事实上的有效支撑。同时，旅游地应联合企业从游客视角出发建设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智能移动端等构建高效的联动机制，实现旅游过程的实时监测、定位与及时沟通联系，建设游客安全心理防线，不断增强游客旅游安全感知。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主要探讨国际恐怖事件背景下中国游客的微宏观安全感知与微宏观出游意愿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初步证明了游客微宏观安全感知与微宏观出游意愿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本研究还存在有待弥补的不足：首先，本文的问卷是以对巴黎恐袭事件的描述来导入事件情景，但受访者此前是否接触过此类信息可能影响问卷的填写结果，因此对受访游客可以进行更细化的分类；其次，本研究选取了厦门、福州、泉州等三地的国际机场进行数据调查，样本的地域范围还应该继续扩大；再次，中国游客与西方游客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动机心理，因此从文化背景差异入手来开展探索有助于更好地揭示探讨微宏观安全感知与微宏观出游意愿之间的关系机制，这是本文后续将努力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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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定制产品是电子商务潮流下一种新的消费趋势，网络技术的进步为消费者定制个性化产品提供了技术支持，用户可以参与产品的设计过程，要求在产品上使用指定的图案、文字或者其他标记，获得自己定制的个人属性强烈的商品。消费者购买个性化定制产品，已经不仅仅是对产品功能的需求，更是对自我情感倾诉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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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g-PAA-c-PER的制备路径如图 1。单体丙烯酸（AA）在通过自由基聚合反应接枝到线性高分子聚乙烯醇（PVA）上，生成接枝共聚物PVA-g-PAA，与不同比例的PER交联剂混合均匀，在交联温度下发生酯化反应，得到网状的PVA-g-PAA-c-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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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恐袭事件对当代旅游的发展具有负面影响[9-10]，但对其影响机制的描述有所差异，有学者认为该影响是单向性的，恐怖事件对旅游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旅游对恐怖事件则无太大的影响[11]；也有学者通过调查认为由于旅游业本身的特殊性，游客与旅游目的地社会属性、文化差异等原因也会使得游客更加容易成为恐怖主义者袭击的对象[12-13]。恐怖袭击事件与旅游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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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风暴雨主要分布在夏秋季,夏季的台风暴雨主要是由于台风环流直接影响所致,而秋季的台风暴雨主要是台风环流和冷空气相互作用导致,且此种系统配置产生的暴雨强度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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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为实验配方1#和2#经注塑样板后的对比照片。从图2中可以看出实验配方1#对应样板表面出现明显的雾痕，而当不添加相关抗氧剂和光稳定剂的配方2#，注塑样板的表面并没有雾痕，光泽度也较高。两样品的表面光泽度测试结果为：不添加抗氧剂和光稳定剂时，光泽度为74.4；而添加了相关抗氧剂和光稳定剂后，材料光泽度下降到了34.6，光泽度差值达到了-39.8。由此可见，雾痕是抗氧剂或光稳定剂引起的。因此在配方中分别单独加入抗氧剂1010、抗氧剂168和光稳定剂来确定雾痕具体是由哪种物质产生的(如配方3#至5#)。从表2中光泽度差值的结果可以看出，雾痕的产生主要与抗氧剂1010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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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集法在大电网鲁棒稳定分析中的实现及与μ方法比较//周靖皓,石鹏,甘德强,高洵,贾琳,徐英//(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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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检查是目前临床上普遍应用的医学影像学检查技术[1]，但MRI检查中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2]，其中重要风险之一是患者体内有铁磁性内植物。体内有铁磁性内植物不但使图像出现伪影、图像质量下降，影响了病变的诊断，而且有可能导致患者发生损伤。此外，另一重要风险因素是患者体内有植入性心脏节律设备[植入性心脏起搏器、植入性心律转复除颤器（LCD）、植入性心血管监测仪（ICM）和植入性循环记录仪（ILR）]以及人工电子耳蜗、胰岛素泵等，当患者体内有这些植入性或携带这些设备进入MRI检查室，有可能造成设备功能丧失和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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