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5日，由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及凤凰财经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收入分配 50人论坛：落实十九大精神探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与问题”研讨会在南开大学成功召开。来自全国 20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30余位专家学者及 100多位师生参加了此次论坛，国家有关部门和天津市有关负责人及南开大学校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上还对10月16日公布的以李实、赵人伟、陈宗胜为主要贡献人的“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获得第八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表示了祝贺，并为早前成立的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举行了揭牌仪式。开幕式由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陈宗胜教授主持。会议期间，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以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探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与问题为主题，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深入交流。

在上面两幅图中找倍数关系，根据学生回答的情况来确定是否拓展“几倍多几”（少几）”；根据课堂剩余时间的多少来确定拓展的量，如剩余时间多则拓展下面的解决问题，再延伸出线段图的解题策略。

首先，教学情境形式化的现象较为严重，由于现阶段许多教师虽然希望通过情境教学的方式提高教学效果，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更像是披着情境教学的外衣，并没有做到情境教学的实质。比如说有些教师为了采用情境教学的方法提高课堂气氛，就在引入数学问题时滥用一些可以吸引小学生兴趣的卡通动漫情境，虽然确实将课堂气氛搞的热闹，但是这种教学方法只是吸引到了小学生，并没有起到教学的效果，对于数学问题的教学没有起到真正的意义，教学内容也就不够丰富[1]。

一、关于收入分配差别程度及趋势的基本判断

与会学者就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收入分配差别的程度进行了深入讨论，普遍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别有所缩小但其差别仍然较大。龚克、宋晓梧两位学者从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角度提出，党的“十九大”把收入分配问题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特别指出了收入差别依然很大、问题较多，我们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应该直面这样的问题。郑新立、陈宗胜、纪韶等学者均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别仍然很大这一现状表示了认同。李实、孙群力两位学者依据国内多家微观调查数据估计的中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以及我国与世界其他各国基尼系数的比较发现，我国的收入分配差别不仅仍然较大，收入分配情况处于中等偏差状况，而且认为此类估计结果因高收入人群样本缺失严重等问题，还可能存在着低估收入分配差别的情况。

针对我国一直存在较高收入差别基尼系数的现象，孙杰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指出，由于自然条件和贸易能够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当一个国家仅为岛国或内陆国时通常其整体收入分配状况就比较平均，而类似中国这类一面临海、一面内陆的巨型国家的收入分配差别可能呈现最大的情况。这如同失业率有自然失业率一样，基尼系数是否也存在一个作为基准的“自然的”基尼系数呢？即地理位置等外生因素决定了我国的基尼系数基础本身就比较高。对此，李实、陈宗胜、纪韶三位学者均认为，“自然的”基尼系数可能是存在的，只是在现实当中很难找到并清晰确定。影响收入分配差别的因素有很多，国与国之间的各种差别也很大，如果要找到一个“自然的”基尼系数，只有假定其处于逼近相同且认可的理想状态的基本制度下。李实举例说明，当我们认同市场经济体制时，就要考察现实中的市场是否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当达到了这一理想状态却仍出现了一个收入差别时，此收入差别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是一个自然产生的收入差别。但这个“自然的”收入差别很难量化，且不一定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只有经过社会认可的收入差别标准以及再分配调整后得到的收入差别才能被社会普遍认可。

在普遍认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别仍然很大的基础上，与会学者对我国收入分配差别的变化趋势及成因等等的看法存在差异。陈宗胜、纪韶等学者对收入分配差别变动趋势持乐观态度，认为其已经越过拐点即最高点。孙群力也认为我国收入分配差别现在仍处于高位运行，但经过多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国在抑制收入分配差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陈宗胜依据多组基本数据指出，虽然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别仍然很大，但在 2008—2010年期间我国人均 GDP达到 5000美元左右时已经出现了下降趋势，越过了收入分配差别的最高点而进入下降阶段，只是下降幅度较小，较平滑；这一变化趋势恰好证实了其提出的“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经济发展中的涓滴效应以及扶贫工作等社会经济政策已经开始符合预期地在调节收入分配差别中发挥重大作用。他还强调说明，收入分配差别总趋势一定是一个包括各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的总趋势，其中肯定可以分解出某些上升或下降的不一致的构成部分，我们不能只强调其中一部分而应关注总体。另一方面，不能把不同制度中的收入差别变动规律相混同，也不能把收入分配差别的趋势看作包含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长期的、永恒的趋势，比如不能把二元转换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差别变动规律混同于传统农业经济中及未来发达经济中的规律，不同阶段之间的规律存在根本的不同。

李实、万海远等学者认为对收入差别变动趋势的判断应当持更为审慎态度。李实认为，在过去十年中，我国的收入分配差别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高位水平上，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缩小趋势，未来短期内也不会出现明显的缩小趋势。收入分配差别的变动趋势取决于数据中是否包含流动人口样本以及是否进行购买力平价调整；当分别考虑这些因素时，收入分配差别会出现小幅度缩小或扩大的情况；在城乡收入差别缩小时，城市内部的收入差别仍在扩大；随着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其分配不平等急剧扩大，而财产差别与收入差别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明确；同时再分配政策没有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调节效率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不高，转移支付对收入分配差别的作用非常小。万海远认为“倒U型曲线”在中国不一定存在：城乡间差别的确缩小并且其对整体收入分配差别的解释贡献提高；但是城乡内部差别可能扩大，且持续存在灰色收入问题。总体上有证据显示收入分配差别缩小幅度很小。另外，应当使用多元化指标测度收入分配差别等。因此，当我们要做出收入分配差别是否有缩小趋势以及是否已经出现倒U型曲线拐点等相关重大判断时需要谨慎。

孙文凯从我国房地产体制与采暖费用的关系角度模拟研究了房地产体制与房地产税的关系，考察了住房持有套数不平等的影响。他发现，征收取暖费对住房持有数量和持有面积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房地产税也应当具有如此影响。他进一步指出，取暖费减小了在住房持有套数上的不平等，可以合理推测房产税对住房持有套数不平等的影响会更大。与会学者对此项模拟研究均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建议应在此研究的控制变量中加入房价作为持有成本的直接影响因素。

第二，教师教学认识有所偏差，过分夸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过程中小组合作教学形式虽然要求要放手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合作探究，但是教师也并不是完全的甩手掌柜，需要在其中起到一个主导作用.有目标的引导着学生进行探究，也就是说在进行该形式的教学时必须要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让学生有目的的进行探究与思考，通过合作得出答案，而不是毫无方向的进行.例如教师在进行高中化学苯酚相关知识进行教学时，可以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但是必须首先要让学生了解苯酚的概念以及特性，再引导学生针对苯酚的特性提出假设设置实验，并验证假设.

所有病例数据均来自于四川省大数据平台，从200多万份临床病例中筛选出500份2016年7月～2018年7月的完整郁证（抑郁症）患者病历。

二、关于收入分配格局及其类型的认识及判断

刘强、苏海南、孙群力、李炜光、宁光杰等学者就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展开了讨论。刘强回顾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经历的几个不同阶段：从打破平均主义到确立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分配制度，再到完善再分配制度。他认为，现在收入分配制度的“破”、“立”和“补”三个阶段已经逐步完成，但在经济发展新时代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繁重。从发展思想来看，我国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演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探索意义；而发展思想需要靠具体的政策体系来落实和完善，除了要加强财产政策、产业政策、地税政策等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外，还需要将社会政策更多地与收入分配问题联系起来，如鼓励第三次分配等等。苏海南提出应提高四个认识：即认识新时代收入分配及其管理和改革的定位；认识新时代收入分配与民生工程其他方面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的内在联系；认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不平衡”大部分体现在收入分配领域；认识努力发挥好收入分配的促进作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应确立一条思路，即以党的十九大有关方针为指引，正确认识新时代收入分配的定位、存在问题与应有作用，为加快构建更合理、更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提出建议。孙群力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方面，应采取措施重点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抑制收入分配差别的扩大。他认为“十九大”关于新时代收入分配制度的描述包括五个部分：即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实现“增长与收入两同步”，拓宽收入渠道，加强政府调节。

叶林祥指出，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仍是“金字塔型”的，其中低收入者的比重很高，需要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因此必须要加快低收入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低收入者主要分布在农村，所以这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别。他特别强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而不是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他利用 CFPS数据估计了低收入者的规模、人口特征、收入结构特征、财产特征等，表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应主要依靠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在信息化、智能化的背景下培养工匠精神等等。

对目前我国收入分配总格局的判断，陈宗胜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已从过去总收入水平较低的“金字塔型”结构，逐步分离为两个突出的众数组阶层，演变为中等收入者较少的类似“葫芦型”结构，其中主众数组主要由农村居民构成，次众数组主要由城市居民构成，葫芦中间比较细即比重较小的部分为中产阶层。这个“葫芦型”格局是由我国城乡差别过大、二元经济结构严重造成的，近些年城乡差别呈现小幅度缩小而葫芦型格局的变化也不大，也导致了总收入差别的缓慢下降，这直接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差别中城乡差别占主体地位的现状。他还指出，葫芦型格局是中等收入阶层发展不足的结果，与“橄榄形”相反，可能引起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新时代我国应当将侧重点放在缩小城乡差别上，加速农村小城镇化，优先加快农村农业发展，才能使葫芦型格局的主众数组减少，扩大中等收入阶层，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针对“提低、扩中、限高”的政策建议，张建华、罗楚亮两位学者分别提出了修正方法。张建华认为，“提低”不如“保低”，保障低收入比一味地提高低收入更符合市场规律；“限高”不如“调高”，不能用杀富济贫的办法缩小收入分配差别，要考虑激励约束问题。罗楚亮也提到，总体而言“提低”不一定是有效的手段，“限高”也不可取，应把效率和公平当做两类不同人群所对应的不同重点：低收入人群解决公平问题，高收入人群解决效率问题。故我们应该保护低收入人群，激励高收入人群，而不是相反。此外，朱光磊强调，不宜夸大中国的“阶层固化”问题。现在收入分配差别的研究存在过度人文化的问题，感情色彩过重，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利；同时，衡量中国的收入分配差别应更多地使用二级指标体系，从而更精准地描绘人口众多、二元社会、东西差别大的中国的现状；要把共同富裕与同步富裕严格区分开，强化职业教育，转变职业教育思路。

郑新立引用数据支持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别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差别的观点。他指出，我国城乡收入差别的主要问题在于农业劳动生产力太低，调整的核心应放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上。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应重点研究如何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或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来提高农民的收入。杨新铭认为，高收入居民组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中低收入组，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调、居民收入下调的过程中，此“逆分配”现象会影响需求；应当在经济实现适度增长中调节收入分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切实增加相关保障和精准扶贫；加大公共政策的供给，如教育向两端延伸、扩大医疗、养老等公共福利的覆盖率和覆盖水平；通过制度性改革，改善社会流动性，提高机会均等程度。罗楚亮通过对中美两国工资整体分布进行划分发现，美国低收入组的不平等比高收入组的不平等要小，且总体看更稳定，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高收入组的不平等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且主导了整个不平等分布的基本变化特征；与美国不同，我国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不平等都在增长，且低收入组的不平等比高收入组的不平等更严重。

李炜光、宁光杰两位学者分别从税收制度改革和养老制度改革两个具体方面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论述。李炜光回顾了美国此次税改的过程和原则后指出，美国税改是全社会持续共议、公开透明的税改，将减税和就业直接挂钩；此次税改很可能成功，可能会带来世界性的减税潮流，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小视。从国际比较上看，我国的宏观税负较高，特别是企业税偏高，纳税成本偏高，且通过调研发现，此类问题在改革后仍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同时，增值税对我国传统制造业和新兴技术行业不利，建议建立稳定持久的轻税机制政策。宁光杰利用统计年鉴及 CHIP数据使用 DID方法，从养老制度改革的角度研究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冲击性影响。他发现其改革对食品、医疗和教育消费的占比没有显著影响，但显著降低了衣着类和其他类消费的占比，显著提高了住房类投资的占比；过去只注重于缓和改革对收入的冲击，未考虑到改革冲击促使人们规避风险的行为，未来改革更应当重视代际收入分配差别及其流动的影响研究。

三、关于收入分配原则和制度及其改革调整的方向

与会学者就收入分配原则、收入分配制度与其今后改革方向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讨论。蔡继明、魏众、郑新立等学者就我国收入分配原则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进行了梳理和论述。蔡继明从传统按劳分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出发，认为他与谷书堂教授提出的广义价值论能够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魏众则通过梳理我国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按劳分配原则和制度的演变，为李实、赵人伟、陈宗胜三位学者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原因给出了理论演变史的解释。他认为，自 1991年陈宗胜将其《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的博士论文发表时起，这三位学者相继持续多年对中国收入分配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变化及其原因，为中央收入分配政策和方针的调整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证据。郑新立强调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角度，回顾了改革开放后我国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逐步注重公平以及再到效率公平兼顾的过程，认为在新时代的起点应该集中精力研究未来三个发展阶段(全面小康的2020年、基本现代化的2035年、现代化强国的2050年)如何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城乡居民基本权益的不平等，特别是财产权益和户籍权益的不平等，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重要举措。他以华为公司通过发展股份合作制和员工持股制提升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为例，说明了今后逐步实现劳者有其股和提升居民财产收入对于实现橄榄形分配格局和加快共同富裕的重要性。

与会学者就我国进入新时代的收入分配格局类型这一收入差别横截面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叶林祥、陈宗胜、杨新铭、郑新立、罗楚亮、张建华、朱光磊等学者分别从收入分配阶层的分布角度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距离“橄榄形”较远，但对目前仍为“金字塔形”还是已经演变为新的类型有不一致的看法。

纪韶、龚克、孙群力、郑新立、杨新铭等学者分别从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同经济发展的关系角度进行了研究。纪韶提到，十九大报告中的“两个同步”就是想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民个体收入水平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居民收入在分配格局中的比重仍然很低，而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步”的实现应该是分阶段的。我国目前仍存在一些导致不能同步的因素，如新就业形态、短期无法增长的农民收入等结构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因素和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等长期因素。因此，我们应坚持供给侧改革，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龚克、孙群力、郑新立三位学者均指出，我国近些年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的增长速度。孙群力认为，在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下降的幅度大于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时，我们应思考如何使二者保持一致的问题。郑新立则认为，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的增加带动了经济增长动力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换，我们应重点考虑如何把握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问题，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杨新铭对居民收入增速回落和经济增长动力向消费驱动转换的观点表示了认同，但也指出了不同点。他认为，我国人口和收入在持续增长，但在收入增速的同时消费倾向在减小，这可能会影响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针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超过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以及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面对不同产品具有不同消费倾向的事实，应当从结构上去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产品及服务的质量，将海外高端消费拉回到国内，并调节收入消费差别。

根据教学课程的需要，在开始足球课之前，应该充分做好准备活动，包括心理与生理方面，同时还应该采用慢跑加徒手的方式来热身，保证学生的身体状态处于最佳条件下，并且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中。在开始正常上课之前，应该组织学生进行必要的强度比较小的有球或者无球的游戏，可以根据具体的教学季节来确定，通常要控制在5～15分钟，也可以进行必要的奔跑等准备。此时可以选择蛇形跑、螺旋跑等奔跑的游戏，也能够采取“猴子抢球”等游戏来进行热身，可以保持肢体的灵活性，也能够保证身体状态处于最佳的状态中，可以使得学生更好地熟悉球性，在之后的足球学习中能够发挥出最大的能力。

罗楚亮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三种流行的解释机制也得出了收入差别趋势不确定的结论。他认为从长期来看，收入分配差别的变动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机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库兹涅茨倒 U型曲线的解释存在争议，在一些经历了收入分配差别缩小的国家中，缩小的原因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用扩散效应机制解释；皮凯蒂的财产差别决定收入差别的解释，在使用各国数据进行验证时出现了不一致，各国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中国收入分配差别的扩大并不是模仿美国造成的。

四、关于脱贫攻坚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效果

我国要在 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完成几千万贫困人口按现行绝对贫困标准完全脱贫的减贫目标，“精准扶贫”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会学者就此从公平分配的不同视角展开讨论。

郑新立、龚克两位学者均强调了研究贫困问题的重要性。郑新立指出应当更加关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如何建立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问题。龚克以南开大学定点扶贫甘肃省庄浪县的实践为例指出，扶贫过程中贫困地区收入提高，社会发展及公共服务改善，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加大贫困地区内部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别。

沈扬扬、李志辉、张海鹏三位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和精准扶贫实践进行了研究。沈扬扬利用AF“多维贫困”计算方法，使用CHIP数据对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和战略措施中包含的多维脱贫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以“两不愁、三保障”为基本原则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发现多轮驱动的扶贫政策确实带来了农村多维贫困状况的改善，多维贫困率从上世纪90年代45%,减为目前大约10%,。健康、自费医疗支出、安全饮水、资产和收入方面的改善，是多维贫困缓解的最主要贡献因子。子群分解显示，老年人、低教育程度者、西部地区、贫困县仍然是未来扶贫工作的重点、难点，这与中国政府目前对深度贫困人口结构性特征、区域分布特点的分析和解读完全一致。

李志辉结合村镇银行进行精准扶贫的六种方式进行了具体分析：如通过产业发展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异地搬迁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条件，通过教育扶持提升贫困地区人口素质，通过健康扶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通过社会救助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和补偿实现绿色发展。总之，通过各种每分每秒途径达到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目的。他认为，村镇银行在国家“精准扶贫”的实践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但还存在很多问题，期望各级政府对村镇银行要继续加大支持，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实行分级差别监管和差异化监管，加强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支持村镇银行参与精准扶贫。

张海鹏通过对贵州农村产业扶贫的调研指出，贫困人口缺乏的是现金收入。贵州农民的致贫原因主要有几大类：因病、因学、缺少劳动力和缺少技术以及缺少发展资金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缺少发展资金。因此，贫困人口最主要的需求就是要通过融入产业链以获得满意收入，而这需要通过贫困地区的本地产业和外地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扶贫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的核心举措，重点是解决好产业扶贫实施的主体选择问题以及扶贫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的联结机制问题和扶贫产业的自生能力问题等等。

SPT可发生钙化，本组CT显示6例钙化灶，而MRI均未显示钙化灶，CT优于MRI，这是因为CT的钙化表现为高密度影，而MRI的钙化呈低信号，不强化，且腹部MRI在扫描时会受到呼吸伪影、胃肠道蠕动伪影、化学位移伪影的干扰，导致钙化难以发现。MRI显示出血12例，而CT显示出血3例，MRI优于CT，这是因为CT平扫上出血表现为稍高密度，与肿瘤内的实性成分不易分辨，而MRI软组织分辨率高，序列较多，能显示各期出血。

与会学者还就减贫对收入差别的影响、收入分配差别的研究模型、资料收集与共享方法等等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