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中，哈耶克是举世公认的一位。这位被凯恩斯称赞为“欧洲最杰出的头脑糊涂的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不仅在经济领域大有建树，在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及哲学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哈耶克之所以赢得世界性的赞誉，不单因为他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在于他对人类社会经济体制的独到见解，和他对于自己学术见解追求的一致性。哈耶克指出“自发秩序”理论是他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自发秩序”是在人与人之交往中，经过重复博弈而逐渐形成的具有明确目的的社会生活形式，它不是预先设计产物。目前，在中国经济运行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横空出世的“雄安新区”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如何建设这一新区无疑是摆在官员和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回顾这一理论对雄安新区的建设过程具有参考意义。

一、自发秩序理论的思想起源及其基本含义

众所周知，西方世界的文化有两大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在中世纪末期，在西方社会发生的两大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分别承袭了这两种文化。其中，文艺复兴运动直接承袭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以人本主义为旗帜，认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产生了构建理性主义，它认为人类凭借自己的理性可以构建社会制度来改造世界。与之对应的宗教改革运动继承了希伯来文化的圣经，以神本主义为旗帜，承认人的有限理性，随之便产生了演化理性主义，它强调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反对理性万能。

2．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应秉持开放的理念，积极采取行动，鼓励学术信息交流和文献信息传播，推动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

英国经验哲学继承了演化理性主义的传统，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如休谟、弗格森对社会秩序有过思考，他们认为社会上的种种秩序是在一种没有某种计划和指导下逐渐演化生成的。它们自发于人们的活动中，反过来又调节着人们的行为。这些社会形式不是人为设计的。同一时期的亚当·斯密将这样的社会生活形式型构的思想发扬光大了，并且将其运用到了社会经济理论上。他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点,“由于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人想要达到的目标。这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会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是使得他能比他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上述关于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思想，进一步地传到了奥地利学派，最终在哈耶克那里得到全面发展，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

记者日前从广西教育厅了解到，近年来，广西在语言文字工作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国率先完成了所有三类城市的语言文字评估工作，比国家要求的期限提前了6年。广西的普通话普及率从2000年的56%、2010年的80.7%,提高到2017年的84.7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提前3年达到了国家要求的区域普通话普及率。

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需要有法治作为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法治不单要求个人行为受约束，对政府官员也是如此，政府行为同样受到业已确定的规则约束，官员的权力也有约束，习总书记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指的也是这个意思。

二、自发秩序与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同样强调市场的作用，他认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有赖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市场的深化和扩展。在他的巨著《国富论》前三章中提出经济增长的动力有赖于专业化分工的观点，更难能可贵的是，斯密把分工与市场范围联系在一起，“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4]。市场范围的扩大又会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市场交易中来，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在《国富论》中关于分工的第三个原因，斯密指出“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4]。交易过程本身内涵着竞争，生产者要想生存下去就需要寻找新的技术来保持竞争力，这里面又涵盖了技术进步引致的经济增长类型。[5] 在斯密看来，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几乎就内涵在“斯密动力（the Smithian Dynamics）”中——劳动分工与市场扩展的动态发展。

（一）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

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刚成功不久，人类历史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当时许多领域的杰出人物都对计划经济充满好感，认为计划经济必将代替市场经济。可在那时，米塞斯与哈耶克却独具慧眼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失败，还引发20—30年代同对手奥斯卡·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大论战。[3]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乃是自发生成的一种制度，并且从信息利用的角度阐述了为什么计划经济不可行。最后的结局也证明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体制。

（二）市场经济扩展的制度条件

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专业分工与交换体系不断生长的过程也即“斯密动力”形成和运作的过程。从20世纪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竞赛以及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目前为止人们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配置资源方式。那么，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才能发挥作用，即市场秩序扩展需要什么外在条件?既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直接思想继承者是哈耶克，不妨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来理解市场秩序良性扩展需要的制度条件。哈耶克认为，市场良性扩展和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充分的竞争机制，竞争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它包含了所有演化过程的方法。我们通过竞争，而不是通过合作，逐渐提高了我们的效率。[6]市场秩序要不断扩展，就要保护这种竞争机制，否则市场扩展会受到阻碍或中断。那么如何才能保证竞争机制不受伤害，这就需要一种抽象规则，而这种抽象规则在哈耶克看来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秩序的法律规则。政府通过制定规则，充当保护私有产权的角色，这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让人们有权随时随地处置自己的财产，这对于市场交易的扩展至关重要，进而使得远程贸易成为可能。此外，市场秩序要扩展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对政府自身的权力有所约束，以防止自发扩展秩序的生长的过程被政府的强大实力所中断。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展和经济发展互相促进，它俩的关系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三、自发秩序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体现及对雄安新区建设的展望

（一）回顾深圳特区的发展过程

回顾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尤其是农村改革和深圳特区的巨大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社会经济秩序演化的一个案例。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把改革形容为“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表述本身就承认了政府领导人的理性不及，与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有限性不谋而合。在首批经济特区中，深圳的表现最为突出，她的建设是在摸索中逐步前进，并没有人为设计的方案。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深圳这个前沿小镇成为市场力量的试验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深圳从一个贫穷小渔村发展成为比肩北京、上海的国际化大城市，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事物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深圳特区的建设同样如此，其在1982年就因走私违法犯罪活动而经历了特区风波。在特区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政府的参与度很高，但他的主要功能是为市场经济提供相对安全的政治和法律环境，用一种抽象规则系统来保护竞争，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至于特区如何发展并没有确定的方案，而是在不断试错中摸索。1985年6月，邓小平承认：“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的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7] 在深圳发展过程中，对深圳的批评与质疑也从未停过，因为深圳和其他特区采用了资本主义实践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在当时是超前的举措，批评因而不可避免。但是党的领导人以包容的态度接受了深圳，这才有日后的经济腾飞。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M]. 郭大力,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深圳特区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的一个体现。可是我们也要问道，任凭一个社会自由发展是否必然会产生高效率的经济秩序？如果一定是有效率的，那么为什么澳洲的土著部落没有自发出一种高效的社会经济秩序，而是在英国殖民以后经济才得以快速发展。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多次王朝更迭，走的都是历史的老路，最终却是在西方列强入侵之后，才逐步走向现代化。同样地，单纯让雄县、容城、安新三县自然发展，它们的经济可能很难有太大变化。自发秩序理论有其合理性一面却也有缺陷，其发展的方向未必是高效率的。我们不能否认外部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在这方面政府恰恰可以发挥他的重要作用。因此，首先要做的是打破这样的简单循环的均衡状态，而政府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政府通过行政力量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为这片沉寂的土地带来活力，做好顶层规划也可以减少盲目性，提高效率少走弯路。

（二）新时期下的雄安新区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8]

实验针对图像高速传输系统在单DMA缓冲机制和双DMA缓冲机制下传输速率进行了测试验证对比。在DMA控制器中统计从第一个图像数据包pic_package0传送开始到最后一个图像数据包pic_packageN传输完成所需的时钟周期,再根据传输的图像大小计算出图像传输带宽。

中央对雄安新区定位如此之高，使我们对她的建设发展充满期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雄安新区可能又会是一个改革的试验场。对于雄安新区的建设，我们可以参照以前深圳特区的经验，这样可以少走弯路。但是如果仅仅只是模仿而不去创新，再加上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都不相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能量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雄安新区可能会淹没在众多新区中。深圳特区的奇迹是市场经济引进的成果，雄安新区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在体制性改革上也要取得创新，释放新的改革动能。发展中国家固然有后发优势，可我们也要保持警惕，以清朝的洋务运动为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下，清政府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可是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失败了。相比之下，日本学习西方更为彻底，最终发展成了发达国家。洋务运动的失败案例可谓是经济学家杨小凯曾提到的“后发劣势”的体现。[9]落后国家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模仿取得了短期经济上的发展，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改革，最终技术模仿潜力耗尽，之前取得的成果也随之丧失。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近40年，现在进入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红利不如以往，政府应通过进一步的改革释放新的动能，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而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承认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个人产权，即参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农民对个人的股份进行转让和处置，从而有效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的责任感，充分调动广大组织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为推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出谋划策，最大限度扩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规模。在产权的转让过程中，要以公平、公正和透明的产权流转作为基础，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产权流转市场，从而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产权转让提供重要的保障。

1．引领创新驱动新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10] 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过这种快速发展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目前，我国的部分产能已经严重过剩，随之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老百姓的正常生活，经济增长依靠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方式不可持续，必须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支撑点。城市缺乏活力，可谓是大多数北方城市的通病，要改变这一现状，依托创新才可能实现。

中央设立雄安新区旨在打造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雄安要建设成为绿色生态宜居城市，就要把重点放在高端服务业。创新主体的品质决定了未来新区的长远发展。新区的一个功能是“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届时会有不少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和医院落户雄安。新区应抓住这一公共服务转移的机会，倾斜使用国家拨付的教育科研经费，实现教育体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区的新试验，结合自身实际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新道路。[11] 创新要依靠人才，人才的自由流动有利于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和提高劳动力要素报酬。近些年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一直存在，政府可以以此为契机改革户籍制度，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和公共服务体系，最终消除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在人才引进方面可以参考深圳当年出台的“孔雀计划”“人才安居工程”等一系列引进高端人才的政策，打造兼收并蓄的开放移民文化。目前全国高房价问题制约了经济的增长，解决年轻人和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对新区的长远发展同样至关重要。

新区定位于生态之城、绿色之城，势必要放弃走工业化发展的老路，打造高端服务业。金融业在北方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雄安可以在金融业方面寻求突破，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打造北方的金融城，在将来与上海、深圳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2．简政放权

以上结果表明,在冷水年,前期暖池热含量异常偏低通过引起冷SSTA,维持并加强了菲律宾反气旋环流,增强了其西侧向江南地区的水汽输送;异常的Walker环流通过引起异常经圈环流的作用,以及副热带西风急流轴南压引起的高空强辐散都有利于上升运动和对流活动在江南地区发展,最终导致JRS降水显著增多;暖水年则情况相反。

1945年哈耶克发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他从信息的角度出发揭示了计划经济为什么不可行：经济决策这个过程需要运用大量信息，由于信息分散于不计其数的个人头脑中，中央计划者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无论何种努力，都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市场价格是千万个消费者与生产者共同参与下的结果，我们单个人只需要知道市场价格便可以做出我们的选择。自由市场的价格机制充分利用了零散的信息，因而是最有效率的。同样道理，身处第一线的人员具有充足的信息，信息在往上传递的过程中不免有损耗，因而他们往往比上级领导更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新区的一个功能是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将来必定有很多国企落户雄安，国有企业是社会经济的支柱，而国企改革也是最近几年的热门话题。相信在十九大之后，国企改革的速度也必将加快。企业特别是国企改革要有所创新取得成效，企业主管应具有足够的自主权。可是现在的国企不可避免的受到上级管理部门的管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国企的自主权，将国企变成了有关部门的下属。国企的一些投资决策都要经有关部门审批，这可能会使得效率低下。此外，管理部门的官员未必比身处一线的企业高管具有更多信息，他们做出的决策不一定都正确。因此，管理部门应该弱化监管而注重绩效考核。不单管理部门官员、企业高管也是如此，要通过简政放权把决策权下放给拥有信息的决策者，赋予下级干部更多自主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新区的建设过程中，政府做好全局规划抓重点。

动态系统理论不仅引起了科学界的一场变革，同时也拓展了语言研究的视野，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语言在本质上是一个有生命的复杂系统，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无数的语言使用者的言语活动中不断地适应和演变，语言是动态的，因为它不仅是现象也是过程。语言不是先天生成的，而是在语言内部各个因素之间和语言外因素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下，语言系统不断自组织而涌现出来的。语言演化的原动力来自语言本身，语言结构生成的方式和过程展现了语言生成演化的动态动力学机制。动态系统理论对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3．建立公平的市场规则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它在形成过程中并没有指定谁应该获胜。一套公平的市场规则对参与市场竞争的参与者至关重要。在公平的规则面前，参与者愿赌服输。新区建设必定会吸引许多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们参与其中，政府应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起参与到新区的建设中。竞争机制提高效率，没有充分的竞争难以提高参与主体的效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也要求逐步开放市场扩大竞争的范围，同时让市场对每个参与者都是公平的，不因人而异。

4．加强法治建设

从知识的运用和信息的利用出发，哈耶克曾指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生活形式的生成，是极其复杂却又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在他看来，在人们社会交往行动过程中经由“试错过程”和“赢者生存”的实践以及“积累性发展”的方式而逐渐形成的，这种“显见明确的秩序并非人的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因而也没有必要将其归之于一种更高级的、超自然的智能设计；……这种秩序的出现，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即它乃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2]。这就是“自发秩序”，他在晚年又称其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他认为这种秩序不是预先设计或发明的，而是逐渐演化的结果。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部分政府官员的权力得不到限制和监督，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免会使部分官员滥用手中的权力腐败寻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政府通过加强法治建设，树立人们的法治观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相关法律建设，进一步保护产权，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为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创造制度条件，我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是健康持久的。

四、结论

本文通过回顾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发现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之路恰好是它的一个例证。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特区和90年代的浦东新区的成功是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具体建设在摸索中前进，这一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设计者，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新时期下的雄安新区建设当然可以模仿深圳建设的经验，可是单纯的借鉴远远不够，还得发挥各个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新精神。同时要认识到交换会促进市场发展，市场的扩展和深化就会带来经济增长；斯密指出，经济发展依赖于市场交换，市场越发达，分工越细化，经济发展也就会越快。在新区建设过程中，政府通过改革扫清阻碍市场扩展的制度性障碍，为新区的市场经济秩序扩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央制定方案规划好全局引导人们参与其中，新区的具体建设交给充满乐观、活力和富有创造力的人民。最后期待雄安新区的成功，这是千年大计！

参考文献：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1）纳入文献的质量不高：本研究纳入文献均为已发表的具有阳性结果的临床研究，未检索到阴性结果的临床研究，可能存在发表偏倚；（2）纳入文献的样本量较小：本研究纳入的18篇文献中，样本量均小于100；（3）虽纳入研究均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但未对研究具体实施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个别研究存在较高偏倚风险，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4）受试者的病程、病情严重程度、无创正压通气操作参数、纳洛酮用药剂量及用药时间等不完全一致，可能影响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5）受限于研究者的知识贮备，对于结局事件记录可能存在主观差异，可能导致结果偏差。因此，本研究结论须谨慎看待。

[4]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 商务印馆， 2017.

[3] 韦森. 重读哈耶克[M].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5.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经济的扩展本身就是自发秩序的一种外在表现，也许是最高级的一种表现。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事物的生长都不会一帆风顺，市场经济的扩展也不例外，它的生长也会有种种阻碍。中央对雄安新区的政策红利，为雄安新区带来了活力，如果脱离了改革只是简单的资源转移，这样发展的空间实为有限。现在的雄安几乎是一张白纸，从改革处入手大有可为之处。政府发挥自身作用，通过改革把那些阻碍市场秩序自发扩展的种种社会安排给扫清，让“斯密动力”发挥作用，让市场秩序自由生长扩展到每个角落。雄安是一座未来的模范城市，在以下几个改革领域可以发挥示范作用：

[2]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上)[M]. 邓正来，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除上述几种情况外，最常见的还有“体位性水肿”，特别是在老师、手术医生等长时间保持站立姿势的人群中频发。

[5] 韦森. 从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J]. 东岳论丛，2006(4): 5-21.

天然草地指植被自然生长未经改良的草地，多供作放牧家畜和刈草用，是草地畜牧业的生产基地[1]。我国4亿hm2草地中，95%为天然草地[2]。桑科草原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境内，青藏高原东缘，距夏河县城拉卜楞西南18 km。属于高寒草甸草原，平均海拔3 000 m，草原面积70 km2，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主要畜牧业基地之一。该区域是甘肃省家畜的主要产区，甘南州牦牛存栏数量达87万头，占全省牦牛总数的80%，夏河存栏牦牛14.41万头，占牦牛存栏总数的17%[3]，肩负着发展甘南牧区区域经济的重任。多年来，草地的长期超载放牧，使这一地区草地退化严重，草地生态趋于恶化，草畜矛盾突出[4]。

注意到，只有作为永久性资源才与时间相关，只有长时间存在的资源才会发生某些分配方法的资源非单调性(例如席位分配的哈密顿法不满足席位单调性[2])；反之，对于暂存性资源，人们往往对一次性分配仅仅关注是否与应得份额接近(紧邻性).由此可见，资源分配的宽约束模型适用于永久性资源的分配,紧约束模型适用于暂存性资源的分配.

[6] F. A. 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M]. 冯克利，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8]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N]. 人民日报，2017-04-02.

[9] 杨小凯. 后发劣势[J]. 新财经，2004(8): 120-122.

[10] 习近平. 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九大作报告(全文)[EB/OL]. [2017-10-18]. http: //www. aisixiang. com/data/106501. html.

[11] 武义青，柳天恩，窦丽琛. 建设雄安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的思考[J]. 经济与管理，2017(3):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