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狭义的“乡贤”主要指经过“公议”并被祭祀于“乡贤祠”中的贤达；广义的“乡贤”一般是指在本乡本土有较高声望，知书达理、为人正派、办事公允、热心公益的人士。乡贤文化是以乡贤为主体，经过历史的积淀而形成的有关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思想、情感、习惯及民间信仰等要素的总和，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讨论的“徽州乡贤”属广义范畴，主要依据文献志、方志及族谱等历史文献所记。当代乡村建设中涌现出的新乡贤尚需通过实地走访并做总结，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弘文重教、崇尚朱子理学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内核，徽州乡贤在历史上是乡村场域内享有较高声望的群体，他们既在徽州文化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又共同促成了具有良好影响的徽州乡贤文化。徽州乡贤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化，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结构。若对其展开分析，至少有三大基本要素：文化认同、道德约束、热心公益等。

一、文化认同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之内涵的形成，原因自然十分复杂，与人口迁徙、地理及社会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都有关，当然也与历代徽州乡贤不断提升对徽州文化的认同度有关。徽州乡贤自身对于徽州文化有强烈的认同，同时又通过一定的方式促进人们认同徽州文化，从而使人们能够较好地追求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徽州乡贤建构徽州文化认同的方式主要有：重视撰修方志，蒐集地方文献，强化宗族认同。

首先，重视编修方志。编修方志并非徽州所独有的现象，但是徽州乡贤通过编修方志来丰富地方文化，促进地域文化的认同却有着特殊的贡献。这种贡献突出地体现在徽州乡贤较早地重视修志，形成延续性的修志传统，尤其是重视人物志的编修。

如康熙十二年的《徽州府志》辑录人物有2 000多名，篇幅几乎占全书一半；康熙三十八年的《徽州府志》总共18卷，其中人物志就有12卷；道光《徽州府志》共16卷，人物志有8卷，等等。可以说，徽州方志“材料的撷取、逻辑的架构、理论的阐发、内容的厚薄均以人物志为基础”[1]。徽州志书中的人物志，事迹必核其实，不虚美、不隐恶。当然，徽州志书中的人物志多选取品德高尚、政声良好、才华卓著、操守坚贞的贤人，尤其是宣扬忠孝节义之士，为后人提供人生的范例。通过褒善贬恶、清风洁俗、敦教节义等，一方面不断强化徽州文化重儒学的内核，另一方面又启发后人怀抱对先贤的崇敬之心、敬仰之情，生发出对家乡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第二，蒐集地方文献。地方文献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蒐集地方文献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自觉认同。徽州历代乡贤致力于乡邦文献的蒐集整理，形成了一批具有特色的徽州地方文献，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新安文献志》《新安学系录》《寄园寄所寄》《歙事闲谭》等。

明代弘治年间，徽州乡贤程敏政以一己之力、积三十年之功编纂而成《新安文献志》，可以说是徽州首部图书文献汇编，他明确提出“宣子聘鲁，而嘉周公典籍之大备；孔子说二代之礼，而叹杞宋之难征。则生于其地，而弗究心于一乡之文献，非大阙与？”[2]《新安文献志》开篇就辑录从南朝(齐)到明朝的历代徽州先贤，其目的是通过表彰徽州先贤的精神品格激励后人效法，同时又欲以朱子之学统一徽州的文化观念，凝练徽州文化的基本要旨，为文化认同夯实基础[3]。徽州休宁乡贤程曈撰成《新安学系录》梳理了新安学派的源流，维护北宋二程(程颢、程颐)与南宋朱熹在新安学派中的宗师地位，试图借二程和朱熹对徽州的学术思想文化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尤其是朱子之学在明代面临挑战和危机的情况下，程曈通过为新安理学家立传立言，全力维护朱子之学[4]，意在向世人宣示：理学源自徽州，文化最盛于徽州，从而抬高徽州文化的地位，为文化认同提升自信。清代徽州休宁乡贤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和近代徽州歙县乡贤许承尧的《歙事闲谭》则以笔记杂录的方式，或记载亲身见闻，或摘录所见古籍中的资料，为徽州文化的建构起资料补充和整理的重要作用，为文化认同提供丰富视角。徽州乡贤对地方文献的整理，既荟萃地域文献精华，又集中体现地方乡贤精英的学术思想，有力促进地域文化的认同。

朱熹对徽州民间重视家风起着关键的作用，朱子《家礼》在徽州有很深的影响，有极强的道德约束功能。《家礼》源于《周礼》，承《孔子家语》《颜氏家训》之脉。朱熹与其他儒家学者一样，认为家国具有同构的性质，其作《家礼》意在用伦理精神和道德力量来约束家族成员，将庶民之礼与国家之礼对接，进而起到管理民众与社会的目的[7]。《紫阳朱氏宗谱》中保存了朱熹所撰的《家训》，篇幅虽短，但提纲挈领地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友朋、长幼、主仆等复杂社会伦理梳理得十分清楚，尤其强调个人的品行与修养，注重发挥道德的力量及约束功能，贯穿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人文精神和道德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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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强化宗族认同。徽州宗族的族长一般都由德高望重的长辈乡贤担任，徽州乡贤在强化宗族认同、维护乡村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主持或参与修订族谱、修建祠堂等宗族事务上。强化宗族认同不仅仅是血脉上的认亲和归宗，更是文化上的寻根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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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历史上的乡贤通过撰修方志，蒐集地方文献，强化宗族认同等多种方式不断丰富徽州文化的区域特征、学术理念、人文精神、本土情怀、社会规范等内涵，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将徽州文化融入徽州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们能秉承共同的文化精神，认同共同的文化理念。

二、道德约束

严谨为人——刻苦求学——清廉为官(或诚信经商)——回报桑梓，徽州乡贤正是通过这一经典途径在确证自身人生价值的同时完成报效社会的宏愿，也促成徽州乡贤文化的独特风景。溯其缘由，这得益于徽州良好的家风、乡风和民风，得益于崇德向善、明礼知耻的徽州文化的主流价值观，更得益于徽州乡贤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文化精华的汲取与传承。

正是在严谨的家风、乡风和民风的影响下，徽州人无论求学、为官、经商等都涌现出优秀的典型，生动地诠释徽州文化及徽州乡贤文化的精彩内涵。徽州特别重视教育，至今民间还流传“富不丢猪，穷不丢书”的谚语。徽州人才辈出，休宁县是历史上有名的“状元县”，“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更是徽州重视教育的真实写照。戴震、胡适、陶行知等一大批徽州乡贤更是留下刻苦求学的佳话，为徽州子弟树立楷模。徽州人入仕为官者多能坚守“穷不忘操，贵不忘道”的原则，如明代洪武年间黟县人胡寿安，离任信阳县令时，作有《任满谒城隍庙》诗：“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神道有灵当鉴我，去时还似来时贫。”他历任数职，都能做到布衣蔬食，全然一介平民。明代嘉靖年间歙县人凌琯，历任河南参议、贵州提学、四川参政、山西按察使等职，为官施政，公道正派，毫不徇私。凌琯一家亦是如此，明万历皇帝为表彰其一家的操守及政绩，恩准其建牌坊，上书“父子明经”“三世承恩”八个大字，可谓“三代忠良，一门清誉”[9]。徽商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享誉中国，雄踞中国商界数百年。清代两淮盐业总商——歙县人江春诚信经营、乐善好施，赢得良好的声誉。徽商胡雪岩则亲作《戒欺》一文，高悬在胡庆余堂的大厅之上，以不欺诈、守诚信作为经商之道、立身之本，这实际上体现出严格的道德约束和为人准则。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录族谱中就有徽州一府六县41种姓氏的族谱175部，其中涉及徽州大姓——程、汪、方、吴、胡、黄等姓氏的族谱有93部。徽州族谱的修订离不开乡贤的力量，比如明代程敏政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清顺治间歙县张习孔和张士麟父子所撰《新安张氏统宗谱》、清乾隆二十四年休宁吴兆元和吴肯堂编修的《吴氏忠孝城南支谱》、清道光二十二年歙县许廷瑞编修的《歙西稠墅许氏宗谱》、光绪二十五年歙县汪道让编撰的《歙县潜川中市汪氏宗谱》等[5]。值得珍视的是，程敏政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以统宗收族为根本、以存疑存阙为史法，有意纠正以往同姓族谱各自为政、对祖先谱系附会作伪的现象，实现大宗小宗统宗收族的目的，强化了宗族的统一与认同。徽州宗族祠堂数量众多，其大规模地兴建始于明代。据明代嘉靖《徽州府志》所记，徽州有宗祠204个。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祠堂一定程度上也是乡贤治理乡村所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徽州乡贤与宗祠的关系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贤是主持和筹划修建祠堂的重要力量，如著名的绩溪县龙川胡氏宗祠就是明嘉靖二十五年由同乡——兵部尚书胡宗宪倡导并捐资扩建；二是乡贤与祠堂制度的形成密不可分，尤其是促成朱子《家礼》与祠堂礼仪、祠堂功德配享与捐资立主、大小宗并举等制度[6]。更为重要的是，徽州祠堂有着其文化方面的引导，这从其命名就可见一斑，如婺源考川的“明经祠”、黟县南屏的“叙秩堂”、歙县潭渡的“思诚堂”、歙县西溪南(今属徽州区)的“敦本祠”“敬爱堂”等。徽州祠堂作为宗族文化的显性符号，不仅是族人的精神寄托，而且引导族人不断强化文化认同。

式中， 为表层重金属 i的实测含量；为 重金属i的评价参比值，沉积物参比值一般以全球工业化以前的沉积物重金属的最高背景值或者当地沉积物的背景值为参考（陈云增等，2007），本文采用1990年贵州省土壤平均背景值作为参比（表1），可较为真实地反映出草海的相对污染程度，指标及污染强度分级标准参见表 2（田林锋等，2012）；为重金属i毒性响应系数，反映其毒性水平和生物对其污染的敏感程度；为单个沉积物中重金属i的潜在生态危害系数；RI为某域沉积物中多种重金属的潜在生态危害指数。

2018年亚太美容展开幕。2018年亚太展的场馆面积达到11.38万平方米，共有来自53个国家的3 030家企业参展，场馆面积和参展数量都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长了5%。来自亚洲的参展商数量较2017年增长近30%，其中韩国展商数量提升12%，日本展商数量增加28%。来自中国的展商数量占到整个亚太展的1/3左右，在2017年的基础上提升2%。中国电商平台天猫国际2018年也首次在亚太展亮相。

朱熹的《家礼》《家训》在徽州已不限于对朱氏一族的约束，而取得了广泛的影响。承朱熹《家礼》，休宁县吴氏家族的《茗洲吴氏家典》即是明证。吴氏为休宁的世家大族，《茗洲吴氏家典》在乡贤吴翟编辑成书之前，至少经过九至十代人的酝酿和努力。《茗洲吴氏家典》开宗明义就点明“遵文公《家礼》”，开篇就立了“家规八十条”，用儒家的道德伦理约束家族成员，内容广涉琐细的日常生活。徽州乡贤为什么要重视朱熹《家礼》？康熙五十五年，另一徽州乡贤李应乾为《茗洲吴氏家典》所写的序言中就表述得很清楚，“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由一族以推之一乡，由一乡以推之一邑一郡，由是而遍及四方焉，风俗宁有不厚？人心宁有不古者哉？”[8]徽州乡贤崇尚朱子理学，其深意是不言自明的，就是欲以朱子理学恢复古道，以道德约束来净化家风、民风及社会风气。

取大鼠血浆100 μL置于肝素化处理过的离心管中，加入20 ng/mL的内标溶液100 μL，涡旋混合2 min；然后加入甲醇200 μL沉淀蛋白，涡旋混合3 min后，12 000 r/min离心10 min；吸取上清液，以0.22 μm有机滤膜滤过，取5 μL进样，进行UPLC-MS/MS分析。

家风是家庭或家族历代传承并谨守的传统风尚，家风往往渗透在家庭或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徽州乡贤特重家风，其家训格言往往见于家谱、族谱、祠堂、厅堂之中，世代传承。如《紫阳朱氏宗谱》中即有朱熹撰写的《家训》，《绩溪积庆坊葛氏族谱》亦有“家训”，黟县宏村承志堂的厅堂上就悬挂家训对联——“淡泊明志，清白传家”。徽州的家训格言无一不是教育子孙恪守为人之道、持家之道、求学之道、为政之道等。家风既关乎家庭之小家，亦关乎社会之大家，体现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的融合。

从历史上看，徽州乡贤是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从官方政令的落实到乡民意愿的上达，乡贤无疑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乡贤威望的形成，当然与其自身的才学、品德有关。《论语》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确，乡贤高尚品德的示范效应，使其在施行乡村教化、实现乡村的道德约束方面能够起骨干的作用，从而更好地维护了乡村基层的社会秩序，提升社会公德及影响力。徽州乡贤从私德出发实现对社会公共道德的约束，其根本途径是以良好严谨的家风带动淳朴厚道的乡风和民风。

在电力系统中，控制器接收测量部分来的数据信息进行运算处理并向执行结构发出指令，是电力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其安全性和可靠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1-3]。高可靠性对控制器的要求是：具有完全在线的冗余功能，即系统在正常运行时，当前运行的主控制器如果出现故障可立即切换到备用控制器，然后从背板上取下故障控制器进行维修，系统在整个运行过程中的正常运行不受任何影响；总结为系统输出连续、及时发现故障并实时切换[4-5]。

三、热心公益

徽州乡贤热心公益，如参与建桥、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参与防汛、抗旱、赈灾等应急事务，参与兴办蒙馆、延聘教师、资助贫寒子弟等教育基业[10]。徽州乡贤通过参与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助推徽州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从而在基层的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道路、桥梁、水利设施等与乡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凭普通百姓一己之力却难以改善，既需要政府的支持，又需要通过集体的力量合力解决，这从现存的徽州古道路会组织以及古桥梁旁树立的功德碑即可看出。当然，徽州历史上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力量依然是乡贤。徽州方志对此类事迹记述较详，如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人物·义行》记载：清代乡贤俞德任捐资修桥，“远祖所建水口石桥，乾隆壬子被水冲坏，搭木暂济，狭险难行。任念桥乃通卫要道，非甃石不可，独以父遗田三亩倡首捐输，众多其义，咸相踊跃。嘉庆九年告竣。”婺源县仁村乡贤胡同寅修建婺源樟村大龄道路，“承父志，独力捐造，不下二百余金。”清道光三年《休宁县志·人物·尚义》记载休宁县乡贤黄楷捐资并率领乡人兴修水利，“先捷石晒渠，随高下蓄泄，引溉赖之”。《新安旌城汪氏家录》记“汪怿兴水利”的事迹，“汪怿，字必恭……曾迁居十二都珰坑，户之税钱六十九贯三百有奇，该苗米八十八石三斗三升而赢。会珰坑大旱，而此方在先无兴水利者，农皆病之。公乃出己见相源度委，以其可陂处为堨，至今利之。”[11]

徽州乡贤还热心参与防汛、抗旱、赈灾等应急事务，如民国《歙县志·营建·水利》记载，当时歙河淤塞，歙县岩镇(今属徽州区)乡贤汪尚光热心公益，他“请于官，首倡疏浚，至今赖之。”民国《歙县志·人物·义行》还记载明初歙县水利设施欠缺，多旱涝灾害，另一歙县乡贤江远荫“输资开浚，胥受其益。”徽州乡贤对于赈灾亦是不遗余力，道光《徽州府志·人物志·义行》就记载明嘉靖年间徽州乡贤(典商)汪通保的义行，“嘉靖癸卯岁大祲，郡守议发粟，通保谓不如以金便，即首输以倡。”汪通保的义行可以说是贯穿始终，《岩镇汪氏家谱·处士汪思云公传》记载他“就里中设糜粥，饭饥人”；《岩镇汪氏家谱·处士汪思云公行状》评价他: “为田以待宗人之不能自食者，为塋域以待其不能丧者。”[12]

当然，徽州乡贤热心公益最根本的还是体现在崇教助学方面。徽州乡贤坚持教育为根本，他们资助贫寒子弟，奖掖后进：置义田、兴乡校、办文会；广建书院，网罗人才，弘扬义理，坚守道统等。这些有力的措施都有效推动徽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徽州各地方志中的《营建志·学校》《人物传·义行》中都记载徽州乡贤资助府学、县学、书院、义塾和义学等实例。如道光《徽州府志·人物志》记载，休宁乡贤程子谦于康熙十四年“捐银一千两，置学田取租金为诸生科举费”；民国《歙县志·人物志》记载，歙县乡贤汪坤祖，“于道光二年遵父仁晟遗命，捐银一千两为乡试卷烛费”。《新安旌城汪氏家录》记汪泳置义庄、义学，其“所立义学，承事秩下及凡族之秀，皆入学，诗礼之风，到今未坠，良有自也。学之所以可久周者，盖分庄中租入具膳给俸延师，俾掌事位岁以其目关报会计，而不仰给予他故也。”[11]352-353

徽州宗族在乡贤的主持下，一般都会给予求学的子弟以特殊的照顾，尤其是给予有功名的子弟以特殊的礼遇。如绩溪《盘川王氏宗谱》卷一《春秋办祭规则》在祭祖时就对有功名的子弟进行“分胙”的规定：“凡其有功名以及应试童生，均得于祭毕再入奖劝祠祭奠。与祭生胙：生员肉一斤，包两只，新生读祝加给肉一斤，赴闱监生照生员例；廪生与恩拔副岁优，肉两斤，包四只；举人肉四斤，包六只；进士肉六斤．包八只；翰林肉八斤，包十只；及第肉十斤，包十二只。”[13]徽州祠堂除发挥祭祀祖先及举办大型活动的功能外，也重在弘扬徽州宗族崇文重教的传统，激励族内子弟崇教好学。如徽州祠堂的祠规祠训一般都激励子孙好学勤学，呈坎的罗东舒祠中就左右各高悬四块祠规牌子，即“妥神灵、严非族、戒妄婚、勉右文”和“敦本业、勖长厚、警入祀、议综理”，其中“勉右文”就是要求后人知书达理，勤学修德。

徽州乡贤热心公益，促进了社会和谐，维护了社会稳定。徽州乡贤的义举既为个人树立了良好形象，也为乡贤群体在徽州社会树立良好声望。乡贤由此为乡民所推崇，推动乡贤文化在徽州不仅成为人们内化于心的心理认同，也成为外化于行的社会实践。

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的一种,其主要的特征为动脉血压水平升高,已经是对人们健康造成威胁的主要疾病之一。大量研究显示,对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进行控制,可以减少患者出现肾脏衰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脑中风等的几率[3]。

四、结语

初步考察徽州历史上的乡贤文化，我们有以下基本认识：一是徽州乡贤数量众多，既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乡贤，又有生于斯(或祖籍于此)，后旅居在外的乡贤。这两类乡贤都曾对徽州本乡本土产生重要影响。二是就其本质而言，徽州的乡贤文化植根于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尤其与徽州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是徽州的乡贤文化与其他地域的乡贤文化相比，有同有异，但彼此间的共性大于个性。

当然，本文所论仅是徽州历史文献所载的部分乡贤，所论及乡贤文化的要素也仅是从最基本的共性特征入手，范围是有限的。许多徽州乡贤作为乡土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曾为徽州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做出不同的贡献，由于名不见青史，后人无从详解其事迹，但乡贤的精神却永存于徽州民间。毫无疑问，徽州历史上的乡贤文化或多或少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徽州乡贤以文化认同、道德约束、热心公益等嘉德懿行为后人树立楷模，引起人们的高度认同和仿效，从而形成扎根于徽州乡村、贡献于基层治理的乡贤文化。当代乡村文化建设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但历史上乡贤文化的合理之处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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