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形象是艺术的重要使命，2017年热播的反腐电视大剧《人民的名义》，不仅收获了超高的收视率与点击率、播放率，还获得了“2017互联网时代最具影响力影视作品”等重要奖项，市场与主流的双重认可，使该剧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收获巨大人气的同时，也收获了好评与效益，在电视剧产量丰盛但质量平庸的整体环境下，这样的佳绩确实令人振奋。《人民的名义》一剧主要有三条线索：反腐、政治、民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腐，围绕着贪腐-反腐的主线，电视剧成功地塑造出了一批正面人物形象和一些反面人物形象，其中正面人物形象有智能双全的反贪局长侯亮平，一身正气的老政法委书记陈岩石，刚愎自用但廉洁奉公的市委书记李达康，刚正不阿全心为民的易学习等；反面人物形象有老谋深算但机关算尽的省委副书记高育良，权欲膨胀丧失自我的公安厅厅长祁同伟，欲壑难填但最终难逃法网的官二代赵瑞龙等。作为一部成功的反腐大剧，该电视剧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男性形象，一批女性形象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一

作为一部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中，尽管主要角色大都是男性，但也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在相对不多的女性形象中，既有正面形象，也有负面形象。正面形象有女检察官陆亦可，反贪局长侯亮平的妻子同时也是中央纪委调查员的钟小艾，检察院职员林华华，老检察长陈岩石的爱人王馥等。负面形象主要有山水集团老总高小琴，市委书记妻子、银行副行长欧阳菁等。除了可以直接贴上正面、负面人物标签的这些女性外，还有居于二者之间的一些女性，比如省委副书记前妻汉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惠芬，公安厅厅长祁同伟的妻子梁璐，高小琴的双胞胎妹妹高小凤等，她们无法用正面或反面衡量，因为她们既有正面的特征，也有负面的特征。

剧中的女性，如果从职业角度分析，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家庭女性，一种是职业女性。相对而言，无职业的家庭女性较少，主要有已经退休的老干部陈岩石的爱人王馥和省委副书记高育良妻子高小凤，前者已经退休，所以不再工作；后者因为一方面是见不得光的“娇客”，被藏匿在香港，另一方面因为她是两大反派祁同伟与高小琴处心积虑的一枚暗棋，不在关键时候不能够露面，所以只能远在香港，在“家庭”内部专心抚育高育良与她的孩子及高小琴与祁同伟的婚外子。除王馥与高小凤外，其他所有女性都是职业女性，陆亦可与林华华在汉东省检察院工作，钟小艾的工作单位是中纪委，吴惠芬与梁璐都是汉东大学教师，而欧阳菁则是京州市城市银行副行长，从职业的角度而言，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女性都是一些成功人士，甚至可以说位高权重，无论是工作单位，还是个人职位，都是令人向往的。

正如古希腊哲人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每个单独的个体都有不同的生命历程，剧中的每个女性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她们都有各自的生命历程，她们对于人生、社会、金钱、权力、欲望、职业和家庭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果从人生追求的角度来说，剧中女性主要可以分成三类：求爱型、弄权型和逐利型。欧阳菁与梁璐是求爱型，吴惠芬是弄权型，而高小琴则是典型的逐利型。市委书记李达康一心从政，但李达康对身边的人要求严格，近乎无情，这使李达康避免重蹈高育良的覆辙，也使其妻欧阳菁对他非常失望。欧阳菁渴望能够像一般小女人一样被李达康呵护，甚至是纵容，但是却被李达康义正词严地拒绝，因此产生逆反心理，走向了一条以权谋私的贪腐之路。梁璐因初恋失败，将失败的愤怒与痛恨转嫁到小自己不少的青年才俊祁同伟身上，并利用家庭背景逼迫祁同伟惊天一跪，在收获了婚姻的同时也失去了爱情。省委副书记高育良本来也是汉东大学教授，但是在其妻吴惠芬的运作下，成功进入政坛，并一步步进入权力核心，成为副省级领导。如果没有吴惠芬的运作，高育良几乎不可能从三尺讲台走进权力核心。吴惠芬是明史专家，对权力的运作逻辑可谓了然于胸，两人离婚后，仍然离婚不离家，貌似是顾及政治影响与女儿情绪，但实际上，可以说是吴惠芬仍然需要从中获益，一则是可以继续保持美满姻缘的良好外在形象，二则可以继续居住在高档院墙里，三则可以随时对高育良的政治前途进行理论分析与指导，吴惠芬尽管自己并未从政，但弄权之欲昭然若揭。而剧中反面角色高小琴，则是逐利的代表。高小琴利用自己与赵瑞龙、祁同伟、高育良等之间的关系，通过种种非法手段，侵吞大量国有资产，大肆敛财，是典型的逐利阶层。如果说现实是一个名利场，每个人都有其现实目标与追求的话，那么，现实同样需要理想的支撑，这才不至于使人生陷入现实欲望的泥淖中难以自拔，陆亦可与钟小艾就是这样的女性。陆亦可一直想获得陈海的认可，但是她并不因爱的缺失而陷入与欧阳菁、梁璐的相同境遇中去，反而坚持女性的独立自我，努力工作，最终重新找到了真爱。钟小艾的戏份不多，但她与侯亮平相亲相爱，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她家庭美满，职场顺利，年纪轻轻就成为中纪委局级干部，并成为中纪委委派员，但看不出她对权力的特殊追求，也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她对金钱的强烈欲望。跳开反腐、政治主旋律的因素，陆亦可与钟小艾这样的女性，身处红尘但不为现实所惑，她们既追求爱情、享受爱情，但又不为爱情所困；她们既有传统女性温婉的气质，又有现代女性的职业素养。因此，在陆亦可与钟小艾这两位女性身上，真正体现了现代女性自尊自强自立的特征。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结合预约裁定的法律性质及被诉行为，针对税务机关不履行预约裁定的诉讼案件，法院可以作出履行判决、确认判决以及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这三种判决形式。

《陈仲子》剧作创作完成于那个告别滚烫热烈的八零年代扑向伟大经济浪潮、整个社会精神大转向之际。而此番梨园戏《陈仲子》“重现江湖”，恰巧又一次处在了大时代的弯道。三十年河东，让人愈加看清了、也看到了更加多的“迷烟”，也更能体会到《陈仲子》作为精神坐标的价值，既之于回归、也之于前行。

二

在长期的文化传统中，女性一直是区别于男性的第二性存在，为此，波伏娃曾经愤怒地说，“雌性是懒惰的、殷切的、狡诈的、愚蠢的、无情的、好色的、凶残的、谦卑的，男人把这一切全都抛到了女人身上”[5]。在反腐类型片中，女性是一类特殊的存在，因为女性不仅是生活中具体的人，而且还指向了欲望。在几乎所有的腐败当中，欲望从来就不单纯是金钱或权力，欲望还掺杂着女色，因此，女性在反腐类型片中，作为负面形象的女性，通常都是欲望的代名词。作为具体的人和作为欲望的对象，女性因此既可能因其位高权重成为腐败的主体，也可能因其美色欲望而成为腐败的内容，往往这两者又是掺杂在一起难解难分的，也就是说，女性可能因为是欲望的对象而进一步成为腐败的主体，也可能因为是腐败的主体而堕落为欲望的对象。作为美色欲望的女性是可怜的、是受害者，而作为腐败主体的女性则是可恨的、是腐败者，在《人民的名义》中，高小琴就是这样的女性形象。

如图12和表7所示，对于1# 锚链力，工况4下其锚链力响应大小范围为809～1 170 kN，且出现较大的起伏波动，平均锚链力相当于工况1下增加了7.36%。工况4、工况5和工况6下，2# 锚链响应变化较小，平均锚链力为145 kN。工况4下，达到最大值193 kN。1# 舱室破损对3# 锚链力影响明显，如图12-(c)所示，3# 锚链最大张力值达到了1 180 kN，相较于工况1(正常组)最大锚链力，增幅达到了21.9%。

欧阳菁是汉东省京州市城市银行副行长、京州市市委书记李达康的妻子。作为现代职业女性，欧阳菁能够成长为京州市城市银行副行长，考虑到一贯“过分爱惜政治羽毛”的市委书记李达康对身边人的“无情”，她的个人能力应毋庸置疑，但就是这样一位职场成功的现代女性，内心深处依然充满着“小女人”情怀。所谓“小女人”，当然是相对于“大男人”而言。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男性是国家、社会和家庭的主宰，因此，在两性关系中，男性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主导权，女性通常需要以仰望的姿态仰视男性。因此，“大男子”形象实际是男性即刚毅、坚强、勇于担当、呵护女性甚至于有些“霸道”性别魅力的概括，而“小女人”实际即是女性温柔、体贴、内敛、妩媚等性别魅力的概括。当然“小女人”之于“大男人”，实际就是女人将自己的幸福标准系于男性，希冀得到男性的呵护，即便男性“凌驾”于其之上，也是一种幸福感。性别既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从两性的自然特征来说，阳刚、强健、担当、沉稳的确是男性的一部分自然属性，是吸引异性的重要魅力值；正如女性的温柔、体贴、内敛、妩媚等自然属性天然地具备吸引男性的魅力一样。但同时，性别也是社会的，“大男人”与“小女人”形象更是社会对于两性的塑造。当女性将自己想象为“小女人”而男性想象为“大男人”的时候，两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基于自然属性的认知，更有传统“男尊女卑”的塑造在内，是对传统“男尊女卑”思想不自觉的认同。这样的女性尽管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已经独立，但在心理上仍然是“依附型”。两性之间的这种吸引应当是基于相互平等、独立基础上的互相吸引、欣赏，作为男性，自然不能将女性的魅力作为爱情的唯一标准，而作为女性，也不能将自己的情感完全寄托在男性的这一魅力上。而对于欧阳菁来说，事实上，她正是愿意做“痴情的鸟儿”，她的“小女人”情结，使得身为现代女性的她，在内心深处，仍然愿意退缩到“大男人”的“强健”臂膀内，被化身为“大男人”的男性所抚慰。爱是需要回报的，爱的投入如果得不到预期的回报，就会形成爱的缺失，进而导致爱的转移，当欧阳菁内心深处的“小女人”情结无法在其丈夫李达康那里得到满足的时候，因爱成恨，自我约束开始放松，自我放纵开始浮出，也就导致了后来锒铛入狱的悲剧。

三

从性别的角度而言，人类史其实就是两性史，翻看人类史，两性之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地位其实并不一样。费希尔认为，“从前，几乎普遍认为两性是不同的——而妇女广泛地被看作低男人一等”[1]。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曾经指出，私有制出现以后，男性成为奴隶和土地的主人，也成为女性的拥有者，母权制被推翻，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2]总体来看，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女性普遍是男性的附庸，当然，费希尔同时也指出，社会处在转变之中，“妇女在大踏步前进。她们抛掉了第二性的地位，这是几千年前农耕时代确立时为她们铸就的角色。她们的水平——以及领导地位——将得到提高。她们正在企业、教育、专业、政府和民间团体中获得有影响的职位。她们在某些经济部分中占主导；她们是第一性。她们也已经开始表达自己的性愿望，重新界定浪漫和家庭生活。当代妇女像冰川一样缓慢地切割出一个新的经济和社会景象，建造一个新社会。”[1]333根据两性历史和现实，可以将女性大致分为依附型与独立型两种类型。所谓依附型，就是女性无论从其现实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层面，还是从心理层面，都依托男性、依赖男性、依附男性，“女为悦己者容”，女性以男性标准为标准，自身的存在感取决于男性的存在感，在两性的关系中，男性是主宰、女性是附庸。所谓独立型，即女性无论是在现实层面，还是在心理层面，都是与男性平等独立的存在，女性绝不依附男性，女性拥有自身独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她们会追求爱情，但绝不会认为爱情中的女性只是小鸟依人，她们会追求幸福，但决不认为幸福只是相夫教子，她们会在社会的坐标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她们会承担起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总之，她们是独立于男性之外的女性，她们的存在感绝不以男性的存在为依据。这两种类型的女性，可以用诗人舒婷《致橡树》中的意象加以类比，依附型女性即“攀援的凌霄花”或“痴情的鸟儿”，而独立型女性即“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中国传统社会传统儒家思想对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不断强调，最终演化为对女性“三从四德”的严苛要求，并且努力将女性塑造成温婉柔顺的贤妻良母形象，是依附型女性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这样的思想，早在五四思想解放时期，就已经被思想家们批判，比如周作人就曾强调要解放女性，实现“男女两本位的平等”[3]；鲁迅曾借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之口，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4]这样的女性独立宣言。依附型女性主要存在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封建社会中，随着现代观念的诞生，人们逐渐意识到，女性同样可以走出家庭、走入社会，摆脱男性与家庭的束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挥女性的作用，实现女性与男性在经济、政治、人格等领域的平等和自身的独立。但是，由于传统的积淀，深藏在文化个体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往往在发挥着潜在但重要的作用，一些现代女性尽管已经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并且在职场中也取得了令很多男性无法企及的成就。但是，女性依附于男性的角色意识，女性的幸福、成功以男性为指归，为判断标准，为人生指向的文化无意识，在这些女性身上同样存在，她们表面上独立、成功，但内心深处无不有一颗“依附”的柔软之心，具体到《人民的名义》中，欧阳菁正是这种“痴情的鸟儿”型的女性。

高小琴面容姣好，能言善辩，精明干练，喜唱京剧，爱打高尔夫球，顾大局、识大体、知进退，美貌与智慧并存，智商与情商两高。就是这样的一个女性，她掌管的山水集团，侵占工人利益，侵吞国家资产，侵蚀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名义》一剧中最大的腐败毒瘤，高小琴也是令反贪局长候亮平惊叹不已的“美女蛇”。但反观高小琴的人生历程，她从一个小岛中的贫困女子一步步走向掌握数亿资金集团公司的美女总裁，其人生经历可谓千回百折，丰富异常。高小琴的人生历程有两个拐点，一是她与双胞胎妹妹高小凤被赵瑞龙、杜伯仲的猎头公司从偏僻贫穷的孤岛渔村接到富庶繁华的城市，二是她在赵瑞龙的有意安排下，与时任公安局副局长的祁同伟接触，并一见钟情，进而同居、合作，利用祁同伟的影响力，两人白手起家，逐渐成为山水集团的总裁，自此丑小鸭完成了“蜕变”变成了白天鹅。

高小琴的发迹史，可以说前后分成了两个阶段——权色交易阶段和权钱交易阶段。在权色交易阶段中，高小琴与其双胞胎妹妹高小凤以美丽的形象成为惠龙公司着力挖掘、培养的对象，她们从偏僻贫困的渔村被接到大城市进行培训，在培训过程中，或是因为自己，或是因为保护妹妹高小凤，高小琴多次遭到官二代赵瑞龙的奸污，并多次流产。作为女性，高小琴此时是受害者，是因其美貌而被有意培养成为向行贿对象输送美色欲望的“糖衣炮弹”，是不具备自我行为能力的被控制的欲望对象。不过，赵瑞龙及其搭档杜伯仲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们在向官员行贿的时候，不仅充分注重装饰欲望对象的外在形象，更注意着重培养其气质内涵，挖掘并培养她们与众不同的女性魅力，用剧中人物候亮平的话来说，即对其进行“人格美容”。尽管我们无从得知高小琴除祁同伟之外，有无利用自己的姿色与聪慧，对其他官员进行贿赂的事实，但从其妹妹高小凤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人格美容”效果强劲，高小凤成功接近高育良并与其隐婚，为其日后的种种腐败行为打开了缺口。在惠龙公司的“人格美容”下，也因其自身的聪慧，高小琴在赵瑞龙的安排下，接近时任京州公安局副局长的祁同伟，并与祁同伟一见钟情。祁同伟利用丁义珍的关系，把价值六十万一亩的商业用地当四万一亩的工业用地卖给了高小琴，他们俩就这样“白手起家”，再加上高小琴的能力与眼光，从最初的银行贷款五千万发展到现在价值十亿的财富，高小琴也逐渐从赵瑞龙的附庸中脱颖而出，成为山水集团的总裁。在高小琴的发迹过程中，权钱交易是发迹的根本原因，她利用自己与祁同伟、赵瑞龙及其腐败集团成员之间的人脉与利益关系，利用山水集团侵蚀国家干部，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疯狂敛财。此时，高小琴也逐渐从一名权色交易中的受害者发展成权钱交易中的贪腐者。“美丽”是高小琴成为受害者的原因，聪慧是高小琴成功上岸又落水的原因，在这名女性的人生履历里，由无辜的受害者到可恨的贪腐者，从令人同情到被人憎恨。

结语

作为一部反腐剧，《人民的名义》着力塑造的是正面形象，尤其是男性正面形象，艺术源自生活，这也符合现实政治中多以男性为主的实际情况。《人民的名义》中同样塑造了一些女性形象，既有正面形象，也有反面形象，相对于陆亦可、钟小艾等正面女性形象，欧阳菁、高小琴等反面形象更能吸引观众，这些女性形象身上的现代女性与文化传统、女色欲望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种种矛盾，使得她们形象丰富、饱满、鲜活，充满了吸引观众的魅力。如果说良好的艺术形象塑造是艺术成功的关键的话，那么，《人民的名义》一剧的成功，就不仅体现在反腐这一题材上，更在其艺术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如高小琴、欧阳菁等女性形象的出色塑造上。

参考文献：

[1] 海伦·费希尔.第一性[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329.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55.

[3] 周作人.艺术与生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3.

[4] 鲁迅.伤逝[M]//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5.

[5] 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