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承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而来，又能自具其面目。若以大文学概念衡之，这一时期的文学体裁可达三十余种。而诗、序、书、赋、论、赞等，从量而言，为当时文学之主体；以质而论，则最近文学抒情写志之根本。为阐明问题、避免繁冗，本文择取诗、序、书、赋诸文体，着力探究其与文化共同体在唐代前期的关系。

选取2017年2月—2018年6月90例肺癌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其中，观察组男女比例为30∶15，年龄为55～81岁，平均（65.37±1.44）岁。对照组中，男女比例为31∶14，年龄为56～80岁，平均（66.41±1.32）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一

《文心雕龙·明诗》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1]从《尚书》的“诗言志，歌永言。”[2]到《诗大序》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3]志与诗之间表里相依的密切关系，始终得到儒家高度认可，而孔子“思无邪”的论断[4]，则将追求情志雅正作为诗应满足的首要条件，自西汉武帝以来直至隋唐，其崇高的教化功用得到国家意志的支持后，更是成为古代文体中不可动摇的主流。

唐代前期之诗，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边塞诗、咏物诗、咏史诗、咏怀诗、山水田园诗诸类。尽管内容各有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其对文化共同体主题的精彩表现。唐代前期文学中的边塞诗对文化共同体的表现，集中于追求功名、忠君保国方面。贞观时期，无论是杜淹的深慕伊吕、李义府的心系上林，还是虞世南的怀君知遇、孔绍安的定边封侯等，皆为风云际会时代身处强盛统一政权下国人自信豪迈心态和建功立业壮志的反映；高宗、武后时期活跃于文坛的主要诗人，如杨炯、卢照邻、崔湜、李峤、崔融、骆宾王、刘希夷等皆有边塞诗。事实上，抒写这一主题的作家并非皆有边塞生活的体验，但其受到当时边塞诗歌创作风气浸润的同时，又反过来推动了这一风气的继续壮大。开天时期文学中表现出昂扬向上精神的作家与作品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自信豪迈的心态、建功立业的壮志、激扬刚健的风骨、现实关注的情怀等诸多内容可谓一时齐备。

咏物诗，特点是抓住某一事物的具体特征着意刻画，其用意常为托物言志。唐代前期的咏物诗亦是如此。如薛曜《舞马篇》借舞马宣扬国势；富嘉谟《明冰篇》、司马逸客《雅琴篇》、萧颖士《江有枫一篇十章》等借冰、琴、枫以呼唤雅道；卢照邻《紫骝马》、郭元振《古剑篇》等借良马、宝剑以彰显昂扬刚健之气。

作为老师其实不需要去教他们怎样画，而是要时刻保持一颗童心，引导学生用自己的心灵去绘画，画出自己的个性和童真，挖掘他们奇特而大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咏史诗，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创作对象，其用意往往在于借古论今。如魏征《赋西汉》是借西汉以劝谏太宗；王翰《飞燕篇》是借汉帝因女祸而国柄旁落的悲剧告诫李唐；卢照邻《咏史四首》通过组诗形式赞颂汉代贤士以显其志。

唐代前期山水田园诗，通过对农村安宁祥和、恬淡静怡环境的描绘，很好地表现了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成果。如：祖咏的“沤麻入南涧，刈麦向东菑。对酒鸡黍熟，闭门风雪时。”[5]李颀的“青枫半村户，香稻盈田畴。为政日清净，何人同海鸥。”[5]1339孟浩然的“关戍惟东井，城池起北辰。咸歌太平日，共乐建寅春。”[5]1658凡此种种，不可胜举。

咏怀诗，其特征为吟咏、抒发诗人的怀抱情志。这一类型涵盖面极为广泛，作家在现实社会的各种经历与感触，对人生价值的不断追求与思考，构成了咏怀诗的主体内容。唐代前期能够反映文化共同体内容的咏怀诗，无论是作家数量还是作品数量，都要远远超过咏物诗、咏史诗和山水田园诗的总和。在咏怀诗之中，又可以进一步细化，其中为人而作者，主要有陈子昂《答洛阳主人》、杨重玄《正朝上左相张燕公》、卢象《赠广川马先生》、萧颖士《赠韦司业书》、王维《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军司马》、李白《临江王节士歌》、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王昌龄《别刘谞》等；为己而作者，主要有陈子昂《感遇诗》、骆宾王《咏怀古意上裴侍郎》、常建《落第长安》、卢照邻《释疾文三歌》等；为时而作者，主要有李华《杂诗六首》、萧颖士《过河滨和文学张志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为事而作者，主要有陆敬《游隋故都》、陈叔达《州城西园入斋祠社》、袁朗《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宋之问《扈从登封途中作》、萧颖士《蒙山作》、崔颢《黄鹤楼》、李白《观胡人吹笛》、骆宾王《至分陕》、王昌龄《九江口作》、杜甫《望岳》、王之涣《登鹳雀楼》、王湾《次北固山下》、孟浩然《洗然弟竹亭》等。

总而言之，根据不同的情况，盐水电导率的升高情况原因则各不相同。除了上述原因分析，导致盐水电导率升高的原因还有很多，但是根据相关调查，经常出现的原因主要是上述三个。因此提前对主要问题进行预防，对电厂除盐系统的稳定运行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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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将咏怀诗分为为人而作、为己而作、为时而作、为事而作四类，仅为便于操作据其表达内容之情感指向而进行的简单区分，正如叙事诗和抒情诗不可能完全分离，为人、为己、为时、为事的四分法固非绝对之标准。因不受现实特定事物、具体山水田园环境，以及历史人物、事件等制约，咏怀诗可以多角度地去关照社会生活中的众多对象。由于这一类别有利于大唐帝国上升时代诗人情感更自由、更昂扬、更奔放的表达，故唐代前期文学中咏怀诗数量大大超过咏物诗、咏史诗、山水田园诗等，便显得顺理成章。

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反映出贞观时期帝王图治、贤人充朝、年谷丰熟、践行礼乐的文治之象；而王勃《上刘右相书》、王泠然《论荐书》、房琯《上张燕公书》、王昌龄《上李侍郎书》、李白《与韩荆州书》、张楚《与达奚侍郎书》、萧颖士《赠韦司业书》等所表现的，皆为不卑不亢的从容、平交王侯的自信和气雄万夫的神采。若仅是个别作家表现如此，自可归结为其性格原因，然众多作家从初唐到盛唐百余年的漫长时光里集体表现出如此激扬豪迈之精神气概，则必然离不开国家和时代的深层滋养。

其二，君臣唱和作品的大量出现。如围绕贞观朝正月初一的大典盛况，太宗《正日临朝》云：

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5]3。

宋璟《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云：

负扆延百辟，垂旒御九宾。……天涯致重译，日域献奇珍[5]434。

魏征《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云：

百灵侍轩后，万国会涂山。岂如今睿哲，迈古独光前[5]441。

岑文本《奉和正日临朝》云：

[7]Kevin Michael Rudd, “A New Sinology——Australia Needs to Engage in a More Sophisticated Dialogue with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8, 2010.

在刘勰看来，序作为文体之一种，其功能在于诠解文章，其特点在于次第叙事。吴讷仍秉承刘氏序体“次第”之说，不过将序的功能更明显地归于叙事。两人皆以文体区别为出发点来论序体文，故皆强调其遵循写作顺序之特征。如若抛开各种文体间的差别，单就序体而论，其功能远非叙事一途所能概括。

徐坚《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云：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都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问题?”前者的落脚点是“学知识”，后者的侧重点是“提问题”。如此不同。

皇猷被寰宇，端扆属元辰。九重丽天邑，千门临上春[5]461。

又如，关于盛唐张说出巡边塞之事，玄宗作《送张说巡边》，诗云：

期相国乃曰：人以道义求我，我不当以贵贱隔之，借如宣父有相国之贵，宁拒游夏之徒欤？夫其此心，千载一用，岂琯也当之？……故献玉贡书，以先其意[7]3367。

所谓“借势”就是策划事件营销活动时，找到品牌与热点新闻的相关性，借助于媒体之势，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企业品牌本身的关注，达到宣传目的。而想要实现好的效果，必须遵循相关性、可控性和系统性原则。“借势”的营销操作要诀在于：

颜师古《奉和正日临朝》云：

帝道薄存兵，王师尚有征。是关司马法，爰命总戎行[5]750。

学习能力的培养对小学生来说并非易事，需要教师本着巨大的责任感，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探索精神，只有这样，数学教学才能事半功倍。

崔日用《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云：

壮心看舞剑，别绪应悬旌。……暂劳期永逸，赫矣振天声[5]559。

崔泰之《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云：

南庭胡运尽，北斗将星飞。……地脉平千古，天声振九围[5]991。

源乾曜《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云：

奉国知命轻，忘家以身许。安人在勤恤，保大殚襟腑[5]1111。

杨师道《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云：

至德抚遐荒，神兵赴朔方。……燕山应勒颂，麟阁伫名扬[5]1111。

实体消费类型，例如餐饮类、购物类相对较多，服务消费类型如旅游乘车服务、游览服务、剧院影院等基本没有。上述项目的发展可带来游客满意度的增加，

胡皓《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云：

利用经戎莽，英图叶圣诒。……万里要相贺，三边又在兹[5]1123。

韩休《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云：

定功彰武事，陈颂纪天声。……东辕迟返旆，归奏谒承明[5]1133。

许景先《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云：

训旅方称德，安人更克贞。伫看铭石罢，同听凯歌声[5]1135。

贺知章《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云：

荒憬尽怀忠，梯航已自通。……遣戍征周牒，恢边重汉功[5]1146。

唐代前期文学中同名边塞诗的大量出现，为众多诗人在不同时间里对同一空间的反复歌唱，乃是基于国力强盛与文治倡行的一种自信、豪迈、激昂、刚健精神的集中反映；这一时期文学中多以“临朝”“巡边”等为主题的君臣唱和诗歌，则是国家统治集团上层对于李唐政权在文治武功齐备下的走向认识和现状描摹。此类作品在反映大唐帝国前期国势强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高官显宦群体在文化共同体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和自我期许。因此，这两种现象虽表现各异，然就其反映唐代前期文学对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表现而言，则有着同样的本质。

二

唐代前期序体文中有关文化共同体主题的作品，根据其所序对象可分为诗序、书序、赋序、碑铭序等。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谈及论体文的作用时说：“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1]326-327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6]

天文光七政，皇恩被九区。方陪瘗玉礼，珥笔岱山隅[5]451。

唐代前期诗序类文章。如太宗《帝京篇序》是交代创作组诗的初衷并表达其大治大化的宏伟志向；玄宗《春中兴庆宫酺宴序》《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序》等虽为次第叙事，但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彰显盛唐国势和美好的人文环境；王勃《山亭思友人序》是展示和平时期之诗人欲借文章欲有所为的诉求；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是表达对初唐文学现状的不满和对“风雅兴寄”的呼唤；萧颖士《江有归舟三章序》等则通过具体意象以表现其对雅正之道的坚守。

书序类。如太宗《帝范序》是对李唐政权在文化共同体建设方面如何能够持续发展的良苦用心；玄宗《孝经注序》是基于尊尚仁义，移孝为忠的深层考虑；高士廉《文思博要序》是对贞观时代大重文籍、欲行文治现状的概括；杨炯《王勃集序》是对同道中人立志革除文场变体缺骨气、少刚健之弊的肯定；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是对贞观时代人才济济、开启文治的敬意与向往；《乐府杂诗序》是要求以风骨雅正为目标而实现文学的回归；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和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分别是对陈子昂、萧颖士在初唐、盛唐文坛上高举风雅兴寄之义的高度赞许；李华《杨骑曹集序》是对盛唐时代天下太平、才士辈出社会状况的总体陈述；而孙愐《唐韵序》则是对盛唐时代大崇儒术、广招才士的国家政策予以概括。

碑铭序。如玄宗《纪泰山铭序》、苏颋《封东岳朝觐颂序》、张嘉贞《北岳庙碑序》皆为对李唐边静民阜、功业有成的强盛国势不同侧面的彰显；李邕《兖州曲阜县孔子庙碑并序》是对儒圣孔子德业绵延的颂赞；陈九言《唐尚书省郎官石记序》是对李唐人才选拔制度能够搜择茂异、网罗俊逸的称赏。

赋序类。如太宗《述圣赋序》、李华《含元殿赋序》等。前者为帝王对其混一夷夏、大行文治功业的详尽表述；后者则是对李唐盛世可睥睨前古的颂扬。

作为文之一体，依附外物以抒发情志、表现内容，是唐代前期序体文表现文化共同体的一大特征。其所凭借之外物主要为文籍和诗，以此两者为依附对象，正说明情志之真对于序而言是何等重要。事实上，这也是本文选取序作为表现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主题文体之一的重要依据，因为它虽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文体，但其与主流文体却有着极为密切的盟友关系。

三

与其他文体相比，书所涉及的往往是作者与特定读者间的私密空间，故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当更高一些。此亦为本文将其作为具体表现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内容代表文体的主要原因。《文心雕龙·书记》云：“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1]456显然，书之为体可散心中郁积，可见风度神采，宜以“任气”“怿怀”为标准来实现作者内心情志的淋漓表达。唐代前期书信，表现出来的正是如此风貌。如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云：

乱极则治，王途渐亨，天灾不行，年谷丰熟，贤人充其朝，农夫满于野。……公卿勤勤，有士于礼乐，元首明哲，股肱惟良，何庆如之也[7]。

王勃《上刘右相书》云：

未尝降身摧气，逡巡于列相之门；窃誉干时，匍匐于群公之室。所以慷慨于君侯者，有气存乎心耳。实以四海兄弟，齐远契于萧、韩；千载风云，托神知于管、鲍[7]1821。

王泠然《论荐书》云：

仆所以有意上书于公，为日久矣。……今公复为相，随驾在秦，仆适效官，分司在洛，竟未识贾谊之面，执相如之手，则尧舜禹汤之正道，稷契夔龙之要务，焉得与相公论之乎[7]2980-2981？

房琯《上张燕公书》云：

端拱复垂裳，长怀御远方。股肱申教义，戈剑靖要荒[5]39。

(4)采用线性化误差模型辨识结构误差项中，辨识值为两结构误差的代数和，如δl21+δλ2x，辨识结果存在一定误差，δl21采用直接测量的方式得到，在δl21准确或者测量误差极小的条件下，δl21+δλ2x的辨识误差将转移至δλ2x，导致δλ2x的辨识精度发生较大变化。

王昌龄《上李侍郎书》云：

夫道有一，昌龄有心，明公有鉴，三者定矣。而又元气潜行，群动相鼓，乘时则利，遇难则否，斯亦分于数矣。……惟明公能以至虚纳，惟昌龄敢以无妄进，故未便绝意，愿就执事陈之[7]3352。

李白《与韩荆州书》云：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臣，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7]3531？

张楚《与达奚侍郎书》云：

今公全德之际，愿交者多；昔者未达之前，欲相知者少。于多甚易，在少诚难。则公居甚易之时，下走处诚难之日，本以义分相许，明非势利相趋[7]3114。

萧颖士《赠韦司业书》云：

（1）案例书写时要求内容简洁，不要过于复杂。基础护理学实验课开设在二年级，学生的医学知识还相对缺乏，如果案例在起始部分就比较难，容易使学生产生挫败感，不利于学生深入思考。（2）案例书写要有启发性。教师应根据每次实验课教学内容的要求选择有启发性的病案，设计的问题应给学生留有思考的空间。（3）案例书写要有代表性。选择的病案必须符合该项护理操作的特点。

记录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情况,计算并发症的发生率;调查患者的满意情况,统计患者的满意度。对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

足下本以道垂访，小人亦以道自谋，故此书之礼，过于慢易，成足下之高耳。苟道之不著，而名位是务，足下之趋风者多，岂惟一萧茂挺？小人之受侮亦众，岂独一韦夫子乎[7]3279？

就唐代前期诗歌整体而言，在反映文化共同体内容方面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其一，多人同题边塞诗的大量出现。如虞世南、孔绍安、虞羽客、卢照邻、李白等皆有《结客少年场行》；虞世南、王宏、杨炯、崔融、骆宾王、乔知之、刘希夷、张旭、崔国辅、李昂、王维、王昌龄、杜頠、李白等皆有《从军行》；卢照邻、杨炯、沈佺期、李白等皆有《紫骝马》；窦威、虞世南、杨炯、乔备、张柬之、王维、王昌龄、刘湾等皆有《出塞》；太宗、王翰有《饮马长城窟行》、袁朗有《赋饮马长城窟》、虞世南有《拟饮马长城窟》等。

唐代前期的作家们通过书信表现出的自信豪迈的心态、建功立业的壮志、激扬刚健的风骨和关注现实的情怀，乃是强烈的用世之心与道义追求的外化。尽管这些书信大多为干谒而作，但细品文辞，则不难看出其干谒的资本不止才华，更有道义。于是，这种看似作家与具体读者两人之间希求提携与提携的关系，便具有了至为广阔的社会意义。

四

曹丕云：“诗赋欲丽”[8]；陆机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9]《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1]134又云：“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1]136曹氏从重辞采的角度出发将赋与诗大致归于一类；陆氏是根据诗与赋两种文体的具体特征而将其予以区分。而刘氏之论则更为详瞻，既点出赋出于诗的源流关系，亦言明赋的特征外为“铺采摛文”，内则“体物写志”。由此可见，诗、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两种重要文体，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时，因为赋“铺采摛文”“写物图貌”的创作要求，又使得其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向文靠近，实际上成为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中间文体。

在唐代前期文学之中，赋亦为表现文化共同体建设主题的重要文体之一。从外在形象看，这一时期表现文化共同体建设主题的赋，直接表现对象或为高大雄伟的建筑物；或为富有象征意味的自然景物；或为国家重大事件与重要仪式等。然而，从内里情志而言，诸多作者运用丰富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极尽铺采摛文之能事，其意多在宣扬大唐帝国雄强鼎盛的国势。

直接表现对象为高大雄伟建筑物者，如太宗《临层台赋》在述其功业、类比前朝之时刻意提出“一德是珍，万物非宝”的理念[7]46；彭殷贤《大厦赋》借大厦以颂扬李唐帝王“屡降哀矜之诏，频优耆老之秩”的德行[7]3117；李华《含元殿赋》通过运用高超的空间叙述手法对大明宫的辉煌壮丽尽情描述，赞颂明皇备“允恭克让，光溢海外”的丰功伟绩[7]3188；苏珦《悬法象魏赋》肯定李唐“悬邦国之六典，致象魏之两阙”的做法，颂扬国家“以务人为本，以施命为先”的王道理念。而刘允济、王諲、李白、任华诸人皆有《明堂赋》，刘文云：“穆穆焉，皇皇焉，粤自开辟，未有若斯之壮观者矣！”[7]1677-1678王文云：“蛮夷飒沓以来王，文物葳蕤以交映。信所谓不宰而合通，居中而作圣。”[7]3375任文云：“吾君正冠冕，垂衣裳；佩玉玺，腰干将。猛簴列，崇牙张；百揆时序，万国来王。”[7]3816李文则从李唐创元到明堂宏构，再到盛祀于此、四方朝贺，最后结之以“宗祀肸蚃王化恢。镇八荒兮通九垓，四门启兮万国来，考休征兮进贤才。”[7]3520-3521其颂扬李唐国势之意溢于言表。

另有直接表现对象为富有象征意味的自然景物者，如玄宗《喜雨赋》以借雨以喻帝王之德。赋云：

原夫雨之为德也：无小大之异情，无高卑之不平，无华朽之偏润，无臭薰之隔荣。……家尚知乎礼节，国有望于丰霸。小阳台之神人，却大宛之走马。观云行而雨施，吾何事乎天下[7]234？

如李邕《春赋》将春来万物复苏与帝王好生之德相提并论。赋云：

我圣君大抚万国，肆觐群后，受天之禧，嘉岁之首，文物粲于南宫，兵戈森于北斗，揽百辟以同心，贡千春之遐寿。于是明诏有司，摅求时令，迈惟一之德，究吹万之性，剿土木之庶功，阜稼穑之勤政，力渔止杀，狴牢复命[7]2647。

熊曜《琅邪台观日赋》借观日而颂李唐统治之有道。赋云：

千载之后，石梁斯在。时无鬼功，岂越沧海？念无道而肆志，将不亡而何待？我国家踰溟渤而布声教，穷地理而立郊坰。略秦皇于帝典，参汉武于天经；顾荒台而寂寞，取殷鉴于生灵[7]3560。

嘉庆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亦有表现对象直接为国家重大事件与重要仪式者，如梁献《岀师赋》云盛唐帝王虽“居尊以体道”“顺文而偃兵”[7]2867，然武备长在，则国势不衰。《大阅赋》借场面宏大的阅兵仪式，表达出李唐“止戈为则，垂衣是崇，混车书于无外，尚何施于一戎”的魄力与气度[7]2868；李白《大猎赋》借明皇大猎于秦、耀威讲武之事，先赞李唐“海晏天空，万方来同，虽秦皇与汉武兮，复何足以争雄？”然曲终奏雅，以明皇悟得“居安思危，防险戒逸”来颂赞李唐德业确在秦汉之上[7]3522；张钦敬《仲冬时令赋》颂李唐皇帝“睦以神人，施乎政令，铺惠泽以流渥，鼓薰风而入咏。”[7]4101杜甫作《封西岳赋》，实因“今圣主功格轩辕氏，业纂七十君，风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砺。……故作《封西岳赋》以劝。赋之义，豫述上将展礼焚柴者，实觊圣意因有感焉。”[7]3644平冽《两阶舞干羽赋》道出玄宗“罢铸兵，归马，舞比干羽，文化区夏”之目的，实为“在昔则格虞氏之远人，于今则彰我朝之风雅。”[7]4157《开元字舞赋》则借李唐独有之舞蹈形式——字舞，彰显有唐一代远超前古“干戚之容虽备，文字之旨未全”的盛世景象[7]4157。

此外，与诗在唐代前期表现文化共同体内容中较为突出的君臣唱和现象相似，这一时期的赋也不乏其例。如玄宗作《喜雨赋》，而张说、韩休、徐安贞、李宙、贾登等皆有《奉和圣制喜雨赋》。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含义与诗的君臣唱和实为异曲同工。以“丽词雅义，符采相胜”为总体风貌特征的赋[1]136，在唐代前期对文化共同体的表现主要集中于赞帝王德业，颂强盛国势。因此，它实际上具有了一种以赋体为名而行颂体之实的现象。不过，由于文体之间的区分给予其“铺采摛文”独特优势，故赋比颂拥有更大的创作自由，亦更富于文学特质。

由此可见，文化共同体建设主题在唐代前期文学中的表现，广泛分布于诗、序、书、赋等诸多文体之中。就诗而言，其表现内容几乎涵盖了文化共同体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的边塞诗多集中于追求功名、忠君保国方面；咏物诗、咏史诗或托物言志，或借古谈今，皆表现出奋发有为时代所特有的用世之心；即使是山水田园诗，亦以绝异于乱世远遁的方式来描绘和美的人文环境，形象地表现了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成果。相比而言，因咏怀诗受到的各方面制约较少，有利于大唐帝国上升时代诗人们的情感更昂扬、更奔放的表达，可以更自由、更灵活地去关照社会生活，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咏物诗、咏史诗、山水田园诗等类别。唐代前期序体文，同样涉及众多方面。其在表现文化共同体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需要文籍与诗为主要依附对象以抒发情志的。这种向主流文学文体靠拢的倾向，事实上证明了这一文体对情志之真的极端重视。这一时期的书信，在强烈的用世之心作用下，具备了昂扬向上精神的所有表现，这种以道义相砥、以道义相求而平交诸侯的气度，表现出的是积极、阳刚，虽为匹夫亦有责于天下的士人风范。唯其如此，这种看似作家与具体读者个人之间希求提携与提携的关系，便升华出社稷天下的意义。与其他重要文体相比，赋在唐代前期对文化共同体的表现主要集中于赞帝王德业，颂强盛国势。因此，它实际上具有了一种以赋体为名而行颂体之实的现象。

总之，文化共同体的丰富内容在唐代前期文学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各种文体之间既独具特色又相互影响、互为补充。因其对于文化共同体具体内容的表达各有侧重，故虽有主次之别，但并无高下之分。事实上，正是借助于各种文体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表现，我们才得以从文学的途径触摸到李唐文化共同体建设内容的诸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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