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以下简称“澜湄合作”)自2015年11月启动以来，在六国领导人强有力的政治引领、高度的政治共识和旺盛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助力下，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短短两年时间就从培育期进入成长期。但与此同时，澜湄合作的深入推进还面临一些障碍，主要包括：政治互信需继续加强，澜湄合作机制与次区域已存在的其他合作机制(如GMS、MRC等)的关系需要继续理顺；“澜湄意识”还未深入人心；“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概念还面临着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等。2017年12月15日，澜湄合作第三次外长会在云南大理举行。在此次外长会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有一个特别的亮点，就是首次写入了“澜湄意识”一词，明确提出“应加强宣介，提升六国民众的‘澜湄意识’”。*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2017年12月15日，http://www.lmcchina.org/zywj/t1529706.htm，登录时间：2018年2月20日。“澜湄意识”概念的提出，既体现了澜湄合作已从培育期进入成长期，迈上新的台阶，又为澜湄合作的继续深化指明了方向。那么，什么是澜湄意识？澜湄意识的构建具备哪些条件，面临哪些阻碍？如何使澜湄意识深入六国民心？这些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智能工厂的三个智能层次体系围绕智能感知、实时计算、科学决策、精准执行的闭环赋能体系进行构建，每个层次是智能实体，在整体上组合形成智能工厂的赋能架构体系。智能工厂不是单体设备的智能、不是单个应用的智能，是单体智能和整体智能的融合系统［13-15］。

一、“澜湄意识”的内涵及构成要素

(一)“澜湄意识”是对于“澜湄人”这一身份的集体认同

随着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不断走进人们的视野。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深刻诠释“命运共同体”，向世界传递对于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打造命运共同体始于周边，造福周边。2013年10月，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第1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倡导和参与澜湄合作，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也是对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具体落实。有学者指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由近及远，先易后难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而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可能就是当前最为可行的方案。”* 云南网：《澜湄合作第三次外长会明确了澜湄合作方向》，2017年12月16日，http://special.yunnan.cn/feature15/html/2017-12/16/content_5020615.htm，登录时间：2018年1月10日。

2016年3月，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发表《三亚宣言》，提出：澜湄合作旨在“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树立以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打造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2016年3月23日，http://www.lmcchina.org/zywj/t1511256.htm，登录时间：2018年2月20日。在此次峰会上，李克强总理就澜湄合作未来发展提出建议：“我们要精心培育富有特色的澜湄合作文化，共建团结互助、平等协商、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为在更广范围内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的基础”。*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3月23日，http://www.lmcchina.org/zywj/t1511259.htm，登录时间：2018年2月20日。2017年12月澜湄合作第三次外长会议期间，中方明确提出，希望同湄公河国家一道，努力推动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并将其打造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先行先试样板。此次外长会明确提出：要致力于培育“平等相待、真诚互助、亲如一家”的澜湄合作文化，并加强宣介，提升六国民众的“澜湄意识”。*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2017年12月15日，http://www.lmcchina.org/zywj/t1529706.htm，登录时间：2018年2月20日。2018年 1月，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发表了《金边宣言》，为澜湄合作机制指明未来十年发展进程，标志着澜湄合作迈上新台阶。李克强总理在会议讲话中再次提出，“倡导和参与澜湄合作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也是对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具体落实”，“中方愿与湄公河国家一道，全面梳理总结澜湄合作的进展，在新的起点上谋划好合作未来，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倡议将每年3月23日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的那一周确定为“澜湄周”，以提升六国民众的澜湄合作意识。*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1月10日，http://www.lmcchina.org/zywj/t1524913.htm，登录时间：2018年2月20日。

由此可见，“澜湄意识”是一种共同体意识，* 共同体一词，源于英文“community”，也可翻译成社区。费孝通先生曾解释道：社区的含义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共同的”“一起的”“共享的”，就是一群人有共同的感受，有共同关心的事情，也常常有共同的命运。参见费孝通：《居民自治：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第15—18页。即澜湄国家和人民对“澜湄人”这一身份的集体认同，亦即以澜沧江—湄公河为纽带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身份感。* 在社会学视域内，共同体的维度包括：1.地域性——自然地理空间；2.规范和制度规约——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处理共同的问题；3.认同感和归属感——社会心理空间；4.一个生命有机体——基于日常生活基础上的社区互动。其中，“认同感和归属感”就是属于意识层面的。参见陈宗章：《城市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现代性解构及其重建》，《理论导刊》2010年第3期，第25—27页。它是维系澜湄国家团结和凝聚力的精神纽带，是澜湄共同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培育澜湄意识，就是要构建澜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认同感，形成“我们是澜湄人”的我群意识(a sense of we)，避免在澜湄合作中过分重视物质利益上的协调而忽视观念和意识上的融合，从而出现“身近而心不近”的现象。

（1）最低价格保证。政府对主要农作物产品设定最低价格，当市场环境中价格跌到最低价格之后，由政府按照最低价格收购所有的农作物。

(二)澜湄集体认同形成要素：文化共性、共生关系、良好互动

何为集体认同？它的组成要素有哪些？在理解“集体认同”之前，首先应该了解什么是“认同”。“认同”一词，英文表述为“identity”，其作为术语最早是由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 陈国强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后来，“认同”被用于社会学领域，出现了“集体认同”一词。它在英文文献中使用较多的表述是“collective identity”，亦即社会认同，也是关于归属的概念。* 李明明：《超越与同一——欧洲的集体认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台湾学者江宜桦指出：归属是指一个存在物经由辨识自己与他物的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页。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将社会认同称为“集体意识”，其重要观点是：集体意识是通过集体的表象，例如宗教仪式、文化象征、符号等表现出来的。*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44页。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玛里琳·布鲁(Marilynn B. Brewer)认为，集体认同涉及建立在共同利益和经历基础上的共有群体表征，但它也指一个形成和塑造群体所代表并希望被他人认可的“形象”的积极进程。因此集体认同不是简单的个体的总和，而是代表集体努力的一种成就，超越于类属成员一开始共有的那些东西(共有表征)之上。* Marilynn B. Brewer，“The Many Faces of Social Identity: Implication for Political Psychology”，Political Psychology，Vol.22，No.1，2001，p.119.

总结社会学家关于集体认同的表述，可以得出，集体认同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集体认同具有一种共有的和互动意义上的“我群意识”，它来自于集体真实或想象的共有属性、经历和其他特征，它构成“集体性”并使之与其他集体区别开来。从这个意义来看，集体认同和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意识非常相似。另一方面，集体认同还包含着“集体能动性”，即在集体的组织下，集体成员能够通过良好互动获得认同，互动能力越强，其认同越牢固。

《通知》明确，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应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并由委托方到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登记。相关事项按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及技术合同认定规则执行。《通知》还规定，企业对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以及留存备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不包括委托境外个人进行的研发活动。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剧变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关系研究开始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更加重视认同、文化、规范等观念性和社会性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集体认同”概念被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与本质主义强调认同是原生性的不同，建构主义指出，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的创造和发明，认同不是给定和不变的，而是常常处于变化的重新建构之中，集体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进程。建构主义学者提出了“国家间集体认同”的概念，并肯定了国家间利他主义的存在，认为国家间集体认同的形成将导致国家能把他者的利益界定为自身的利益，从而使自我利益和集体利益合二为一。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指出：“我应该把自我利益和集体利益定义为，视他者命运为一体的社会认同范围的影响及其社会认同的方式。认同是一个从消极走向积极的连续统一体，从厌恶他者到视他者为自我扩展。”* Alexander Wendt，“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2，1994，p.386.他认为，集体认同的形成有四个主变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前三个变量是集体认同形成的主动或有效原因，第四个变量是辅助原因。“相互依存”是指如果互动合作中，一方的行为能对其他方产生影响，行为体就处于相互依存状态，即通过相互回报产生集体认同；“共同命运”是指行为体的生存、健康、幸福取决于整个群体的状况，只有建构起“同舟共济”的持久的主观意识，才能够形成集体认同；“同质性”是就国家的类别身份意义而言，客观同质性程度越大，行为体越容易认定其他行为体是自己的同类；“自我约束”是指行为体需要创造某种相互间的信任，让它们感到自己的需要会被重视，克服行为体害怕被他者利用、同化和吞并的心理。建立这种信任是国家能够在无政府状态下形成集体认同的一个关键。温特在讨论集体认同形成的四个条件中，特别提到了“共同命运”的重要性，他指出，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有利于行为体之间形成共同命运感。*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3—431页。

分析社会心理学家关于“集体认同”的内涵表述和建构主义关于“国家间集体认同”的观点，可以得出，培育澜湄集体认同包括三个要素：首先，历史和文化纽带是澜湄意识构建的前提条件。欧盟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在经历了欧共体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的多次挫折之后感慨道：“如果能重新做起的话，我将从文化入手。”* 《欧盟公布近年各国文化数据》，《中国文化报》2011年4月26日第3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将影响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组织(如欧盟)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培育澜湄意识，需要寻求认同的历史与文化根源，确立其合法性，并根据认同的需要，“对历史事件进行叙事重组”，并“选择现存的与群体成长密切相关的文化特质进行重构，进而建构认同象征。* Denis-Constant Martin，“The Choice of Identity”，Social Identity，Vol.1，No.1，1995，pp.6-8，12-13.其次，“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的共生关系，是澜湄意识建立的现实基础。需要在澜湄国家和人民之间构建一种相互依存、具有共同利益、面临共同挑战的共生关系。最后，澜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是澜湄意识建立的重要一环。澜湄国家和人民在频繁的互动中，形成集体印象，不仅要相互认同，还要认同集体本身，即意识到自己是“澜湄人”，从而产生身份感。

1.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利益共同体

(三)共生关系是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的结合与升华

如前所述，澜湄意识构建的现实基础是共生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生关系为存在形式，所以命运共同体意识最后需要发展到具有共生性意识且不断优化选择共生关系的高度。

2.文化差异性和历史矛盾纠纷为集体认同的构建埋下阴影

所谓“共生”，就是个体性与整体性的对立统一关系。* 金应忠：《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论国际社会共生性》，《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第37—51页。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出现使任何国家、任何行为体的个体性发展不得不考虑如何面对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如何与他者共生。实现这种国际共生关系的基本要素包括：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关系的纽带、共生关系的共生性底线、共生关系的拘束性。* 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12—21页。其中，“主体性”是指国家及其他行为体有“自我实现”的要求，即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权、展示自己的实力、追求自己的目标。“纽带”是指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要寻求“自我实现”都需要依赖、利用和开发资源(这里的“资源”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对国际社会的资源的需求，使其成为国家间共生关系的纽带。这些多种多样的纽带构成了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并不断发展深化，利益的共生性也不断地得到强化和泛化，因为某个共生链上发生的问题、风险、危机都会通过共生网络传导机制对所有行为主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共生性底线”是指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在共生过程中，存在无以数计、相互必须容忍的利益毗邻线或临界点，它们构筑成了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中的共生性底线，如果越过底线，不但会伤害其他国家和行为体，最终也会给自己带来危机，导致共同毁灭。“拘束性”则是指在国际社会共生网络中，由于存在共生性底线，因此主体性与共生性是同一的，寻求主体性发展的同时必须包容性发展，寻求共生性发展为主体性发展提供更宽广的前景。

澜湄命运共同体，可以理解为“多元同一”或“多元共生”。它强调的不是“联合”(union)，而是“合作”(cooperation)。它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认同建构，不以排斥他者为目的，而是通过包容他者来塑造共同成员身份，促进群体内部的整合。构建澜湄命运共同体，可从尊重各国差异做起，逐步发展到求同存异，再升华到聚同化异。所谓聚同化异，就是“聚利益、责任、挑战之同，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阶段之异”。* 新华网：《习近平会见德国社民党主席、副总理加布里尔》，2015 年7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15/c_1115936940.htm，登录时间：2018年2月14 日。

澜湄意识的构建可借鉴“欧洲意识”的构建经验，首先，从水文化或中国儒道文化和湄公河国家佛教文化的相通之处入手，挖掘澜湄国家文化特征上的相似性或相通性，提炼出“与澜沧江—湄公河最真实最紧密接近的生活方式及对这条河流的依存情感”的“澜湄个性”、“澜湄价值观”或“澜湄精神”，从心灵认知或情感纽带上为澜湄集体认同提供某种合理性基础。比如：道家有“上善若水”，禅语中有“善心如水”，澜湄精神应蕴涵着“温和包容”、“百折不挠”、“至善至美”等元素。其次，保护和发展澜湄流域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促成一个以文化多样性和共同历史文化遗产为特点的澜湄文化领域。比如：升级打造并推广澜沧江—湄公河旅游航线，将之作为东南亚旅游的经典产品之一；开发滇缅公路旅游，将中缅对二战的共同记忆实体化，等等。第三，可设计统一的象征符号来促进澜湄人对集体身份的认同。目前，已设立了“澜湄周”，接下来还可设计澜湄合作徽标、制作澜湄合作歌曲、设立澜湄音乐奖和文学奖等，打造澜湄合作多种象征符号，提升澜湄人对成员身份的认同。

高等学校“以人为本”的学生管理模式，是以高素质的大学生为中心，提升学生能力，与高校自身发展目标相融合，将管理制度的强制性实施，变为大学生自觉遵守和执行，这是对严格规范管理的升华。通过互联网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学校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传统说教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方法已经落后，不能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必须要从简单的灌输方式转变为引发学生探究的方式。

综上所述，澜湄合作机制的启动，意味着“澜湄人”的身份已经出现，接下来就是如何使澜湄国家和人民接受、承认和积极肯定这种身份，构建起集体认同(即澜湄意识)。澜湄意识是澜湄国家和人民在长期、稳定的合作与互动交流中形成的共同的心理认同感、归属感，以及自我身份的确立(澜湄各国对自身在共同体中的角色、责任和义务的认知)。培育澜湄意识需建立在构建文化共性和共生关系的基础之上，它的形成和完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随着澜湄命运共同体的逐渐建构而不断演进的过程。

二、构建澜湄意识的既有条件与阻碍因素

虽然从绝对意义上来讲，任何社会现实都是社会和历史建构的，它们原本并不存在，都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产物，但从相对意义上来讲，集体认同的建构需要重视现有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否则难以成功。这就如同欧洲一体化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的，而是在考虑欧洲各民族国家多样性的同时，寻求欧洲人的共性，“利用这些共性作为建构未来集体认同的原材料和基础”。* 李明明：《超越与同一——欧盟的集体认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犀牛是陆地上体重仅次于大象的动物，有“铠甲武士”之称。北白犀是北非白犀牛的简称，2011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可时间回溯到五六十年前，北白犀还有2000头左右。短短半个世纪，一个物种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历史长河。这个过程是如何上演的？

再者，打造澜湄生态利益共同体。澜湄流域发展经济带作为一个充满生命力和活力的经济体，最根本的支撑是水和生态。当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域外国家都打着“绿色湄公河”的口号不断在湄公河地区展现软实力，将合作重点放在环境、医疗、教育等低政治敏感度领域，照顾到了湄公河人民的现实关切，容易赢得民心。澜湄合作，也应将构建“生态利益共同体”作为重要目标之一，制定并实施“绿色澜湄计划”，重点推动大气、水污染防治和生态系统管理合作，共同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保障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为全流域人民带来福利。

(一)培育澜湄意识的既有条件与积极因素

1.澜湄国家具有一些历史和文化的共同特征和记忆

澜湄六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具有自然亲近感。澜湄合作扎根于传统友谊之中。第一，澜湄人民对澜沧江—湄公河的情感是相通的。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澜沧江—湄公河就像一条天然的‘彩练’，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1月10日，http://www.lmcchina.org/ttxw/t1524913.htm，登录时间：2018年2月10日。自古以来，澜湄流域的人民依水而生、傍水而栖，这条古老而充满生机的长河，之于他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第二，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文化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长期的文化交流使中国文化民俗、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治国理念等渗入湄公河国家。如中越同受儒家文化浸染，社会价值观相亲相近；越南采用中国农历，中越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时间相同，且都有“十二生肖”的说法。第三，澜湄国家的一些神话和文学有相近性。比如，“女娲补天”的传说在越南也广为流传，并且被“越南化”了，从创世女神变为丰收女神、生育女神。第四，澜湄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在近代都曾遭受列强的殖民统治，二战时期又饱受日本侵略，经历了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有着相似的集体记忆。这些相通的文化和相同的历史记忆为澜湄国家和人民进一步拓展人文交流、构建集体认同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基础和条件。

2.澜湄国家都有寻求持久和平的愿望

近代，受外来入侵和战乱等多种因素影响，澜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二战后，缅甸、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刚摆脱英法殖民主义者近百年的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又沦为两大阵营之争的角力场。地区格局受制于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湄公河国家成为冷战的前沿，陷入意识形态之争所带来的长期的撕裂和动荡之中，经历了老挝内战、越战、越南入侵柬埔寨、柬埔寨内战等冲突，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地区才赢来和平的曙光，政治局势实现稳定。时任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发出了将湄公河地区“从战场转向市场”的著名呼吁，强调“当一个国家或民族与另一个国家或民族进行贸易往来，在他国土地上投资，并且从广泛的经济活动中获得共同利益时，他们就不可能有拿起武器对抗的动机”。* Donald E. Weatherbee，“Thailand in 1989: Democracy Ascendant in the Golden Peninsula”，Southeast Asian Affairs，Vol.17(1990)，pp.337-350.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各国不得不重新思考和重塑其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过去的敌意开始让位于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积极而谨慎的合作。当前，中国和湄公河国家都有和平发展的愿望，而和平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构筑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是澜湄六国政府与人民的共同愿望。

3.澜湄国家具有对利益的共同追求

中国同湄公河五国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利益紧密交融，合作基础扎实。中国是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是老挝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初步统计，2017年中国同五国贸易总额达2200亿美元，同比增长16%。中国累计对五国各类投资超过420亿美元，2017年投资额增长20%以上。自首次领导人会议以来，中国与五国新增航线330多条，2017年人员往来约3000万人次。澜湄合作已成为本地区最具活力、最富成果的合作机制之一，将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和更广阔的舞台。*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1月10日，http://www.lmcchina.org/ttxw/t1524913.htm，登录时间：2018年2月20日。当前，湄公河国家大多面临基础设施薄弱、资金缺口较大、贫困人口仍多、工业化和现代化任务繁重等发展难题，都有推进经济发展的急切需求，期待能从澜湄机制中获得实惠。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中，外长们一致认为：“澜湄六国山水相连，人文相通，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六国加强合作，有利于促进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缩小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间发展差距，推进东盟共同体建设和一体化进程，造福地区民众。”*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2015年11月12日，http://www.lmcchina.org/zywj/t1511257.htm，登录时间：2018年2月20日。

经济利益共同体是最容易形成的，也是其他共同体形成的基础。澜湄合作开展以来，中国提出打造“澜湄流域发展经济带”，秉持“发展为先”的合作理念，要让“中国的发展最早、最多地惠及周边国家特别是湄公河国家”*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1月10日，http://www.lmcchina.org/zywj/t1524913.htm，登录时间：2018年2月20日。，其目标就在于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下一步，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1)框架下，进一步推进澜湄国家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互联互通、产能合作，铺开涉及整个区域的、更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面上项目”，使各国获得满足感，把经济互补性转化为发展互助力，不断扩大利益交汇点。

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具体到澜湄六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1)六个国家均处在城市化、城镇化提档升级发展时期，需要共同应对逆自由贸易思潮的挑战，推动次区域内生产要素快速、高效流动，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进程。(2)近几年来，气候变化带来的源头存雪量变化和降雨量的时空不均，已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有所显现，导致旱涝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影响到湄公河国家人民赖以生存的粮食安全；此外，保护湄公河航行安全，应对跨国贩毒、走私、贩卖人口等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均需要六国合作。(3)澜湄国家均面临如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解决跨境水资源合理分配和科学利用、跨区域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均需六国携手完成。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和环境合作中心就是出于“促进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设立。*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3月23日，http://www.lmcchina.org/zywj/t1511259.htm，登录时间：2018年2月20日。

(二)澜湄意识建构的阻碍性因素

1.政治互信不足影响下游国家对澜湄合作机制的认可和接受程度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自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亚洲开发银行1992年发起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也称GMS)，虽经过20 多年的发展，仍存在政治互信不足、安全合作水平低下的总体状况。一方面，对于中泰推出的澜湄合作机制，湄公河流域其他国家存在不同的声音，担心中国主导而使小国利益受损。另一方面，近年来，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出于遏制中国影响力和自身亚太战略需求等目的，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介入力度空前加大，相继推出“湄公河下游倡议”、“日本—湄公首脑会议”以及“湄公河—恒河合作倡议”，增添了次区域发展背后复杂的国际环境。而湄公河国家一向通过推行“大国平衡”策略获取利益，既不希望全面倒向中国，也对西方国家在本地区的活动保持警惕，今后它们必然不会放弃这一策略而全力支持澜湄合作机制的建设，由此影响其深度参与澜湄合作、共建澜湄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性。特别是越南，受近代中越藩属关系及其与中国的南海岛礁争端和双边贸易不平衡等因素影响，始终对中国抱有戒备之心，致使互信缺失成为两国关系深化发展的最大问题。

我们家是在这以后开始使用这种先进洁具的，由于没有机会去日本采购，买的是国货，价格比日本货便宜，售后服务也不错，有了故障一打电话立马上门维修，还不收费用。但遗憾的是出故障的频率比较高，不收维修费却收不算低的材料费，不但影响使用，而且日积月累，价格也贵了许多。不过据说，现在国产马桶盖的质量也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提升。

选取宁夏地区3项110 kV智能变电站装配式建筑工程作为评价样本(N1,N2,N3)，探讨本文所构建的基于直觉梯形模糊数多因子群决策方法的110 kV智能变电站装配式建筑造价评价模型的可行性和应用性。由来自电网公司造价管理部门的3名专家Sk(k=1,2,3)组成的造价评价小组，分别对各工程的4项智能变电站装配式建筑关键造价影响因子：钢柱C1，楼板屋面板C2，外墙C3，屋面保温C4进行评价，评价值为直觉梯形模糊数，构成智能变电站装配式建筑造价影响因子的直觉梯形模糊决策矩阵并依据国网公司装配式建筑典型设计方案，计算得出理想直觉梯形模糊向量如表1所示。

就文化而言，澜湄国家在主体民族、语言、宗教、文字上的同质化程度并不高。从文化类别来看，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由中国传入的儒、佛文化在越南，由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传入的小乘佛教在缅、泰、老、柬四国的格局。从文化整合性来看，虽然历史上中南半岛民族国家往往通过战争的方式增强彼此间的联系和影响，但中南半岛从来没有统一过，再加上高山大河的阻隔，使得中南半岛地区各地文化的发展表现为流域型而非区域型，即在越北红河流域、泰北湄公河上游、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和柬埔寨湄公河流域的文化发展并没有形成一个中心。从19世纪中叶法国入侵到二战结束，原来文化上的多样性又加上了各国遭受不同程度的殖民统治以及这段时期的多种国外思潮的影响，湄公河国家所在的中南半岛文化变得更为多样和更加复杂了。

就历史而言，湄公河流域被称为亚洲的“巴尔干”，充斥着不同民族、王国以及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历史上，越南对柬埔寨的多次入侵、泰国和越南在法国入侵中南半岛前对老挝的“肢解”以及泰国和柬埔寨至今存在的边界纠纷，都给相互间的信任埋下了阴影，尤其是自15世纪以来，泰越一直在为争夺中南半岛的领导权而对抗。虽然在后冷战时期，维护国家间和平合作共同发展成为各方期望，但旧有的敌对、野心、猜忌和恐惧仍会潜伏进新的政治文化中，在发生利益纠葛时凸显出来。

3.澜湄各国存在发展目标差异和利益分歧

澜湄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湄公河五国中，泰国发展程度最高，市场经济也最为活跃；越南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中，但近年来实行改革开放，发展速度加快；柬埔寨和老挝虽然也在逐渐实行改革，但仍处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列；缅甸一直在军政府统治下，近年来实行民主化改革，但受国内局势动荡等多因素影响，经济增长未能达到新政府预期。由于各国经济水平与发展阶段各异，所以发展目标也各不相同：缅甸希望通过澜湄合作使其国内经济发展和民族和解问题赢得更多的外部支持与理解；柬埔寨和老挝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投资与出口市场；泰国则更多地希望通过澜湄合作提升自身影响，抵消越南、柬埔寨、老挝的“铁三角”带来的压力；越南作为下游国家则主要关心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开发及上游建坝对下游的影响。* 卢光盛、罗会琳：《澜湄合作：发展评估和未来方向》，《世界知识》2018年第3期，第30—31页。各国发展的目标差异，会导致冲突的产生，比如老挝正在大力开发湄公河水资源，希望成为东南亚“蓄电池”，靠出口水电增加外汇收入，引发下游国家柬埔寨和越南的强烈担忧。如果处理不好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让普通百姓没有获得感，也会影响他们对“澜湄人”身份的认同。

三、澜湄意识的培育途径

澜湄各国的异质性大，而共同体强调的恰恰是同质性。如何打破澜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心理防线，促进相互间利益与情感的互动，构建命运共同体意识？

如前所述，澜湄意识是澜湄国家和人民对“澜湄人”这一身份的集体认同，其构建要素包括文化纽带、共生关系和交流互动，因此，培育澜湄意识可从挖掘文化共性、构建共生关系、增强互动交流、创新传播方式等方面做起。具体而言，包括：

(一)挖掘文化共性，构建象征符号

文化共性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生成的，它应基于原有的澜湄民族国家体系而构建，在考虑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寻求澜湄国家民族文化的共性，利用这些共性作为建构未来集体认同的原材料和基础。比如，研究发现，苏格兰的高地传统和文化——苏格兰褶裙和风笛等，其实都是一种追溯性的发明，并非古代遗风；1870年到1914年欧洲民族主义发展和民族国家建设的高峰期，民族传统被大规模地生产和发明。* [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38页。欧洲共同体时代，为了增强成员国及其公民的“欧洲意识”，提出了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措施和建议，比如：欧洲共同体旗帜、欧洲共同体颂歌、“欧洲日”、欧洲货币单位硬币、欧洲护照等。此外，欧共体还发放统一的汽车驾驶执照，组织“欧洲”的青年、体育、文化等各种活动，从各方面来强化人们的欧洲联合意识。* 伍贻康：《欧共体增强“欧洲意识”》，《世界知识》1987年第15期，第21页。

由此，构建澜湄命运共同体(共生关系)包括构建“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两个方面。利益共同体，简单地说，就是国家的利益是互相依存的，(行为体之间)“互动对一方产生的结果取决于其他各方的选择，行为体就处于相互依存状态”。* 李明明：《超越与同一——欧洲的集体认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责任共同体意识的涵义是：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应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做出贡献，承担责任，但因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所承担的责任理应在量上有所区别。“共同发展，就是要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平发展，就是要打造责任共同体；融合发展，就是要形成命运共同体”。* 《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向东接受新京报专访：李克强首提“三个共同体”回应“唱衰论”》，《新京报》2014年4月11日第7版。

(二)编织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构建共生关系

共生关系包含着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两个层面。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紧密交织、相辅相成、难以分割的。利益共同体是形成责任共同体的基础。“逐利”是人的本性，集体意识的存在，最终需要共同利益予以维持。“共同利益是国际合作、国际交往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和最主要的动力”。* 梁周敏、姚巧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利益观》，《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日第7版。而责任共同体是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担当，并反作用于共同利益，促进共同利益的提升。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有助于增强澜湄各国责任意识，使它们根据自身能力和发展水平，共同担当地区和平发展的使命，共同担负解决地区难题的责任。而发展联动性的增强最终有助于各方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采用滤纸片法测定了目标化合物的抑菌活性。将待测药剂配制成浓度为10 mg／mL的丙酮溶液，用微量注射器取上述丙酮溶液 2.0 μL于直径为4.0 mm 的滤纸片上（20 μg／disc）。 硫酸链霉素用经过灭菌的去离子水配制，滤纸片载药量同样为20 μg／disc。待溶剂挥干后，将滤纸片置于带菌牛肉膏培养基平板上，4℃冰箱放置30 min后，将平板于37℃恒温箱中培养5～8 h，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生长直径，每处理重复3次，计算抑菌圈平均直径。

中国在和平崛起进程中，“需要全方位地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全方位地构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 郑必坚：《全方位构建国际“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几点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第1—4页。由此，与湄公河五国建立全方位的利益共同体是澜湄合作的战略抉择。澜湄利益共同体不仅包括经济利益共同体，还包括安全利益共同体、生态利益共同体等多方面。

4.澜湄国家面临共同的挑战

其次，打造澜湄安全利益共同体。进入21世纪后，“人类的共同体意识正在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空前觉醒”，* 朱锋：《非传统安全呼唤人类共同体意识》，《瞭望》2006 年第4 期，第54—55 页。对安全共同体的探讨逐步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过渡。澜湄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多，仅就澜沧江—湄公河这条跨境河流而言，存在航行安全、能源安全、毒品交易、极端气候导致的旱涝灾害、气候变暖导致的粮食和渔业安全等威胁，迫切需要沿岸国家加强信息共享，深入推进联合巡逻执法、灾害管理、科学研究、技术合作、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的工作，积极探讨建立澜湄区域安全合作框架。

澜湄国家地缘相亲、血缘相近、情感相通、道德和价值取向趋同，都有经济发展的强烈需求，且都面临着世界经济形势不稳定、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问题的挑战，这些是构建集体认同的基础。但与此同时，澜湄国家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程度等不尽相同，在澜湄合作中存在目标差异和利益分歧，且合作会受到域外大国影响，这些又使构建集体认同面临障碍。

2.坚持平等互利，完善合作机制，加强政治信任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适应时代要求的体育人才,是当前体育专业教学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实验教学是体育基础理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动手能力等的有效途径，在体育专业建设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到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创新实验教学内容,加强实验教学手段,探索实验室建设、管理的新模式,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与水平,对实验室的科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1-4].

如前文所述，建立起行为体相互之间的信任，“让它们感到自己的需要会被重视”，是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在澜湄合作中，加强互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坚持平等互利。所谓“平等”，是澜湄国家地位的平等。澜湄合作是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第一个完全由沿岸国家组成的合作机制，是根据各沿岸国家的切身需求进行合作，没有任何外来因素牵涉其中。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作为澜湄共同体的一员，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涉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所谓“互利”，是各国在合作中不以大欺小，各国的发展不会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而是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其他国家人民利益结合起来，共同维护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构建利益共同体要摈弃以邻为壑的狭隘利益观，“利益”不是指各国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谋求利益最优化，“个体必须学会妥协、包容并选择恰当的方式，与他国共生共存共谋发展”。* 梁周敏、姚巧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利益观》，《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日第7版。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就已深刻体会到利益共同体的力量。为稳定亚洲经济，中国当时没有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支援了周边国家；而周边国家经济稳定下来，也帮助了中国经济发展。

其次，完善合作机制。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国家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关注的是绝对利益，而非相对利益，只要它们能从合作中获得双赢，就愿意开展合作。但在现实中合作之所以难以产生，是源于国家之间的误解和缺乏互信，“是对被他国欺骗担忧，而非相对利益的困境，致使合作打折”。* Shlomi Dinar，International Water Treaties: Negotiation and Cooperation along Transboundary Rivers，Routledge，2008，p.13.这种担忧的化解，有赖于国家之间合作机制的生成，如果合作机制能提供充分信息、降低互动成本、增强决策和行为透明度并减少不确定性，就能增进国家之间的互信，促使它们展开合作。当前，澜湄合作已经建立起领导人会议、外长会、高官会、外交和各领域联合工作组会组成的多层次框架，下一步需要完善这一合作框架，加强澜湄六国国家秘书处或协调机构间的常规性沟通协调，建立澜湄合作国际秘书处，搭建起照顾各方关切、平等协商、化解矛盾的多层次的澜湄沟通协调机制。此外，针对湄公河各国、东盟及域外的相关行为体对于澜湄合作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等现有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关系依然存在担忧和顾虑，坚持将澜湄合作定位于“中国同东盟整体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协调澜湄合作与中国—东盟合作的关系。

2.1 乳腺叶状肿瘤良恶性病理表现 纳入研究107例患者的107个病灶其中良性乳腺叶状肿瘤45个，交界性乳腺叶状肿瘤33个，恶性乳腺叶状肿瘤29个。其中，良性病灶出现膨胀性形状，且间质细胞较为疏松的排列，具有明显的核分裂象(每10个高倍视野下0～4个核分裂象)，但并无出血坏死的病理表象；交界性乳腺叶状肿瘤呈现明显的浸润性生长，且间质细胞生长过度，具有明显的核分裂象(每10个高倍视野下5～9个核分裂象)，可见少量出血坏死现象；恶性乳腺叶状肿瘤间质细胞排列紧密，但胞质内明确可见空泡，且导管稀少，每10个高倍视野下10个核分裂象，可见大片出血和坏死。

3.适时形成并提出澜湄水外交理念，做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顶层设计

1.我国老年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我国老年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城乡差异和东西差异两个方面。有学者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底，全国有2.22亿老年人，全国平均老龄化水平是16.15%。其中，农村是18.47%，城市是14.34%，也就是说中国乡村的老龄化水平比城市已高出4个百分点。而与之相对的是，超过90%以上的老年大学和社区学习中心都集中在城市。此外，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也存在巨大差异。

澜沧江—湄公河是“澜湄合作一条重要的生命线”，* 人民网：《澜湄六国领导人共襄“六水合一”》，2016年3月2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323/c1001-28222154.html，登录时间：2018年1月12日。澜湄国家加强互信、加深合作，迈不过“水”这道门槛。中国与湄公河国家深化合作面临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水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一领域”，必须找到突破障碍的有效途径。* 张锡镇：《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进展、障碍与出路》，《南洋问题研究》2007年第3期，第1—10页。目前在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1)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流域丰富的可用水资源和水资源管理的缺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下游国家担心中国会利用澜沧江干流大坝的巨大蓄水能力，通过对下游国家实行水遏制实现政治目的，围绕中国的“水威胁论”一直不绝于耳；(3)湄公河国家的用水目标不同，产生利益冲突，随着老挝在湄公河干流建坝，泰老柬越四国之间的水争端也日益加剧；(4)在气候变化和干流开发对流域水文、生态、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上的认知水平还比较低。针对上述问题，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和上游国家，应在现阶段以项目主导的合作模式下，推进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建设，使之成为支撑澜湄水资源合作、加强水政策对话的综合合作平台，适时形成并提出澜湄水外交理念，做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顶层设计，逐步推动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和信息共享机制、定期的高层协商机制，以及合理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

(三)增进互动交流，开展教育合作

澜湄民众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合作机制的了解与支持，对于澜湄合作机制下各个项目顺利推进与实施非常重要。缅甸天网电视台新闻部总编吴亨拉表示：“任何合作项目都需要民众的参与，真正去落实项目的是民众。只有民众真正了解到‘澜湄合作’机制有利于国家和地区发展，关乎他们切身利益，民众才能身体力行地去支持与落实‘澜湄合作’。”* 中国政府网：《缅甸资深媒体人坚定看好“澜湄合作”认为媒体应发挥积极宣传作用》，2018年1月10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1/10/content_5255130.htm，登录时间：2018年2月12日。

耶和华上帝将亚当带到伊甸园里安置了，命他修整照看园子。并下达戒谕：这园子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摘吃。只有那善恶智慧之树结的，你不要去吃它；吃了，你当天必死！”

在澜湄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互动交流是重要一环。“各国坚持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能淡化和搁置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等领域存在的矛盾与分歧，保护世界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与多元化，实现共同发展。”* 王寅：《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与构建原则》，《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5期，第22—32页。澜湄合作框架下的人文交流合作有声有色，实施了一系列让民众参与其中、受益其中的项目，比如：中方主办的“湄公河光明行”活动，让柬埔寨、老挝、缅甸三国近800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近两年，超过1.2万名湄公河国家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3000多位在职人员赴华参加短期研修培训；澜湄大学生友好运动会2017年5月在云南成功举行，增进了青年一代的了解与友谊。*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1月10日，http://www.lmcchina.org/ttxw/t1524913.htm，登录时间：2018年2月20日。未来还可进一步通过举办各种民间活动，如促进性别平等、提升妇女交流合作等，加强澜湄合作品牌建设，特别是澜湄青年交流品牌项目，提升六国民众的澜湄意识。

构建澜湄意识，教育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载体。欧共体委员会就是从教育入手，重塑欧洲人的共同历史记忆，澜湄合作可通过推进高校合作、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和教育交流活动，加强青少年对于其他国家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并促进澜湄人民文化素质和职业素质的共同提高。

(四)创新传播手段，讲好澜湄故事

媒体是沟通情感、连接友谊、培育合作的桥梁和纽带，澜湄六国媒体在推进务实合作、增进民众交流、提升澜湄意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前，湄公河五国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了解比较深入，但对于“澜湄合作”了解得并不多。提升民众对澜湄合作的认识，不但要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电影、文学作品、宣传册子等传播途径去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报道，更要用容易被澜湄民众接受的现代方式进行传播，讲好“澜湄命运共同体”的意涵。各国民众的媒介消费特点不尽相同，比如：缅甸在线媒介消费正在上升，前五位的媒体使用平台包括电视、广播、Facebook、纸质媒体和互联网。其中，Facebook和互联网的增长最惊人，分别为90%和40%。缅甸1400万互联网用户年龄在18—35岁之间，他们尤其喜欢上Facebook和YouTube。* “Index Creative goes online in Myanmar: Events organizer taps social media trend”，Bangkok Post，Dec. 19，2017，https://www.bangkokpost.com/archive/index-creative-goes-online-in-myanmar/1381483，visited on 10 Jan. 2018.而在泰国，则呈现“父母玩Facebook，阿公阿婆玩Line，青少年玩Twitter”的形势。* 中国—东盟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网(CAMIA)：《最新泰国社交媒体数据：Twitter用户激增，主要为青少年》，2017年6月2日，http://www.camia.cn/content/566.html，登录时间：2018年2月20日。因此，根据不同国家媒介市场的特点，采取符合其特点的传播手段，就显得十分必要。

中国农资行业经过几年发展，在向上下游突围形势的“胁迫”下，农资行业在资源、原材料以及终端渠道的投入不断加大，导致企业运行成本增加。同时，由于农资行业投资面小，缺乏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支撑，农资企业的资金流动性渐弱，融资成为企业需要迫切解决的当务之急，农资企业纷纷寻求上市之路。但是，从近两年的上市情况来看，一些企业逐渐放慢了上市融资的脚步，究其原因，大多是由于企业经营、不良资产剥离以及财务制度等因素所限，特别是作为农业、农资企业，对于资本市场的操作方式和运行程序缺乏基本了解和认知。

此外，通过开展澜湄六国媒体跨境联合采访、新闻资源共享、人员互访交流等合作方式，共同挖掘“澜湄合作”这座新闻富矿，讲述好沿岸各国间务实合作、共促繁荣的生动故事，讲述好沿岸企业创新发展、合作共赢的励志故事，讲述好沿岸人民携手发展、梦想成真的友好故事，有助于在国际舞台上奏响“澜湄好声音”。201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社主办“2017澜湄合作媒体峰会”，共有来自澜湄六国的30余家主流媒体代表参加，会议还宣布启动澜湄青年记者培训营项目，成为媒体合作的有益尝试。

结　　语

澜湄合作是流域六国根据共同需求量身定制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是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平台，是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也是对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的践行。当前，澜湄合作的要务是落实第一个五年行动计划，构建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对接各国发展战略，从而带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在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同时，也应注重构建安全利益共同体和生态利益共同体，并坚持“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则，完善合作机制，加深澜湄国家间的相互信任，构建起澜湄国家共生关系。同时，还要努力发掘澜湄文化共性，提炼“澜湄精神”，加大与湄公河国家探索建设澜湄人文交流平台的力度，通过与湄公河国家良好的互动交流，巩固和扩大澜湄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让“澜湄意识”在湄公河国家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