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英间围绕缅甸问题展开系列交涉活动。一般看来，英方的主角是英国外交部，即英国外交部代表英国政府同清政府外派公使曾纪泽、薛福成和龚照瑗等人进行直接交涉谈判，实则不然，缅甸虽是大英帝国之一部分，但也是英属印度政府的一个省，其实质管辖权掌握在作为“副王”角色的英属印度政府手里，英属印度政府对缅甸事务具有直接而又重要的影响力。这从清末滇缅界务交涉过程中，英属印度政府对相关重要谈判议题进行的干涉和阻挠行为中不难看出端倪。然而，英属印度政府在清末滇缅界务交涉中所扮演的若隐若现、潜移默化之反面“双簧”角色，却鲜少成为国内研究和关注中英滇缅界务交涉的核心议题。* 在当前国内学界对清末中英滇缅界务交涉的既有代表性研究中，秦和平教授、吕一燃教授、吕昭义教授、朱昭华博士和杨宝康教授的研究，虽然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清末中英滇缅界务交涉情况，对交涉过程中英属印度政府所起作用也有零星探讨，但都较为零散，该议题并未成为这些学者关注的核心主旨。具体可参见：秦和平：《述论1885年至1886年间清政府关于英灭缅甸及中缅界务的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第13—19页；秦和平：《艰难的历程：清末滇缅界务交涉之回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第74—88页；吕一燃：《薛福成与中英滇缅界务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2期，第57—72页；吕昭义：《英属印度对中国西南边疆政策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第56—73页；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以近代中英边界谈判为中心》，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等。 有鉴于此，本研究根据清末中方参与中英滇缅界务交涉谈判人员(曾纪泽、薛福成、龚照瑗等人)向清政府汇报交涉情况之电文、奏疏、条约，以及参与交涉谈判人员之日记、著作等留下的零星文本记录痕迹，结合后来国内外相关学者对该议题的零散剖析，进而梳理分析出英属印度政府在清末滇缅界务交涉过程中所扮演反面“双簧”角色之基本脉络，以助益于人们对清末中英滇缅界务交涉过程中，中方为何处处被动，最终交涉成果不尽如人意之结局有个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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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中英滇缅界务交涉之三重特殊角色关系构成

清末中英滇缅界务交涉，具体谈判方是清政府外派公使和英国外交部谈判人员，但在谈判交涉过程中，云南地方政府和英属印度政府，也不同程度地成为了滇缅界务交涉的助力方。作为地方政府，助力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利益无可厚非，然而特殊的是，英属印度政府之于英国政府，具有独当一面之半国体属性，其对界务干涉的权利之大，非中央集权管辖下的云南地方政府所能比。因此，在清末滇缅界务交涉中，虽然中英两国看似都有与界务直接相关的地方政府在助力，但成效却是大为不同。所以，中英滇缅界务交涉，中方更多的只是中央政府作为，而英方却是代表大英帝国的外交部和英属印度政府同时作为，中方必然面临着“双向合力”之冲击。这就在中英滇缅界务交涉中形成了特殊的三重关系，或称之为三角关系。

其一，作为缅甸传统宗主国的清政府。作为对缅甸事务有传统影响力的清政府，在缅甸被英国吞并后，必然要作出必要的反应。而反应的焦点是缅甸朝贡问题和界务谈判。对此，清政府驻英公使曾纪泽请示言及：“办时应否提明属国，乞示。缅之贡期疏于越，不提属国，我之进退裕如。如提属国则须争。争之不得而听其所为，似损国体，强争又蹈越辙。”*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59页。所以，清政府的首先反应是：“此时宜照会外部，云缅无礼已甚。英伐之固当，”但缅甸毕竟是中国的朝贡国，“此后英拟如何之处，全看其作何答复”。所以，“至开谈须以勿阻朝贡为第一，但使缅祀不绝，朝贡如故，于中国便无失体”。而至于通商和界务等问题则“宜作第二步办法”。*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962页。对于清政府的反应，有学者认为 “清政府同英国进行的抗争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因为缅甸虽是清朝的属国，但同时也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所以，清政府“在保护缅甸方面作用力的发挥相当有限”。* 秦和平：《述论1885年至1886年间清政府关于英灭缅甸及中缅界务的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第14页。霍尔则认为，“中国人仍固执己见”，因为“北京的总理衙门坚持说，缅甸人的礼物就是贡品。当英国驻北京的代办出示一份从缅甸的《巨史》摘出的条约文本时，他们竭力否认有过那样的条约”。* [英]D·G·E·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35页。而对于中英界务交涉之设想，曾纪泽致总署电云：“英久占南缅，今图其北，防法取也，”所以应“自腾越西出数十里取八幕，据怒江上游以通商，勿使英近我界”。而“倘能以口舌得八幕尤佳”，如总署同意，则同英开谈。*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958页。

再次，计算权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根据上述各个矩阵，通过根法对其权向量进行计算，以矩阵A为例来说明各单层次判断矩阵权向量的计算方式：设A矩阵的权重向量为W，求判断矩阵A每行的元素乘积，开3次方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可得权重向量，根据公式（1）

其二，作为缅甸新殖民地宗主国的大英帝国。18世纪末，英国在全面征服印度后，开始以印度为跳板，进军缅甸和东南亚。通过三次英缅战争，最终实现了吞并缅甸的野心。而在缅甸事务问题上，英国既要考虑对缅甸具有传统影响力和保持着朝贡关系的清政府的态度，还要同印支半岛的法国势力角力。因此，中英间围绕缅甸事务进行的交涉不可避免。对此，霍尔论及 “索尔兹伯里(Salisbaury)勋爵亟欲避免伤及中国人的感情”，他告诉中国驻伦敦公使，英国政府希望按照1769年中缅条约的规定继续交换使节，“同时愿意商谈边界的问题”。总之，“英国人希望和解，特别是解决边界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开始成为比吞并之前任何时期都更为迫切的问题”。* D·G·E·霍尔：《东南亚史》(下册)，第735页。

在印度部阻挠下，八幕设关谈判破产。对此，薛福成说道：“惟八幕设关为印督所阻，亦已将给彼权利稍稍撤去，惟各条互相牵抵，稍有变动，恐掣全局。”*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987页。

3.设置的问题要有灵活性。同一教学方法可以解决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学方法也可以解决相同的教学内容；同一教学方法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会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不同的教学方法面对相同的教学对象也会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学策略的运用要随着问题、目标、内容和教学对象的不同而改变。

综合上述对中英界务交涉所涉及到的三重特殊关系的解构不难发现，中英间的滇缅界务交涉，实质是台面上代表英国政府态度的外交部，以及荧幕后同样代表英国利益的英属印度政府，共同扮演正反面“双簧”角色而应对中方交涉的一出戏剧。

二、英属印度政府参与中英滇缅界务交涉的具体表现

清末中英间的滇缅界务交涉是一个综合性的交涉过程，涉及到商务和界务两大互为交织的谈判议题。对于英属印度政府参与、干扰和干涉滇缅界务谈判的原因，薛福成在《附陈驻缅英员遵约呈进方物片》中提到：“惟闻英廷谋议，使得缅甸，颇出意外，虑中国之隐掣其肘，爰不惮以此虚礼款我。八九年来，英人绥辑全缅，布置既密，益务恢张，其驻缅大员尚无照约举行之意，印度诸员异议由此而起。”*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297页。朝贡一事，表面上看是引发英属印度部对中英交涉不满的导火索。然而，从印度部对中英交涉过程中的“商务交涉”、“划界交涉”和“野人山交涉”三大关键议题的积极参与和助力举动来看，其表示不满后的积极干涉行为，则从侧面把大英帝国娴熟而狡猾的“两手”对外交涉计谋展露无遗。下面就英属印度政府在中英滇缅界务交涉中的角色扮演情况进行剖析。

(一)英属印度政府在中英滇缅商务交涉中的表现

滇缅商务交涉，主要涉及两个议题，一是中方在八幕设关；二是中国在大金沙江行船。而在两个议题中，英属印度政府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助力英国外交部。

另一方面，关于中国在大金沙江行船议题。薛福成根据商务条约，就中方可以在大金沙江行船一事同英国外交部交涉和谈判。“滇西远隔边隅，宜有通海便捷之道，局势方为灵活”，所以“特将行船一事设法磋磨，外部始终支宕，以虑他国援照为辞。继与商于约中另立一条，声明此系滇缅交涉之事，他国不得援例，彼始勉强答允。”*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298页。而在英国外交部所谓“彼始勉强答允”之前，薛福成等就以“云南矿产甚富，而运道极艰……”等客观原因，回答了印度部侍郎贝蕾说中国向来不讲求商务，“以大金沙江为两国公用之江，究属是何命意”的追问。*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298页。然而，即便如此，由于印度部的干涉，致使滇缅商约中大金沙江行船一事，也因为“印督忽复翻异，所索过奢，有万不能允之事”等的干扰而“稽延半年”。即使在商约中大金沙江行船议题得以通过，但由于印度部对和行船议题密切关联的八幕设关议题的干涉，以及八幕设关的最终作废，实际上中方在大金沙江行船议题上也没有得到多少“实利”。而到大金沙江行船，对当时清政府的国力而言，无疑也仅是一种“虚利”。

惟于八募设关，虑之尤切，据之尤坚。经臣再三开导，告以立约试办，乃亦勉强答允。讵全约甫经订定，印度总督仍坚持初议，不允设关，意在乘机要挟，责报过奢。臣思设关能否大获利益，商未可知，该督所索则万不能允，且既违其意，尤恐被其掣肘，不能获益。臣于是显则外部无自主之权，竟将八募设关一条删去，亦撤约中英人所得权利。……外部颇形自恧，不甚争论，此商务已定之大略也。*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298页。

一方面，关于中方在八幕设关议题。根据商务谈判预设，中方打算在八幕设关。然而，对于八幕在何地，中英之间存在明显分歧。总署致曾纪泽电报提到，“滇督复奏，缅有蛮幕无八幕，蛮幕距新街一站，新街距腾越十余站，已派员往探。英欲由印度专使来京议缅事，署已拒之。”*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961页。因此，到薛福成赴英谈判商约时，八幕设关一事被提上议程。对此，薛福成先派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赴英国外交部与山特生(Santesson)、欧格讷(O’ Conor)和印度部侍郎贝蕾(Berry)进行会谈。而印度部侍郎贝蕾则先入为主，“谓中国向不讲求商务，此次必欲在八募近地设埠……，究属是何命意？”* 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75—76页。从而造成印度部谈判伊始便关注八幕设关议题。尽管如此，八幕设关议题还是进行了半年的交涉，但最终因印度总督的干涉，以作废而告终。对此，薛福成在给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电报中说到：“印督忽复翻异，所索过奢，有万不能允之事。印督跋扈，外部无控制之权，难办在此，只可删去八幕设关，以杜狡谋。”*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985页。所以，对于因印督反对而致使八幕设关谈判破产，薛福成总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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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属印度政府在滇缅划界交涉中的表现

英属印度政府在滇缅划界交涉中主要扮演如下角色：一是为英国外交部谈判提供前线证据(如地图和勘察实地边界)，进而辅助英国外交部谈判，助力英国外交部拖延谈判和划界签约；二是干扰谈判，力图迫使中方让步。

其一，提供前线证据和助力英国外交部谈判方面。在中英滇缅划界交涉中，英国外交部不时以等待英属印度政府提供论据和地图为由，拖延和停摆交涉。这不仅对中方谈判不利，还增加了印度部随意干涉划界谈判的砝码。对此，《咨总理衙门与英外部开议滇缅界务》中言及：

滇缅界务目下大有束手之势，因太平江以北，厄勒瓦谛江以东，与云南山相距中间之地，中国所议似非近情。初，英既克缅甸，中英在北京定约，言明他日会议界务，当依缅王齐薄所辖地以为划界之基。嗣后厄勒瓦谛江以东，云南山以西，中间空地，自太平江以北，英人未能聚得缅甸界线，因之稍有迟延。后英武员伊立奥脱亲履其地探视边界，遇中国官员商旅，据称中国界直西至厄勒瓦谛江之岸，并称缅王官辖之权从未到过此处。然印度政府所派之官，则称得有证据，谓该处除华商外，其他华人始于近四年中渐渐来聚。故中国称厄勒瓦谛江以东皆其边地，欲以该江为界之说，当决意却之，然中国亦决意不改其说。因此八募以北中缅界务，一时未能就绪。*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318页。

对于地图，薛福成在《八论滇缅界务及辞行国书》中提到，“迭与外部妥议，外部嘱待印督所寄详图，及所查两国边界凭据”，然而，“又查印度所绘铁壁、虎踞两关似较中国旧图稍移而东，或系印员之诡计，冀我不能确指，彼即可售其欺。或关有东西两口，皆有十余里、数十里之长，但彼就东口填写，致滋歧异”。再加之，“劳偲伯里与山特生等或养病，或避暑，累次下乡，动辄稽延旬月”，所以即使中方人员尽力“与外部切实理论，彼亦不能强辩”，但“既多停顿”的界务、商务约章亦要在三个月内方能“一概议结”。* 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第88页。另外，印度方面还对云南边界的行动保持关注，以备及时报予英国外交部，助力其谈判资本。对此，薛福成致总署电中提到，谈判过程中英国外交部接印督电称：“现方等候划界，滇边华官不认向来界线，请我饬边吏暂照常办理，俟条约行后再更动，免生事。”*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988页。

其二，干扰谈判方面。中英滇缅划界，中方以八关为基本依据，此亦得到英国外交部的认可。然而，在虎踞关和天马关问题上，印督又出来搅局，致使中国的八关划界依据亦出现变数。《议定滇缅界务商务条约疏》提到，虽然铁壁和虎踞两关早已被英兵占据，“幸铁壁关距边密迩，臣屡向英外部争论，彼始允令英兵却退数里，让回关址，以库弄河为界。惟虎踞关界限、方向初甚渺茫，久无定论。……邀同八募英官履勘。英官并无异辞，印度总督则谓该关深入彼境七八十里，已与八募相近，且隶缅已百余年，一旦弃之，有损颜面。其意难于割地，遂并靳于让关”。*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298页。又据《附陈酌定虎踞关以东界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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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滇员寻觅虎踞、天马二关，勘得虎踞关在盆干西十里，距八募五十余里，距南碗河边英人所指为中国边界者八十里。天马关则在西南，居猛密、邦欠两山之间。英兵从关内山坡修路一条，以通缅属之南坎。二关虽已久圮，关门营址尚存。讵印度总督异常狡悍，不肯让地。*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301页。

最终，虽中方已“查虎踞关距滇边近，守新街，较形窎远”，但英人“始终不肯认虎踞关在我境内”。在此前提下，印度部再发力，“印度总督异常狡悍，此发兵焚毁野寨，正在勘明虎踞关界址之时，未始非明示不让关之意，盖恐我力索此关，则彼让地较多，情有所不甘也”。* 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第54页。

综上所述，由英属印度政府在滇缅划界交涉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见，英国外交部和英属印度政府间紧密配合，一方正面谈判，一方反面使力和干扰，致使中方谈判人员纵然力求争取利益最大化，但也只能发出“滇缅界务目下大有束手之势”和“欲令退让，势有所难”的无奈和感叹。

(三)英属印度政府在野人山界务交涉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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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中英滇缅界务交涉，中方谈判代表经历了数任驻英公使，尤以曾纪泽、薛福成和龚照瑗等影响较大。在曾纪泽交涉期间，中英滇缅界务交涉中，中方谈判底线建立在以“朝贡”为核心的基础之上，初步勾勒出了商约预想以中国在八幕设关和行船大金山江为谈判依据，界务预想以大金山江和八关为基本划界依据，并强调了野人山对于中国之重要性；在薛福成交涉期间，其大体承袭了曾纪泽的谈判预想；到龚照瑗交涉期间，以野人山界务和未定界地带交涉过多。但不论是哪一个阶段的交涉，英属印度政府均对交涉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拒绝执行划江为界。谈判伊始，薛福成便坚持划江为界的依据。在薛福成的谈判设想中，野人山地绵亘数千里，不在缅甸辖境之内，“若照万国公法，应由中英两国均分其地”。因此，“因复照会外部，请以大金沙江为界，江东之境划归滇属”，但该设想“外部果坚拒不应，两次停商”。*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294页。在中方努力下，划江为界虽然不行，但也曾出现“瓯脱”的允诺。不过最后“外部忽又翻异，坚称印度部不肯答允，且谓潞江左右，彼以让地不少，何以此地仍作瓯脱”的借口挡住了让野人山变为“瓯脱”地带的可能。薛福成在会晤英国外交大臣劳偲伯里(Rosebery)时加以交涉，在再三辩驳的情况下，对方“始据称愿中国仍受彼让地两处，滇西老界毗连野人山地者亦可酌量展出，所展里数若干，俟本大臣办文去后再行答复等语”。而当中方行文去后，英国外交部又以“电商印度总督为辞，迟迟不复”为借口。中方又再三催促，英国外交部仍打“印度部牌”，“始据称印度部大臣金白雷愿让我展出边界五英里”。* 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第49页。可见英属印度政府在英国同中方谈判过程中的作用。对此，薛福成在《五论滇缅界务书》中总结到：“惟野人山地，印度印官全神所注，不肯划江为界，异常坚韧。”* 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第81页。

(4) 若μ,ν为近似对偶测度框架, 且 则(μ的典则对偶测度框架)与(ν的典则对偶测度框架)亦为近似对偶测度框架。

其次，武力占领野人山诸地，以既成事实助力英国外交部谈判。对此，薛福成在《五论滇缅界务书》中有经典论断：

由于“印度诸员的异议”，不仅使曾纪泽时谈判的“朝贡”议题“虚名”不保，还让英国在没有签约的约束下，使得印度方面的军队得以继续向缅甸北部的中国土司境内挺进，甚至开进到中国传统管辖区内。* 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154页。 对此，赫德曾引以为傲地提到，“我所提协定草案，已包罗一切，英国取得实利，让出虚名，并保持中国的友谊。虚名无损于实利，而实利能左右虚名”；“请不要因为追求虚名而轻弃已在掌握中的实利。我深知什么是可以办得到的，什么是有利的”。*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页。

除上述举动外，对于野人山境内中英间交涉具有争议的昔马一地，即“查昔马在野人山地，非盏达边内之昔马”，也被“印度发兵占据，驻营筑台，于滇西形势不无关碍”。* 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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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对于中英围绕野人山谈判达成的既定成果亦谋求阻挠。即在野人山界务谈判中，因印度部的搅局和武力介入等，造成“彼既重视野人山地，不愿分割，于是有就滇境东南让我稍展边界之说”的结局。虽然“据称已与印督商定，于孟定橄榄坡西南边外让我一地曰科干，在南丁河与潞江中间，盖即孟艮土司旧壤，计七百五十英方里”。*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294页。但等到中英双方行文照会时，英国外交部仍然告知中方，印度部仍谋求阻挠，“其余均依滇省原图界线划分，外部于三月二十日行文照会前来，臣适探知欧格讷与印督尚多方播煽，欲阻成议。”*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295页。不仅如此，对于英国答应让野人山内昔马等地一事，印度部亦有看法，即“印度总督辄谓中国虽得此地，不过交盏达土司管理，土司力量岂能制服野人？仍恐出而为患，扰累英人，不如归英控辖等语”。*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301页。

清末中英滇缅界务交涉的核心是中缅划界议题，而野人山界务交涉议题又成为其中的焦点。在该议题上，英属印度政府主要扮演如下角色：

三、英属印度政府扮演角色对滇缅界务交涉结局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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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部尚书金白雷蛮横无理，受印员怂恿，谓中国向不争边地，尽可遣兵径自经理。所以昔董既未撤兵，旋又扎营昔马，攻击野人，复派兵至盏西边外之开社，公言不讳。查野人山本中国有权之地，彼不俟两国理论妥协，辄先派兵占据，非特显违公法，大有藐视中国之意。观其如此举动，则彼既得野人山地，难保不再听武员之言，诱胁沿边诸土司，窥伺滇西一带要地，迨有必至之势，其端倪已呈露矣。且听印度部各员议论，其所以揣测钧署及滇帅之语至为可恨，所以连发两电力请示以坚持不让，使彼自知所揣未确，必稍夺气。外部亦深以印度部为非，惟不欲与显立异同，所以必欲俟我严诘方可从中转圜。昨告以中国亦须派兵赴夙昔有权之地保护华商，其意稍有顾忌。* 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第81页。

其三，作为实质管控缅甸事务的英属印度政府。1886年2月，英国决定对缅甸被吞并的领土实行直接管理。“缅甸被合并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以查尔斯·伯纳德爵士为它的首席专员” 。* D·G·E·霍尔：《东南亚史》(下册)，第733页。前苏联缅甸问题研究专家弗·费·瓦西里耶夫认为：“英国殖民者侵占缅甸以后，在缅甸实行了严密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管理制度。英国首席专员(省督)行使最高权力，他隶属于殖民地印度的英国副王(总督)，因为缅甸已成为印度的一个省。”* [苏]弗·费·瓦西里耶夫著：《缅甸史纲(1885—1947)》(上册)，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历史研究室/外语系编译组，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3—44页。这可以从曾纪泽的《使英曾纪泽致总署，英国向缅甸提出赔罪办法电》中找到印证痕迹：“缅甸一事，所有九月二十五日之电询两节，现准印度部函复。……印度总督等一闻其事，即于七月二十日致书于缅甸国王，以为其事未经查办，不得轻罚该商如此巨款。……缅甸与他国来往，希照阿富汗一样皆照印度总督等所劝而来往。”*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959—960页。可见，英属印度政府在英国未全面吞并缅甸之前，就已经对缅甸事务拥有了干涉权。而当英国决定全面吞并缅甸，借口缅甸国王罚款商人而对缅甸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时，作为英国入侵缅甸跳板和先锋的英属印度政府，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英国出兵缅甸的直接参与者和兵源地。对此，《直督李鸿章致总署，英从印度运兵取缅甸》电文提到，“伦敦电，印度孟迈(孟买)埠出示招人承运军士前往缅甸，该处预备兵事戒严云” 。*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958页。 所以，英国吞并整个缅甸而把其设置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的一个省，让英属印度政府对缅甸实行实质管控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此背景下，英属印度政府直接参与和干涉中英滇缅界务谈判，也在所难免。所以，当中英在围绕朝贡和通商问题的谈判陷入困局时，“印度事务部加入了这场辩论，小心地、据实地反驳了中国人的看法，并对外交部这样迫不及待地接受赫德(Robert Hart)和麦卡尼特(McCartney，即中文材料之马格里)那种错误的说法表示遗憾。印度事务部反对派遣任何使团到北京去”。* [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下册)，第735页。而“印度事务部与外交部的摩擦，人为地给交涉设置种种障碍”，致使中英滇缅界务交涉，除了面临着英国因为内阁换届而导致对外交涉“缺乏连贯性”制约因素外* 秦和平：《述论1885年至1886年间清政府关于英灭缅甸及中缅界务的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第14页。，又增加了英属印度政府这一扮演“双簧”反面角色的第三方干扰因素。

在印度部和英国外交部的紧密配合下，中方的八关划界依据也出现变数。特别是英属印度政府在缅甸的军事扩张行动，致使虎踞、天马二关所在地尽为印度部军事占领。在中方索关时，不仅英属印度部极力阻挠，英国外交部也“从而附和之，据称此关深入缅境，属缅已百余年，若中国索问此等旧地，则缅甸应索于中国者甚多语意极为坚韧，臣知英人不愿我境逼近八募，英兵已多年扼守，欲令退让，势有所难”。*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301页。可见，英属印度政府对于中英滇缅界务交涉产生之实质影响。

英属印度政府刚柔并用，致使中国在野人山界务交涉中几无斩获。首先表现为，由于印度总督的阻挠，致使中方在曾纪泽交涉时期定下的以大金沙江为划界依据破产，接之中方的“瓯脱”预想也因印督所阻而不能实现。纵使中方交涉人员“不顾数次翻议”，亦然面临着“外部所稍依允者印度部复出而挠之，印度部所稍松劲者印度总督复出而梗之，印督至进兵盏达边外之昔马，攻击野人以示不愿分地之意”的困局。*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294页。因此，薛福成总结到：

英外部自经本大臣叠次催促，仍为印度部及印度总督所牵制，未肯就范。旋又送到照会一件，措词尚多矫强，专以中国无管辖野人山地证据为辞。而于本大臣前诘数端，仍无一句详复。不知中国近年虽无管辖野人山地证据，英与缅甸更无管辖大金沙江以东野人山地证据。外部非不深知底蕴，特姑为游辞以支展耳……而大金山江以东之野人山地，仍作中英两国瓯脱。如此既可限制英人，杜其诱胁浸西土司之渐，而中国办理交涉，稍觉得体，可免为各国所轻视。讵料印度部既允复翻，未肯遵办。* 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第48页。

其次，即使在中国交涉人员多方努力下，英国外交部在野人山界务上稍加让步，亦因印度部阻扰而交涉结局不如人意。对此，薛福成不无感慨到：

又闻印度总督以外部允让野人山内昔马等地，意甚不平，听信武员邪说。屡思翻异，又欲借端停商全约，停商之后，彼知中国界址未定，漫无限制，仍可伺机进占。再阅数年，非特昔马等地可以不让，即界线亦可如彼意重定。观于前使臣曾纪泽商办之时，迄今事隔八年，再与议约，难易损益想去倍蓗，其明证也。*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298页。

组织儿童分角色表演，这是一种帮助儿童掌握课文内容和语言特点的有效方法，也可以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在角色扮演中，教师应注意指导学生：当自己化身为课文中“人物”时，要考虑到“人物”的性格、语言和动作的特点。如《小燕子回来了》这一课，通过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时在沿途看到的变化，歌颂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日新月异。在指导有感情朗读的基础上，再按小组分别扮演“小燕子”和“小燕子妈妈”，表演他们从南方飞回来的经过。比一比，谁能把小燕子看到祖国建设突飞猛进时又惊又喜的心情、动作和语言表达地准确、充分。

再次，由于英国外交部和英属印度政府的双向使力，使得在薛福成交涉期间，中英之间亦未能较好解决野人山问题。等到龚照瑗接替薛福成任驻英公使时，仍在围绕野人山界务进行交涉，而英属印度政府的影响力仍然不减。龚照瑗在致总署电报里提及，英国外交部仍以不知道野人山在何处，不熟悉野人山地界来搪塞中方交涉人员，进而继续打“印度牌”，即“已电询印督，俟复到，如中国允商再告知地名边界等语”。*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007页。而中方最终在得到英国外交部的“早议益处甚多”，“议院散后，即过海以后，公文议事，定然笔不如口”的片面保证后，作出了“缅约所定野人山界，中国所得无多，岂容再议？惟英与我邦交已久，八幕左近之红奔河以南尚可酌让数里”的决定。*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1007页。

最后，英属印度政府干涉也影响了中缅界务条约的签订。由于印度部在中英交涉中的一再使力，致使中方谈判人员不得不两头受力，力求早日签约，希望用签约来改变被动的交涉局面。薛福成认识到，“印督嫌外部让地较多，至今耿耿，又恨未能在滇多设领事，力图宕缓此约”。因此，为了“以杜变端”，“请旨饬速与外部画押”，这主要基于英国人善变的特性而言，即“前虽满口应允，似无枝节，然彼族善于翻悔，总以速定为宜”。*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册)，第987页。在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外交部的双重压力下，清政府在中英滇缅界务交涉中不断让步，最终遗留下了对后来中国开展中缅划界大为不利的南北段未定界历史问题。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结论如下：

其一，清末滇缅界务交涉暴露了作为弱国的中国传统外交的不足。 “从前中国不勤边略，于边缴瓯脱之地向不介意”，“今则渐明利害，欲保体面，故于此等事不肯放松”。*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20页。而仅为“欲保体面”交涉的外交在英国外交部不断表面答应或者拖延，而印度部又反面干涉掣肘甚至武力助力的的作用下，最终不仅“虚名”不保，“实利”也未曾占到多少便宜。其中，尤以曾纪泽交涉期间，曾纪泽和总理衙门各自采用私人外交的交涉手法值得反思。表现为，曾纪泽依赖与英外交部常务副大臣庞斯弗德(J.Pouncefort)有私谊的使馆英籍人员马格里开展界务交涉，清政府总理衙门则依靠赫德进行交涉。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如果您能够来电提供肯定的证据，并由欧格讷来电证明，我以为英外交部也许可用以说服印度部。外交部知道并且相信您，但印度部也许相信别人。我是否可在必要时与霍金司(Hawkins)商量？”*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第35页。对此，受赫德指令在伦敦活动的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道出了曾纪泽交涉的内幕：“如曾候活动成功，将是马格里的胜利。”*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第11页。因此，有研究将这种奇特的外交方式概括为：“英国政府是这两条线的牵线人，无论是马格里，或是赫德获胜，最后都将是英国的胜利。”* 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第150页。

其二，中英滇缅界务交涉，再一次印证了近现代国际关系中“弱国无外交”的法则。在交涉过程中，英国毫无顾忌地采用“唱双簧”谋略，一边外交部示弱，一边印度部显强，你来我去，“各行其事，互相矛盾，彼此攻讦、拆台”，* 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第150页。让中方的谈判代表疲于应付，使得中方的谈判设想一再破灭，最终交涉结局不尽如人意。用相关学者的话来说，即清末中英滇缅界务交涉，反映出“清政府为维护边疆完整在武力和外交选择上的困境”，其中“武力既不能与之对抗”，只能选择外交手段。而清政府在“外交目标的确定问题上往往难以准确地把握，势必与自身的实力不相吻合，直接地影响到外交势力的成败”。* 秦和平：《艰难的历程：清末滇缅界务交涉之回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第88页。正如薛福成所言，“大抵两国办理交涉，其诎伸损益之数，仍各以力量为主。使臣口舌笔墨之功，不过可得十之二三。中国实在力量并不让人，无如数十年来办理交涉尚未处处力争先着，以致积重难返，为彼所轻，固不能不设法整顿”。* 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第81—82页。

总之，在清末滇缅界务交涉中，大英帝国一手导演了应对中方谈判的“唱双簧”戏剧。无论是拿上台面的外交部正面谈判，还是藏于幕后的英属印度政府台下使坏，其最终结局都是中方交涉结果的不尽如人意和失败，是英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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