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十年是郭沫若学术研究收获最大的十年，其中又以甲骨文方面的研究最令人称道。而甲骨文的研究离不开对甲骨文献的整理。郭沫若在对甲骨文研究中开展了大量甲骨文献整理工作，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与之前和同时期其他研究者不同的特点，特别是和“甲骨四堂”中的其他三位——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相较的不同研究特点。

1 整理、研究的目的和指导思想

研究者们出于不同的目的对甲骨文献开展了整理研究，不同的目的导致指导思想也各不相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综上所述,对医院的临床护士实行绩效考核管理,对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护士服务质量以及提高护理满意度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服务质量提高了,护理中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也就降低了。因此,此种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值更多的医院推广和借鉴。

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序说》中，郭沫若曾批评早期甲骨文研究者：“中国学者，特别是研究古文字一流的人物，素少科学的教养，所以对此绝好的史料，只是零碎地发挥出好事家的趣味，而不能有有系统的科学的把握”，推崇罗振玉、王国维是甲骨文献研究的“二大宗师”[1]195。罗振玉对甲骨文献的整理、研究是从收集古物开始，目的在于“考古”，他曾在《集蓼编》中自评《殷虚书契》：“平生著书百余种，总二百数十卷，要以此书最有裨于考古。”[2]42为了进行旧式考古而整理研究甲骨文献，自然无法得到先进理论的指导和支持。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1]8，他对甲骨文献的整理、研究也同样囿于传统小学、史学的范围，这也正是罗、王二人作为旧时代研究者的无法跳出的时代局限。

董作宾对甲骨文献的整理研究是其亲身参与发掘的必然，从董氏的研究过程来看，他对甲骨文献的整理研究是为了研究殷代的古史，1934—1943年历时十年所完成的《殷历谱》是其结合甲骨文献对殷代历法的研究成果。

罗振玉大量收集甲骨文献，还于1916年春亲身前往安阳小屯做实地探勘，郭沫若说：“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对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为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次事件”[1]8。

2 甲骨文献整理研究的重点和成就

2.3 作者 作者姓名在文题下按序排列，排序应在投稿时确定，在编排过程中不应再作更动。作者单位名称及邮政编码脚注于同页左下方。作者应是:①参与选题和设计，或参与资料的分析和解释者;②起草或修改论文中关键性理论或其他主要内容者;③能对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对修改，在学术界进行答辩，并最终同意该文发表者。以上3条均需具备。仅参与获得资金或收集资料者不能列为作者，仅对科研小组进行一般管理者也不宜列为作者。对文章中的各主要结论，均必须至少有1位作者负责。集体署名的文章必须明确对该文负责的关键人物。其他对该研究有贡献者应列入致谢部分。作者中如有外籍作者，应征得本人同意，并有证明信。

采用中景。周泽赡的侧影被同是上班族的人包围，公共汽车的玻璃上映衬着周泽赡无表情的脸，从窗户内看外面，灯火下的城市有一个老汉正把没卖完的小鸡装进筐里。中景中，周泽赡疲惫的眼睛大了起来，看向拐弯处的路牌。

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将甲骨文献按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个分类进行著录研究，这是第一次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对甲骨文献进行分类著录。郭沫若接力罗、王，对甲骨文献进行整理，在缀合、校重、辨伪、断代、文字考释、残辞互补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郭沫若在甲骨文献整理的过程中注意到了甲骨卜辞刻写分布的辞例规律，如《卜辞通纂》37片、64片、259片、786片等“一事二贞”之例；7片、16片、54片、75片、381片等“刻写由下而上”之例。郭沫若《释五十》中揭示甲骨文献中“凡卜辞刻例，如文左行者则单行在右，如文右行者则单行在左”和数字合书的刻写规律[10]125，在《申论甲》指出“卜辞尚有一通例，即于甲日卜祭某甲而合祭某甲时，二甲与先世中必相次，所祭者在后，所合祭者在前”[10]350，后在《殷契粹编考释》中又重申这一原则[11]424，《缺刻横画二例》指明卜辞缺刻横画的状况，在《卜辞通纂》《殷契粹编》多次指出“卜辞恒语”“卜辞契例”之例。他对这些规律的初步揭示，为后人整理识读甲骨文献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文字考释的成果反映在《甲骨文字研究》中，如《释祖妣》《释臣宰》都是由甲骨文字入手考论殷代社会，《释五十》揭示数字合书，《释支干》将西方文化的十二星座和甲骨文献十二辰记录相联系，都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思路和方向。在《卜辞通纂·别录二》中，郭沫若注意到甲骨文献字体风格“由字迹而言，帝乙时物多出派手，其字至圆熟秀丽”[10]601，可以说和董作宾将字体书法作为断代重要依据的思想不谋而合。

董作宾参与发掘，大量接触甲骨文献实物，1929年董氏发表《商代龟卜之推测》，通过对大量龟甲刻辞的比较研究，揭示了龟甲刻辞的贞卜规律和契刻规律，推动和深化了甲骨文献的整理研究。1930年发表《甲骨文研究的扩大》，将甲骨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分为文字研究、实物观察、地层关系、同出器物比证、他国古学参考5个大的方面，又将这5个大方面细分为25个方向，为甲骨文献的整理研究构建了框架，明确了方向。

两个研究区域分别位于南京市的江宁区和栖霞区。仙林大学城位于南京市栖霞区西部(118°52′～118°59′ E、32°4′～32°8′ N)，紫金山东麓，该区域突出生态环境和人文内涵，其规划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型大学城是该区域建设的重要目标。牛首山区域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118°38′～118°48′E，31°45′～31°52′N)，该区域包含银杏湖、牛首山、大金山、蒋门山，生物种类丰富，生态系统保护较好，而且该区域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美丽乡村核心区域，是城市化发展与自然保护矛盾较为尖锐的区域，选择这两个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对生态体育城市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鼎堂发其辞例，彦堂区其时代”[6]211，应该说，四堂在甲骨文献的整理研究领域是有重合的，考史、辞例、断代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前人所论的只是四人表现出最突出成就的四个方面。

《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版有文章18篇，1952年修订时删去了其中《释寇》《释攻》《释作》《释封》《释挈》《释版》《释南》《释鲧》《释蚀》9篇，《甲骨文字研究》是郭氏最早研究甲骨文的成果，是其在研究整理甲骨文献过程中，对殷商社会、历史、文化思考有所得而写下的文章，后来再看，其中必然有很多不成熟的见解。而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等著作完成后，回归了甲骨文献整理，写成《卜辞通纂》《殷契粹编》，做了大量扎实的甲骨文献整理工作，这是郭沫若学术道路的又一特点。

3 研究对象的具体形式

郭沫若对甲骨文献的整理、研究是为了“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1]195，他多次明确表明自己的研究目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全新的姿态，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1]6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序说》宣布：“我们现在也一样地来研究甲骨，一样地来研究卜辞，但我们的目标却稍稍有点区别。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本篇之述作，其主意即在于此。得见甲骨文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1]195可以说，建立在甲骨文献整理和研究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第一部重要著作”[3]11。郭沫若对甲骨文献研究整理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新思路、新方法、新领域的开创，这是之前和同时代的研究者们忽视了甚至回避的。如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评论：“从乾嘉学者到王国维，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遗产，但他们毕竟是属于上一时代的。……他们不能以考古学的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而更重要的是没有正确的理论作为研究的指导。”[4]3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指导的郭沫若，在甲骨文献整理基础上对殷商社会状况的描述是科学的，是王国维、罗振玉和董作宾所没有达到的研究高度。

伴随着现在社会的进步与企业的飞速发展，对现在的企业基层党建政工工作有了新的任务，进行基层党建工作的工作人员不能有效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与内容，肯定是无法有效发挥党建政工工作的作用。现在许多的企业仍然使用传统的书面文件、工作会议的方式进行党建政工工作，这种“假、大、空”的方式已经不能保证党建工作的有效性了，因此就需要改革这种形式化、表面化党建政工工作方式，增强企业基层党建政工工作的质量。

董作宾一共参加了8次殷墟科学发掘，并主持其中3次，这对其甲骨研究的影响不言而喻。亲身参与发掘的经历，使其对甲骨分期断代有了自己科学的认识，1931年发表《大版四龟考释》提出甲骨文献断代的8项标准：坑层、同出器物、贞卜事项、所祀帝王、贞人、文体、用字、书法。这是甲骨文献的研究者第一次注意到贞人的问题，并将贞人作为甲骨文献断代的标准。郭沫若在《卜辞通纂·序》评价“贞人”对于甲骨文献整理的意义：“近时董氏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颇凿破鸿濛，今据其说诠之，乃谓于某日卜，卜者某，贞问某事之吉凶；贞下辞语当付以问符。且贞人说创通，于卜辞断代遂多一线索”[9]16，“则说以人名最为妥当，此说一创通，其于卜辞相互间之时代关系，可得一重要之启迪矣”[9]230。 在1933年完成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董作宾以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10项为甲骨文献的断代标准。郭沫若赞叹《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董氏之创见，其最主要者仍当推数‘贞人’，其它均由此所追溯或派演而出”，“多数贞人之年代既明，则多数卜辞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贡献诚非浅鲜”。 [9]19-20这10项标准的提出，都是董作宾亲历发掘并大量接触甲骨文献原始材料后的研究成果，这是郭沫若受海外甲骨文献研究的客观条件所限而无法达到的研究成就。

罗振玉是第一本甲骨文献拓本《铁云藏龟》出版的积极支持和参与者，是第一个探明甲骨出土之地的甲骨文献研究者，“罗振玉的主要成就，是把甲骨出土地点考证出来”[5]。罗振玉在大量收购甲骨的基础上，优选三千片，亲手墨拓，编成《殷虚书契》二十卷，对甲骨文献按人名、地名、岁名等进行了分类著录。郭沫若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中评价：“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也深赖罗氏。”[1]193罗振玉所作《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集中展示了他对甲骨文献整理考释的成就，他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提出了“由许书以上溯金文，由金文以上窥卜辞”的甲骨文献的文字考释原则；在《殷虚书契考释》中按卜祭、卜告、卜享、卜出入、卜田猎、卜征伐、卜年、卜风雨的内容标准对甲骨文献进行了分类著录。郭沫若评价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然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1]193董作宾在《罗雪堂先生传略》中评价：“考定小屯为武乙之墟，审释卜辞帝王名号者为先生。至若文字之考释，其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实上承孙氏未竟之绪，下启文字考释之端。”[6]211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之学问》中也承认：“审释文字，自以罗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之为故殷虚，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7]88同时，罗振玉还重视收集甲骨文献同时出土的文物，他曾经嘱咐其弟罗振常：“与龟甲同出土者，必尚有三代古物，其尊彝戈剑之类，必为估客买去，其余估客所不取者，必尚有之。即不知其名，苟确为古物而非近代之器，弟幸为我致之。”[8]6郭沫若评价：“罗氏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他的搜藏与从来古董家的习尚稍有区别，他不仅搜集有文字的骨片，并还注意到去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在1915年他还亲自到小屯去探访过一次。这种热心，这种识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1]188

王国维是明确认识到甲骨文献学术价值的早期甲骨文献研究者之一，他将甲骨文献的发现认定为中国学术上的大发现，和汉晋木简、敦煌写本、明清大内档案相提并论。他在文字学方面，运用多种方法考释甲骨文字，整理甲骨文献；在小学方面，“王氏之学即以甲骨文字研究为其主要的根干”[1]194，他运用甲骨文献大胆质疑《说文》，写作《殷商贞卜文字考》指出《说文》违失，打破对《说文》的迷信；史学方面，把甲骨文献和传世文献相互证明，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等文。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评价：“王氏与卜辞研究实当首屈一指，孙、罗均非其比也，其所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乃自有卜辞研究以来之最大贡献” [9]38。王国维对甲骨文献的整理有发凡之功，如《卜辞通纂》第276、277片的缀合，郭沫若赞叹：“此二断片之复合乃王国维所发现，为卜辞研究中之一最大功绩。” [9]332整体而言，王国维开创了甲骨文献和传统史学相结合研究的新起点，郭沫若高度评价王国维甲骨文献整理研究，“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1]8

郭沫若对甲骨文献整理以甲骨文献拓片为主，他在《甲骨文字研究序录》中坦承“余于甲骨文字，除诸家拓影及摹录之外，与甲骨本身实少接触之机会”[10]13，在《卜辞通纂·序》又说“所据资料多采自刘、罗、王、林诸氏之书”，“余于此间所得公私家藏品之拓墨或照片，均选尤择异而著录之”[9]8，这和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大量接触甲骨文献实物的情况不同。在《宰丰骨》中说“以上仅由拓影之考察于器物之原型自难决定，然能与原骨接近者，如就余说以稽核之，必能获得更明确之知见也”[10]410， 《卜辞通纂·序》中评价董作宾“贞人本董氏所揭发，坑位一项尤非身亲发掘者不能为”[9]16，“董文善处正自收不胜收，即其所据之资料多身亲发掘，且多珍异之品，终为局外人所难企及”[9]26，无法接触甲骨文献实物的遗憾溢于言表。只见拓本还导致其对王襄《簠室殷契徵文》一书的误判，“盖其书所用拓片本不甚精，石印亦不良，文字多用粉笔加工，全失真趣。曾见罗、林之书者见之，鲜有不疑其伪者矣。”[9]29郭沫若在海外十年以拓片大量研究整理甲骨文献，一方面保存了流失海外如《卜辞通纂·序》所言“学者亦罕有称道”的甲骨文献，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以室内研究为主的特点，这对他的甲骨文献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我们可以大胆假设，若郭沫若像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一样能大量接触甲骨文献的实物，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还会更高。

4 和罗、王相比，郭沫若在研究整理中大量吸收了其他研究者成果

郭沫若之前的研究者在甲骨文献整理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一些丰硕的成果。郭沫若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中高度评价罗、王：“谓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辟一新纪元” [1]194。回避前人的研究成果，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卜辞通纂》中所据甲骨文献资料就多采自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之前研究者的成果。郭沫若在甲骨文献整理研究中，对罗、王借鉴尤多。如在《甲骨文字研究序录》中说“余于处理殷周古文字之方法上，得之王氏者为最多”[10]15。引王氏之说，如《释祖妣》中释“育”“毓”“帝”；《释朋》中释“朋”；《释支干》中肯定王国维对甲骨文献的缀合，肯定其考释殷帝人名是“得以纠正二千余年来《史记》诸书旨错误”[10]190。《释和言》引罗氏之说释“龢”。郭沫若在甲骨文献整理研究中得益于罗、王之处，举不胜举。

郭沫若在对甲骨文献的研究整理中也多次指出前人的错误，《释耤》中指出罗振玉误释“耤”为“埽”；《释勿》中指罗王不识字，又认为董作宾解释过于简略，释该字为“犁”之初文；《释五十》指出罗振玉不识合书之例，释“十五之六”当为“五十又六”、“二千六百十五六人”当为“二千六百五十六人”。《申论甲》中指出罗振玉误释“”为“羊”通“阳”，王国维断章取义也误释为“羊”，董作宾亦误释为“阳”；在《卜辞通纂》中多处纠正罗振玉、王国维误释，特别是甲骨文献记载“世系”卜辞后，完善了罗、王的殷代先公先王先妣世系表，后在《殷契余论·殷拾遗》中还做了进一步补充更正，在《殷契粹编》中为王国维的世系论述提供甲骨文献证明，可以说郭沫若是在罗、王前期工作之上开展的进一步研究。毋庸讳言，罗振玉、王国维作为甲骨研究的大家，郭沫若对甲骨文献的整理考释无可避免都要参考罗、王，我们说郭沫若是站在前人肩上达到的研究新高度，应不为过。

郭沫若和董作宾研究甲骨文的时间相近，两人在甲骨文献整理过程中，交流甚多，《卜辞通纂·书后》中，郭沫若记录了两人在学术交流中彼此获益的情况，“余于此对于彦堂之厚谊深致谢意”[9]625。此外，郭沫若还引孙诒让、胡光炜、商承祚、容庚、唐兰等研究者论说，或肯定，或指谬，或用以修正自己的错误，《释五十》对一片甲骨文献就对比了罗振玉、容庚和自己的考释，认为“容释较余前所释者更为妥帖”[10]128，态度坦承。

5 结语

作为甲骨文献重要的整理研究者，郭沫若在海外十年的流亡生涯中收获了甲骨研究的巨大成果。他克服了客观研究条件的不利因素，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在甲骨文献整理研究中，展现出与之前或同期研究者不同的研究特点，开拓了甲骨文献研究新领域，开创了研究新方法，名列于甲骨文献研究史上光耀后世的“甲骨四堂”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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