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鸿篇巨制般的《疯狂的榛子》*《疯狂的榛子》发表于《人民文学》2015年第11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出版单行本同名小说。出现在读者视野里的华裔作家袁劲梅，并非文坛的新面孔，而是一个有着不短写作时间、凭借《罗坎村》《老康的哲学》《九九归原》等作频频获奖或登上各大文学排行榜的饮誉海外的华语作家。对于袁劲梅来说，写作似乎是她在美国大学哲学系教席之外的“副业”。相对于海外华语作家群中的不少作家来说，袁劲梅的写作数量称不上最众，但其作品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属于那种能够一眼被读者识别出来的类型：无论是早期《月过女墙》(2004)中拆除中西方文化阻隔的“拆墙”文学，还是《忠臣逆子》(2010)系列以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审视传统文化劣根，或是《青门里志》(2011)用地方志“回头看一眼我们走过的路”*袁劲梅：《青门里志》，第31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的文化寻根式写作，我们都能够清晰看到文化母题尤其是中西文化冲突主题的一脉相承，文化叙事与文化冲突模式几乎是这些作品的元叙事和基本构架。

而在这部《疯狂的榛子》中，我们既能看到袁劲梅继往以“文化”作为内核的叙事形态，又在这些熟悉的叙事中看到了诸多不一样的“意义系统”：地方地理与文化政治，战争与爱情的并置，文化与战争对人的异化，战争伦理与日常伦理的纠缠等等。本文主要谈论小说的冲突性叙事与作为陋俗的东方意义系统、以创伤为内核的人学命题、作为“民族志”的地方性书写的价值和特征。

当前农业生产中大多都是采取机械化生产作业，地膜残留会对农机作业产生影响，降低农业生产质量与效率。此外，残留地膜还具有其他方面的危害，残留碎片会与农作物秸秆以及各类饲料混合在一起，家畜误食之后肠胃功能会降低，导致牲畜死亡。加上残留地膜四处散布会导致地膜四处漂移，会产生更多污染[1]。

一、“差异”视野与作为“陋俗”的东方意义系统

《疯狂的榛子》延续了袁劲梅小说叙事中惯常的中西文化视角，在上个世纪40年代直至“文革”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讲述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在中国战场抗击日军的艰辛历程，同时，呈现舒、范、南三家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的悲欢离合和复杂纠葛。如果以文化立场和审美视角的差异来划分《疯狂的榛子》中的人物，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范笳河、颐希光、舒暧、南诗霞、宁照等，他们秉持的基本是东方传统和中国思维；另一类是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中的美方飞行员、浪榛子、芦笛、范白萍等，他们或是直接脱胎于美国本土文化或是在其中浸淫多年的年轻一代。因而，传统文化价值与西方文化价值成为两套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差异和冲突也成为小说基本的叙事状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一些新移民作家，常常自觉地选择异域文化作为参照，反省本土历史记忆中的重大问题，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内在沉疴，呈现出明确的现代启蒙意味。”*洪治纲：《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袁劲梅的小说具备这种中西视角交融的叙事特征，常常通过两种文化的自我呈现、冲突或辩驳，来探讨东方文化的弊端和困境。

在小说中，“差异”视野表现为父辈与子辈间的价值观差异；东方与西方在政治、伦理和文化上的差异；边缘与主流之间的巨大差异。比如，代沟几乎是横亘在小说里每对长幼关系之间的问题。“所谓代沟，正是由于时代的剧变而必然造成的不同代人之间的断痕，它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剧变中正在死去的旧的文明和尚在分娩之中的新的文明之间的断裂和真空。”*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第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小说开篇即呈现了宁照和儿子芦笛之间尖锐的父子冲突，这个冲突简直成了小说中父辈与子辈、东西文化、新旧思想等多重范畴冲突的预演。宁照出生于南京的鸡鹅巷，有着典型的东方男人的文化观和价值观，而出生于加拿大文化语境中的儿子芦笛耳濡目染的则是西方价值观，父子二人在“小狗判刑”和“割草事件”上的争论本质上还是二者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宁照以东方的“孝道”和“家庭等级制”试图教育儿子，而芦笛则以西方社会中的“常识”“平等”“逻辑”等价值视点予以回击。很显然，在芦笛咄咄逼人的数落和关于“王戒”和“宪法”的陈言中，这场父子冲突是以父亲宁照的溃败而结束的。浪榛子与养母南诗霞之间的冲突也很有代表性。南诗霞出生于革命之家，家国一体，国家利益至上是她坚信不疑的“铁律”，即使历经劳改生涯，仍不改初心。然而，浪榛子对母亲这代人的信仰持怀疑态度并给予无情的嘲弄，子辈的这种嘲弄无疑戳中了上一代的软肋。除了在信仰问题上的分歧，在浪榛子的婚姻上，母亲由于劳改时的创伤记忆，不愿意缔结这桩“看守所长的儿子和女犯人女儿的婚姻”，希望女儿选择一种远离政祸、“长而平淡”的爱情。这遭到了浪榛子的坚决反对，浪榛子的理由仅仅因为这有悖自由。从范水山区走出来的范笳河，对于将新媳妇拱手让给父亲享用的愚孝古风，深恶痛绝，暗下决心保护未来自己的媳妇，显示出与父辈的决裂姿态。

在小说中，中国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伦理中的这种死穴和病症几乎比比皆是，比如从美国来中国创业的寇狄，在与女友“绿青蛙”谈恋爱的疲惫纠缠中，观念上的差异和行为上的误解使他最终悟出：中国男女恋爱是“等级制”的一个缩影，恋爱的本质是“互为奴隶”。令袁劲梅更为忧心的是，宗法制和历史暴力在当下社会的大行其道。比如莫兴歌，这个有着“文革”式人格的“政治人”，受商人戚道宽的指点，粗暴撕毁与法国公司的合同，在蒋达里果园公然推崇宗法制的管理模式。宗法制在当代社会会结出怎样的果实？袁劲梅设置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结尾。莫兴歌代表的是一种历史人格形态的“复活”，这种人格复活的本质是暴力和非理性。而激活莫兴歌的是商人戚道宽。戚道宽在小说中是一个有着各种头衔的“成功商人”，但这个人物，袁劲梅显然对他有一份警惕。其中原因在于，他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对红卫兵“胆大”精神的应用，他向莫兴歌灌输“只要胜利，不计手段”的“大无畏”*袁劲梅：《疯狂的榛子》，《人民文学》2015年第11期。的气质。从小说的叙事基调来看，袁劲梅并没有沉浸在对戚道宽的商界精英和成功人士这种形象的勾勒上，戚道宽是一个“带菌”的当代典型人格，这一当代社会较为普遍的人格体现的是“红卫兵”式人格在当代的复苏。对“文革”有着深入反思和专门书写的(比如《青门里志》)袁劲梅显然不能认同戚道宽身上的这种不择手段的红卫兵气质和以科学家名义骗取国家科技开发区土地转做房地产的行径——小说最后让正直的善全春起诉戚道宽可见作家对戚氏人格的警惕。

很多企业在使用财务管理时主要关注其管理职能，但财务管理在企业价值创造方面同样存在较大作用。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企业仅依靠运营项目来实现价值创造的空间相对有限，而部分企业对财务管理在价值创造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而无法充分利用财务管理来控制企业价值。企业需要合理利用财务管理来加强企业价值创造以及做好价值保护工作，这对于扩大企业价值总量并实现更长远的战略发展都有积极意义，企业还需要根据现有的发展背景做好财务管理的持续完善与发展，确保财务管理能够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

式中：λn，μn分别为物种数量为n的栖息地的迁入率和迁出率；I和E分别为最大迁入率和最大迁出率，为设定值；N为物种数量的最大值；n为栖息地的物种数量，且n∝HSI。物种数量有多种确定方法，在此采用排序法为每个栖息地确定物种数量：将各栖息地的HSI进行比较，按升序排序，各栖息地的排名为其容纳的物种数量。

这种“冲突性”叙事不仅体现在家庭内部，同时体现在中美官兵对战争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上。比如在散发传单这一问题上，美国飞行员认为应该提醒中国劳工远离即将被炸的日军仓库，而范笳河和其他中方飞行员却不愿散发传单以提醒那些为日本人干活的人，范笳河们拒发传单是缘于仇恨日本人和汉奸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但怀尔特却本着人道主义原则，认为“所有非战斗人员，都不是你的敌人”，反对伤害民工。尽管怀尔特的“悲悯之心”和“文明论”在特殊的战争背景下显示出某种虚妄和理想化，但东西文化背景下不同的战争观和人性观还是可见一斑。

战争与革命决定了20世纪的面貌——这是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的导言中的开篇之句。诚然，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国。20世纪的中国充满了太多的苦难和沧桑，战争、革命、运动几乎密实地遍布在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在动荡中艰难前行，而大时代夹缝里的人们也在不安的时代中经历着人性的压抑、创伤和修复。《疯狂的榛子》把叙事的空间放置在这样一个宏大背景之下，选择抗战、“文革”和当下三个“断面”，以此建构关于一个民族的“存在”主题和“人性”景观*在自序中袁劲梅这样说道：“等写完了，回头一看，我这部长篇小说写成了，顺着爱情走，一路诘问：人怎么才能好好地活着，爱着，原谅着？”(袁劲梅：《疯狂的榛子·自序》，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确实，爱情主题是小说最初的叙事动机，小说最后的格局溢出了最初的爱情主题，而“跑偏”成一个探讨人的生存和人的病症的文化小说。的小说。简言之，这部皇皇大作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更是一部理性审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关注创伤人性和病态人格的小说。在《疯狂的榛子》中，我们能看到不少“病人”的身影，范笳河、沙顿少校、甘依英，吃人肉的犯人老农民、颐希光、莫兴歌，等等——几乎可以形成一个“病人群像”，而对这些病人诱因的呈现、勘探以及对创伤性人格的人道主义体恤也许正是作家的写作意义所在。

其次是映照修辞格的使用。歌词中秀才的离开与胡同中梦的落空形成映照。映照修辞格的使用让书生的离开与胡同的败落形成了奇妙的统一，给听众以双重的冲击。他不是功成名就而离开，他心中功名、往事、胡同都恍然如梦，随着记忆被埋葬，只留妻子凄苦中挣扎。

由上可见，袁劲梅通过这种东西文化视角和差异性视野，试图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和人性景观，这些景观不仅表现为上文提到的中国战时政治中的痼疾，恋爱中的等级制，商界精英身上的红卫兵血脉，范水地区的“爬灰”陋俗与尽孝古风——这些都毫无例外与“带菌”的中国文化基因相连。除此，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现象也以一种“奇观化”的形象从这些“视域”异域呈现出来：令沙顿咋舌的高考誓师大会和“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高考、H城和中国没完没了的雾霾、大庙旁利用人们同情心骗取钱财的行径、“窃钩者诸侯”的社会不平等——寇狄、芦笛、沙顿眼里的种种怪现状和社会乱象聚合成了社会丑陋的一个侧面。袁劲梅曾在《九九归原》的创作谈里说：“每一种文化其实都是有一些陋习的，只不过文化这种东西像空气，像水，在一个文化框架里生活时间长了，有些陋习就成了习惯，虽然我们并不喜欢，可也就这么做了。但是，如果有另一种文化做镜子，也许就可以看清楚我们陋习的可笑。我写这个故事，是想借助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做镜子，来看看我们的民族劣根性。”*袁劲梅：《创作谈：〈九九归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10期。因而，可以说，《疯狂的榛子》让我们沉浸于波澜壮阔的现代中国历史和令人唏嘘扼腕的爱情故事时，更意在让我们走进中国历史的内部和当下现实，去审视我们民族那些陋俗和病根，并由这些文化病根和负面性的历史遗存进一步发人深省地指出，有形的战争和革命虽然结束了，但暴力的遗存仍在延续。因而，如果由袁劲梅在这种差异性叙事中对中国历史和现实诸多症结的揭露，而认为这是一种将中国东方主义式的写作，而看不到作家反复提及的法与和平的关系、法与公平的关系，可能也就误读了袁劲梅的真实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

二、“十步内外”与“PTSD”病中的人学命题

（2）萃钯余液铂含量低，而杂质硒、碲浓度高，在萃铂过程中易导致贱金属与铂共萃进入有机相中，影响铂萃取效果及产品质量。

2.3.2 水提工艺正交试验结果及统计分析 按照处方比例称取药材适量，根据L9（34）设计表进行9组试验，将水提液浓缩后置于已恒重的蒸发皿中，水浴浓缩蒸干，移入105℃烘箱中，干燥至恒重，取出，置干燥器中冷却30 min后，取出称重，计算浸膏得率。精密称取L9（34）试验项下1～9号浸膏样品适量，按“2.2.1”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进行测定，计算样品中葛根素的含量。以葛根素含量和浸膏得率为指标，将葛根素含量的权重系数设为0.8，浸膏得率设为0.2，进行统计分析。见表5～6。

在这里，“十步内外，不能自已”的生存困顿不仅是颐希光和舒暧的宿命，几乎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人格创伤和精神陷落的一种征候。那么，在这种境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应对？在阿伦特看来，个体应在特定体制之下保持个人判断能力，不要让自己淹没在集体之中，做到“能思考”才是唯一希望。与此同时，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也道出了个体“能思考”的难度：“在一个变得非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保持多大的现实性，以使得人性不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幻影？换一种方式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对世界负责，即使是在我们被它排斥或从它之中撤离时？……‘与世界保持和谐’并非‘一件容易的事’，逃离黑暗时代，走进‘力量微弱’的私人生活是一种选择，而只有少数人试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理解一个‘脱节时代’中普遍的非人性化，以及在其中发生的智识和政治的畸变。”*〔美〕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第14-19页，王凌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因而，“十步内外”实质是关于人的异化、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问题。集体如何以国家、民族、群体之名褫夺、改造个体，《疯狂的榛子》进行了精彩的书写。莫兴歌是小说中一个被异化的创伤者，属于典型的“政治人”形象，经年的看守所生涯和“看守文化”使他养成了对政治的过度敏感，尽管“文革”结束，但在他身上残留着太多的“文革”烙印：不知疲倦的革命激情，阶级斗争的弦时刻绷得很紧，喜欢上纲上线，经常性的“誓师大会”以媚上表忠心。不仅如此，莫兴歌的思维陷入了可怕的异化之中，他没有自我意识和“个”的概念，只有国家、集体、人民、阶级。莫兴歌属于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具有“公家脸”的人，而悲剧还不仅仅在于此，如果说这种“公家脸”的角色面具放在极左年代，我们尚能理解这或许是一种政治威压下普遍的人格特征或某种生存策略，但后“文革”时代的莫兴歌式人格昭示的显然是极左年代对个体造成的深度创伤。这种创伤的本质是个体丧失判断力，完全消融在集体之中，陷入“不思”的状态。对于莫兴歌来说，他的思维只要启动，必定是“文革”式思维。比如关于“苹果公式”的争论，显示的是莫兴歌荒诞混乱、充满攻击性的思维模式，而对“文革”归谬问题上，莫兴歌“祖国伟大，个体只能原谅”的论调与右派作家的“娘打儿子情结”有着某种一致性，轻率而缺少理性。那么，这种丧失个体判断力、沿袭着太多“文革”血脉的政治人，一旦在当代社会空间找到适宜土壤，必定是极其危险的。袁劲梅显然意识到莫兴歌式人格不仅是一种创伤性人格，更是一种危害性人格。在小说结尾，通过商人戚道宽对莫兴歌的成功点拨，沉沦中的莫兴歌大有满血归来之势，莫兴歌式人格的复活无疑是当代社会的精神毒瘤和定时炸弹。《疯狂的榛子》通过莫兴歌这一形象带给我们惊心动魄的心灵震撼。

综观袁劲梅既往的文化小说，差异和冲突几乎是小说的一个元命题，将母国文化语境下的人物放置在他国语境下，或者在两种文化背景交融下呈现东西方价值观、教育观、伦理观的冲突，以及传统文化的可笑荒谬和溃败的结局。无论是《九九归原》《老康的哲学》还是《明天有多远》，我们可以看到袁劲梅的这种叙事格局和文化立场。我一直觉得袁劲梅的小说好读、耐读，有“嚼劲”，这种耐读和嚼劲不是其他，而是来自于她的小说中的这种文化冲突带来的情感张力和美学张力。《疯狂的榛子》延续了作家以往的这种文化视角和冲突叙事，在一个较为开阔的时间——抗战、极左年代和后“文革”时代三段时期，更为开阔的中国舞台——战争中国、范水式的中国、“文革”前后的中国，大面积呈现战时伦理与日常伦理、父辈与子辈、东方价值与西方价值、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等多个向度上的差异。舒家、南家、范家三家四代人的爱恨情仇的故事提供的是关于中国历史半个世纪的真实镜像和历史缩影，这个好看的故事，以及范笳河和舒暧令人唏嘘的爱情，是这个小说的外壳，小说真正的立意和旨归实际上还是在于对中国文化结构的诘问、对半个世纪中国人的悲剧性处境的温情体恤，以及对现代中国道路的深沉反思。其实，袁劲梅的每一篇小说都如同一个敬业的医生为病人诊断，每次都能抓住病体里的那些病症：宗法制之于《罗坎村》，等级制之于《老康的哲学》，神农氏的“带病基因”之于《九九归原》。在这篇小说中，袁劲梅一头扎进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内部，“寻找”到了诸多历史和文化的“死穴”。比如对于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的腐败问题和倒行逆施，小说借助于美国航空长官怀尔特、史迪威，以及在战时“黑市”大潮中堕落犯罪的14航空老兵汤姆森的视角来呈现，在这些“西方视野”下，中国军队和中国政治轻法律而重等级、重效忠、重关系的弊端跃然纸上。尽管这些异域视角并未能勾勒出中国战时政治的全部真相，但小说以战争亲历者的批判性视角，将对抗战历史的反思延伸到了中国文化传统和政治吏制的层面。

个体如何消融在集体之中，政治与历史如何造成人性的沉沦，这些问题通过舒暧、颐希光、王一南和莫兴歌这些人物的命运遭际得到了细致的呈现。除此之外，袁劲梅在这篇小说中，还考察了另外一种力量对人性的伤害。那就是战争及其伦理对个体的阉割。袁劲梅曾说：“我刚写完的长篇小说《疯狂的榛子》，写了二战，试图写出真实的人性，并质疑集体对个体的泯灭。”*袁劲梅、傅小平：《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如何不是野蛮的？(中)》，《文学报》2015年10月8日。作家在这篇小说中几乎以职业医生的视角，详细呈现了PTSD*PTSD是一个医学术语，指创伤后应激障碍或灾难压力后的心理紊乱，是一种灾难后的焦躁性心理失序。病症的临床表现及其治疗方法。当然，小说的目的并非简单呈现这种医学知识，而是通过沙顿少校和范笳河的人格病症，详细呈现PTSD何以形成，战时道德和战争纪律如何消弭战争中的个体。沙顿和范笳河都是军人，经历过战争洗礼，尤其经历过“成长”为军人的精神蜕变。他们两个人的战后后遗症一方面表现为临街的桌子不能坐、听到飞机声就要卧倒在泥泞的沟渠里、经常做噩梦等等这些“旧景重返”引起的战时应激反应，更为严重的是，军事生活与部队纪律使服从、集体、荣誉、紧张这些词汇组成的伦理和原则，成为他们的“道德密码”和“生存密码”。对于战时道德和战时纪律，作家和我们一样，无法非议太多，实际上，作家试图表达的是，当战时道德和战时伦理以集体之名泯灭了个体的自我意识，使其丧失了阿伦特所说的“独立批判力”时，我们如何让这些残缺的自我回归完整的自我？同时，从战时进入到日常社会/平民社会，个体如何调适自己的交往伦理和生存道德，如何实现由军人到市民的转变？比如沙顿，由于军队里不讲人情和集体利益至上的伦理观，面对寇狄的逃学，选择了严厉的让其失学的惩罚措施。与其说这是教师沙顿的大义灭亲，毋宁说是军人沙顿精神深处服从、无情的战争道德的复现，沙顿置身的是和平年代的平民生活和公民社会，而他恪守的却是战时道德，这显然是一种错位。年轻的沙顿能否被治愈，我们不得而知，但沙顿主动要求吃药显然是一种好的征兆。

战争如何以集体之名阉割个体，自我如何在战争这一特殊情境下形成精神性创伤，是《疯狂的榛子》着力要表达的主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战争文学作为一个主旋律文学类型，从来不乏对战争母题的书写，比如《红日》《保卫延安》《柳堡的故事》《谁是最可爱的人》《洼地上的战役》《百合花》等等。这些文本常常聚焦表现人民战争的正义与壮阔，再现军事领袖的智慧，战争中不合时宜的爱和战时纪律的冲突。百年中国战争文学鲜有文本触及战时道德、军事纪律与个体精神创伤的关系。这里的一个难题是，由于人民战争或反侵略战争天然具有某种正义性，战争情境下的道德准则和战时纪律是确保军事胜利的必要条件。正如《疯狂的榛子》中的沙顿少校对新兵所说：“军队是效率最高的群体。等级、服从、对集体忠诚，是军队的伦理道德。你们还想要什么？从此跟你们的平民的自由散漫断绝。平民的自由道德不适合军队。”*袁劲梅：《疯狂的榛子》，《人民文学》2015年第11期。既然军队为了“效率”以及更为崇高而正义的事业而需要把那些鲜活个体打碎，按照战争伦理重造新人，那么，个体的情感和价值在宏大的战争面前是可以忽略的。一直以来，我们的战争文学注重对战争正面场景和丰功伟绩的描写，而较少关注战争给个体带来的精神创伤以及战争后遗症的巨大痛楚。袁劲梅在《疯狂的榛子》中对战争文学的反思另开一局，以沙顿、范笳河和飞虎队成员的战争经历，关注个体如何在强大的军队情境中泯灭，当然，袁劲梅并没有纠缠于战时道德、军队伦理的优劣评判上，而是重在关注经历过战争洗礼和军队炼狱的个体如何进入正常的平民社会，如何在没有战争的生活情境中治愈自我。

小说中诸多PTSD病人中，最为痛苦和悲怆的莫过于范笳河，这注定将是华语文学中一个多义而复杂的人物形象。范笳河作为创伤性人物，其最大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关于战争、革命/运动和传统文化合力扼杀个体的人性标本。从战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旧景回返”的种种失态可以看出，他有着与沙顿少校类似的战争后遗症。对于范笳河来说，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失态和恐惧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他的最大的问题是职业性的“训练”造成的个体精神上的驯服、忍耐。他有着军人的服从，这种服从使他将自己完全消融在集体利益之中。这也是范笳河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他的内心怀着对舒暧炽热的爱，但由于国共两党身份有别，在个体爱情和阶级立场之间，他放弃了爱情。他的这种放弃是长期听从命令、集体主义思维模式的必然结果。对于失去舒暧，范笳河有过痛苦和挣扎，但他无法摆脱军队道德在他思想深处形成的绝对律令。可以说，范笳河是一个被“组织”“集体”异化了的丧失了批判能力的人，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和悲剧根源，甚至还要代那些奴役他的力量“受罪”——“他活到八十岁也只是自己跟自己作对，没跟组织做对过。他自己惩罚自己，赎自己的罪，替他的‘组织’承担责任。”*袁劲梅：《疯狂的榛子》，《人民文学》2015年第11期。

工程的施工离不开技术人员，当今社会，科技每时每刻都在进步，这就需要我们对员工进行定时培训，让其及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知识，这样能有效提高工人日常工作效率。例如知名企业碧桂园集团的“五个星期给你一个家”计划，正是希望通过大量高端技术人才，来加快工程进度，并且不影响工程质量，他们对于员工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所有其他资源，希望自己的员工都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水平，为此不惜耗费大量金钱资源，对员工进行培训，就是为了能够使得每一位员工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建造又好又快的工程，这也是对工程成本的一种有效管理方式。

造成范笳河人格创伤和自我沦丧的力量除了军队纪律和战时道德之外，政治运动的碾压和摧残是另外一个因素。极左年代的到来，范笳河首先面临着由英雄向叛徒、人民敌人的身份异变，不仅如此，在劳改队中他违心地领受各种罪名，否定自己和中美联合飞行队从事的的英雄事业的正义性。这种自我否定是让范笳河最为锥心的地方。在航空战友纪念碑前的仰天痛哭是他内心悲愤和屈辱的真实写照。对于极左年代的政治运动，范笳河在内心并未完全认同，但他以隐忍和顺从的方式接受运动对自己的改造。对于范笳河来说，他的精神分裂不仅体现在集体价值体系和个人选择的冲突(个体之爱和集团利益)上，还体现在他的负罪的情感经验上，这种罪感一方面是对自己在“文革”中被迫污名化昔日战友的行径，另一方面是背叛爱情而对舒暧怀有的愧疚。最后，造成范笳河病态人格和自我沦丧的因素还有宗族文化。传统文化与国民性劣根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袁劲梅孜孜探求的一个大问题。这篇小说中，作家在探讨集体如何泯灭个体时同样将触及伸向了传统文化。小说以编家谱为切入点，征询式地引申出一个可待探讨的问题：中国的宗族文化和集团意识强调大我和整体，集体是否会成为征服、淹没个人的“腌菜缸”？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文化视角。在小说中，范笳河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之所以难以左右自己的爱情，是因为自己是一个“范水男人”。什么是“范水男人”？宁可牺牲自我的权利和利益，也要崇尚孝道。由此可见，范笳河的创伤性人格是多种因素和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小说的第三章有一节的标题是“十步之外”。这句话引自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天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1933年诗人写了一首《我们生活着，却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便听不到我们的谈话/在某处却只用半低的声音/让人们想起克里姆林宫的山民……这首政治诗意在对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进行讽刺和批判，结果成了当局对他治罪、流放的证据。诗歌中的“十步之外”成了对特定历史条件下严苛的舆论监控和噤若寒蝉的群体肖像的生动描述。袁劲梅引用这句颇有思想寓意的诗句作为小说的题眼，显然切合了她的主题表达需要。在小说中，作为望族之后的舒暧，以及她的同代人——丈夫颐希光、朋友王一南、闺蜜浪榛子，都未能逃脱极左年代的种种运动和身心折磨，有的自杀身亡，没死的精神上留下了显见的创伤。比如丈夫颐希光，这个曾经雄心勃勃的物理学家经历过文革的洗涤之后，人格发生极大蜕变：怀着极大的恐惧感，躲在套话和政策中。舒暧在感喟丈夫“十步之内”的生存困顿和人格萎缩时，更为自己“十步内外”无法左右自己感到痛楚和悲愤：在乱世里舒暧既不能逃脱大时代的倾轧，同时也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更无法斩断对范笳河怀有的情愫。

三、范水、猎头族和蒋达里：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志”

在我看来，袁劲梅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是一份民族精神档案，里面记录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图腾、伦理准则和国民人格纹理，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碰撞以及战争革命洪流中个体的精神裂变、国民精神病根。每一部小说都似一个关于中国文化和国民人格的“医学病历”，这些“病历”鲜明地呈现出这些疾病的种种症状及其诱因。

总体来看，袁劲梅的每篇小说几乎都有确切的主题，而她的所有创作又可以连缀成一个整体，贯穿她创作的主题和内在核心便是文化/历史与人的关系。在《青门里志》和《疯狂的榛子》之前的小说，文化冲突下人的处境和出路是小说着力所表达的内容，等级制、宗法制、血缘伦理、农耕文明的劣根等是小说中的常见内容。《青门里志》显然是以“志”的方式讲述青门里这一具有民间特色的地方政治风情和历史风云，往大了说，青门里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缩影，青门里的人和事、政治和创伤是“文革”中国的典型而具象化的表现。

这里不得不提到《青门里志》与《疯狂的榛子》之间的内在关联问题。从时间上看，《青门里志》在前，《疯狂的榛子》在后。作家这样自述：《青门里志》是一部充满趣味而又意义隽永的小说，通过野生动物学家对大猩猩行为的观察以及对“文革”历史的对照性回顾，试图“回头看一眼我们走过的路。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全民‘返祖’了”。*袁劲梅：《青门里志》，第31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小说将自我以及众人放在历史的解剖台上，意在从生物学意义上追溯暴力的文化源头。这部小说在众多“文革”题材小说中还是相当有特色和深度的，从叙事的角度看，小说交叉讲述动物和人类的生活，一条线以动物学家的《科安农-苏邺风观察日志》来讲述波诺猿猴的家族生活习性和行为模式，另一条线讲述“青门里”和“剪子巷”中的人们从“文革”到后“文革”时代的生活。通过这种复调式叙事结构，“有黑猩猩和博诺波猿的行为作对比，“文革”中的群体暴力和盲从等行为，不用多讨论，读者就自然懂了是怎么回事。”*傅小平、袁劲梅：《袁劲梅：我唯一的能耐，是用故事说出常识》，《黄河文学》2012年第11期。从内容上来看，小说对“文革”的书写明显区别于伤痕、反思小说形成的诉苦传统和苦难美学，而意在从人类文化学和生物学意义上寻找到历史悲剧何以形成、人类何以在行为上“返祖”，从而为“文革”的历史成因以及当代中国的种种乱象提供一份文化心理层面的解释。作家曾说过《青门里志》是在反思“文革”到商业社会之间的人性故事，尤其是反思人类身上的动物基因与生物伦理。而《疯狂的榛子》只不过是对“人性”问题的继续开掘。*袁劲梅：《疯狂的榛子·自序》，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因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疯狂的榛子》是《青门里志》的一个姊妹篇，二者共同思考的问题都是汉民族的民族劣根，不同的是，《青门里志》是从生物学意义考量人类行为中的动物基因，而《疯狂的榛子》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层面思考人性的崩坏。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都是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汉民族精神人格劣根性的“民族志”，所不同的是，二者分别采取的生物学视角和文化人类学视角。

袁劲梅的小说总让我想到小说文体之外的“民族志”这一社会学文体，就拿《疯狂的榛子》来说，这篇充斥着丰富细节、精彩奇风异俗、中心和边缘地理图式、精神与文化遗留的小说文本，无疑是一个融虚构与纪实于一体的关于中国社会的民族志。民族志的基本含义是对异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的记述，“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还是一种发现或建构民族文化的文体。”“他(民族志学者)通过对社会的把握而呈现一种文化，或者说他借助对于一种文化的认识而呈现一个社会。”*高丙中：《民间文化与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第3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如果从民族志的角度来看，《疯狂的榛子》在“发现和建构民族文化”以及表现文化和社会的内在关系上面，无疑有着出色的书写。

《疯狂的榛子》在书写关于中国社会的“民族志”时，采用了这样几种视角和模式。*有人类学学者指出，在反思性民族志研究中，存在着这样六种研究范式：从汉族边缘群体反观汉族的整体；从“后发展”的少数民族看现代社会；从民间审视知识分子和官方；从妇女的行动反思男权思想图式；从海外看中国(参见高丙中：《民间文化与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第3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本文参照这些研究范式来分析袁劲梅的小说。

第一种是以汉民族边缘地区来返观中国文化整体。在袁劲梅的小说中总是能看到一些具有特定民俗色彩和文化况味的地理版图，比如罗坎村、戴家大宅、剪子巷。这些文学地理都具有很强的文化指向性，是作家为了表达其文化诉求而建构的“文学部落”。这篇《疯狂的榛子》同样塑造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属性的边缘地理空间——范水。范水是汉民族边缘地区的一个缩影，由于远离现代社会，其历史古韵和文化传统保留得相对较好。范水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近代以来，这个边缘地区被裹挟进革命、战争与政治的洪流中，参与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见证着中国边远地区的政治、文化和伦理变迁，因而，范水成了中国边缘地区的一个代表性的地域空间。在小说中，范水是一个具有新奇感和异域情调的空间，能够满足读者尤其是海外读者对边缘文化的猎奇式想象。范水拒绝政治的侵入，范水人相信狐大仙和门神——比如，范太爷在瘟疫肆虐时“求符”而稳定了军心，范太爷与国民党高级将领丛司令的生死交情，尤其是“牙神丹”体现出的民间智慧和神秘文化，都鲜明地呈现了范水式的风物人事。当然，范水的殊异之处还不仅止于此。范水最大的文化特征是推崇老人政治和孝道，由此形成了长子将新媳妇献给长辈享用的古风。毫无疑问，献祭新媳妇给爹爹享受，是一种病态之孝，不仅造成了血亲伦理上的混乱，也体现了父权社会和宗法制社会对子辈的漠视与戕害。这一古风背后的伦理与文化支撑是中国的孝文化，范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孝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之一。可以说，袁劲梅在这篇小说中另辟一途，以范水这一边缘地区的伦理文化作为切入点，再次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腹地，让我们从“范水式伦理观”中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糟粕性内容的历史遗存和当代延续。

第二种视角是从后发展民族来审视现代文明。小说里描写了范笳河一行跳伞后迷失在山上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叫“猎头族”。猎头族奉行的是酋长制，而酋长的产生不是靠世袭或武斗，而是依据猎取动物头包括人头数量的多寡决定酋长的归属，因而，杀人猎取动物收藏头成了这个部落崇尚的“最高事业”。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猎头族代表了比范水还要原始的村落社会和文明形态。关于“猎头族”的叙事，除了在阅读层面提供一种异质文明或经验形态，同时还包含了作家对现代社会及其文明的整体性反思。范笳河与航空战友深陷战争的漩涡，但他们一直在质疑战争、反思文明，并憧憬着一种无战的文明生活，但“笳河们”发现，“野蛮”并非只有“猎头族”才有，范水的愚孝，中原文化的“小脚文化”，以及现代战争，贯穿着颇为一致的野蛮——实际上，袁劲梅也正是通过视野的后撤，通过聚焦猎头族的蛮性，并对照现代社会中的军事野蛮(战争冲突)与文化遗留(小脚文化)，试图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已步入现代，我们的文明也被冠之以现代，但蛮性遗存依然是一种阻遏性因素，这种因素是对和平的威胁。

第三种视角是以民间视角呈现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世相。“蒋达里”是小说中的另一地理空间。在极左年代，蒋达里劳改农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之地，小说尤其对“文革”历史阴霾下知识分子的种种遭遇做了诸多细致描写，比如诗人王一南受辱跳窗自杀、南诗霞身染“血吸虫”被隔绝在火葬场的场景，都真实呈现了“文革”时代的酷虐和知识分子屈辱的生存状态。当然，在讲述“文革”历史的时候，袁劲梅并没有一味沉浸在对苦难场景的堆砌上。比如，“善良氏”的温情和蒋达里群众在批斗王一南时“无人打他”，写出了蒋达里人民的淳朴和善良。其实，“蒋达里”是“文革”时代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写照。小说借浪榛子与莫兴歌讨论王一南之死，引出这样的反思：“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啦？为什么总是拿自己的同胞当自己的敌人？能把同类的人格污辱已尽而不动同情心的人，是不是在那个时刻，心理上返祖成了动物？”*袁劲梅：《疯狂的榛子》，《人民文学》2015年第11期。这种追问也正是阿伦特在艾希曼事件后一直在思考的命题：当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形成时，个体是如何被集体绑架，继而丧失个人的判断能力的？小说通过颐希光、范笳河等伤害型人格，以及莫兴歌式的迫害型人格详细呈现了这些创伤性人格的形成，同时，通过“文革”之后莫兴歌在蒋达里农场专断式管理模式，以及对红卫兵精神的再次启用，写出了“文革”基因在当代社会的残留和赓续。

总之，范水、猎头族、蒋达里这些具有边缘、异族或民间色彩的地理空间，经由袁劲梅文化人类般的文学叙事后，具有了某种民族志的意味。这种民族志尽管是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地方性或局部性书写，但这些地方性空间在文化、政治、心理上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断面与切片，因而，可以说，这些地方志式的书写的终极意义是要完成对社会群体和文化整体的言说。这里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小说在凸显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时候，有落入东方主义视角的危险与陷阱中。民族志式的书写，本身提供了不少边缘与中心、落后与先进、野蛮与文明等对立范畴的内容，而作为置身美国文化里的袁劲梅，在书写诸多关于中国的“东方意象”时，由于这些奇风异俗、野蛮与暴力具有某种“风景化”和“奇观化”的倾向，很容易招致批评家称之的东方主义写作的数落。萨义德在界定东方主义这一概念时，指出这种文化视角在描写东方时诉诸于“东方的怪异，东方的差异，东方的肉欲”等修辞策略，同时，“东方学的局限，乃伴随弃除、抽离、剥光其他文化、民族或地区的人性这一做法而来的局限。”*〔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92、142页，王学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在我看来，袁劲梅采取中西文化视角呈现东方陋俗与社会病象时，其审美基调并不是猎奇式的把玩或远距离式的把玩和沉迷，东方的落后、近百年中国的历史劫难和诸多悲剧，以及当代中国的病象，表达的并非叙述者在西方文化上的优越感，而是贯穿着作家对文化出路、文明形态的思索。在对人和社会悲剧的叙事中，我们能感受到作家的那份痛心和不安。袁劲梅对中国的书写并不意在对这些东方意象和地理空间的视觉化呈现，而重在追索中国文化的病根究竟是什么，这些负面性的文化如何如何影响社会的政治体制、行为方式和人格构成。她的每一篇小说在精细描绘那些典型的东方意象和东方空间时，总是将思考和归宿落在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这一大的问题上，这一点几乎成为袁劲梅小说的一种标志性视角和写作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