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人们思想情感的一种特殊表达，更是特定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因而成为学者研究政治史、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诗由《诗》而至于经，地位不断攀升，以史证诗就成为《诗经》研究的重要课题。但由于时代久远、先秦诗篇大都不署作者等原因，确定其具体写作年代的难度增大。以两周之际为例，相关历史记载很少且存在较多争议，这一时期《诗经》篇章的研究成为一个薄弱环节。最近，清华简《系年》发布，其第二章记录了两周之际的史事，尤其是携惠王余臣与平王宜臼“二王并立”的历史，使我们得到了新的认知。将《诗经》与《系年》相关记载结合，不仅可以探究诗篇的写作年代，还可以利用其内容来印证、还原历史。现不揣浅陋，试作讨论。

一、两周之际的年代问题

《系年》记载了两周之际的史事，其内容如下（释文用宽式）：

周幽王娶妻于西申，生平王。王又娶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①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38-141页。

由上可知幽王死后，余臣逃往虢国，受到邦君诸侯的拥立，直到死后仍有谥号“携惠王”；此时平王的具体情况文献未载，应是在西申的保护之下，到“周亡王九年”才被晋文侯迎立。《系年》所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携惠王的执政时间。“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可见携惠王被立长达二十一年。而据古本《竹书纪年》曰：“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以往将之误读为晋文侯二十一年（公元前760年）。以西周灭亡时间公元前771年计，则携惠王余臣死于公元前750年。第二是“周亡王九年”的问题。此处仍有争议，但梳理众多观点可知李学勤等整理者的看法最为可信，② 可参代生：《清华简〈系年〉所见两周之际史事说》，《学术界》，2014年第11期。李学勤先生针对学者提出的意见也做了说明：“至于简文于携王死后另说‘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或提出在‘亡’字下断读，这恐难成立。因为上面于幽王、伯盘死后已说了‘周乃亡’，与此处呼应，不会再讲‘周亡’了。‘周亡王九年’还应是‘周无王九年’，这是由于宜臼在申，余臣在虢，都不在王都，也都未能得到普遍承认。周之无王，还是只可由幽王之灭算起。”说见《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篇“附记”，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2期。“周亡王九年”应是幽王死后第九年，即公元前762年，这一年是携惠王与平王两大对立集团的“转折期”：本来支持携惠王的许多诸侯不再朝周，转向平王集团，晋文侯借机迎立平王，三年之后即公元前759年，平王才东迁洛邑。与以往的认识相比，不难发现平王被正式拥立时间较晚，并非学者所言在幽王末期或西周甫灭，当然，不排除他在此之前已经自立为王，只是不被认可而已。两大集团的对立，实际上从宜臼被幽王所逐开始的，一直延续到携惠王被杀，长达二十余年；即使从平王正式被立开始计算，也有十二年。

二、《诗经》诸篇年代解析

两周之际是我国古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也是诗创作的一个高峰。无论是对周幽王残暴昏庸的批判还是携惠王、周平王“二王并立”时人们的恐慌，都成为重要的创作节点。历史学者赵光贤、晁福林先生和诗经学者李山、邵炳军、马银琴等先生都对相关诗篇做过专门讨论，基本确定《节南山》、《正月》、《雨无正》等篇创作于这一时段。③ 赵光贤先生较早作出讨论，可参其《〈诗·十月之交〉作于平王时代说》，载《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晁福林先生《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一文梳理了两周之际的政治形势，利用《诗经》记载分析了当时的思想状况，其观点受到广泛引用；最近晁先生又出版《上博简〈诗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8-102、624-639页）结合上博简《孔子诗论》资料，对两周之际诗篇再次进行讨论。李山先生《诗经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229页）、马银琴先生《两周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256页）等专著专门辟出章节讨论有关诗篇，确定了许多属于这一时期的篇目；邵炳军先生则有博士学位论文《周“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世考论》（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赵逵夫教师；2000年），专门研究“二王并立”时期的诗歌，还发表《春秋诗歌〈诗·小雅·正月〉、〈雨无正〉、〈都人士〉、〈鱼藻〉创作年代考论》（《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等单篇文章。不过，前贤的讨论，多是依据《史记·周本纪》的说法：“申侯……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将幽王死、平王立与东迁看作相继发生的事情，即公元前771年幽王死，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学者也多将《诗经》“二王并立”时期的诗定在这两年。现在清华简《系年》提供了新的年代框架，使得我们可以在前贤的基础上更为准确的推定诸诗篇的创作年代。① 从《清华二〈系年〉集解》的统计和研究来看，学者大多认同李学勤先生等整理者的观点，见苏建洲、吴雯雯、赖怡璇编：《清华二〈系年〉集解》，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77-105页。当然，无论对《系年》“周亡王九年”如何解读，学者对携惠王被立二十一年是没有异议的，这足以使我们对“二王对立”时代的诗歌进行重新解读。

2.5 PGD术前单倍型构建 选取其中8个ACE基因上下游SNP位点进行单倍型图绘制(图3，其余SNP位点未显示)，红色(GCCTCTGT)和紫色(GCCTCTGT)分别代表来自父亲和母亲的致病单倍型。选取不含GCCTCTGT单倍型的胚胎植入(胚胎单倍型未画出)。

（一）《节南山》

为了更好地分析DG-SHGR路由的性能,选择MMSPEED[5]和QAGOR[6]路由作为参照,并分析它们的数据包传递率和平衡指标BI(Balance Index)[13]的性能。其中数据包传递率是指基站所接收的数据包数与源节点所发送的数据数比值。而BI反映了传感节点间的流量负载的平衡性,其定义如式(10)所示:

持续改进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的核心理念，医药行业对于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不断变化，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升也永无止境，因此，持续改进永远在路上。实验教学作为实践教学的一个部分，而制药工程专业标准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和强化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达到新工科赋予的真正内涵，进而满足企业对于制药工程专业人才需求。构建的实验标准化是否有效、是否完备、是否合理也是需要经过学生毕业后在医药行业就业与实践来进一步检验，进而为制药工程专业实验教学提供持续改进的建议。

古代学者多将《节南山》主旨定为“刺幽王”，如《毛诗序》说：“家父刺幽王也”。但根据内容看该诗主要是对师尹等“秉国之钧”大臣的指责，因为师尹的职责是“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即辅助天子治理天下。幽王死，“天子”亡，西周灭，大臣们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而确定谁为王位继承者，迟迟不能决断，“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正反映了贵族们矛盾的心态。“昊天不平，我王不宁”，说的就是王位继承问题，“宁”，安定，无论是余臣还是宜臼继承王位都有利弊③ 周幽王死，其指定的继承人伯盘也死于战争，宜臼曾是太子，本应是正统的继承人，但他已被平王所废，犬戎寇周、西周灭亡又与他密切相关，大臣们虽同情宜臼之处境，但毕竟是对立两方；余臣是周幽王的弟弟，但西周实现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就身份来说，宜臼尚在，大臣们在择选继承人时自然要有一番犹豫，既害怕曾经得罪平王而受追究，又担心余臣“名不正、言不顺”。，真正的决定权掌握在大臣手中。正如今人刘运兴先生说：“以究王讻”“乃谓究详王受灾祸（即上文所谓‘我王不宁’）之根源，其根源实为乱政之师尹，师尹当洗心革面而秉政，以怀柔四方万邦也。通篇之旨，皆为指斥师尹乃祸首根源耳。”④ 刘运兴：《诗义新知》，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5页。就当时的形势看，西周初灭，携惠王余臣和平王宜臼并立的局势刚露端倪，王位“不宁”（不定），没有强有力的继位者能够力挽狂澜，上博简《孔子诗论》说该篇 “言上之衰也”，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此处的“上”非指余臣和宜臼中的某一人，应统指王位或旁落的王权，经历犬戎入周、西周覆灭，人民对王位继承者和王权都颇为失望，《孔子诗论》的评价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

综合来看，《节南山》的创作时间应是西周甫灭，大臣们纷纷逃难自保，尚未确定自己的政治选择，可将其定在公元前771年左右。

（二）《正月》

“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可见事态之严重和选择之谨慎，而“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一句，“具”读为“俱”，是说“故老”和“占梦”看法不同，都认为自己对时局的分析是对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是作者处在两难境地，他所考虑的是选择哪方势力后自己的“得失”。第七章又说“今兹之正，胡然厉矣？”“正”应指清华简《系年》中的“诸正”，朝廷掌权者，是拥立携惠王的人，诗人怨刺当时掌权之官僚不能扭转形势，平定战乱。

细读全篇不难发现，该篇所关注的问题是出路的选择。这种选择，并非《国语》、《史记》所载郑武公那样为自己准备后路，而是选择哪位“明主”，如第三章说：

3、T3时刻下，最大沉降量增大至1.90m，可见进行堆载后，土体含水进一步排出，排水板下方的淤泥层也在堆载作用下得到加固。

忧心惸惸，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此句描述的是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诗人无比忧伤，人民受到了战乱的伤害。“瞻乌爰止？于谁之屋？”郑玄笺曰：“视乌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当求明君而归之。”③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02页。所言甚是，诗句表露了人们不知将往何处，但去往何处并非漫无目的，而是有所指——“谁之屋”，故而此篇所言并不是幽王在世的政治形态，应是幽王死后，携惠王与周平王对峙时，大臣们要在这两人之间做出选择。第四章“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也说明上帝所造混乱已是事实。与《节南山》“不吊昊天，乱靡有定”相比，《正月》所言应略晚，强调现在的政治形势略有平复，所以该篇关注战争的词句相对较少，而对时人心态的描述较多，诗人自己也处在无所适从的状态。如陈子展先生所云：“《节南山》却还有替人民说话的地方，《正月》诗人就好像不曾感觉到他周围人民受了虐政痛苦的呻吟，只是为着他个人的祸福利害打算”。④ 陈子展：《诗三百解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31页。从《系年》看，“邦君诸正”逃往虢地，自然先选择携惠王，但随着形势变化，人们心中又起波澜。所以第五章说：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

会议指出，开展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专项评议是提高代表建议办理质量、增强监督工作实效的一种有效手段，是对相关部门为民办实事的一次集中检验。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在巩固已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对一些重点建议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要结合制定2019年全市工作计划尽量予以统筹考虑，抓紧时间办理，争取早日销号。要抓好代表建议规范化办理，按时召开建议交办会议和调度督办会议，掌握建议办理进度，及时提出办理要求，做到有部署、有检查。要加强与代表的沟通交流，改善代表建议办理方式，面对面征求代表意见，共同探讨建议办理的路径和方法，着力提高办理质量。

《正月》篇的创作时间，主流的意见有两种，分歧的关键是“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一句。一种认为在幽王之时，“褒姒灭之”是预测之言，如《史记·周本纪》记载幽王“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学者认为两者所言相同，都是推测。另一种观点是宗周之已灭。时人感慨幽王宠爱褒姒，导致了西周灭亡。这种分歧至迟在宋代就已出现，如朱熹《诗集传》说：“时宗周未灭，以褒姒淫妒谗谄而王惑之，知其必灭周也。或曰：此东迁后诗也。时宗周已灭矣。其言褒姒灭之，……而非虑其将然之词。”②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2页。

此诗应作于幽王灭后，携惠王与平王对峙时，虽然“邦君诸正”选择了携王，但政权并不稳固，大臣们召集“故老”、“占梦”等人商讨何去何从，虽有一定的倾向，仍旧患得患失，因为这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据此判断该诗写作时间应在对峙胶着期（公元前771—762年的后半段）。

（三）《雨无正》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曾我暬御，憯憯日瘁”，连曾担任微职的诗人都十分担忧；而“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诸侯”、“凡百君子”本应协助携惠王励精图治，但却“各敬尔身”，保护自己家族利益，“莫肯用讯。听言则答，谮言则退”，可见这些掌权者不专心于朝政，使得形势每况愈下。最终的下场如《系年》所说“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诗人悲愤异常，所以斥责这些掌权之人。

那日，妈妈又提及此事，叹息道：“男人都要面子，当年，你爸爸也是，那时候你还小，我的身体也不好，他宁可挺着也不接受你姥爷的资助。”

邵炳军先生认为“诗中所写供职于‘卿士寮’系统的‘正大夫’、‘三事大夫’与供职于‘太史寮’系统的暬御之臣，均当为携王余臣的部属。”③ 邵炳军：《春秋诗歌〈诗·小雅·正月〉、〈雨无正〉、〈都人士〉、〈鱼藻〉创作年代考论》，《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所言有理，因为就当时的政治形势看，携惠王与平王的对峙，刚开始邦君诸正选择站在携惠王一边，他继承的是周幽王留下的官僚体系，势力庞大，包括了“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诸侯”、“凡百君子”等。而平王算是“只身”外逃，之后偏居“少鄂”，能否一时间“凑”出这些官吏还是疑问。诗卒章“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无言不疾。昔尔出居，谁从作尔室”，邵先生认为“尔”指周平王则未必，我们认为是携惠王，因为当时王都被破，携惠王逃往虢国，当政治形势好转后，诗人等有识之士劝谏他还都（迁于王都），但遭到了携惠王的拒绝，理由则是自己在那里没有家室，无牵无挂（予未有室家）。

诗人为何以“迁于王都”作问？实际上是因为形势的变化，此时周平王已经迁往镐京。“曾我暬御”，“曾”表示诗人已经不在携惠王那里任职，此时受到平王集团的拉拢：“维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诗人认为，出仕“孔棘且殆”，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如果说自己“不可使”，拒绝平王的邀请，是得罪已占据对峙优势的“天子”；而说自己“可使”，出任官职，则要受到携惠王集团那些曾经共事同僚的怨恨。

再看篇题《雨无正》，刘钊先生通过对甲骨文“雨正”、“雨不正辰”等记载的梳理，推定“正”训释为“正当”、“适当”，该篇“是用雨下得不适当来比喻统治者的政令邪慝，赏罚不中，故以‘雨无正’名篇。”② 刘钊：《卜辞“雨不正”考释——兼〈诗·雨无正〉篇题新证》，《殷都学刊》，2011年第4期。此说良是，诗人正用此意指斥余臣不听自己迁于王都的劝谏，错失良好时机，致使形势恶化。

《雨无正》篇言“周宗既灭”，说明该诗作于周幽王死后，古代学者认为其作于平王东迁之后，晁福林先生考证该篇作于二王并立之时① 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可从。关于具体时代背景，李山先生认为“《雨无正》有‘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可知诗篇作者为携王近侍小臣。携王朝之立，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诸侯及王公大臣们对这个小朝廷采取观望甚至不合作的态度。”② 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226页。诗人的身份古人认为未必是小臣，如清人胡承珙认为“此诗自是暬御之臣所作，而《序》云大夫刺幽王，则暬御未必是小臣之称”，并有详细论证，见胡承珙：《毛诗后笺》，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977-984页，胡氏之说亦有道理。他认为是携王近臣之作是正确的，但说携惠王未得到社会支持则不符合实际，因为《系年》明确说“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可见携惠王是继承了其兄周幽王的“衣钵”，在二王并立时占据了优势。

此情此景，诗人自然想起了携惠王集团的境遇变迁，也就是《雨无正》前五章所述，首章说“舍彼有罪，既伏其辜”，即幽王已死，“周宗既灭”。接着叙述留下的“烂摊子”：“戎成不退”，“戎”当指犬戎，如黄瑞云先生讨论说：“戎，旧说都理解成兵戎，但所指不明。从‘宗周既灭’这一事件背景推知，这个‘戎’不指兵戎，而应是西戎、犬戎之戎。”① 黄瑞云：《〈节南山之什〉诗义管窥》，《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6期。犬戎攻灭西周后，久久不退出关中，加剧了二王并立形势的复杂性。

从诗的结构来看，作者利用追述的形式，从当初的西周灭亡一直记述到“周亡王九年”形势的再度变化。携惠王本有大好前景，却因自身昏庸、奸臣当道而葬送。作者追随携惠王多年，感情深厚，所以在面对平王势力拉拢时没有“趋炎附势”。由此可知该诗作于晋文侯迎立平王后，携王与平王集团的均势已被打破，具体时间应在公元前762年平王正式称王后。

（四）《都人士》

《都人士》是《小雅》中一篇重要的作品，节奏明快，兹引全文如下：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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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进。完成河道水毁工程修复60条（段），治理河长346km，绿化苗木18.6万株。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0万亩，水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说。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技术如何更迭，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从来没有停止过步伐，图书馆仍是用户获取信息的殿堂。新一代智慧图书馆重点在于“智慧”二字，一个智慧的空间里，资源被智慧地关联，服务被智慧地提供。那么，怎样的服务才算是智慧服务？当我们换位思考时，问题便迎刃而解。

彼都人士，充耳琇实。彼君子女，谓之尹吉。我不见兮，我心苑结。

判断《节南山》一诗年代的重要依据是“国既卒斩”、“天方荐瘥”、“昊天不傭，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乱靡有定”等句，“国既卒斩”、“鞠讻”、“大戾”等当指西周灭亡，可知该篇作于西周覆灭以后。具体时间可从文句中得到信息，如“国既卒斩”，“既”表完结，诗人埋怨师尹等没有下一步打算，似乎周亡不久，“卒”，猝也，表时间之突然。西周灭亡之突然超出时人的想象可以从考古资料中得到印证，如在周原一带，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许多西周晚期的青铜器窖藏，内有大量精美青铜器，郭沫若先生据此指出：“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犬戎入侵，就跟洪水暴发一样，把整个西周的京畿毁灭了。周室从此东迁。因此，纷纷窖藏重器东逃的贵族们始终没有再回去开窖的机会，而留藏着让我们来发掘了。”② 郭沫若：《扶风齐家村器群铭文汇释》，《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5页。又“天方荐瘥”，方为时间副词，表“方才”，所以《节南山》反映的是西周初灭不久，朝中大臣无所择处的景象。

彼都人士，垂带而厉。彼君子女，卷发如虿。我不见兮，言从之迈。

匪伊垂之，带则有余。匪伊卷之，发则有旟。我不见兮，云何盱矣。

此篇第一章与其他四章所言颇有歧异，引起了学者的质疑，如清人王先谦认为此诗可能为杂合而成：

此诗毛氏五章，三家皆止四章。《孔疏》云：“《左襄公十四年传》引此诗‘行归于周，万民所望’二句，服虔曰：‘逸诗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礼·缁衣》郑注云：‘《毛诗》有之，三家则亡。’今《韩诗》实无此首章。”细味全诗，二、三、四、五章“士”、“女”对文，此章单言“士”，并不及“女”，其词不类。且首章言“出言有章”，言“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后四章无一语照应，其义亦不类。是明明逸诗孤章，毛以首二句相类，强装篇首。观其取《缁衣》文作序，亦无谓甚矣。①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01页。

王氏此说颇有影响，但是否如此尚无法证实。近年来，郭店楚简、上博简都有《缁衣》文本发现，其引用内容与今本并不相同：

子曰：长民者衣备（服）不改，从容有常，则民德一。《诗》云：“其容不改，出言有训，黎民所信。” ②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虞万里先生认为“将《小雅·都人士》之首章与二、三、四、五章离析，首章与简本《缁衣》所引合为《彼都人士》，余下四章自为一诗，则从内容到用韵以及它们的流传都相吻合。”③ 虞万里：《从简本〈缁衣〉论〈都人士〉诗的缀合》，《文学遗产》，2007年第6期。所言有一定道理，命名为《彼都人士》以区别于今本《都人士》未尝不可。

由于文本尚存分歧，所以对该篇主旨的探讨就显得莫衷一是。如朱熹《诗集传》认为“行归于周”之“周”为镐京，“乱离之后，人不复见昔日都邑之盛，人物仪容之美，而作此诗，以叹惜之也。”④ （宋）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25页。将之定为平王东迁之后诗。毛诗序则认为“周，忠信也”，两相比较，差别较大。我们认为，借助《缁衣》和《左传》所引《都人士》内容，可以探讨该篇主旨。《缁衣》篇载孔子言“长民者”，即管理民众者。《左传》襄公十四年引此诗时说：

针对单一的一维混沌伪随机序列实现简单、复杂度低、随机性差、在扩频通信中容易被反向破解的问题,本文提出用多种一维混沌映射相互控制并进行异或叠加的方法,构成一个复合混沌优选序列。对比于单一的混沌序列,这种多映射的参数互控的复合混沌优选序列不仅明显提高了序列的复杂度和随机性,而且也满足PN序列检验的要求,能够作为伪随机序列应用到扩频通信中。

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君子谓：“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

从所引内容看，楚国令尹子囊自伐吴归来后，仍念念不忘国家安危，临死前嘱托加固城墙，可谓“忠”，这与《都人士》“行归于周”颇有相似之处：长民者，应即重归镐京之人，是周平王宜臼。《系年》说：“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京师，即镐京。我们以为，《系年》所载可与今本《都人士》首章相互印证：宜臼本为“都人士”，王位继承人，但周幽王听信谗言，“去申后，废太子”，宜臼无奈投奔西申，实为出逃。多年以后，在晋文侯支持下，平王回到周都镐京被“立”，自然是“其容不改”，此时多数诸侯归顺平王，平王所以能“出言有章”，意气风发。可以判定今本《都人士》首章和郭店简、上博简《缁衣》所引都与平王有关。《左传》言子囊令人加固城墙，此处引诗也与平王迁至镐京但形势尚未稳定相类。

方法：一般泡脚水的温度以40～45℃为宜，最好不要超过50℃；泡脚时间最好选择在晚上临睡前，以15～20分钟为宜。

彭裕商先生通过对《诗经》、《史记》等文献的梳理，结合青铜器铭文记载认为“平王东迁以后，王室逐渐衰微。而东迁之初丰镐地区的归属，就成了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似乎自平王东迁以后，王室即自救不暇，而丰镐一带地区也就自然脱离了周王室。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东周初期，王室仍有能力保有关中丰镐一带地区。”① 彭裕商：《周伐猃狁及相关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按，猃狁即攻灭西周之犬戎别称。如此看来，西周虽灭，镐京还是在周人手中的，平王归镐，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

之前宜臼称王未被认可，故而晋文侯立之于京师。平王在成为“正统”前被称为“都人士”也恰如其分，可见今本《都人士》首章（或依虞万里先生所言定为《彼都人士》）的创作时代应在周亡王九年左右，晋文侯迎立平王于京师时，时间在公元前762年。

（五）《鱼藻》

《鱼藻》一篇，仅有三章：

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

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

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

诗序说：“《鱼藻》，刺幽王也。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李山先生认为“《都人士》诗义既明，《鱼藻》的时代也可以随之断定。诗反复吟咏：‘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镐是宗周首都，如果是一般的周王，在镐京饮酒是十分正常的事，何必如此强调？最可说通的是平王‘归周’之后，曾在镐京举行过盛大的酒会。”② 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229页。这一看法可从。《鱼藻》以“鱼”与“藻”的关系来比喻“王”与“镐京”的关系，并无诗序所言刺幽王之义；而又强调“在”，即有所依傍也，与之联系的应当是此前周平王宜臼逃离王都，仅能依靠母舅之族。而今平王在诸侯拥护之下回到镐京，并在此正式即位称王，如《都人士》篇所言是“万民所望”，人心所归，因为携惠王虽然称王，但已迁虢，镐京的百姓不仅失去了主心骨“周王”，自己还成为被遗忘的“废都”之民，心情自然“失落”。所以平王归镐，对经历过幽王昏庸残暴，犬戎寇周、二王并立的人们来说，是一件企盼已久的盛事。这种归属感，也只有经历战争洗礼后的时人才能深刻体会。诗篇虽然简洁，但兴奋之情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宴乐诗。

不过这种喜悦是暂时的，平王面临的不仅有势力仍旧庞大、与之对峙的携惠王集团，还有不断侵入关中平原的戎狄部落。在无力整治王畿、抗击戎狄的情况下，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因周王在镐，故而此篇应作于东迁之前（公元前759年），平王即位初期，公元前762年或稍后。

三、小结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出，清华简《系年》不仅让我们对两周之际尤其“二王对立”的事件和年代有了新的认识；也为确定《节南山》、《正月》、《雨无正》、《都人士》、《鱼藻》等《诗经·小雅》诸篇的写作年代提供了新证。两周之际复杂的政治形势，是我们以往未曾想到的，在携惠王与平王对峙的二十余年中，时人在思想上所经受的冲击足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瞻乌爰止？于谁之屋？”王权的衰落让人们感叹无处可去，人们对万能的昊天也产生了怀疑——“昊天不傭，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在万般无奈、彻底绝望之中，人们不再将注意力集中在政事之上，“雅”诗也逐渐走到了尽头。

第二天，川矢果然又来拜师。百里香欣然应允，并设宴款待。川矢大为高兴，对百里香的手艺赞不绝口。拜师酒后，川矢不仅行了三叩九拜大礼，还奉上了一笔银票作见面礼。

还必须指出的是，“二王并立”诸诗篇年代的确定对《系年》的解读也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论，关于《系年》“周亡王九年”理解尚有不同意见，如有论者将之理解为“周幽王九年”，以弥合以往的年代框架（即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平王立，三年后，公元前770年东迁）。如此一来，则平王被晋文侯迎立的“京师”自然不能指镐京，① 本文成稿之后，参加“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学术研讨会暨丛书发布会”（2015年10月），朱凤瀚先生发表《〈系年〉周亡王九年再议》一文，认为“京师”当“如整理者所言是指宗周为宜，晋文侯要立平王，使列国诸侯、邦君承认其正统地位，不在王畿、宗周，而在晋地京师立之，则似忽视了王畿、宗周当时在列国诸侯、邦君心中之神圣性。这里可以举《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所记周王室内乱，王子朝与王子猛（未继位，谥曰悼王）、敬王争王位之事为例以说明王都之于王位之重要。”此言甚是，亦可佐证本文所讨论的诗篇确与平王归“京师”有关。同时，即将公布的清华简第六册《郑武夫人规孺子》中记载郑武公夫人说：“吾君陷于大难之中，居于卫三年，不见其邦”，李守奎先生认为“所谓‘大难’，应当就是此时君父被杀，民人离散，嗣君寄居卫地，郑国依靠诸大臣执政，安定郑国”，说见李守奎：《〈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丧礼用语与相关的礼制问题》，《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按，依照此说，郑武夫人强调郑桓公死，郑武公及郑国处于“大难”之中，说明幽王与郑桓公应是同时被杀，但郑桓公死于周平王阵营的戎人手中，郑与周平王不是一个阵营，无法做到当即辅佐平王东迁（“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况且郑武公还曾三年不理政。故而将“周亡王九年”认定为幽王九年，“三年（幽王死后次年，公元前770年）乃东徙”的看法难以成立。因为此时幽王尚在。而根据《都人士》、《鱼藻》等篇记载，回到镐京的只能是平王宜臼，时间也并非东迁以后，因此《系年》的“京师”，还应指镐京。故而，从《都人士》、《鱼藻》提供的背景资料看，“周亡王九年”是周幽王死后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