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社会菁英的条件、类别，及其透过何种渠道或参与何种事务来展现及累积自身的影响力，并如何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发挥其功能作用，是许多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者所关注的课题。［1］一般认为社会菁英拥有一些特殊的身份、地位、财富、道德、教育、识字能力与影响力，如士绅、乡治代理人、地方头人等，他们既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也是地方社会的领导者，通常中介于两者之间，不仅是国家权力向下发展的末端，也可能是地方社会权力向上发展的起点。

学者也注意到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它可以是公共事务、社会组织、宗教组织、宗族组织、祭祀组织、水利组织，或是一项社会体系、司法体系；官方、地方菁英与民众的声音或力量皆可在此表达。［2］透过此一空间，除了可以让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进行沟通外，还可使国家权力彰显其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甚至企图藉此来掌握地方社会；而地方民众，尤其是地方菁英，则在此参与公共事务及建立人际网络，藉以提高其声望与社会地位，或展现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甚至与官方竞争或表达抗争。

另有学者聚焦在民间信仰的庙宇、祭典组织及各种仪式上，探讨社会菁英参与此一公共领域的动机、目的及运作方式。例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提出“文化权力网络”（cultural nexus of power）的概念，即社会菁英藉由参与宗教祭祀的组织及其建立的关系，在地方社会建构、维持或展现其权威与力量，或是表现其合法性地位的网络。［3］卜正民（Timothy Brook）则提出“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观点，亦即将自己的声望、社会地位视为一种财富，而予以投资在公共领域之中，如地方菁英捐助与支持地方公庙，虽无法获得实质的利益，却可提升个人在地方社会的地位，并累积个人在社会菁英中的声望。［4］康豹（Paul R.katz）则以台湾大甲镇澜宫董事长颜清标为例，指出现代社会菁英会透过民间信仰来介入选举与两岸关系，展现地方庙宇代表人足以改变政局与政策的重大影响力。［5］

由此可知，社会菁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重要的中介，他们透过公共领域，尤其是民间信仰的庙宇、组织与仪式，来建构自身的文化权力网络，累积个人的象征资本，进而提升在地方社会的声望与地位，并增加与官方互动交涉的筹码，不论就国家、地方社会与民间信仰而言，都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创建于清代中叶的大龙峒保安宫，由于位在人文荟萃之地，又是泉州同安人的信仰中心，故被誉为“台北三大庙”之一，也是华人世界保生大帝信仰的代表性庙宇，历来的领导阶层又多为社会菁英，实为探究此一课题的最佳案例。本文将在上述的研究基础上，聚焦于学者较少讨论的现代时期，探讨该庙自1945年以来的领导阶层，包括他们具有何种身份背景？促使其投入庙务的动机何在？任内对该庙有何重要建设与贡献？如何藉此来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对官方的影响力？希望透过这些问题的讨论，能对社会菁英及其权力的建构有更深入的观察，也能更清楚掌握民间庙宇在公共领域的实际运作及其发挥的作用。

二、1945至1992年的领导阶层

清代时期，大龙峒保安宫的领导阶层以地方绅商为主，包括具有功名或曾任官职的陈维菁、蔡丕基、陈树蓝，及经商致富的商户与官方指派的乡治代理人，如王姓家族与张梦星等人。他们主要基于地缘关系，而以其财力与声望来主导保安宫的创建及历次修建，陈姓家族的参与更赋予该庙特有的文化风采，对于形塑其成为“文化寺庙”颇有帮助。日据时期，虽经政权更迭，但旧有社会菁英的地位并无太大变动，由王姓家族的王庆忠担任保安宫的管理人，后来改选出来的共同管理人及总董事，也皆为富商、士绅等社会菁英，如陈培根、林启辉、林明德、黄玉阶、黄赞钧、林清敦、蔡受三等人。他们皆为学养俱佳及热心公益者，有多人尚具有地方官员的身分，透露出日本政府透过寺庙将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社会的企图。［6］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台湾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重回祖国的怀抱；可惜好景不常，国民党于1950年撤退台湾，保安宫内各殿空间及通道也被随之而来的士兵、军眷与难民所占住。由于时代更迭、局势未定，原有的管理阶层又多老迈凋零，几无人能出面解决该庙的困境。直至1952年农历二月七日，年近八十的黄赞钧才在众人劝请下，出任临时重整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可惜不及一年即与世长辞，接替他的正是其最初想举荐的主委人选——林拱辰。

林拱辰原名土牛，1897年出生于三重埔农家，就读二重埔公学校、宜兰农学校，1920年任宜兰厅庶务课参事，后又任总督府警务局理蕃课，担任铳器检查职务长达二十年。卸下公职后，在阳明山天母经营大荣炭矿三年，1950年适机成立“大荣捻线工厂”，事业经营颇为成功，而成为台北知名的实业家，曾担任台湾省工业会监事、台北市捻线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等要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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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不仅事业有成，亦具有一颗宗教心灵，除因有感于保生大帝的灵验庇佑，而对保安宫大力护持外，也在1953年担任中华圣道会理事，并捐款三千元作为该会基金，推动儒教颇为积极；［8］另亦涉猎禅学，研究佛典，与佛教界互动密切，为一虔诚的佛门居士。凭着这份宗教热情，林氏毅然在1952年10月接任保安宫临时重整委员会的主任委员。1957年6月立案成立台北保安宫管理委员会，他又担任七届的主任委员，直至1974年辞世，共为该庙奉献二十二个年头，也带领其振衰起敝、重建声望，实在是居功厥伟。

林氏任内首要解决的是保安宫内外被士兵、军眷与难民所占用的问题，他与委员会同仁不辞艰辛，多方交涉，至1966年终将二百余户占用户及先后私盖的违建物全数拆迁完成，也使该庙得以全面修建，至1967年全殿工程完竣。此外，他也积极提升保安宫的宗教性与文化性，找回昔日“文化寺庙”的荣光。因有感于世道人心日趋浇薄，他聘请专人在庙内讲演保生大帝事迹及孔子道德，重振社会良善风气，颇获好评。另在1952年8月，他与黄赞钧邀请台北市佛教支会弘法部讲师前来该庙宣讲，为当时一大宗教盛事，深获各界之赞赏。［9］

[14]林拱辰等编：《台北保安宫沿革》，台北：保安宫管理委员会，1961年，第9页。

到1918年夏季，英、法军队与源源开到的美军一起，发起了对德军的反攻。协约国的总攻给了德军以最后的致命打击。德国首相贝特曼下达禁运令，禁止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把俄罗斯的石油运往西欧。截止1918年，德国和英国都视里海的巴库油区为生命线，因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军事较量。德国方面，为扭转石油战略颓势，1918年怂恿其盟友土耳其占领巴库，但为时已晚。因为英国抢先占领了这一地区，控制了该地区的石油。

自2009年起，北市府又与有关单位合作，投入九亿多元推动“孔庙历史城区观光再生计划”，希望能藉由一连串的软硬件规划，提升当地的观光效益；不过，保安宫因对其经费分配有所疑虑，决定退出该计划。翌年8月，该计划以“大龙峒东方文化创意市集”打头阵，但廖武治表示大龙峒不是天母，也非东区信义商圈，在历史文化场域举行街头表演与抽奖活动，实与宁静优雅的传承氛围格格不入，也缺乏与在地文化连结，他忧心此地会因过度热闹而变调，造成“九份化”。 ［18］

1961年6月保安宫改选第三届管理委员会，吕学辉当选委员，也开启他与该庙的因缘。吕氏为台北土城人，土城公学校毕业，十八岁只身到台北市延平北路一带工作，曾任职印刷工人、百货行当售货员，后来与朋友合伙从事建筑生意，事业有成，成为富商。［11］他加入该庙管理阶层后，曾担任多届总务部副主任，出钱出力协助林拱辰处理违建户占用问题，对于宫内的环境整顿与修建皆有贡献。1970年他曾因故离开保安宫，直至1974年7月林拱辰过世后，方再回到该庙，并于1976年当选第一届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带领其进入新的阶段。

吕氏任内将保安宫组织转型为财团法人，他共担任六届董事长，连同第一届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共领导该庙长达二十八年，任期较林拱辰更长。不过，自1992年第四届董事会改选后，吕氏即因身体及个人因素逐渐淡出领导阶层，而由副董事长兼总干事廖武治实际主导庙务。在吕氏主政任内，除完成组织的转型外，在硬件建设及宗教、社会公益活动等，也都有一定的成果。整体而言，这段期间保安宫的庙务虽无太大的突破，但仍能维持平稳顺利的运作，也为后来的转型发展奠定基础。

所谓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的传统研究领域是指以马克思对于宗教的批判为核心的马克思的宗教观和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旨趣的共产主义理论。学界对于这两个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有着充分的文本依据，故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

吕氏由于从事建筑业，故对保安宫的硬件建设多所贡献。1962年11月，林拱辰任内策划将该庙广场建筑围墙及卍字桥，同时美化庭园，栽植花木，当时已渐具规模，但因经费短绌，部分工程因而搁置。吕氏上任后，即集资将全部工程照原计划进行，又以隔墙为孔庙，故命名为“邻圣苑”。［12］这项历经两任主任委员的工程，将保安宫前的环境整建得清幽雅致、古色古香，正可与相邻的孔庙相互辉映，对于型塑该庙整体历史景观有明显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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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活动方面，吕氏任内除维持例行的保生大帝圣诞祭典、五谷先帝圣诞祭典及中元普渡外，1979年正逢保生大帝一千周年圣诞，特别邀请古典诗人张高怀筹划，举办盛大的全台征诗征联大会及春节元宵灯谜活动。全台共有三千名诗人参与征诗征联大会，经名师专家公开严格评选，共录取一百名，于保生大帝圣诞日颁奖，堪称是光复后台湾古典诗界的一大盛事。

在社会公益方面，林拱辰主政时期“每年冬季以沿门化缘所得米粮及金钱所开之济贫所，施放白米万余斤，赈济贫民。”［14］吕学辉任内对于社会公益也多所著力，如1977年设立“保生大帝奖学金”，奖助居住于三堡内，公立高中以上的清寒学生。同年5月也将保生大帝祭典结余经费四万多元，赞助官方推动全民体育及文化活动。此外，每年也持续办理冬令救济，如1979年1月发放贫困征属慰问金，及生活照顾户、辅导户、低收入户、养老孤儿院等救济金与赈米，共计金额三十万元，白米六千台斤。［15］

在转型为财团法人之后，保安宫的组织与人事变动不大，仅在1983年因应法令而修改组织章程，废除信徒代表大会，并缩减董监事人数，废除常务董事等职位。1992年改选第四届的董事会，吕学辉虽然仍连任董事长，但因身体及个人因素，逐渐淡出领导核心，而由副董事长廖武治实际负责庙务的推动，也带领该庙进入下一个新阶段。

廖武治任内全心投入庙务，以耿介的个性来抵挡外界不当的干扰，以艺术家的眼光来重塑保安宫的软硬件文化，在组织运作、建筑空间、环境景观、祭典仪式、宗教交流、文化活动及公益事业等方面，皆有重大的兴革与建设，成效卓著，备受各界肯定，也使该庙由传统的“地方寺庙”转型为兼具人文深度与创意活力的“文化寺庙”，堪称是华人世界宗教寺庙的一个成功范例。

三、1992年迄今的领导阶层

廖武治生于日据末期的台北市，自幼随家人定居于大稻埕。当时大稻埕为人文荟萃之地，热爱美术的廖氏自中学起随张万传习画。高中毕业后，他考入艺专（今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科，后因故休学肄业。1974年父亲骤逝，廖氏承继其遗留的代书事业，但仍醉心于艺术，持续创作不辍。1979年保安宫成立财团法人，由于有一名董事为廖父生前好友，在人情的拜托下，过去甚少接触民间信仰的他也进入董事会担任董事，开启与该庙的不解之缘。［16］

廖武治在第一、二届董事任内，虽未居领导核心，但也因此对民间信仰有更多的接触，并对保安宫庙务运作有深刻的观察。1988年4月改选第三届董监事，廖氏以董事兼任总务，踏出他对该庙改造的第一步。保安宫于1979年在后殿兴建四层大楼，1984年四楼凌霄宝殿落成，但其他各楼层却闲置未用。廖氏兼任总务后，即积极推动空间环境的改造，首要任务即负责后殿三楼大雄宝殿与二楼图书馆的统筹规划。他以对待艺术品的心境来推动该庙的空间改造，对于硬件整修有其艺术专业的坚持，也因此与其他管理阶层时有意见相左，曾一度离开该庙，但在责任感的驱使与神迹的感应下，又重回工作岗位，顺利完成这项艰巨的整建工程。

1992年8月，保安宫在波折中改选第四届董监事，廖武治以董事兼任总干事，又踏出他对该庙内部改造的第二步。他首先整顿宫内人事与上班风气，订定员工退休及退职办法，对于操守不良、行为不法的员工，皆一一予以资遣或逼退。这样雷厉风行的整顿，自然对宫内的旧有势力及既得利益者产生巨大冲击，也引起不小的反弹；［17］但他仍坚持改革理念、绝不妥协退缩，终使宫内的文化与风气焕然一新，赢得更多同仁与信众的支持，也于1994年6月当选副董事长，并在2004年担任董事长迄今。

（2）痰热郁结患者护理。此类患者多临床表现耳聋耳鸣，耳中胀闷，头晕目眩，咳嗽痰多，二便不畅，舌质红，苔黄腻等，大多存在有思虑过度的情况，在护理中更需要注重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改善，做好患者思想工作。

隧洞进口位于楼子营乡以西，赵家口村南小山坡前，山坡自然边坡约50°。地层岩性为二叠系上统石千峰组（P2sh），为泥质粉砂岩等，全风化—强风化，全风化厚度4.2 m左右，强风化12 m左右，岩体较完整。

在整顿建筑空间方面，除1995年至2002年间所进行的古迹修复工程外，廖武治尚推动几项空间改造的措施，如1992年底，保安宫后栋二楼的图书馆正式启用，馆内设有杂志区、报纸区及男女分开的阅览区，并辟有收藏佛教经典的藏经室，及收藏各类中医书籍数据的典藏室；三楼教室则用于开办艺文研习班。2008年则在西护室后段成立文物交流处，提供该庙出版之书籍、DVD及各种活动纪念品等。这些改造措施不仅活络宫内各个空间，使其发挥更大的功能，也让该庙整体的文化性与宗教性大为提升，吸引更多民众走进此地，与众神明亲近结缘，而使香火更加兴盛。

在外部环境景观的整理上，配合保安宫的古迹修复，该庙也向北市府提出“保安宫周边美化改善计划”，希望能美化改善周边的人行道，重新规划设计庙埕广场，并对停车与道路空间进行调整与管制，以提升此区域的文化与观光价值，增进土地利用的效益。此一计划获北市府支持办理，虽曾在1996年遭里长率里民抵制而暂止，但1998年北市府仍采纳该庙建议，分两期完成宫前哈密街及东侧人行道路面之花岗石铺设，使内外景观更具整体美感。

林氏任内所领导的保安宫管理委员会，干部及委员的变动并不大，仍以地方的绅商或政治人物为主，如出身大龙峒陈姓家族的陈锡庆与陈锡福，前者在日据时期曾任职殖产局糖务课，1940年出任台北州台北市会议员，1943年以地主代表身份在保安宫祈雨，光复后任该庙第一到五届的委员；后者在日据时期曾任台北市日新公学校、平溪公学校、平溪东国民学校之训导，光复后担任大龙峒国民学校首任校长，并曾当选台北市议员，也是第一届保安宫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及多届委员。又如第一、二届的顾问黄启瑞，曾任台北市议会议长，并曾当选两任台北市长；第三至七届的副主任委员张祥传，曾任台北市议会正副议长近二十年；多届常务委员与总务部主任王飞龙，曾当选台北市议员。

随着保安宫转型为文化寺庙，为使组织运作更具专业效能，1992年进行行政管理架构的调整，除原有的祭祀、财务、总务等部门外，也增加公共事务组与企划组。公共事务组主要负责推动社会公益、慈善救济、图书馆、艺文研习班、乡土文化教育等事业；企划组则负责各项计划的研发、执行与信息管理。另为因应信息化时代到来，增进庙务处理的效率与系统化，保安宫也积极推动计算机化的作业，1990年全面将信徒数据、日常收费收据、解祭疏文、点灯名册等纳入计算机连线作业，以内部网络资源共享，分层授权方式运作，大幅提升行政效率，也节省许多人力成本。

1999年保安宫又完成架设“大龙峒保安宫全球信息网”，设立电子信箱，成为率先进入因特网的寺庙团体。本网站除公告各项法会活动与宗教服务的讯息外，也涵盖历史源流、建筑与装饰艺术、保生文化祭、文教事业、慈善公益等信息，让民众能不受时空限制地认识该庙，看见其服务社会、用心经营的成果。2009年该庙又推出“在线点灯”的措施，民众可轻松上网点灯及安太岁，并在网上选择ATM或信用卡缴费方式，工作人员即能依其需求立即提供服务，民众也能在网站上查询到订单明细，免除舟车劳顿与排队等候之苦。

在带领保安宫走向文化寺庙的过程中，廖武治也以其多元融合、内外兼修的宗教理念，对该庙的祭典仪式有诸多兴革措施。例如每年农历七月的中元普渡，为保安宫一项重要的祭典活动，其重头戏是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庙方会礼请佛教法师主持科仪，这也是全年最大规模的超度法会。2002年该庙扩大举办中元普渡，恢复竖灯篙的仪式，也增加纸糊的山神、土地、普渡山、金山、银山等，祭品亦增加“看牲”。民间习惯称农历七月为“鬼月”，希望藉由普渡来款待孤魂野鬼，避免其在人间作祟；但廖氏认为鬼月其实是展现人与鬼相互尊重的时节，民众不要过度恐慌，谈鬼色变。民间虽有鬼月不宜戏水、搬家、嫁娶等禁忌，但他认为平时也有孤魂野鬼四处游荡，有时是人自己不小心，把过错全推给“好兄弟”，实不公允。［19］

不过，廖武治并非认为所有传统信仰仪式都需改革，有些仪式行为背后有其宗教的意义，也必须考虑信徒的心理需求，贸然改变反而会扭曲其原有精神，伤害民众的信仰情感。例如有些宫庙基于健康与环保，而撤除香炉与供桌，但廖武治认为烧香行为代表人与超自然世界的互动，民间就常以“上辈子烧好香”来比喻一个人好命；烧香是人与神之间的沟通，供品拜完则带回家吃平安，如果什么都取消，来庙里拜拜亦失去意义。［20］另对于北市府统一回收普度金纸，再送到净炉过的焚化炉焚烧的政策，廖氏也认为焚烧金银纸钱是对神明与先人的敬意，把这些心意当垃圾烧，跟把送给神明、先人的心意丢垃圾桶有何不同？［21］虽然保安宫仍维持烧香及烧金纸的习俗，但也不曾忽略环保问题，2008年即在金炉加装纸灰及废气回收设备，将可能的污染降至最低。

寺庙的祭典仪式除服务个别信徒外，也具有守护地方平安、救度苦难众生与抚慰社会人心的功能。保安宫所在的周围路段街口，常有车祸发生，造成人员伤亡与地方恐慌；1993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该庙乃举办三天的路祭法会，以超度无辜亡者，安定地方人心。1999年台湾中部发生惨重的九二一大地震，该庙除亲赴灾区捐款赈灾外，也在宫内设立“九二一震灾受难冤魂”牌位，以超渡死难亡魂。2003年台湾又爆发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该庙本于保生大帝慈悲医疗精神，率先于农历三月二十七日举办三天祈安法会，为全台人民祈福，并与北市府共同在庭园设置祈愿树，供民众悬挂祈福卡，安抚人心。2008年四川发生强烈地震，死伤惨重，该庙亦与厦门青礁慈济宫同步启建“四川强震祈福超荐法会”，并在宫内举行“慈悲三昧水忏法会”与“瑜珈焰口施食”，为死难者追荐冥福。

数据显示，两年前线上及线下空净品牌数量共达816个，然而到2018年10月份，空净品牌数量共减少至530家，有超过35%的空净企业退出了市场。在目前的市场上，飞利浦、小米、352、美的等空净品牌较为活跃。

廖武治认为宗教没有人群、地域之分，各宗教也应携手合作、相互交流。保安宫长期以来即秉持此一理念，曾捐助非道教信仰的医疗院所，如赞助罗东圣母医院筹建老人中心、埔里基督教医院增添医疗设备与巡回医疗车，也曾提供医疗补助金给这两所医院及嘉义圣马尔定医院。2015年6月，梵蒂冈桑爱文神父特别来该庙拜会廖武治，洽谈日后天主教与道教合作事宜。廖氏表示对双方可能的合作乐见其成，也愿意连结其他保生大帝的同祀庙宇，促成彼此在社会公益或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更多的合作。［22］翌年10月，保安宫特举办“一起寻找真理：基督徒与民间信仰者的对话”研讨会，为台湾民间寺庙首次与梵蒂冈的学术交流，引起各界高度的关注。

2005年廖武治当选台湾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第五任会长，2007年该会转型为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廖氏又当选第一、二届理事长，直至2014年底卸任。在领导两会任内，廖氏除持续推动同祀宫庙间的联谊、观摩与互助外，也将交流的层面扩及至海峡对岸，并以其治理保安宫的成功经验，协助大陆同祀宫庙保存文化资产与改善祭祀环境，带领两岸保生大帝信仰朝正面方向发展。

例如厦门慈济北宫、慈济南宫都曾面临被当地政府拆除的危机，经廖氏出面奔走协调，方能获得保存。又如厦门鼓浪屿兴贤宫破落不堪，亦在廖氏的建议与协助下，终能完成修建。［23］而白礁慈济宫内部环境缺乏整理，廖氏也建议庙方改善，并致赠祭祀器皿，增添其神圣庄严气息。［24］这些都说明在其主导的两岸交流，不仅跳脱一般“以财力换取神力”［25］的交换关系，而进入到寺庙与文化资产保存的层面，且台湾保生大帝信仰也由边陲进入中心，反过来协助及影响大陆同祀庙宇的发展。

随着总会在两岸影响力的提升，大陆官方及宫庙来台参访亦日趋频繁。2010年起，总会与白礁、青礁慈济宫取得共识，将“保生文化节”扩大为两岸轮流办理，首届即由大龙峒保安宫主办，共有对岸37间宫庙代表及官员两百余人来台参与，盛况空前。［26］而廖氏积极奔走于两岸，努力推动宗教与文化的交流，也获得大陆官方的重视，受邀参加北京奥运会闭幕式及海峡宗教论坛等，并藉此与重要官员就两岸宗教事务交换意见。

除致力于两岸交流外，廖氏也积极建立与东南亚同祀庙宇的交流网络。2009年新加坡宫庙信众234人前来台湾，在总会安排下参访八间重要庙宇，交流规模为历年之最。［27］2011年台北保安宫主办“亚太保生文化祭”，藉由活动前到东南亚各宫庙的参访邀请，及活动期间双方的互动与交流，将华人世界同祀宫庙紧密联结在一起，并建立起以台湾为中心，涵盖大陆、香港、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信仰网络，为保生大帝信仰的国际化做出重要的贡献。

四、结 语

自清代中叶创建以来，大龙峒保安宫始终是台北最重要的庙宇之一，也具有“文化寺庙”的特色，这与其历任领导阶层皆为社会菁英有关。台湾光复后至1992年间，该庙的庙务主要由林拱辰、吕学辉两人主导。林氏为台北知名实业家，但又具有一颗宗教心灵，除因有所感应而大力护持保安宫外，也对儒教、佛教多所涉入。他任内最大贡献在于解决庙地空间遭军眷占用的问题，另也积极提升该庙的宗教性与文化性，致力内部组织的建构，成立诵经团巡礼全省，对于扩展该庙及其个人的声望与影响力，皆有明显的帮助。

吕氏则是从基层社会白手起家的富商，他虽然领导保安宫二十多年，但囿于个人的文化背景，其经营庙务较为保守，任内主要完成庙前广场、庭院及后院四层大楼等硬件建设，社会公益则局限于台北地区，仅举办全台征诗征联大会较具规模与新意，但对于提升该庙及其个人的地位与影响力，成效仍为有限。此外，这段期间该庙多位委员具有议员身份，则说明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寺庙仍是累积个人“象征资本”，并从中获取人脉资源及政治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1979年吕氏又规划在保安宫后院兴建四层大楼，作为凌霄宝殿与社教馆。该庙为兴建这栋大楼，特别成立筹建委员会，由吕氏担任主任委员，下设总务、财务、工务、宣传等组，显见对此一工程的重视。这栋大楼占地四百余坪，耗资新台币三千七百余万元，［13］1984年1月12日四楼凌霄宝殿落成，其他各楼层则有意作为社教公益之用，但并未一并规划施作，直至1988年才又进行三楼大雄宝殿与二楼图书馆的设计与施工，而于1991年底完工落成安座。

自1992年迄今，廖武治是保安宫的重要领导人，也是带领该庙转型发展的关键人物。有异于前面的管理阶层，廖氏并非当地的名门豪族，也非事业有成的富商，但凭借其艺术文化的专业及勇于创新改革的性格，反而使该庙的软硬件建设有重大的突破，成功转型为华人世界重要的“文化寺庙”。尤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庙务经营与祭典仪式有诸多创意兴革，也藉由推动社会公益来扩展对外关系，这些经验使他成功入主台湾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及信仰总会，进而能更积极与全台、两岸及东南亚同祀庙宇进行交流，并与不同宗教对话，不仅大幅提升该庙在华人信仰圈的地位，也使其自身成为重要的宗教领袖。由此累积的宫庙资源及社会声望，使官方必须重视廖氏的专业意见，而他也有更多筹码与官方交涉互动，甚至反对其政策，不论在宗教、文化乃至公共政策上，都展现一定的影响力，也将寺庙在公共领域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由此可知，寺庙确实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重要的“公共领域”，也一直是社会菁英累积“象征资本”、建构“文化权力网络”的舞台。但随着时代的转变，社会菁英不再局限于名门豪族或士绅富商，具有某种专业能力及领导才能者，同样可以运用寺庙及其外部网络，提高个人的声望与地位，扩展其在官方与民间的影响力，廖武治即是一个成功案例。尤其现代社会交通便捷、网络媒体发达，许多大庙都已不再受祭祀圈限制，积极的对外营销、交流及扩展信徒，影响力也从单一地方扩及至海内外，这也使不少政治人物更加重视寺庙的舞台，寺庙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与作用也更形重要。

注释：

[1]有关社会菁英的研究可参看陈世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近代社会菁英的研究典范与未来的研究趋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4期，2006年12月，第129～168页。

[2]William T.Rowe,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Modern China 16:3,1990,pp.309～329.

具有恒励磁极的交流电动机尚有同步电动机和电机本体之别，电机本体源自改革换向器的直流电动机[1]，它与同步电动机同样都包括分别置于定子和转子上的电枢和恒励磁极两大主要部件，但电机本体上必备由刷座(刷握盒)发展而来的磁极检测单元[2]，同步电动机与电机本体的区别就在于同步电动机本无磁极检测单元。广义直流电动机正是凭借电机本体上必备的磁极检测单元，使他控变频器转变为自控变频器，亦即广义直流电动机和直流电动机在运行中皆遵循自控变频运行机制。

[3]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4]Timothy Brook,Praying for Power: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the Late-M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37～39.

成本是物料和资金信息集成的切入点，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应用产品成本核算系统，不但算不上实施了ERP，就连MRP∏的水平也算不上，有没有上成本核算系统，是鉴定是否实现了MRP∏的试金石，更不要说ERP了。没有可靠的成本就谈不上定价，定价依据不足就谈不上利润的可靠性，从而很难对产品发展方向做出正确的决策。目前有许多企业经常在产品发货后才发现亏损，ERP的实时控制功能，可以预警这类损失。

[5]康豹：《从地狱到仙境——汉人民间信仰的多元面貌》，台北：博扬文化，2009年，第287～312页。

[6]详见谢贵文：《民间信仰与社会菁英：清代至日据时期台北大龙峒保安宫的领导阶层》，《闽南文化研究》23期，2017年 12月，第 70～77页。

[7]不著撰人：《林拱辰居士》，《台湾佛教》13卷5期，1959年5月，第12页。

[8]李世伟：《海滨扶圣道：战后台湾民间儒教结社与活动（1945～1970）》，《民俗曲艺》172 期，2011 年 6 月，第 212～213 页。

[9]不著撰人：《林拱辰居士》，《台湾佛教》17卷2期，1963年5月，第7页。

实际试验时，采用均值滤波对边缘检测后的结果进行滤波处理。通过多次试验分析，选择3x9的内核来处理效果最好。二值化处理之后，边缘线条会有加粗的效果，利于腐蚀膨胀操作，如图3所示。

[10]不著撰人：《卓然身影，道济群生，燃起不灭心灯：林拱辰》，《大道》22 期，2001 年 1 月，2～3 版。

[11]沈长禄：《吕学辉，把保安宫当成家》，《联合报》，1996年11月6日，16版。

[12]张介人编：《台北保安宫专志》，台北：财团法人台北保安宫董监事会，1981年，第349-350页。

[13]张介人编：《台北保安宫专志》，第 351～355 页。

此外，他也致力于保安宫内部组织的建构，共成立女子诵经团、祈安消灾会、消灾会代表团、敬香会、敬花会、敬果会、白礁祖力士会等神明会，使庙务的运作更具制度性与多元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诵经团，第一批经生皆为林氏工厂女作业员，固定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到宫内学习，工资照给，因而能组成具有向心力、组织力的诵经团。［10］该团由于训练有素，且形象清新，林氏曾在1957年以其为班底，组成“全省巡礼行香团”访问各地庙宇，所到之处皆备受好评，成功打响名号。

[15]不著撰人：《保安宫管理委员会，明发放救济金赈米》，《联合报》，1979年1月19日，6版。

磷酸盐粘结剂抗吸湿性差的缺点导致其在高湿度环境下强度显著下降，所以解决磷酸盐的吸湿性问题至关重要。试验研究发现，采用自主合成的硼镁铝复合磷酸盐做主胶黏剂，磷酸改性聚乙烯醇做副胶黏剂制备的覆膜砂，抗吸湿性好，强度高[12-15]。

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强调数学课程的出发点是学生全面、持续、和谐地发展，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仅需要遵循学生学习数学的普遍规律，还需要关注学生的特殊性.“由于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家庭背景和自身思维方式的不同，学生的数学学习活动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

第一，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从内在条件上抑制资本市场中CPA审计寻租的需求。我国上市公司所有者对资产所有权的“虚拟”现象是导致管理当局主动给租、审计人员接受诱使，二者结为寻租联盟的内在原因，因此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理顺各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才能真正实现管理当局权责利的匹配，实现会计师事务所不敢寻租(提高了现行有关法律的可实施度)、不能寻租(保证了会计信息的公允性)、不想寻租(一定程度上杜绝了道德风险)，才能抑制资本市场中CPA审计寻租的需求。

[16]蔡文婷：《让联合国看见保安宫——另类庙公廖武治》，《台湾光华杂志》29卷9期，2004年9月，第92～100页。

[17]蔡文婷：《让联合国看见保安宫——另类庙公廖武治》，第92～100页。

[18]黄驿渊、庄秀闵：《发展大龙峒，就怕“九份化”》，《联合报》，2010 年 8 月 23 日，B1 版。

[19]杨芷茜、洪家愉：《鬼门开，庙宇迎接好兄弟》，《联合报》，2008年8月2日，C1版。

[20]不著撰人：《行天宫不烧香撤香炉》，《联合报》，2014年8月25日，A7版。

[21]廖佩妤、周志豪：《民众质疑：让祖先在垃圾堆捡钱》，《联合报》，2013年8月2日，B1版。

[22]庄秀闵：《天主遇上保生大帝，神父访保安宫》，《联合报》B2版，2015年6月27日。

[23]台北保安宫：《大道》49期，2007年10月，第3页。

[24]台北保安宫：《大道》58期，2010年1月，第4页。台湾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真人》20期，2008年，第34页。

[25]海峡两岸开放宗教交流之后，台湾不少同祀宫庙为争正统与排名，纷纷前往大陆进香，以大笔捐款来换取祖庙的友谊与认可，藉此提升寺庙地位及神明灵力，进而为庙方带来大笔的香火财富；瞿海源即批评此为“以财力换取神力”的交换关系。详见氏著：《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一）》，台北：桂冠图书公司，2006年，第72～73页。

[26]台北保安宫：《大道》59 期，2010 年 4 月，第 1～15 页。

[27]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编：《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第二届第二次会员大会会刊》，2011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