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到2018年，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鲁迅研究专家刘中树先生从教整整60周年。这也是刘中树先生与鲁迅研究结缘的六十载。通过访谈回顾执教六十年来刘中树先生与鲁迅研究的情缘，既是对刘中树先生六十年教学与治学生涯的一个小结，也是对刘中树先生六十年来的鲁迅研究所做的一次整体回顾。

一、心仪鲁迅

付兰梅：我还记得十年前，在吉林大学主办的刘中树先生执教50周年纪念活动中，大家都说再过十年，您就从教整整60年了。

众所周知，鲁迅研究是您从教以来学术生命中的重心所在。那么，在您从教60周年之际，您能否介绍一下60年来您为什么会与鲁迅研究结缘，是什么引导和支撑您走上了鲁迅研究之路的？在这条路上您又是如何一步步摸索前进的？在研究过程中您有哪些发现？这些发现与您大半生的教学与治学的关联何在？

刘中树：1958年，我留在母校吉林大学任教，此后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鲁迅的教学、研究工作。我的鲁迅研究是从细读1956年至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鲁迅全集》开始的。留校后不久，在时任校长、著名教育家匡亚明先生倡导开展学术讨论的教导下，我写了论文《就〈阿Q正传〉的几个主要问题和冯文炳教授商榷》（发表于《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2期）。从这篇论文的发表到今天，我与鲁迅研究结缘整整六十载。这篇论文，不仅是我从事鲁迅研究的起点，也可以算作是我从教六十年来学术研究之路的开端。

今天，当站在距离“五四”发生期百年之距外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下整体的梳理和思考，我认为，“心仪——找回——学习”这三个词语是厘清我与鲁迅研究的关键词，也是我“守正纳新”的治学之道的来源之一。心仪鲁迅、找回伟大的鲁迅和鲁迅的伟大、学习鲁迅，生成了我“守正纳新”的治学之道，是一条几乎能够串联起我六十年教学与治学生涯的红线。

1、积极推进国土资源“一张图”建设。我们要加强第二次土地调查等专项调查和数据库建设，并按照统一标准来加强数据的整合、分析和提炼。同时，建立数据更新制度，不断增加信息数量、提高信息质量，做到资源状况“一览无余”，做到资源家底“心中有数”。对于支撑监测监管、决策服务和社会服务等各类数据必须集中汇交，并一定要按照“谁生产谁负责”的原则及时进行数据更新和记录。

按论文写作和发表时间顺序，从1958年至今，反映您从青年步入老年的学术生涯中分别从不同方面研究鲁迅的代表性论文，包括《就〈阿Q正传〉的几个主要问题和冯文炳教授商榷》，《鲁迅的早期思想》（发表于《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4年第1期），《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在东北（一九三一-一九四九）》（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年第1期），《1931-1949年间东北报刊有关鲁迅资料摭拾》（发表于《鲁迅学刊》，1981年第1期），《论〈伪自由书〉》（发表于《鲁迅学刊》，1981年第4期），《交相辉映的两颗巨星——追忆和茅公的一次谈话》（发表于《芒种》，1981年第7期），《鲁迅的文学比较研究理论初探》（发表于《鲁迅研究》第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3期），《鲁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发表于《文艺争鸣》，1986年第5期），《在至平至实中显示至奇——〈呐喊〉〈彷徨〉艺术谈之一》（发表于日本西南学院大学《国际文化论集》第6卷第2号，1992年2月），《〈阿Q正传〉的“老生常谈”》（发表于《学术论文集——吉林大学中文系建系四十周年》，1992年8月），《鲁迅的“反抗绝望”与〈一件小事〉 的创作》（发表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学习鲁迅 振兴中华》（发表于《新长征》，1981年第9期），《重温鲁迅创作——札记三题》（发表于《春风》，1981年9月）《鲁迅的启示：走向世界 创造自我》（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开拓鲁迅研究新领域的宝贵尝试—— 〈鲁迅小说的跨艺术研究〉读后》（《华中学术》，2012年第2期），《鲁迅：一个穿越时空的话题：找回伟大的鲁迅和鲁迅的传大》（《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等。2008年，您把此前50年间所写的论文编为两卷本的《刘中树文学论集》中，就有15篇是鲁迅研究方面的。可见鲁迅研究在您的教学和文学研究中所占的分量。

根据色谱分析条件，绘制出叶黄素标准曲线，具体见图1。线性回归方程为y=1.348 4x-0.174 9（R2=0.999 5），叶黄素标准品浓度在 0.5～50μg/mL 时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刘中树：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以后我就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鲁迅的教学、研究工作。在学期间，听了废名先生（冯文炳教授）的《鲁迅及其创作》我那时候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鲁迅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刘中树：应该说，《论〈伪自由书〉》是我的论文中比较重要的一篇。我认为《伪自由书》是鲁迅思想转折之后的第一部杂文集，是鲁迅马克思主义思想具体生动的反映，又是其杂文艺术的结晶，我觉得自己把鲁迅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作为统一的整体加以论析，是在完整地理解了鲁迅的人与诗的前提下才着手的。此文被收入近年有影响的论文集《鲁迅其书》① 参见张杰等编：《鲁迅其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71至488页。。我的论文《鲁迅的文学比较研究理论初探》从比较文学理论的层面来探讨鲁迅文艺思想的价值与贡献，被认为是一篇在鲁迅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方面颇为厚重的学术论文。

我的著作《鲁迅的文学观》这本书在体系上摆脱了此前按照文学概论教科书的条目编排，然后引用鲁迅的观点加以阐释的套路，而是从鲁迅的思想实际出发，提出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鲁迅文学观主要内容的范畴，结合时代及其思想与创作实践，通过对其文学观的诸命题进行细致分析，梳理出了符合鲁迅思想实际的文学理论体系。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鲁迅研究界的较大关注。著名学者袁良骏、张梦阳、季红真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袁良骏称《鲁迅的文学观》“虽篇幅不大，但却是严格意义上的此类著作的第一本”，“无疑是抓住了鲁迅文学观的基本特点的”② 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46页，447页。。张梦阳认为该书“首次从体系和特征、本质观、批评观等基本方面对鲁迅的文学观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③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上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6页。。

《〈呐喊〉〈彷徨〉艺术论》是我在教学与研究中研读鲁迅的《呐喊》《彷徨》过程中，从阅读、解析鲁迅《呐喊》《彷徨》小说集的具体小说作品入手，逐篇分析，随时把自己的一得之见和有所领悟的艺术感受一点一滴地记下来，在分析研究作品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对《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的认识，

这些论文和著作是我在鲁迅研究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果。被学界认为对鲁迅的研究别开生面，提出了诸多发人未见的新看法和见解。而且鲁迅的思想也成为我研究其他文学和文化问题的思想资源之一。

"马克沁机枪也有着一些致命弱点，尤其是使用时间越长、射击子弹越多，枪管就越会发烫变形，因而必须用水冷却。"

付兰梅：除此之外，您还主编了《世界文化中的鲁迅》（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并应邀为几本鲁迅研究方面的著作写了序言，包括《〈鲁迅与浙东文化〉序》（发表于《鲁迅与浙东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鲁迅小说名篇〉序》（发表于《鲁迅小说名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凝眸“过渡人”的文化脸谱——辜鸿铭与鲁迅比较研究》〉序》（发表于《凝眸“过渡人”的文化脸谱——辜鸿铭与鲁迅比较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等。还有一些对鲁迅的具体文本所做的评析性文字（收入《刘中树文学评论集》中《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评要》部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107至129页）。在教学过程中，您指导的博士生所做的大约十篇左右鲁迅研究方面的论文中也都浸润着您对鲁迅研究的发现和理解。

刘中树：“终生学习、心仪鲁迅”是我矢志不渝的治学理念，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追求的引导下，六十年来我在鲁迅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实际工作。

付兰梅：那么您是怎样形成您的这一学术追求的呢？

U/D={D1={x1,x2,x3,x6}(售卖), D2={x4,x5,x7}(进一步评估), D3={x8,x9,x10}(禁止售出)}。

一是，尽可能寻访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人的遗迹、遗址、遗物，并了解18世纪下半叶以降卡尔梅克人的历史与社会；

综上所述，阅读是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形式。探索阅读教学的基本策略，提高小学语文教学的质量，既要培养阅读兴趣，使学生想阅读，又要巧用阅读对话，使学生敢阅读，还要借用读写结合，使学生爱阅读。通过灵活多样的阅读教学策略，学生会熟练掌握祖国语言的运用技巧，从而逐渐喜爱上语文！

广州地铁于2015年前后提出了“系统修”维修集约范式表述。与“全效修”维修集约范式相似，该范式力图立足 “均衡修”维修集约范式,但有所更新及突破。

鲁迅这个人，鲁迅的创作，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永久的话题，一个穿越历史时空的话题。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21世纪的今天，人们就一直在探究和言说鲁迅的思想、创作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从20年代初到现在，都在谈鲁迅，骂鲁迅、赞扬鲁迅，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贬，有对鲁迅的误读和误解，还有恶意的攻击和政治势力的打压；褒，有公允的评价赞扬，也有“神化”的过誉之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左翼的思想文化阵营在高度评价鲁迅的同时，也有过论争，有过批评，还有过误解的攻击。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阵营，在批评和诋毁鲁迅的喧嚣中，不时地也还有对鲁迅创作成就的肯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认定鲁迅是“三家”（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英勇的旗手”、“文化革命的主将”、“民族英雄”、“新文化的方向”、“文化革命的伟人”的同时，也有“神化”鲁迅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由于某些人对鲁迅的“妄评”，又引起了如何准确地认识、理解、评价鲁迅的论争。前些年冯骥才、王朔等人又对鲁迅提出来一些新的评说，批评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等等。因此，如何评价、认识鲁迅，如何解读真实的鲁迅，仍然是当代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主要涉及专业知识、技巧以及对特定课程具体要素的理解。在欧洲，所涉及的课程包括中小学各类课程如艺术、经济、数学甚至包括体育等。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阶段对母语不是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讲授学科知识是一种CLIL课程。在高等教育阶段，则涉及部分院校尝试把一门或数门专业课用英语来讲授。更为普遍的是开设一门冠名为某某英语的综合性课程，涉及多门专业课知识，如航海英语所涉及的专业课有船舶值班与避碰船舶管理等。我们认为这些课程的教学也是一种广义的CLIL。

事实上，当我们把当年鲁迅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评的基本思想移入今天中国文化与社会状态之中，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相似的对应关系，鲁迅一生中提出了无数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命题，而这些命题无论是对于历史中国还是对于现实中国来说，都具有经典性的价值，通过这些命题，鲁迅为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民族人格、个体人格的重铸确立了基本的框架。这些命题以及鲁迅关于这些命题的阐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其所确立的思想道德境界，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

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辨、分析研究，史实的认证，是研究结论的根基。在“找回鲁迅”的过程中，第一是史料学的建设。第二是对史料的整理：版本、目录、考据、校勘工作。第三是研究，即对资料的考辨真伪，考察其来源、确定其价值，分类整理形成资料系统，从中探微史的意义。

二、找回鲁迅

付兰梅：您不止一次在给研究生授课和做讲座时强调过，搞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必须要先把《鲁迅全集》读完，然后再按照个人的研究方向通读其他的作家。这是为什么呢？

刘中树：这个原因我以前也谈到过。在我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鲁迅全集》是手不释卷的，要经常翻阅。在我看来鲁迅的思想方法更全面更科学，他对文艺的本质、起源、功能等文艺的基本问题，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文学的国际交流和相互关系、文学的特性、文艺批评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作家的世界观等等问题，都做出了科学的阐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觉得要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很好地研究鲁迅的文艺观。在中国，我觉得有两个人，他们的理论学说是真正具有中国化特点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在各自不同的领域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了中国化的理论学说。我们今天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道路，鲁迅的思想和创作都体现着“中国化”这个精神。鲁迅注意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你看鲁迅青年时期的文章，有的就是从西方搬来的，他也就是个青年，他不是神。他是把西方的东西搬来了，但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把搬来的西方的东西同自己思考的中国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他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见解。鲁迅也懂得自己民族传统的文化。所以鲁迅的思想与创作真正达到了“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文化偏至论》）的境界。因此，作为一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者，我的学术追求就是终生学习、心仪鲁迅，尽管是难以企及的，但是却是矢志不渝的。

付兰梅：您写过一篇论文，题为《找回伟大的鲁迅和鲁迅的伟大》，虽然文章发表于2013年，距今不过短短五年。但在我看来，您“找回伟大的鲁迅和鲁迅的伟大”的想法是由来已久的，甚至可以说从您心仪鲁迅之始，就已经产生了“找回鲁迅”之思。当下鲁迅研究领域亟待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你能谈谈您是怎样找回伟大的鲁迅和鲁迅的伟大的吗？

治学之规，离不开做学问的三步功夫：一是确定研究方向，选准题目后，就要竭泽而渔，锐意穷搜，力求全面、系统掌握第一手材料。史料有原始形态的考古文物、历史文字史料，还应关注当时的现实资料；二是对所搜集的史料进行梳理，认定经过史家选择评价的史料，掌握、辨析已有史料，发现重估史料新价值；三是经过辨析、考察，选出所用资料，以证实理论观点的真实性、科学性，形成论史一致的文字成果。

我对鲁迅做了这样的评价：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革命家，是说他是一位社会改革家。怎样理解、认识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走进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的。一是鲁迅的社会历史发展观、为人生的改良人生和改造社会的使命感与社会革命活动；二是改造国民性、“立人”的民族复兴的蓝图和目标；三是为人生、改良人生的文学创作“主见”，辉煌的文学创作的成就；第四点牵涉到他的品格了，就是他的独立自主、是非爱憎分明、韧性的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自我解剖的人生体验的崇高的人格；五是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拿来主义”主张。这五个方面，体现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的其人、其文。

找回“鲁迅的伟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鲁迅为什么伟大，根据什么说他伟大。我从对过去的包括毛泽东等一些人对鲁迅的论述入手分析，它的科学性在哪，它的局限性在哪，我们认识鲁迅，应该重点地抓哪几点，虽然别人谈过，是不是这么明确地、重点地点出来了？我在文章中肯定毛泽东对鲁迅的论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为什么呢？鲁迅拥护辛亥革命，从社会改造的角度出发，他支持、参加了辛亥革命。鲁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也参与了改良人生、改造社会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改革的活动。这些社会改革的活动，包括他的创作的方向，创作的主旨，都是符合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要求的。而毛泽东论述的鲁迅，基本上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立场上对鲁迅作出评价，就是“三家”，“三家”其实是冯雪峰做的评价，毛泽东把冯雪峰的观点拿来了。说鲁迅代表了“新文化的方向”，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在那个时候，可以这么说。进入我们今天21世纪，怎么来认识鲁迅，我们可以在今天这个历史条件下，对鲁迅做出新的评价，把鲁迅的创作和他的改良人生、改造社会的主张与实践活动拿到今天来，再做一个新的评价，拿到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时代任务中来评价，能不能有一些新的认识呢？就是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有所深化、有所提升和有推进的作用。当今，我觉得鲁迅有这么几点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是他积极地投入到社会改革的活动当中，这是他的一大特点，社会改革，他作为革命家的核心是他的社会改革意识和实践活动。再一个，是他的创作，他的创作的基本精神，在今天还是有用的。还有，比如说他的自我解剖的精神，比如他“拿来主义”的观点，他的人格，高尚的人格、品格。可不可以有些新的阐释，新的思考？都可以。所以，这么一个大家都老生常谈、研究太多的鲁迅，在今天，在矮化鲁迅面前，可不可以有新话来说呢？你能不能在这里面发现问题，阐述鲁迅的当代意义，发现了，你论述了，你就深化了、提升了、推进了鲁迅的研究。

我又是如何“找回鲁迅”的呢？我是从知人论世这个角度来“找回伟大的鲁迅和鲁迅的伟大”的。想要“找回鲁迅”，我们还是应从鲁迅活动的历史时代来全面深入地研究、把握由鲁迅的世界观、人生体验、学识才能、学术品格、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等诸多因素融会贯通而形成的鲁迅的史识，以这个来考究、阐释、理解、认识鲁迅的历史活动、鲁迅的文学创作，从而走进真实的鲁迅，对鲁迅做出科学、公允的历史评价，传承创新鲁迅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英勇的旗手”，“文化革命的主将”、“民族英雄”、“新文化的方向”、“文化革命的伟人”，这些都可以说是在某一个历史时代对鲁迅的评价，这种评价在一定的历史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还需与时俱进对鲁迅做出完整的、科学的、历史的定位。

在某种意义上讲，学术研究的偏颇本质上表现为学术品性的不成熟，成熟的学者应该具有比较深刻而宽容的学术品性。有人说我是一位成熟的学者，是因为我对当下鲁迅研究界态势的看法的把握。我认为，在漫长的鲁迅研究中，毛泽东对鲁迅所做的评价影响太深，鲁迅研究与政治结合得越来越紧密，鲁迅在被作为一面旗帜举起来的同时，也有被神化的倾向。鉴于此，我明确提出，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研究者的“史识”问题。研究者要有史识，同时也要分析鲁迅的史识。以平静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当下鲁迅研究界的诸种现象。

刘中树：在心仪鲁迅的学术追求指引下，促使我产生了“找回鲁迅”的执念。鲁迅研究，研究得太多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我这个鲁迅研究怎么进行研究啊？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话题可以说呢？当下鲁迅研究的话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问题是你能不能以新的资料，从新的视角提出问题，抓住问题展开研究。比如说我们过去把鲁迅有的神化了，但是后来又有人反对神化鲁迅的同时，妖魔化鲁迅、矮化鲁迅，这是不是个问题？你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从新的视角说一些新的话呢？而且还有可能旧话重提，旧话重提呢要有新意，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看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是怎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呢，我是在有人矮化鲁迅的情况下，我想能不能从新的视角再旧话重提，让它富有新意呢？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叫《找回伟大的鲁迅和鲁迅的伟大》。“找回伟大的鲁迅和鲁迅的伟大”，这也是老生常谈了，“伟大的鲁迅”，好些人都这么讲，那么我说“找回伟大的鲁迅”，就是说我还坚持这样一个看法，就是“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8岁的乔布斯凭着这份简历和一再的坚持被一家著名的游戏机公司录用，从此迈进了他痴迷的电子科技领域。三年后，他和两个朋友一起成立了后来蜚声世界的苹果公司。

第一是鲁迅研究史料学的建设。主要包括作者手稿（如《鲁迅手稿》、朱正《鲁迅手稿管窥》）；作家的家谱、族谱，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习成绩单以及其他有关作家生平的史料（如《鲁迅年谱》等。

第二是对史料的整理：版本、目录、考据、校勘工作。当时报刊上关于作家行踪，对于作家、作品的广告，特别是作家自己写的广告等。文学社团的会议和其他活动的记录，文学社团活动的消息和各级党政机构关于文学工作的各种公文，出版、学术单位的相关文件等列入卷宗档案的文献，对了解文学运动、文学事件和作家作品也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如卫公辑录《有关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教学活动资料》（《鲁迅研究资料》，1982年第9期）等。此外还有非文字性的史料（照片、录音、录像、故居、主要文学活动的场所）；作品；研究论文集等等。

活的材料的搜集是不可忽视的急需工作。主要是就作家个人的回忆录进行社会调查、访问作家和有关人士，如张能耿《鲁迅亲友谈鲁迅》（东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2期）等，都是对鲁迅研究活的材料搜集整理的成果。1975年12月，落实毛泽东对周海婴请求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注释本《鲁迅全集》的信的批示，组织开展了《鲁迅全集》新注释本的注释工作，借参加注释工作之机，我和李凤梧、陈琼芝、章新民走访了茅盾、冯雪峰、阿英（钱杏邨）、胡愈之等。我把访问茅盾的情况写成《交相辉映的两颗巨星——追忆和茅公的第一次谈话》，发表在《芒种》1981年第7期上。茅盾谈了与鲁迅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致党中央贺电之情况，茅盾与左联和左翼文学运动、茅盾与鲁迅的关系等。作家和有关人士的日记、书信，是具有特殊价值的史料。

进行社会调查、访问作家和有关人士。1975年12月，落实毛泽东对周海婴请求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注释本《鲁迅全集》的信的批示，组织开展了《鲁迅全集》新注释本的注释工作，借参加注释工作之机，我和李凤梧、陈琼芝、章新民走访了茅盾、冯雪峰、阿英（钱杏邨）、胡愈之等。我把访问茅盾的情况写成《交相辉映的两颗巨星——追忆和茅公的第一次谈话》，发表在《芒种》1981年第7期上。茅盾谈了与鲁迅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致党中央贺电之情况，茅盾与左联和左翼文学运动、茅盾与鲁迅的关系等。作家和有关人士的日记、书信，是具有特殊价值的史料。

鲁迅1932年到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王志之、张松如（公木）作为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曾亲往邀请鲁迅并组织演讲活动。1977年，我们吉林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为此访问两位先生，留下了鲁迅这一讲演活动的珍贵史实。

我的《鲁迅的文学观》，是在我搜集整理鲁迅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史实和鲁迅生平、创作的活动史料写出《鲁迅年谱简编》和《鲁迅的思想发展》之后，才动手写作的。

第三是研究，即对资料的考辨真伪，考察其来源、确定其价值，分类整理形成资料系统，从中探微史的意义。

比如如何理解我们都熟悉的青年鲁迅的《自题小像》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主角，负责毕业生的统筹分配；而当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毕业生流向，指导毕业生到基层、老少边穷地区就业；规范就业市场的运营机制；制定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包括户籍制度、人才培养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等；提供各种创业优惠政策，鼓励毕业生投入创业浪潮中。因而，政府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主角”变成了“配角”，实现了由行政导向功能向服务功能的转化[3]。

从进入学术领域的第一步，我就以鲁迅研究为起点，这里面既需要做学术研究的勇气，更需要的是自信。

如何理解这首诗，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解读：关于写作的时间，有1901年、1902年、1903年之说；写作地点因写作时间而有南京、东京之说。学术论著与资料汇编、整理不同，资料汇编可以汇编不同的论点，供研究者思考以推动研究的深入，这也是有学术意义的，但是它和学术论著不同，学术论著则应结合一定的社会历史时代背景环境和著者的思想观念的研究，辨析考究资料，提炼论点，加以论证，成就一家之言。要有一家之言，否则就成为无意义的泛论和资料堆积。在《自题小像》的不同解读中，我把鲁迅《自题小像》创作的时间、地点认定在1902年或1903年的日本东京（就社会历史时代环境和鲁迅的思想感情而论，1902年和1903年无大差异），“灵台”作“心”解、“神矢”作小爱神之“箭”解、“故园”“轩辕”作“祖国”解、“荃”作“人民大众”解，是符合鲁迅的创作实际的。青年鲁迅以一颗爱国炽热之心，从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选择到日本留学。当时的中国正值清王朝的统治政权风雨飘摇，列强侵掠，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1900年8月，英法等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烧杀抢掠，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1901年7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侵华各列强国在北京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3年4月，沙皇俄国不按规定撤出金州、牛庄等地的军队，反而派兵安东（丹东），占领营口，提出七项侵略新要求，激起了强烈的拒俄运动。这时各地的反清反列强侵掠的革命活动异常活跃，在日本的留学生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反对列强侵掠的爱国活动。青年鲁迅到日本也积极投身于爱国活动中，剪掉辫子，拍照题诗《自题小像》以明志。全诗深情地表达了青年鲁迅为饱受列强侵掠之苦的贫弱的祖国的忧愤之情，抒发了青年鲁迅矢志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和鲜血，为祖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而献身的爱国情怀和深沉的使命精神。

付兰梅：我们知道，在您六十年的教学与治学生涯中，您与鲁迅研究始终形影不离、相伴相随。1959年，您发表了论文《就〈阿Q正传〉的几个主要问题和冯文炳教授商榷》。自此，鲁迅研究一直作为您学术研究的重点，至今已经发表了20多篇鲁迅研究的论文，出版了《鲁迅的文学观》（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呐喊〉〈彷徨〉艺术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鲁迅研究专著。

此外，除了衣服里面可以放置物品，汉服的腰带也是可以挂东西的，诸如钱袋、香囊、印章乃至刀剑等生活必需但塞不到衣服里面的小物件，挂在腰上是男性最方便也是最普遍的选择。

我的《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在东北（一九三一-一九四九）》和《1931-1949年间东北报刊有关鲁迅资料摭拾》中，就是在浩瀚的原始资料中辑录、归纳、分析、辨别，在穿过历史的林中路上，采撷出有关鲁迅著作在东北的传播、接受和研究状况的翔实史料。

总之，要进行学术研究，想“找回鲁迅”，就要既充分掌握资料，又不被资料淹没，而能跳出来，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理论建树。

三、学习鲁迅

付兰梅：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鲁迅研究之道吗？

近现代人与人类原始祖先们这种思维的比较，只不过人类原始祖先们还处在前逻辑状态，不知道什么是逻辑规律，思维尚处于混沌积累状态，而近现代人则不然，他们可以自由地运用逻辑思维规律便捷地进行推演。

刘中树：通过“学鲁迅”，经由“守正纳新”的治学之道来治“鲁迅学”，致力于鲁迅研究的“守正创新”是我的鲁迅研究之道。我在学习和研究鲁迅的过程中，从文艺观到方法论都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鲁迅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的影响，这样就使得我自己的文艺观、我的学术思想逐渐的成熟、成型起来。鲁迅的影响是我的文学史观和文艺批评观的理论的灵魂。

我的治学之道的首要之点就是“守正纳新”。“守正”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物质和政治文明建设当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具体的实践问题；信守由历史实践证实了的具有真理性的已有思想理论成果，以此来丰富和推动我们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就是要不断纳新，不断创新，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盲目地拒绝西方的文化和传统文化，只要是健康的文化遗产，我们都要坚守。所谓“纳新”也就是要用求实的态度汲取各种外来的思想观念和方法。是在“守正”前提下的纳新。

付兰梅：那么，您能谈谈您在鲁迅研究方面是怎样由“守正纳新”走向“守正创新”的呢？

个税应关注的“临界点”和计算“盲区”。由于个人所得税税率有7个级别，因此每个级别对应一定的临界点与平衡点，也就形成了6个区域内的计算盲区。因此，按照个税表计算，可以得出每一级税率对应的临界点和所在的计算盲区，位置分别为：

刘中树：我的“守正纳新”治学之道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学习马列，一方面来源于心仪鲁迅、学习鲁迅。

鲁迅形成自己的思想认识，无论是社会层面的思想认识，还是文学层面的思想认识，都是从自己的“原型信念”出发的，这就使他在直接的意义上避免了“教条式的”照搬外国的或者是传统的或者是别人的理论与方法。如，鲁迅早期信仰进化论和后期信仰阶级论，都是由于“事实的教训”，而不是因为这些理论很时髦，所以，我们发现，在鲁迅的思想中，进化论也好，阶级论也罢，很少片面性，很少或者几乎没有生搬硬套的外国的、本国的或别人的内容。而他的信念一旦形成，他几乎是终生恪守，如他提出的对文化遗产等的“拿来主义”思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如，小说，茅盾曾经指出，鲁迅的小说每一篇都有新的形式，这可以说是鲁迅的创新的一个方面，也是他不断“纳新”的一种结果，他如果不纳新，也就不会有不断地创新。同时，在思想意识方面，他的小说也同样是不断纳新、不断创新的，他的启蒙的思想就是如此。在文学的创作原则方面，他也是不断纳新的，如，现代主义中的象征主义。但在这种纳新中，他又有坚定的“守正”，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原则，而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所“守”的“正”，还不是一般现实主义的原则，更不是庸俗的现实主义的原则，而是“在高的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原则，也就是融合了外面的世界与内面的世界的灵与肉完美统一的现实主义的原则。

通过“学鲁迅”，形成了我思维模式和理论方法上的“守正纳新”，在“守正纳新”思想理路的指引下来治“鲁迅学”，达成我在鲁迅研究方面的“守正创新”。

身心投入，人文合一，对象与主体的合一，也是做人与为文的一致。这在当下的思想潮流中，可能会受到主体性缺失的指责，但是，对于鲁迅来说，这确实是最切近其思想主体和价值本质的。鲁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鲁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学习鲁迅是将鲁迅思想经典化的过程，也是鲁迅意义和价值最大化的过程。这是由鲁迅思想本身所决定的，也是由当下社会时代的选择所决定的。历史研究是为了寻求对象的当代意义，通过当代人的阐释而使其价值重新定位。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或思想都必须于当下有益或有效。对于鲁迅研究而言，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鲁迅世界的完美性，而是要保持其思想的主体价值，认识其当下的有效性。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鲁迅价值的工具性的肢解而放弃这一追求。

付兰梅：鲁迅研究是您学术生命中的重心所在。通过刚才的访谈，回顾和总结您执教六十年来与鲁迅研究的情缘，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因心仪鲁迅而萌生找回鲁迅之意，在找回鲁迅的过程中与时俱进的学习鲁迅，是您从教与治学六十年来生命历程和纸上春秋中最为生动和厚重的华彩乐章。

刘中树：心仪鲁迅、找回伟大的鲁迅和鲁迅的伟大、学习鲁迅，是一条几乎能够串联起我六十年教学与治学生涯的红线。“心仪、找回、学习”这三个词语可以作为厘清我与鲁迅研究的关键词，也是生成我的“守正纳新”治学之道的资源之一。

付兰梅：在您从教六十年之际，梳理您与鲁迅研究之间的过往，是对您个人教学与治学生涯的一个小结，也是您与学界同仁就鲁迅研究所做的一次分享尝试。通过您个人在鲁迅教学与研究方面的“独乐乐”以及与学界同仁的“众乐乐”，一定能为更多的学界后生与鲁迅研究相遇相交抛砖引玉。